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孫服

質孫服是元代達官貴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徵，皇帝所賜質孫服，多以顯示對臣僚的寵愛，受賜者往往以此 為榮。按照參加質孫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質孫服的結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帝王、大臣、貴族等上層社會的人士所穿的沒 有“細摺”的腰線袍以及直身放擺結構的直身袍；另一類是在質孫宴上服務於這些上層人物的樂工、衛士等所穿的辮線袍。

質孫服是元代宮廷最具特色的預宴禮服。是皇帝頒賜的同色不同制，有等級差異的，出席皇帝即位、壽辰、冊立皇后、太子、正旦慶典、群臣上尊號、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等內庭大宴時，包括皇帝、百官、儀衛、樂工統一穿著的禮服。

質孫服原為蒙古族軍服（戎服），便於乘騎等活動。成吉思汗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為大型的聚會、飲宴提供了物質條件，逐步形成了質孫宴的雛形。但當時參加宴會的人缺少統一的服飾。當物質條件進一步豐富之時，服飾便成為彰顯其地位、等級的重要手段。但因為“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里非常詳細地記述了忽必烈時期的質孫宴盛況，以及所穿質孫服之華麗、精美：“衣其最美之金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騎尉一萬二千人，衣同色之衣，與大汗同。所同者蓋為顏色，非言其所衣之金錦與大汗衣價相等也。各人並系一金帶，此種衣服皆出汗賜，上綴珍珠寶石甚多，價值金別桑確有萬數。此衣不止一襲，蓋大汗以上述之衣頒給其一萬二千男爵騎尉，每年有十三次也。每次大汗與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異其色，足見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也。”

元仁宗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十二月中書省奉聖旨定服色等第：“比年以來，所在士民，靡麗相尚，尊卑混淆，僭禮費財，朕所不取。貴賤有章，益明國制，儉奢中節，可阜民財。”

直到元英宗孛兒只斤·碩德八剌即位，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才建立元朝的輿服制度。“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廷大宴則服之。……，凡勛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也就是說，只有受賜者才有質孫，而並不是百官上任即有。“下至於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有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雲。”樂工、衛士等在質孫宴時服用，目的是使這重大場合服裝整齊劃一。質孫宴時，雖然各級人士穿著的質孫色彩一致，但面料質地、裝飾以及款式上卻上下有別。天子質孫冬服十一等，夏服十五等，其他百官的質孫服則夏服有十四款定色、冬服分九等定色。

明代統治者也看到質孫服的活動便捷、穿著舒適的優點，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將質孫全面繼承，制定其校尉服飾：“令校尉衣只孫，束帶，襆頭，靴鞋。只孫，一作質孫，本元制，蓋一色衣也。”這裡的質孫應是有細摺的辮線襖。明朝蔣一葵曾記：“在朝見下工部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后乃知為上直校鵞帽錦衣也。”明朝萬曆年間，許多人已不知只遜（質孫）這個詞了，但此時校尉衣仍沿用明初校尉質孫的款式。後來明代皇帝外出乘馬時所穿的“曳撒”，就是把辮線襖這種質孫服衣身放鬆加長改制的服裝。

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滅西夏、金之後，民族組成主要以蒙古族為主。元代由於民族矛盾比較尖銳，長期處於戰亂狀態，紡織業、手工業遭到很大破壞。宮中服制長期延用宋式。直到1321年元英宗時期才參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連下裳上緊下短，並在腰間加襞積，肩背掛大珠的“質孫服”制，漢語稱“一色衣"或"質孫服”。這是承襲漢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點的服制。

“質孫服”服用面很廣，官臣在內宮大宴中均可服用，樂工和衛士也同樣服用。這種服式有上、下級的區別和質地粗細的不同。天子的質孫冬服有十五個等級（以質分級層次）。每級所用的原料和選色完全統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體效果十分完好。比如衣服若是金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的質孫夏服共有十五等級，與冬裝類同。百官的冬服有九個等級，夏季有十四個等級，同樣也是以質地和色澤區分。

