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雲章

時鄭州豫豐紗廠因虧損瀕臨倒閉，該廠虧欠中國銀行的債款難以收回，束上書宋子文，建議中國銀行投資接辦豫豐紗廠，並條陳管理辦法，得到宋子文的讚賞。宋讓他主持此事。之後豫豐轉虧為盈，並得到較大發展。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束把豫豐紗廠遷到重慶，並在西安創辦雍興實業公司，下轄眾多工廠，束從此成為抗戰後方的實業巨子。民國34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委任束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總經理(總公司設在上海)，管理接收上海、天津、青島的日偽棉紡廠財產，在全國金融業中頗有聲望。時丹陽旅滬人士聚首商請束雲章到家鄉創辦紗廠，以復興丹陽經濟，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束欣然允諾。利用他的影響，經過勘測籌劃，由中國銀行、雍興實業公司、重慶豫豐紗廠共同投資，於民國35年秋動工籌辦丹陽紗廠。民國36年秋正式投產。

束在解放前夕離開大陸去台灣，仍以辦金融實業為主，先後創辦紡織、麵粉、水泥等廠多家。1973年12月在台灣逝世。

一，從中銀一小職員做起

1915年，年近三十的束雲章經由推薦考選，始入北京中國銀行，任職總管理處。

此時中國銀行由大清銀行改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銀行，雖採行英美新制，“許多清季官場風氣，還是非常濃郁。行員稱為師爺。若干人存有半官半商半中半洋的僚氣”。束雲章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英文部預科，入此行非科班出身，受到歧視，少不了一番歷練。試用期間，自習會計及銀行簿記，總算升到了“領組行員”，也就是管發行。一般說來，銀行的主要業務分為存、匯、放，發行工作似乎有點“無足輕重”。束雲章卻是謹飭縝密，不習流俗，在發行“暗記券”鈔票時，千方百計擴大了發行額，受到總管理處的重視。所謂“暗記券”，是指不屬於本行範圍的外地銀行鈔票。鈔票上面有暗記，本行代為發行而已。只要繳到對成現金就可發十足的鈔票，等到外地那家銀行從市面上兌回這批鈔票，超過50%后，才向本行索補差額。因此可用少數的現金準備，來擴大本行的金融周轉。在通行硬幣的時候，就要靠發行來進行推廣，其手腕如何，完全取決於個人之能力。由於束雲章勤勉供職，“別人辦不了辦不通的事，他一經手就告解決，上級主管非常器重，級位也逐步晉陞”。

當時中銀的一套人事制度，摹仿英國銀行，年資及考核，訂得十分嚴厲和呆板，但同時可磨礪出堅毅沉著的良好品質。束雲章幹練有為，治事一絲不苟，各地辦事處及分支行，調進調出不知多少次，歷經十年以上，方升至漢口中國銀行副經理、鄭州中國銀行經理等職。1929年，束雲章出任天津中國銀行副經理，主持發行業務，提出“吸收存款必須先放款”，“放款不能遷就勢力和情面，要扶持工農生產，創造發展”，反對“與票號錢莊，作某種聯繫或委託承兌”等主張，均被天津中國銀行總經理卞壽蓀（白眉）接納。當年的發行額，即增至四千萬元，為歷年來的最高記錄，已超過天津交通、上海商業儲蓄、浙江興業三家銀行之總和。而創辦合作社，舉行合作貸款，推行改良棉種，“創全國銀行與農村社會直接接觸之先聲”；扶植天津寶成、河南衛輝、華新、山西晉華、晉生、雍裕等紗廠，使其能起衰振敝，並接辦鄭州豫豐紗廠等，“金融實業，唇齒車輔，先生肩之，不遑啟處”（徐柏園語），以致聲譽大著，人稱“束八爺”（排行老八）。曾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的程滄波這樣評價束雲章：“從前我一位同鄉銀行界老前輩謝霖甫先生曾說過：‘你不要看那銀行的房子那麼宏偉，銀行的房子是偉大，而其中的人物是十分渺小的。’這幾句話真是深入。我引謝先生這句話來論雲老，雲老不是大房子中的小人物，而是大房子中的偉大人物。他的人格偉大，胸懷宏達，真正夠得上是一位銀行家……”

