馮耿光

1905年回國，歷任北洋陸軍第二鎮管帶、協台，廣東武備學堂教習，陸軍混成協標統，澧州鎮守使。1911年任清政府軍咨府第二廳廳長兼第四廳廳長。武昌起義后，被清政府派為參加南北議和的北方分代表。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兼臨城礦務局監辦，參謀本部高級參議，領陸軍少將銜。後任臨城礦務局督辦。1918年3月任中國銀行總裁。1922年改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在這段時期內，張嘉璈任中國銀行副總裁，主持日常行務，在馮的支持下，中國銀行整理了京鈔，並擴充了商股股份，擺脫了北京政府對中國銀行的控制。此外，馮還兼北洋保商銀行董事、大陸銀行董事、中國農工銀行董事等職。1926年再任中國銀行總裁。

1928年起任新華銀行董事長，聯華影業公司董事。1928年10月中國銀行改為政府特許的匯兌銀行，馮專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1931年新華儲蓄銀行發生危機。中國、交通兩行撥款將其改組為新華信託儲蓄銀行，馮為董事長，王志莘為總經理，孫瑞璜為副經理。在馮的支持下，王、孫二人銳意改革新華銀行，該行成為當時最富有朝氣的銀行。1945 年馮耿光改任中國銀行高等顧問，還一度出任過新華銀行董事長。

1947年至1948年10月任中國農工銀行董事長，對業務發展和同人福利備極關心，對銀行前途充滿信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銀行與公私合營銀行董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馮耿光是最堅實的梅黨。為梅蘭芳營宅於北蘆草園，幼薇性固豪，揮金如土，梅蘭芳初起，凡百設施，皆賴以維持。以蘭芳貧，資其所用，略無吝惜。蘭芳益德之，嘗曰：他人愛我，而我不知，知我者，其馮侯乎！

《我在中國銀行的一些回憶》

我1918年3月第一次到中國銀行（以下簡稱中行）擔任總裁。1928年前我曾兩度擔任總裁，以後一直專任常務董事，只在抗戰勝利后的幾年中改任高等顧問。解放后，中行改組獲得新生，我又重新擔任董事。

1918年，我在臨城礦務局任督辦，這個礦局是由華北銀行投資中外合辦的。督辦由中國方面委派，薪金按法郎計算，最初待遇很豐，後來因法郎貶值，逐漸降低。馮國璋到北京就代理大總統后，曾有意要我擔任陸軍次長，我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但只在很短時期中帶過部隊，對於政治一向不感興趣，因此我對於這一職務很覺躊躇。正在這時，王克敏做了財政總長，要想找一個和馮有淵源的人擔任中行總裁，遂來拉我去接替他這一職務。我熟思之後，就決定到中行來。45年來，我在中行的職務，雖有變更，始終沒有脫離過。現在我把在中行經歷的重大事情，就記憶所及，概述數事如下：

從反對袁世凱稱帝說起

袁世凱稱帝前，梁啟超、蔡鍔等密謀反對。王克敏清末曾在日本任留學生監督，與梁啟超結識很早，交情不淺。1913年王在中法實業銀行做中國方面的代表時，曾替袁世凱向該行借到一筆錢，但沒有密切關係。由於他的官癮很大，喜歡熱鬧場面，遂經常參與梁、蔡的密謀。我那時是總統府顧問兼臨城礦務局督辦，事情很閑，也常和他們在一起活動。我們這幫人當時雖對袁認識不清，但贊成共和、反對帝

制是一致的。有一天，蔡松坡相識的妓女小鳳仙問蔡為什麼反對袁世凱做皇帝，蔡說：“現在我們大家見面拉拉手就行了，如果讓袁做了皇帝，我們就要向他跪拜，那還受得了。”蔡在雲南起義后，即率部隊進攻四川。唐繼堯的部隊跟在後面，態度不十分明朗，如果蔡部軍事不很得手，唐部很可能叛變。