質孫服是蒙古族服裝的傳統形式。蒙元時期蒙古族袍服中交領形式是最典型的，因此，質孫服的領型為交領。由於受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從蒙古後期開始流行的“右衽”直到元代成為制度加以確立，就成為蒙古袍服衣襟疊壓關係改變的關鍵，因此質孫服的領型是右衽交領形式。

在質孫宴上的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即為狩獵和競技比賽，因此不論從傳統還是質孫宴上的活動內容以及後來明代將其作為校尉服，質孫服袖的形製為傳統窄袖。當然，蒙古族傳統搭護（半袖）也是質孫中常見的式樣。

按照參加質孫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質孫服的結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帝王、大臣、貴族等上層社會的人士所穿的沒有“細摺”的腰線袍（款式為有腰線，但無細褶）以及直身放擺結構的直身袍；另一類就是在質孫宴上服務於這些上層人物的樂工、衛士等所穿著的辮線袍。

質孫服的面料主要是元代最具特色的納石失（織金錦）。在天子、百官質孫中有七款都是由織金錦作為主要面料，所配套的服飾品更多使用加金織物。除此而外，還有怯綿里（剪絨）、粉皮、銀鼠、速夫以及各種高檔絲綢織品等。

按元制，民間不允許製作質孫服，而官府所制質孫服也非買賣品，不得流入民間。元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4年），中書省宣徽院曾奏“議得控鶴除輪番上都當役外，據大都落後並還家人等，元關只孫襖子裹肚帽帶，不得將行貨賣。並織造只孫人匠，除正額織造外，無得附余夾帶織造，暗遞發賣。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及不系控鶴人等，若有穿系裹肚束帶，各處官司盡數拘收。若有詐贓控鶴騷擾官府百姓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嚴行懲戒。行下拱衛司依上拘收禁約。”對私織質孫服的人，“奉聖旨：私織的人根底和造假鈔一般有，教刑部家好生的問者。”

於是，質孫服這個特定場合穿著的特殊服飾就成為蒙元時期宮廷服飾的代表，它具備以下主要特徵：大汗御臨的內廷大宴上才能穿著；大宴上每日一換；必御賜（早期可能有些不是御賜）；必須按定製由工匠專制。

在天子和百官的質孫服中，寫明裝飾的有加寶里（膝襴或袖襴），綴大、小珠等裝飾形式，龍紋及其他裝飾紋樣都是質孫服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謂“只孫官樣青紅錦，裹肚圓文寶相珠”。

對於質孫服中配套的冠帽，在《元史》中非常詳細地列出，有暖帽、重頂冠、鈸笠、捲雲冠、寶貝帽、頂笠、漆紗冠、后檐帽等，當與不同面料袍服配套時，其面料和裝飾各有不同。

元代天子的質孫，冬服有十一等，如穿金錦剪茸則戴金錦暖帽；穿大紅、桃紅、紫、藍、綠的寶里（服下有襴者）則戴七寶重頂冠；穿紅、黃粉皮服則戴紅金答子暖帽（金答子即帔，為暖帽後有帔者的一種帽式），穿白粉皮服則戴白金答子暖帽。

夏之服飾有十五等。穿答納都納石矢（織金錦）並綴大珠於金錦則戴寶頂金鳳鈸笠，服速不都納石矢綴小珠於金錦則戴珠子捲雲冠；穿大紅珠寶里紅毛子答納則冠珠緣邊拔笠，穿白毛子金絲寶里（加襴的袍）則戴白藤寶貝帽，穿大紅、綠、藍、銀褐、棗揭金綉龍五色羅則戴金鳳頂笠。戴笠的色澤，各隨所服的色澤。穿金龍青羅則戴金鳳漆紗冠，穿珠子褐七寶珠龍答子則戴黃牙忽寶貝珠子的帶有后檐的帽子，穿青速夫金絲闌子則戴七寶漆紗的帶有后檐的帽子。

質孫服是蒙元時期非常重要的宮廷禮儀服飾，它對後來蒙古族袍服的發展影響至深。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變革的年代，物質生活習俗方面元代雖然多承襲了固有傳統，但有些方面也呈現出一些時代特色。首先在服飾習俗方面，元代各民族人民的密切來往，使他們服飾文化的交流具有非常典型的時代性，質孫服作為這個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服飾為後人留下許多思考的空間。