二，脫穎金融而扶持實業

說起來，束雲章毫無背景，憑藉個人治事勤能，果決明快，在當時金融界脫穎而出，為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津行總經理卞白眉等人有所倚畀（時有“北卞南宋”之謂，北即卞白眉，南即宋漢章，宋繫上海中國銀行總經理），實非偶然。不過，這位銀行大房子中的“大人物”，其一生最重要的事功，真正是從四十歲后才開始的。抗戰前幾年，河南豫豐和記紗廠因經營不善，曾向上海中國銀行借款若干。中銀總管理處不僅未加控制，反而轉知津行，繼續予以貸款。其原因豫豐和記系滬上鉅賈穆藕初先生合股集資創辦，為華北地區大型紡織企業之一。無奈穆氏企業甚多，對遠在二千餘里之外的紗廠，或有些鞭長莫及，以致連年虧損，難以維持。束雲章為維護中銀的利益，並考慮豫豐創辦不易，建議總行與穆氏商量，由中銀信託部收購該廠股票，協助管理。此時豫豐大小股東見公司處境艱難，不特股息數年未付，股票也無人問津，於是便紛紛出手，及至1936年9月，中銀信託部已掌控豫豐90%以上股權，原董事長穆藕初召開臨時股東會，改選董監事。卞白眉當選董事長，委任束雲章為中銀管理豫豐紗廠辦事處主任、豫豐紗廠總經理，津行副經理職位不變。束雲章甫到鄭州，即開工生產，對原任廠長予以信任，總秘書、總會計、總稽核等亦驛馬未動，並在棉花收購價格、防止奸商壟斷等採取措施，是年年終決算，即略有盈餘。

次年抗戰軍興，中銀決定隨國民政府轉移，束雲章受命於非常時期，一方面代總行主持華北各分支行撤退事宜，一方面布置將豫豐紗廠五萬餘紗錠全部拆遷重慶，“數萬箱機件從鄭州運到漢口，然後裝船至沙市、宜昌，溯江而上……”，正值秋冬長江枯水期，水位低落，灘多險急，觸礁船隻不計其數，五萬餘紗錠運抵重慶，剩四萬餘錠；布機三百部，則不幸沉潛江底，其損失計25%以上。至1939年春，沿海各大口岸，均淪為敵手，大後方物資日趨見窘，極待自行補救，尤以紗布為軍民所急需。豫豐既已入川，政府莫不希望快建而早觀厥成，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豫豐董事長卞白眉等人，心情尤為迫切！束雲章督令日夜趕工，親力親為，且當機立斷，對建築承包商提出工料補償的辦法（時物價上漲，法幣貶值，承包商無利可圖，出現消極怠工現象），以維持適當利潤，終使廠房在預期內大功告成。是年底，一萬五千錠裝置完竣，翌年元旦既開工；之後又陸續裝置一萬五千錠；同時設立豫豐分廠，再添一萬錠，“至此，豫豐已開四萬錠，為後方首屈一指之紡織工廠”，中外人士，皆嘆奇迹！

其時戰爭正烈，西北大後方工業蕭條，所有物資不敷軍需和民用，國民黨中央擬開發大西北。1939年11月，宋子文特召束雲章，共商其事。束問宋子文：如何開發？宋言尚未細訂，無非設立工廠，改進農業，增加生產而已。束建議道：不如先由中銀投資二百萬元，創辦一家實業公司，設各種工廠，生產急需物資，由他本人兼任總經理。但因非常時期，公司必須擁有自主權，不受總行干預或動輒請示，始可完成任務。宋表示可行，即委任束雲章為中銀雍行（即天水分行，簡稱雍行）經理，分管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銀行業務，兼及河南局部、湖北襄樊等地，並籌辦雍興實業有限股份公司，仍兼任豫豐總經理。這一年，束雲章五十五歲。