就在這時，我到天津，住在利順德飯店，遇見王克敏，他邀我去見進步黨負責策劃的人——蹇念益（季常）。蹇把當時形勢講給我們聽，認為必須北方軍人中有人起來響應，蔡的聲勢才能壯大，反對帝制的起義才能成功。蹇的意思要我趕快到南京去見馮國璋，勸他早日表明態度。我看到此事關係重大，立即答應下來。這時袁的密探布滿在交通要道和頭二等火車中，必須機密行事。當天我就乘三等車南下，到南京時正值午夜一點多鐘。我乘車到馮居住的上將軍府（即太平天國天王府舊址），門衛問我來意，我託辭找馮的上菜工友，混進府去，以免惹人注意。這一上菜工發在前清軍咨府做過事，人很機警，這時是馮的親信。我與他見面后，即囑其不要聲張，將我引到籤押房和馮密談。

馮問到外面情形，我就把各地反對帝制的局勢告訴他，並問他手下有多少軍隊，打算怎麼辦？馮說嫡系軍隊有限得很，所以不敢輕露舉動。我就乘機進言說，袁派了兩路大軍沿著京漢、津浦兩鐵路南下，表面上是和西南方面作戰，實際上對馮也是一種威脅，必須早日表明態度，才是自全之道。馮說：“袁是老上司，如何可以反對。”我說：“袁如不做皇帝，還可以保全大總統的地位。反對帝制，就是為了袁本人和其子女後代的安全，正是愛護老上司。”馮聽了我這番話，勸袁退位的意思才最後決定，立刻吩咐一位賀秘書當晚草擬電稿。次晨我見到馮時，他已坐在那裡看電稿，經我一同參酌，稍加潤色，即於是晨6時發出。

這封電報拍發以後，整個政局為之一變。進步黨梁啟超等通過王克敏和我與馮拉上關係。後來馮任代理大總統，梁任財政總長，王和張嘉璈任中行正副總裁。后王接任財政總長，就約我去接替他的職務。我和馮系前清軍咨府老同事，認識最早，交情也很深，但擔任中行總裁，卻是梁、王的主意，不是馮自己找我的。

王克敏和張嘉璈在中行

在1918年到1928年間，中行總處主要是由王克敏、張嘉璈和我三人共同負責主持，遇事大家商量，分別聯繫辦理。王和我均先後兩度擔任總裁，張則一直擔任副總裁，具體主持銀行業務，沒有更動過。

我和王很早就認識。他的父親王子展（存善），一向在廣東做官，交遊很廣，與我家有世交，因此我和王家父子都很熟悉。王在清末從日本回國，因為他的父親和直隸總督陳夔龍（筱石）有交情，由陳保舉他做天津交涉使。辛亥革命后，馮國璋調任直隸省都督，王仍任交涉使，我曾從中介紹，這是馮、王結識之始。有次馮在交涉使署宴請各國駐天津領事，馮的衛兵不滿意所發的車飯錢，吵鬧起來，王不顧情面，當場申斥。馮對王的舉動不但不見怪，回到都督府還懲辦了鬧事的衛兵，因此兩人的交情倒反而更深一層。王經手中法實業銀行借款時，袁世凱送給他一張100萬元的支票。那時他因為眼睛不好，住在北京六國飯店，要由人扶到總統府去簽字。他回到飯店時，曾拿這張支票要我替他瞧瞧金額，並問我要不要拿點錢去用。我對他開玩笑說：“至少要分我一半，少了沒有用。”這筆錢在當時為數不小，很可以供他揮霍一陣。王在北方很久，對於軍政界各方面人物，都有拉攏，人很機警，政治嗅覺也靈敏。我們在這方面時常要靠他代為籌劃應付，特別是在曹錕、張作霖等人當權時期，中行對外交涉，都是由他出面進行。他在中行多年，關係很深，但對於行里人事，除了兩次大裁員外，很少過問。在歷次政潮中，中行也沒有因為王的政治活動而捲入漩渦中去。