1368年蒙古貴族退居漠北草原以後，質孫宴隨之消亡，真正意義上的質孫服也不復存在。但質孫服中的斷腰袍卻被明代統治者直接利用，並且賦予了新的名稱。在明帝王的推崇下，地位逐步提高，成為內使太監、校尉、百官、貴胄甚至帝王騎乘、宴飲、遊樂、禮樂等場合穿著的服裝，並在民間廣為流傳，成為蒙古族服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一種。

元代之“質孫宴”亦“詐馬”筵，很久以來，一直得到學術界的關注。本文根據重新搜集的資料，從“只孫服”的生產、賜予、形制著手，相繼考察了這種燕饗的起始沿革、定期時間、舉行地點、固有儀式、上席過程，以及結束之際的活動等項。聚會之目的，在於凝結君臣之間的感情，在於決定國家上下的大事。就“質孫”、“詐馬”詞義而言，儘管都與“衣”、“服”相關，卻由入席者的“馬”也須精心裝飾，其被附會為“奓馬”之義，也可說是事出有因。至於清初，“詐馬”活動仍然開展，其內容已與昔日完全不同。追思中古時期的衣著，不僅是宴會服裝，就是普通服裝，有元一代的蒙古婦女，也頗有創新。至於“屈眴”，與“質孫”毫無關連。

《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禮典燕饗》：“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饗之禮。親疏定位，貴賤殊列，其禮樂之盛，恩澤之普，法令之嚴，有以見祖宗之意深遠矣。與燕之服，衣冠同制，謂之質孫，必上賜而後服焉”。乃為孛兒只吉氏一代“與燕”、“預宴”之服的“質孫”亦“只孫”，早在太宗在位，就已有了相當的生產規模。逮至世祖一朝，將之作為臣下“賜予”物貨之一宗，並為之修建了專門的庫藏。至於寧宗朝，更下達了不許典質的禁令。《元史》卷二《太宗紀》、卷九、卷一二《世祖紀》、卷三七《寧宗紀》：“太宗二年夏五月，帝在達蘭達葩之地，大會諸王、百僚，諭條令曰：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諸婦人制質孫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驏牛徇部中，論罪，即聚財為更娶”。“至元十三年十二月，賜伯顏、阿術等青鼠、銀鼠、黃鼬、只孫衣，余功臣賜豹裘、獐裘及皮衣帽各有差”。“至元十九年十月，禁中出納分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只孫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設官吏掌鑰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二十二人董其事”。“至順三年 十月，敕：百官及宿衛士有隻孫衣者，凡與宴饗，皆服以侍。其或質諸人者，罪之”。

“質孫”亦“只孫”服的“賜予”，自大蒙古國肇建初年，即已開始，此後，歷諸帝而延續不斷。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元史》卷一二四《岳璘帖穆爾傳》、卷一五○《耶律阿海傳》、卷一二二《昔里鈐部傳》、卷一四九《劉黑馬傳》、卷一三二《玉哇失傳》、卷一二二《鐵邁赤傳》：“仳理伽普華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賜以金虎符、獅紐銀印、金螭椅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仍食三十三郡”。“[耶律]買哥，通諸國語，太祖時，為奉御，賜只孫服，襲其父（）中都之職”。“明年（太宗十三年），班師，授[昔里]鈐部千戸，賜只孫為四時宴服，尋遷斷事官”。“辛丑（太宗十三年），改[劉黑馬]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陜西諸軍萬戶，夾谷忙古歹、田雄等並聽節制。入覲，帝慰勞之，賜銀鼠三百為直孫衣”。 “帝（世祖）嘉其（玉哇失）功，賜金帶、只孫、錢幣甚厚”。“[耶律]驢馬，備宿衛，為必闍赤，仕至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於柳林，命驢馬居其父（耶律買哥）位次，賜只孫服”。“至元二十六年，入覲，帝命[鐵邁赤]充寳兒赤，扈駕至和林，賜只孫冠、服”。虞集《道園類稿》卷三八《句容郡王世績碑》：“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土土哈）”。