1941年10月10日，雍興公司在甘肅天水城內正式成立，而各企業籌辦卻早在進行中。先後創設十三個廠礦企業：陝西蔡家坡紗廠，紗錠二萬枚；蔡家坡酒精廠，日產酒精一千加侖；蔡家坡機器廠，置設備三百部；陝西隴縣煤礦，日產煤四百五十噸；蘭州麵粉廠，每日制面一千五百袋；蘭州毛紡廠，自行紡織與漂染；蘭州化工廠，設玻璃、肥皂、製藥三分部；蘭州機器廠，置設備五十部；四川廣元酒精廠，日產酒精五百加侖；長安印刷廠，置對開以下平板機及鑄字設備；還有長安製革廠、陝西虢鎮業精紡織廠、雍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設紡織、機械兩科）。以上資金，均來自中國銀行，不僅與軍需有關，更多是民生濟用。與湖北省合作，將張之洞創辦的“武昌紗布局”遷至陝西，創立咸陽紗廠，加上戰前津行曾投資的咸陽及靈寶機器打包廠，此時三廠均由雍興代管。在西安設立火柴廠（合資），供應西北諸省，使無匱乏。1943年，與新疆省政府合辦迪化紡織廠。更值得一提，雍興公司還擁有貨車數百輛，對外稱謂“西北運輸處”，對於支持抗戰，秦關隴坂蜀道，乃至緬甸往新疆，櫛風沐雨以遄征，功不可沒。而這一切，全賴於束雲章“金融扶植實業，工業支持抗戰”的堅定信念，“不憚締造之艱辛，惟以匡時為己任”，利用大西北有限資源，使之成為戰時一工業重鎮。據其助手呂鳳章回憶：“雲公於抗戰期間除主持雍行和雍興業務外，在重慶以豫豐紗廠為中心，也有很多任務業，他的時間分配在西安與重慶各半，每次他到西北，對已有業務固然有很多指示與改進，也常策劃新事業。”抗戰勝利前夜，束雲章與同事仍在燭光下（時西安電力不足）商討籌辦造紙廠事，突接一電報，次日即趕往重慶，去接受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命。

三，出長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再次找束雲章，擬聘為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總經理、兼任經濟部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束考慮良久，才表示接受，但惟領中銀一份薪水，不願享受中紡一切待遇。宋答應了這一要求。行政院之設中紡公司，是為接受全國各地原在華日商紡織企業，並采國營方式，經營兩至三年，以改善此時的財政之窘。此前，國民政府一直堅持紡織工業民營化原則，而戰後制定的《收復區敵偽工礦業接收整理計劃》，雖提及對敵偽工礦業可視情況實行民營，但基本原則卻是國營。儘管大後方紡織業資本家均表示不滿或反對，甚至提出“要求優先承購”，但11月27日召開的行政院第722次會議，仍通過中紡公司案。12月4日，在重慶舉行第一次董監事會議，束雲章正式走馬上任。

中紡總部設在上海江西路138號，青島、天津、瀋陽等地設分公司。這次接受在華日偽紡織企業八十五家，紗錠二百六十三萬餘枚，線錠四十三萬餘枚，布機四萬四千餘台，員工十六萬餘人，為空前未有的一個國營紡織集團。當時美國最大的紡織企業，不過一百萬錠。束雲章坦言：“這是一個中外少有的機構，我在不求有功，準備失敗。”一般認為，國民黨接受工作十分不堪，中紡則一例外。當時駐節上海的江蘇省監察使程滄波這樣說過：“日本投降后，目睹各方面接受之混亂，惟有中紡公司有條不紊，接收不久，就開工生產。”滬上輿論也認為：倘若接受大員都能像束氏一樣，何愁戰後恢復生產之虞？