張嘉璈是日本慶應大學出身，在未進中行前，曾在浙江省議會和北京參議院做過秘書，很為王家襄所信任。他到中行來，大概是通過進步黨的關係。他那時年紀很輕，但一般朋友，同事都認為他是政客，有時大家談得很熱鬧，他一來到，談鋒馬上冷淡下來。1926年中、交停兌時，張在上海分行任副經理，曾與經理朱漢章共同籌劃，抗拒北洋政府停兌命令，照常兌現，在對外宣傳聯絡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兩人相處始終不甚融洽。宋也是經常用政客兩個字來形容張的舉動。有一個時期政客兩個字幾乎成為張的綽號。北伐前幾年，每逢中行準備發股息時，我就要電約漢口、杭州兩行經理同到上海和宋漢章磋商分擔墊款辦法。有時宋問我的來意，我回答說：“這不用我說，你心裡也明白。”宋問我墊款幾時可還，我說：“有錢就還，沒錢就慢點還。”宋認為我說話實在，不像張那樣虛偽，說話吞吞吐吐地靠不住，常常約期准還，到期仍然還不了。平心而論，張對於銀行業務經營比較內行，和上海金融界蔣抑卮、李馥蓀、陳光甫等素有聯絡，因此在股東會等方面具有一部分力量。他自到行以後，苦心規劃行務，貢獻很大。宋漢章的話，也只是一面之詞而已。

我和王、張兩人結交有先後，彼此性格能力也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都想把中行辦好，必須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盡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北洋政府財政部因為需款應用，經常將該部持有的中行股票抵借款項，我們就慫恿他們陸續讓售給商業銀行，到北伐前夕，官股為數極少，只剩5萬元了。

京鈔停兌后的整理

我就任中行總裁時，北京中行鈔票停兌（即不能兌現洋），已將近兩年，市面上鈔票行市時有漲落。北京的銀行、銀號，做這種京鈔買賣投機的很多，其中有一大生銀行的經理，名叫張鴻卿，最為活躍。因此社會上流傳的一句聯語是：“大財神人稱燕老（梁士詒字燕孫，有五路財神之稱。有人說民五停兌是他的主張），小錢鬼我怕鴻卿。”可見當時京鈔投機的猖獗了。

北洋政府在宣布停兌時，僅憑國務院一紙命令，上海等地紛起抗命，照常兌現。結果只有北京一地，中交兩行（中國、交通兩銀行的簡稱，下同）發鈔最多，停兌最久，為害也最烈。北洋政府不但放任中、交京鈔在市面上自由買賣，而且還繼續向中、交兩行大量濫借不兌現的鈔票，推行到市面上去。當1916年5月12日停兌時，中行京鈔發行及存款數共為2600餘萬元，到了1917年12月底，增加到6500餘萬元，京鈔的行市也跌落到6折。一般機關官吏，拿到不斷跌價的鈔票，不能維持生活，叫苦連天。

我就任中行總裁以後，每逢在公共場所，聽到人們談到中行京鈔的行市又已跌到幾折了，總覺得非常刺耳，頗想早日設法加以整理恢復兌現，才能對得起社會輿論，否則連中行的生存命運也要斷送了。因此我在最初二、三年中就經常和中行同事在一起研究如何整理京鈔。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時，原有將各國應允緩付的庚子賠款用來整理中、交兩行鈔票的擬議。我到中行后，舊事重提，由中、交兩行聯合呈請政府指定此項緩付賠款及常關稅作擔保，發行7年長短期公債，歸還兩行墊款，收回京鈔，總額共計9300萬元，由1918年5月1日開始發行。但第一次發行的成績不好，截至同年6月29日止，中、交兩行共募得4400餘萬元，不及全數之半。且以財政困難，京鈔一面收回，一面發出，增發數實際上超過收回數，鈔價亦隨之趨跌，引起各方面的責難。中行乃於同年9月呈報財政部，詳述維持京鈔及整理無效的原因，要求政府不再命令墊發鈔券。輿論方面對於銀行和財政混成一片，攻擊尤甚。財政部遂於是月18日行文中、交兩行，正式保證不再令兩行墊付京鈔。這是整理京鈔的重要關鍵。

中行自停止墊款后頓呈生機，即向備分行及中外各銀行商借現金，收縮京鈔。以前售余的公債，也由財政部明令繼續發行售募，計自是年10月12日至次年1o月4日一年間共募得長短期公債各1300餘萬元，收回京鈔2600餘萬元。中、交兩行京鈔流通數目，從1918年4月30日公債發行前的9300萬元壓縮到1919年10月4日的3800萬元，減少約6成。但中、交京鈔市價仍在五折之間，不但不見上升反而下降。各方面紛紛提出整理辦法，中行股東聯合會在上海開會時，也有具體建議。適中行修改則例問題又在臨時議會引起風波，中行京鈔市價較交行京鈔更為低落。