成宗、武宗、仁宗、順帝朝，《元史》卷一一九《玉昔帖木兒傳》、卷一七八《梁曾傳》、卷一七七《吳元珪傳》、卷一七六《秦起宗傳》、《謝讓傳》、卷一四三《巙巙傳》：“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如家人禮，賜其（玉昔帖木兒）妻禿忽魯宴服及他珍寳”。“大德十年，召[梁曾]為中書參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帝（武宗）在軍中，即聞[吳]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帝（仁宗）曰：為御史，當如是（秦起宗）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仁宗]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謝]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帝（順帝）察其（巙巙）真誠，虛己以聽，特賜只孫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暨，黃溍《金華集》卷二四《答失蠻神道第二碑》、卷二六《史惟良神道碑》：“買奴，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只孫、金玉、馬腦、車渠、七寳諸束帶，及它衣幣服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貫”。“怯來，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泰定三年，拜[史惟良]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裡四、貂鼠衣一。天歷二年，特授資政大夫、御史中丞、知經莚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裡各十”。

其形制，《元史》卷七八《輿服志冕服》：“天子質孫，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納石失（金錦也）、怯綿里（翦茸也），則冠金錦暖帽；服大紅、桃紅、紫、藍、綠寶里（寶里，服之有襕者也），則冠七寶重頂冠；服紅、黃粉皮，則冠紅金褡子暖帽；服白粉皮，則冠白金褡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其上並加銀鼠比肩（俗稱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納都納石失（綴大珠於金錦），則冠寳頂金鳯鈸笠；服速不都納石失（綴小珠於金錦），則冠珠子捲雲冠；服納石失，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寶里紅毛子答納，則冠珠縁邊鈸笠；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服駞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銀褐、棗褐、金綉龍五色羅，則冠金鳯頂笠；各隨其服之色。服金龍青羅，則冠金鳯頂漆紗冠；服珠子褐七寳珠龍答子，則冠黃牙忽寶貝珠子帶后檐帽；服青速夫金絲襕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則冠七寳漆沙帶后檐帽。百官質孫，冬之服凡九等：大紅納石失一，大紅怯綿里一，大紅官素一，桃紅、藍、綠官素各一，紫、黃、鴉青一。夏之服凡十有四等：素納石失一，聚線寶里納石失一，棗褐渾金絲蛤珠一，大紅官素帶寶里一，大紅明珠答子一，桃紅、藍、綠、銀、褐各一，髙麗鴉青雲袖羅一，駝褐、茜紅、白毛子各一，鴉青官素服寶里一”。

“質孫”亦“只孫”，主要在宴會上服用。《元史》卷六七《禮樂志元正受朝儀》、卷七八《輿服志冕服》：“宴饗殿上，侍儀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至質孫”。“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製。凡勛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雲”。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九《靳德進墓誌銘》：“御極之初，特旨拜公（靳德進）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台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宴服也”。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一八《張珪墓誌詺》：“故事：侍宴別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張珪）受賜，因得數宴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三○《只孫宴服》：“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張昱《可閑老人集》卷二《輦下曲》：“只孫官様青紅錦，裹肚圓文寶相珠。羽仗執金班控鶴，千人魚貫振嵩呼”。柯九思《丹丘生集》卷三《宮詞》：“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宮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珍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凡諸侯王及外番來朝，必錫宴以見之。國語謂之質孫宴。質孫，漢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

“質孫”宴亦“詐馬”筵之定期舉行，自世祖朝始。王禕《王忠文集》卷六《上京大宴詩序》：“蓋自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於燕，復采古者兩京之制，度關而北，即灤陽為上都。每歲大駕巡幸，後宮諸闈，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既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奓馬宴，又曰只孫宴。奓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矝炫也；只孫者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詐馬行，並序》：“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濟遜}[只孫]，珠翠金寳，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為樂，唯宗王、戚里、宿衛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職敘坐合飲。諸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凡三日而罷。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馬三匹，它費稱是，名之曰{濟遜}[只孫]宴，{濟遜}[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至元六年歲庚辰，忝職翰林，扈從至上京，六月廿一日，與國子助教羅君叔亨得縱觀焉”。

關於世祖朝的“只孫”亦“詐馬”，義大利東來旅行家馬可—孛羅也有較為詳細的記錄。《馬可波羅行紀》第九○章《男爵一萬二千人於大節慶日，各受金袍十三襲事》：“應知大汗待遇其一萬二千委質之臣名曰怯薛丹者，情形特別，緣其頒賜此一萬二千男爵袍服各十三次。每次袍色各異，此一萬二千襲同一顏色，彼一萬二千襲又為別一顏色，由是共為十三色。此種袍服上綴寶石、珍珠及其它貴重物品，每年並以金帶與袍服共賜此一萬二千男爵。金帶甚麗，價值亦巨，每年亦賜十三次，並附以名曰不里阿耳（Bolghari）之駝皮靴一雙。靴上綉以銀絲，頗為工巧。彼等服之，儼同國王。每年在十三次節慶中，命各人各衣其應服之袍服。君主亦有袍服十三襲，顏色與諸男爵之袍服同，惟較為富麗，而其價值未可以數計也，每次彼所服之色與諸男爵同。君主頒賜一萬二千男爵每人袍服十三襲，合計共有十五萬六千襲，其價值甚巨，前已言之，帶、靴之價亦巨。大汗之頒賜諸物者，蓋欲其朝會之燦爛莊嚴。尚有一事前忘言之，今為君等補述，以廣異聞。應知節慶舉行之日，引一大獅子至君主前，此獅見主，即俯伏於前，似識其主而為作禮之狀，獅無鏈紤。未見此事者，聞之必以為奇也”。

所稱“質孫”宴、“詐馬”筵，自有固定的“儀式”。“盛陳奇獸”、“誦讀札撒”、“頌揚帝德”，便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灤京雜詠》卷上“錦衣行處狻猊習，詐馬筵開虎豹良。特敇雲和罷弦管，君王有意聽堯綱。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稱成吉思皇帝札撒，於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雲和署，隸儀鳳司，掌天下樂工”。《丹丘生集》卷三《宮詞》：“萬國貢珍羅玉陛，九賓傳贊卷珠簾。大明前殿筵初秩，勛貴先陳祖訓嚴。凡大宴使臣，掌金匱之書，必陳祖宗大札撒以為訓”。貢師泰《玩齋集》卷四《上都{咱瑪}[詐馬]大燕》：“清涼上國勝瑤池，四海梯航燕一時。豈謂朝廷誇盛大？要同民物樂雍熙。當筵受幾存周禮，拔劍論功識漢儀。此日從官多獻賦，何人為誦武公詩”？《王忠文集》卷六《上京大宴詩序》：“列聖相承，是遵是式。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勵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彛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闕者，此一時館閣諸公，賡唱之詩所為作也。故觀是詩，足以驗今日太平極治之象，而人才之眾，悉能鳴國家之盛，以協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

伴隨著音樂、舞蹈，豐盛的食物逐一上桌，筵席開始。《南村輟耕録》卷五《興隆笙》，：“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眾管於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簨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眾樂皆作，笙止，樂亦止”。《灤京雜詠》卷上：“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儀鳳司，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金台集》卷二《{錫喇鄂爾多}[昔剌斡耳朶]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珊瑚小帶佩豪曹，壓轡鈴鐺雉尾高。宮女侍筵歌芍藥，內官當殿出蒲萄。柏梁競喜詩先捷，羽獵爭傳賦最豪。一曲霓裳纔舞罷，天香浮動翠雲袍”。“綉綺新裁雲氣帳，玉鉤齊上水精簾。鳯笙屢聽伶官奏，馬湩頻煩太僕添。風動香煙飄闔殿，日扶花影上雕檐。金盤禁臠纔供膳，階下傳呼索井鹽”。《可閑老人集》卷二《輦下曲》：“黃金酒海贏千石，龍杓梯聲給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樂太平年”。《玩齋集》卷四《上都{咱瑪}[詐馬]大燕》：“卿雲弄彩日重暉，一色金沙接翠微。野韮露肥黃鼠出，地椒風軟白翎飛。水精殿上開珠扇，雲母屏中見袞衣。走馬何人偏醉甚？錦韝賜得海青歸”。