直到1920年春間，因新銀行團在巴黎組成又有大借款成立之說，鈔價逐步上升到七折。中，交兩行認為整理較易著手，便呈請政府發行公債，將京鈔全部收回。但以各地戰事又起，未能實現。且因直皖兩軍在京津一帶作戰，人心恐慌，於是鈔價跌到四折左右的歷年最低價。其後戰事他移，財政部於9月19日重申前請，呈准政府以關余為擔保，自10月1日起發行九年整理金融公債6千萬元，除以2400萬元歸還銀行墊款外，餘數按照票面收回中、交兩行京鈔，以4個月為期，並規定逾期以後京鈔停止流通，無論公私機關，不得再有出入，亦不準再有行市。如京鈔持有人及存戶不願購買公債，准其分向中、交兩行換立分期歸還的現金存單，其利率期限悉與公債相同。所有收回的京鈔，一律切角燒毀。

這時，京鈔數額，已較前大為減少，流通既有限期，商民不敢觀望，投機家也受到限制；且多數積存在各路局及稅收機關，收銷較易。遂在4個月期限內，發售公債5800餘萬元，除歸還銀行墊款外，換回中、交京鈔3403餘萬元，所余公債190餘萬元，分交中、交兩行作為兌換零星京鈔之用。京鈔收回工作至是基本上告一段落。

中行因為財政部發給的公債，不敷歸墊款，京鈔轉為存款者頗眾，致發出定期存單2200餘萬元，負擔甚重，而本身資金不足以應付，乃由王克敏、張嘉璈、吳震修（榮鬯，時任京行副經理）和我共同商量，另行添招商股400萬元，補充實力。不料上海發生證交風潮，因而未能招募足額，頭寸仍很緊迫。所有各項京鈔存單自1921年第三期起未能如約履行照付，不得已又與存戶協商仍用金融公債換回前出存單。但中行所存債券，因籌借政府墊款，多已陸續變抵，只好在1922年下半年冉向各商業銀行借入金融公債1000萬元，以換回存單。所借公債，按照票面金額，分為61個月歸還本利，由總行及滬、津、漢三行共同負擔。這樣，中行京鈔存單的結束，又拖延了5年之久。中行董事會在1929年報告中曾指出：“其後此6500餘萬不兌現紙幣之整理，半由政府發行公債，半由本行自籌資金，其間因應補苴，費10年之力，直至民國16年，始首尾清結。論國家，論銀行，其受損失，固不待言，而他日談我國幣制者，此實一不可忘之事實。”

有些投機商人，在京鈔整理過程中，受到打擊，故極力反對、阻撓。交通京行經理胡筆江利用交行京鈔作為投機工具，結交官府在市場上操縱獲利，對整理京鈔很不贊成，後來看到反對無效，便挾帶投機所得巨資，辭職到上海去。大生銀行張鴻卿曾對我說過：“你們政府銀行發行的鈔票，又何必兌現呢?”他雖不懂什麼貨幣原理，其主張卻和國民黨政府一樣，只是北洋政府的手段，遠不如蔣介石國民黨那樣毒辣罷了。

安福系陰謀奪取中行

1913年頒布的中行則例，規定中行的總裁、副總裁由政府簡任，造成了該行主持人隨著財政總長的更換而進退的局面。自從該行正式成立到1917年不到五年期間，前後擔任總裁、副總裁的共有11人之多，中行就此成為財政部的外府，也是各派政客官僚爭奪的對象。1917年10月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時，約請日本財政學家堀江歸一博士到北京演講貨幣銀行問題，並就中行修改則例，恢復兌現等事，提供意見。堀江認為“欲恢復兌現，非先停止增發鈔票不可；欲停止增發，非停止墊款不可。然效停止墊款，則不可不變更組織，使保持銀行之獨立，不隨政治為轉移。”因此他極力主張正副總裁由政府在股東會所選舉的董事中任命。第二年財政部重新修改的中行則例，就採用堀江的建議。則例明文規定總裁、副總裁由政府於董事中簡任，而董事則由股東大會選舉，任期4年。我就是由中行第一次股東大會選舉為董事，再由政府簡任為總裁。後來財政總長雖然時有更換，中行正副總裁，按照則例規定，不再隨之進退。這樣，中行才脫離了北京政局更迭的影響，整個局面開始穩定下來。

孰知到了1919年安福系得勢，又發生很大的風波。安福系政客想奪取中行的管理權，借口中行新則例只由馮國璋以代理大總統命令公布施行，當時國會解散，沒有經過立法程序。該系議員乃在臨時議會參眾兩院，提出修改中行則例的新議案，要把總裁、副總裁由董事產生等規定完全取消。但是各地中行商股股東普遍反對，西南軍政府和各地方商會等方面亦都通電指責。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和代理國務總理龔心湛，看到情勢不妙，也主張慎重，該案才以“付審查”為名擱置下來。然而安福系政客並不甘心，仍利用同年4月中行股東會在北京江西會館開會的機會，進行搗亂，串通少數股東到會質問中行當局，企圖恢復1913年舊則例，引起激烈的辯淪。但因行方握有多數股權，終於否決了他們的提案。這年冬天，該系議員王伊文等又在眾議院，提出查辦中行正副總裁案。在未提出之前，特託人向我示意，我一笑置之，並致書友人云：“我對於此案不特不為疏通，且盼其成立，依法行查，借明真相，未始非銀行之福也。國家財政，久無辦法，國家銀行，又何能辦，故久有求去之意，不過今日尚非其時耳。現在既有責難，只可鎮靜以待，若因此遽行求去，則我將何辭以自解。”等到該案提出通過後，中行即瀝陳經過，呈請財政部徹查。財政部派員形式上查了一通后咨復眾議院，同時我們又從人事上對該系部分政客進行聯絡，軒然大波才平息下來。

1921年中、交兩行的擠兌風潮

1921年秋冬之交，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搬到北京佟府夾道新房子里去。這房子有一個小型戲台，可以招待一二百人看戲。親友們遂在1月16日以祝壽為名，舉辦了一個堂會，大家湊湊熱鬧。孰知戲碼已經排定，將要開演，忽然有人來報告，北京中、交兩行同時發生擠兌風潮。那時中、交的不兌現京鈔，已經全部收回，但實力不充，加之財政部在這年又先後向中、交兩行借墊軍警餉款480萬元及公債基金墊款700萬元，因此新發兌現鈔票的現金準備，極為缺乏；此外還有大量以京鈔掉換的定期存單，流在外面，即將到期。這些因素就是引起擠兌的原因。

這次擠兌風潮，因為頭寸短缺，兩行一開始時便採用限制兌現的辦法。每有鈔票5元，只兌付現洋1元，餘4元仍付鈔票；且於付款時，故意將現洋反覆敲打，手續異常緩慢。只聽見叮噹叮噹的聲音不絕於耳，十分熱鬧，實際上是為了多拖延時間，少兌出現洋。後來連一點現洋亦不搭付，等於停兌了，於是中、交鈔票在市面上又有了行市，其情形的嚴重，不亞於1916年的停兌風潮。中、交兩行都感到內部空虛，彼此互相探聽對方實力情形，生怕倒閉在對方的前頭。

當時北京的步軍統領王懷慶對於擠兌風潮，非常注意，曾經會同內務部、京師警察廳共三方面代表，深夜召集中、交總行負責人去淡活。我和張嘉璈代表中行，曹汝霖、任振采（鳳苞）代表交行，接連去了好幾次。王懷慶和內務部、警察廳的代表坐在長桌的上首，我等坐在下首，問話時態度嚴肅，一再追問中、交兩行的現款到哪裡去了，是不是私人挪用了，對於交行尤其不客氣。有一次，警察廳長殷鴻壽說：“若在外縣，發生有錢莊停兌倒閉等情事，經理人是要枷首示眾清查財產的。這次在北京城裡，客客氣氣，還不好好交代清楚。”我聽后氣憤極了，就站起來說：“今天我們4個人都在此地，可以暫時拘禁起來，請派大員徹底清查中、交兩行帳目。如果有私人挪用公款，以致發生風潮，情願以身家生命抵償。”王懷慶看到這一局面弄僵了，就說：“您不必動氣，大家坐下來好好談談，想個辦法，應付這個局面。”這才緩和了全場的沉重空氣。經過中、交當局向各方面疏通，終於把這事擱下來。因為這次問話，是由三個官廳共同召集的，我們就把它叫做“三堂會審”。