宴會結束之際，常有頒賜和狩獵活動。《玩齋集》卷四《上都{咱瑪}[詐馬]大燕》：“簫韶九奏南風起，沙燕高低撲綉簾。醽綠酒多杯迭進，鷓鴣香少火重添。舊分宮錦縁衣襵，新賜奩珠簇帽檐。日午大官供異味，金盤更換水晶鹽”。《金台集》卷二《{錫喇鄂爾多}[昔剌斡耳朶]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上林宮闕凈朝暉，宿雨清塵暑氣微。玉斧照廊紅日近，霓旌夾仗彩霞飛。錦翎山雉攢游騎，金翅雲鵬織賜衣。宴罷天階呼秉燭，千官爭送翠華歸”。錢宰《臨安集》卷一《題蕃王出獵圖》：“燕山八月秋草黃，秋髙馬肥弓力強。蕃王朝辭詐馬宴，羽獵不敢齊長楊。西風獵獵邊城戍，小隊旌旗打圍去。英姿颯爽思奮揚，面如玉盤身倚樹。金羇朱纓玉腕騮，紫貂兜鍪銀鼠裘。燕姬如花向前騎，從官騎列春雲浮。猛士先驅仗金鉞，胡笳一聲鼓齊咽。驄駒並載雙歇驕，海青翻臂思超越。黃須健兒勇且驍，虎紋交韔懸在腰。翻身控弦響若掣，一箭射落雙飛雕。馬上雙鵰馳獻捷，凱歌向王王擊節。金杯進酒飯黃羊，馬潼淋漓手新捩。穹廬張天落日黃，醉擁嬋娟馬前歇。百年富貴空畫圖，桑田茫茫海水枯。畫中豪傑八尺軀，昔何勇銳今何愚！悲風蕭蕭渺絕漠，漠南千里王庭無”。

除了“衣”上有特色外，入席者的“馬”也有特色，而“奓馬者，俗言其馬飾之衿炫也”，所說也不假。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雜制篇》：“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侈相高”。《灤京雜詠》卷上：“千官萬騎到山椒，個個金鞌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不僅“以雉尾飾馬”，還有專門為馬裝飾的情況，被稱為“裝馬”。《清容集》卷一五《裝馬曲》、卷一六《內宴》：“彩絲絡頭百寳裝，猩血入纓火齊光。鍚鈴交驅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齊肩顫金鳳。絳闕蔥蘢旭日初，逐電回光颷斗動。寳刀羽箭鳴玲瓏，雁趐卻立朝重瞳。沉沉椶殿雲五色，法曲初奏歌熏風。酮官庭前列千斛，萬瓮蒲萄凝紫玉。駝峰熊掌翠釜珍，碧實氷盤行陸續。須臾玉巵黃帕覆，寳訓傳宣爭俯首。黒河夜渡辛苦多，畫戟雕閎總勛舊。龍媒嘶風日將暮，宛轉琵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閉，長跪齊聲呼萬歲”。“寶勒猩纓雁翅屯，錫鑾欵欵奏南熏。珠冠聳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采分。宮漏解留黃道日，御爐能接紫霄雲。漢家天子空英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非常有趣，無論“質孫宴”之“質孫”，還是“詐馬筵”之“詐馬”，其詞義都與“衣”、“服”相關。已故韓儒林先生《元代詐馬宴新探》一文指出：“質孫服的衣料是回回地面工人織造的，鑲綴只孫服上的寶石明珠是回回商人販運來的。這些人當然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稱呼這種衣料和珍寶”。“在波斯原文中，納石失衣就寫作jamaha-yi nasich。波斯語jamaha，意即外衣、衣服”。“質孫宴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預宴者必須穿戴御賜的質孫服，且以衣服的華麗相炫耀。因此，人們把它稱為詐馬宴亦衣宴，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實上，質孫和詐馬指的本是同一件東西”。而宴會的目的，在於凝結君臣之間的感情，在於決定國家上下的大事。王惲《秋澗集》卷五七《呂嗣慶神道碑》：“公（呂嗣慶）資穎悟，應對周旋，動恊睿思，自爾顧遇頗異，出入殿庭，寒暑夙暮十載間，謹畏小心，未嘗易常度。上審其可用，命提點尚食局事。國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饗，三者而已。雖矢廟謨、定國論，亦在於樽爼饜飫之際，故典司玉食，供億燕犒，職掌視前世為重。凡群臣預燕衎者，冠佩服色，例一體不混餚，號曰只孫，必經賜茲服者，方獲預斯宴，於以別臣庶疏近之殊，若古命服之制。公前後被賜只孫錦服十餘襲，寵數之隆，於斯可見”。