中行的虧空沒有交行大，京、津兩行又由滬行宋漢章等裝來現洋接濟，因而這次風潮，經過半個月的紛擾就解決了。交行風潮拖延較久，最後聽說由葉恭綽經手，向奉天省官銀號借到現洋400萬元，於次年1月問對外無限制兌現，才把風潮平息下去。

張志潭是直系大將，在靳雲鵬內閣中先後做過農商、內務、交通三部總長，對於中、交兩行的態度，顯然有所不同。遇有關於銀行方面的事，處處與交行為難，大有非擠垮不可之勢。這次風潮發生后，他時常問我交行內容如何。我和他原有世交，彼此相識多年，交情不錯，但他為什麼對交行如此痛恨，最初我還不大明白。直等到梁士詒由張作霖保駕做了國務總理，吳佩孚通電攻擊張、梁，常要牽涉到交行，才知道這完全是一種派系的傾軋。後來奉系失敗，梁士詒下台，交行發生動搖，幸由股東聯合會推舉張謇，錢新之（永銘）擔任總理、協理，才把局勢挽救過來。

幾任總裁的更替

我從接任總裁后，先是應付京鈔停兌后的局面。京鈔的整理，兌現剛告一段落，1921年擠兌風潮又突然發生，雖在兩星期後就歸於平息，我個人卻不願再幹下去了。我對王克敏說：“這一局面，我實在應付不了，還是仍由你來擔任總裁吧！”我的母親也說我年剛40不宜負此重任。因此第二年（1922年）第二屆董事會就改推王克敏為總裁，我退居常務董事之職，副總裁仍由張嘉璈擔任。王就職后，因為全行開支龐大，曾大批裁減總處人員，並於次年在濟南召集經理會議，商定各分行擔負總處開支及維持京行的詳細辦法；又組織業務委員會，各分行經理擔任委員，共同解決各分行的善後問題。

王接任不過一年光景，又去做財政總長，中行總裁職務，由董事會改推金逯（仍珠）擔任。金曾在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時做過財政次長，後由浙江興業銀行葉景葵、蔣抑卮等人推薦，做了中行董事。金在我們這些人中，年事稍長，作風穩健，一切措施，率由舊章，不輕易更動。中行業務，在他任期內，也逐漸走上穩步進展的道路。1926年第三屆董事會成立，他繼續擔任總裁，但因病重不能到行執行職務。王克敏又以其他原因，不便出面，我遂再度被推為總裁。這時北方已在奉軍控制之下，政治，經濟紊亂達於極點。

早在1925年，中行香港分行經理貝淞孫（祖詒）就寫信給北京總處，報告國民黨自從1924年改組以後，有國際援助，聲勢很好。第二年北伐開始，具又報告國民黨政府向廣州銀錢業借款80萬元，僱用挑夫把現洋放在磚頭下面，挑過粵贛邊界大庾嶺，作為中央銀行的發行準備，並且說北伐軍力量雄厚，組織嚴密，勝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打敗北方軍閥。王克敏，張嘉璈和我三人在一起商量，認為北方政局腐敗，是我們所親眼目睹的，軍隊不能打仗也是事實，但南方動態究竟如何，卻不敢輕易相信，最好能有一人親自去看看。王、張兩人認為我是廣東人，如果前去，比較不惹人注意，我也同意以探親為名回家鄉去一趟。

我到廣州，看見那裡各方面情形，另有一番新氣象，和北方完全不同，住了一時就回來。不料路過南京時，被孫傳芳知道行蹤，派人約我去談話。我原無意見他，但又不便推託，只好勉強去應付一下。孫首先問南方情形如何，“赤化”能不能成功？我推說他的消息靈通，一定比我知道得還清楚。孫進一步用請教的口氣徵求我的意見說：一你是我們的老前輩（孫是日本士官學校後期學生），大家可以暢快談談。張作霖是土匪，蔣介石是流氓，兩個人都來拉攏我，你看我和哪一個人聯合比較好?”孫接著又說：“北伐軍很能打仗，不容易抵擋。”我當時心裡想，這種重大的事情，豈可以隨便答覆，只好用空洞的話來搪塞一下。不料我回到北京時，孫已和張作霖搞在一起了。我看到南北政局將發生重大的變化，就和王克敏、張嘉璈兩人商量，由王和我留在北方，應付北洋軍閥，張嘉璈因母病很重，正好趕到上海，就地與國民黨聯絡，相機應付。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28年總處搬到上海時為止。