不僅是宴會服裝，就是普通服裝，有元一代的蒙古婦女，也頗有創新。高士奇《天祿識余》卷四《金羅半面》：“元仁宗宴群臣於長春殿，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為迭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此為例”。沈德潛《萬曆野獲編》卷一四《比甲只孫》：“元世祖后察必，弘吉剌氏，創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后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蓋以便弓馬也。流傳至今，而北方婦女尤尚之，以為日常服。至織金組綉加於衫襖之外，其名亦循舊稱，而不知所起。

又有所謂只孫者，軍士所用。今聖旨中時有製造只孫件數，亦起於元時，貴臣凡奉召內宴飲，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衛士常服，亦不知其沿勝國之俗也。只孫《元史》作質遜，華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時服之，故云”。及至明中葉，“只孫”服轉而成為衛士的“上直”軍裝了。《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只孫，元時貴臣侍宴之服。今衛士擎執者服之。紵絲地團花，有青、綠、紅三色。錦、紗、只孫，已上三種惟織染局造；錦與只孫今亦未見”。蔣一葵《長安客話》卷一《皇都雜記只遜》：“景泰中，在朝見下工部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后乃知為上直校鵝帽錦衣也”。

至於清初，“詐馬”的涵義已與昔日完全不同。愛新覺羅弘曆《御制詩三集》卷八《塞宴四事詐馬》：“詐馬，為蒙古舊俗，今漢語俗所謂跑等者也。然元人所云詐馬，實咱馬之誤。蒙古語謂掌食之人為咱馬，蓋呈馬戲之後，則治筵以賜食耳。所云只孫，乃馬之毛色，即今蒙古語所謂積蘇者，是亦屬魚魯。茲扎薩克於進宴時，擇名馬數百，列二十裡外，結束鬉尾，去覊韉，馳用幼童，皆取其輕捷致遠，以鎗聲為節，遞施傳響，則眾騎齊騁，驫（馬戎）山谷，騰躍爭先，不逾晷刻而達掄。其先至者三十六騎，優賚有差，所以柔遠人、講武事也”。趙甌北《檐曝雜記》卷一《蒙古詐馬戲》：“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其王公侍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后，必諏日進宴，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弦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卸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革勺）者千百群，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系駒首，舍己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驏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戲作》：“蒼顏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屈眴輕衫裁鴨綠，葡萄新酒泛鵝黃。歌姝窈窕髯遮口，舞妓輕盈眼放光。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李文田《元耶律文正公西遊錄略注補》：“屈眴，似即元人之只孫”。不過，“屈眴”自有來歷。《宋高僧傳》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郁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復袷，非人間所有物也”。釋重顯《祖英集》卷上《送秀大師》：“欲留不可留，冩意不及意。屈眴迢迢安足雲？花偈聨聨太容易。君不見劉陽叟絕希冀，送人只道無他事。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御選明詩》卷九○來複《送日本希白上人禮祖塔之金華》：“天香吹滿屈眴衣，幾度承宣到鳯池？梵語傳來西竺戒，華音吟得大唐詩”。《古歡堂集》卷二二《衣缽》：“《郭青螺集》：萬曆乙酉（十三年），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傳衣、寶缽、革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鏤。《傳燈録》謂：西域屈眴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缽本瓷器，為廣東提學魏庄渠所碎。或雲有心碎之，或雲偶墜諸地，僧以漆膠，仍似缽形，而寶色無光。革履雲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長耳。考衣實出達摩，非佛所遺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