張作霖、蔣介石向中行強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維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麼問題。不料有一天，駐在保定的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部，忽然派一參禁到中行總處來找我說，他們有一筆進口押匯的軍火，約值30萬元，在未交貨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銀行擔保，張學良要我以中行名義簽字擔保。我因茲事關係重大，推說須經董事會通過，而當時各董事散居各地，無從召集，難於照辦。對方堅持不允，最後說要派一副官帶領憲兵四人護送我到保定去見張學良，當面商量。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陸軍次長楊毓珣設法。楊說：“千萬不可同去，否則便沒有辦法。”即由楊親自找張作霖說明原委，一場虛驚，才算平安渡過。

張嘉璈在上海應付國民黨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順利的。他和黃郛，陳其采，錢新之等人，原來都是很熟的朋友。當北伐軍到上海時，國民黨就指派陳，錢等人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中行由吳震修代表參加。有一次這個委員會議決，先湊二五庫券墊款100萬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兩行各擔任50萬元。先是錢新之與宋漢章商量，宋不允墊借，後由吳向宋勸說，宋仍堅決不答應，並且說：“孫傳芳軍隊，已經過江來了。”吳看到這事無從下台，就賭氣不管，一個人溜出邊門跑去看電影。因為這筆墊款發生波折，財政委員相繼辭職，蔣介石大為不滿，第3天就打電報給宋漢章，非要借1000萬元不可，措辭異常強硬，雖經再三疏通，最後還是分期照借了。二五庫券第一次發行總額就有3000萬元，滬行擔任的數目也不少。宋漢章因為不善於應付，堅決要求辭職，遂由總處決定把宋提升為滬區行總經理，後由董事會推為常務董事，所遺滬行經理職務，由貝淞孫接任。

國民黨政府攫奪中國銀行

1928年中行被迫改組，增加官股，是國民黨攫奪中行的開始。這年中行總處從北京搬到上海，我也下決心把北京的房子賣掉，移家南下。同年11月17日中行在上海銀行公會開股東常會，由我主持。原來議程中列有改選第四屆監察人和第三屆董事兩案，卻因為國民黨政府已於10月26日公布中國銀行條例，不得不臨時撤銷，故於常會後接開股東臨時會，同意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改組方案。張嘉璈實際上是參與方案的擬訂的。

根據這一方案，中行改組為“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把國家銀行的職能拱手讓給中央銀行。中行的官股除原有5萬元外，增加495萬元，以公債拔充，合為500萬元，計占股分總數1/5，由財政部加派官股董事3人、監事1人。原任商股董事監事，雖未滿期，全部改選。王克敏因幫助北洋政府借款，已於是年4月間被通緝。董監事人選中與北洋政府關係較深者，均掉換為與國民黨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華僑富商。總處組織也由總裁、副總裁製改為董事長、總經理制，由李馥蓀任董事長，張嘉璈任總經理。我本不願意擔任總裁，就此擺脫這一職務，專任常務董事，不再到行辦事。這是中行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遷，中行在北洋政府時期成為經理國庫的國家銀行地位和局面也就宣告結束。

回憶中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1917年底為1.4億元，1928年底為3.8億元。鈔票發行額，1917年底為7000萬元，1928年底為1.7億元。1928年底，全國銀行發行總數為2.9億元，中行發行總數約佔半數；全國各銀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為9.8億元，中行存款總數約佔四成。中行自從1916年停兌以後，信用破產，創深痛巨。在這一時期中，軍閥混戰，財政困難，對於金融事業的發展，影響尤大。我們經過11年的努力經營，獲有上述成就，雖很渺小，總算為中行打下初步基礎，國民黨政府上台後攫取中行，所以採用緩進辦法，也是因為中行這時在金融界已有相當力量，可以暫時利用的緣故。

張嘉璈在改組之初，對於國民黨還存有幻想，一心要模仿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辦法，將中行辦成為有國際地位的匯兌銀行，他於1930年從歐美各國考察歸來，添派英美留學生多人來行，銳意經營業務：一方面增設倫敦等國外經理處，推廣國際匯兌；另一方面將各分行遷至通商口岸，利用原有的鈔票發行，積極與工商企業聯絡。雖然1931年長江流域大水災，“九·一八”東北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對社會經濟尤其是金融業是嚴重的打擊，但中行業務仍有進展。到1934年底，全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達5億餘元，各項放款為4億餘元，均較中央銀行多一倍許，發行總數為2億餘元，較中央銀行多兩倍半。上海等地中行的聲勢，都遠遠超過中央銀行。國民黨政府為了控制整個金融事業，乃以“鞏固金融，救濟工商業”為名，於1935年3月再度改組中行，指定宋子文為董事長，調張嘉璈為中央銀行副總裁，改任宋漢章為總經理。股本總額增為4000萬元，官股原為500萬元，再增加1500萬元，以國民黨政府新發行的金融公債抵充，共為2000萬元，在總股額中所佔比例自1/5增加到1/2。官股董事、監察人和常務董事的人數都有增加，政府的力量更深地滲透到中行來，四大家族就此直接支配了中國銀行。

國民黨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攫取中行，聽說王克敏和胡筆江都是宋子文的幕後策劃人，但張嘉璈卻事前毫無所聞，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據吳震修說，當改組消息發表時，張嘉璈曾以長途電話把他從南京分行叫到上海來商量。他當時情緒很激動，說不出話來，過一會兒才對張說：“我與你在中國銀行共事多年，從前稱呼你副總裁，現在稱呼你總經理，不願意再在別處稱呼你副總裁。”吳震修的意思是勸張嘉璈不要就任中央銀行新職務，但是最後張還是去了。這樣，國民黨政府通過兩次改組的命令，只用幾張公債預約券，便把歷史悠久的中行奪去為四大家族所私有，從此中行變為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大銀行。

宋子文在中行新董事會成立時，曾設宴招待董監事及高級人員。我想這是他們這幫人的慶功宴，與我無干。恰在這時，梅蘭芳到蘇聯去演出，不在上海，他的幾個孩子搬到我家裡養病，我就藉此託詞不去參加了。

解放以後，中行才回到人民的懷抱，成為公私合營的我國外匯專業銀行。

宋子文當權后的二三事

我在中行常董會時，曾有一次因為一筆外匯放款事，與宋子文發生齟齬。宋這時已在廣東銀行有大量投資，並由宋子安任董事長，想要中行放一筆美金給該行，為數約美金20萬元，以該款買進的美國證券作抵押。我當時認為美金押款未嘗不可以做，但抵押品作價須照市價打折扣，不能十足抵用；如市價低落時，還要隨時補足差額。宋當時很不滿意，但也不便反對。這筆押款，就此沒有做成。後來聽說宋通過中行紐約經理外還是用存放同業方式，把這筆錢借去。

抗戰發生，中行總處移設香港，我和吳震修也先後去港。中行常董會雖沒有召開，我卻又為了上海中行大樓事得罪了宋子文。就在抗戰第二年，宋在美國忽然要把上海外灘中山東一路23號中行大廈（即現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辦公處）全部房地產過戶給美國一家保險公司，一切條件，都已大致商妥，但須經過中行常務董事們同意簽字，才能成議。宋漢章要我表示意見，我說：“現在抗戰期問，我行總處不得已搬到香港，但在上海各地還發行有大量鈔票，收存有很多存款。如果把上海分行營業用的房屋，轉移給外國人，那就要失盡人心，自壞信用了。宋子文要這樣辦，盡可以用他自己董事長名義去做，這事我作常務董事的不能簽字。”宋漢章見我的態度非常堅決，也不敢簽字。這項中行大樓易主問題，就此擱起來了。孰知宋竟因此對我大為不滿。因此抗戰勝利后，中行董事名單中就沒有我的名字了。張群認為我在中行這麼多年，為什麼不能保持一個商股董事席位，曾經問過孔祥熙。孫說：“子文不贊成。”孔擬改任我為官股董事，我未同意，遂改聘我為高等顧問。

宋漢章在解放前夕，誤聽人言，跑到香港去。他在香港發給中行高級職員退休金時，託人通知我，如我到香港去，所有住港費用，可由總處預為籌措。我不願意長期流亡到海外去，只好辜負他的“好意”了。

我在舊中國銀行供職30幾年，都是直接間接替統治集團辦事。解放后，黨和人民政府給我以信任和照顧，我又重新擔任了中行的私股董事。

（選自《文史資料精選》第五冊，林漢甫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