其實，中紡開辦並非一帆風順，“太平洋戰爭後期，日軍鋼鐵不足，拆毀許多紡織廠的機錠，用以煉鐵，設備多遭破壞”，真正可開動的紗錠僅二十五萬餘枚。以宋子文的想法，清點完畢后即迅速開工，談何容易？倘如沒有一種敢於負責、不為中挫的勇氣和魄力，不可能短期內實現開工。“束雲章廢寢忘食，待深思熟籌之後，決定實行人事、技術、營業、財務四大公開，作為經營中紡之方針；並依照滬、青、津等地民營企業員工待遇標準支付員工薪資，以安定員工生活，俾得專心為公司服務”。日本技術人員皆被留用，待遇與中國員工完全平等，如此公誠待人，“使不少日人感激涕零。後來返日，在日本成為工商業巨子，對束氏盛德，感念至深”。歷時經年，已開動紗錠達一百七十四萬餘枚，線錠三十三萬枚，布機三萬八千台。為有效管理及穩定產品質量，束雲章挑選優秀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專家，組建一個檢查團，終年在全國各廠巡迴。

束出長中紡公司，實際掌控全國80%以上紗與布的生產，國民政府亦望成為財政的一項重要來源。中紡開辦，流動資金算下來就需一千二百多億，政府則撥給了六十億；束當時稱：幸而得到美棉貸款，才從中設法維持。1947年政府要求從7月至年底，撥繳國庫七百五十億，我們到9月止，就已撥去三百億，實際盈利已達到一千億以上……或許這是當時國營企業史上空前傑作，束雲章也自信地說：我不相信有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其時正值物資缺乏，幣值不穩，工潮迭起，局勢混亂之際，2月政府宣布禁止買賣黃金、外鈔，遊資開始集中至紗布等日用品的囤積上，黑市價格隨之狂漲。國民黨某些黨政要人，文武官員，乃至名公巨卿，意欲套購中紡紗布，轉手牟利，均遭束的拒絕。一時間，中紡紗布已成為平抑物價的法寶，每天拋出幾千件以上，牌價不到黑市幾分之一。“無怪蔣介石也要對束先生表示青睞，蔣經國擔任上海金融特派員時，對金融以及平抑物價政策，常求教於束先生，並尊稱束老伯”。

1948年11月，束雲章辭去中紡總經理之職。其理由是膺選為立法委員，不宜繼任，實則有更深的原因。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表明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宋拋售黃金平抑物價失敗）。束與新任濟經部長陳啟天（次年改任政務委員兼工商部長）多次衝突，分歧在於中紡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中紡初始，“全以商業性質組織公司開展業務，其最高機構應為董事會”，而此時則須受經濟部統管。束認為，無形中變成一政府機關，直接來自政府的指令、決策使其必須首先奉行長官意志，市場原則往往退居其次。及至次年，政府進一步加強棉業統制政策，並要求中紡繼續堅持拋售低價紗布政策，束表示反對，“政府目前拋售花紗布辦法，對棉價則盡量提高，對紗價則力予抑低，將使中紡公司不斷虧蝕，至於不能維持生產之地步……”而法幣瘋狂發行，物價暴漲，單單要求紗布一項繼續低價，與現實顯然不合。束雲章強烈要求中紡民營化和商業運作。

此時政府也打算出售中紡，以彌補財政赤字，回籠大量法幣，緊縮通貨。當時經濟部核定：全部國營事業之估價總值約二點五億美元，其中僅中紡公司總值達一點三億美元。出售中紡，遂成業內和遊資關注的焦點，贊成與反對，各執一詞。束雲章雖然支持讓售民營，內心又憂慮政府會不會“把這種勝利的代價，交給一二個發國難財者所有”？於是如何出售中紡出台兩種意見：一為個別標賣；二為發行股票。政府決定採行後者，因正準備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業已崩潰的法幣，其準備金之一便是出售中紡公司等這些原來的敵產。束雲章並無過多異議，惟要求中紡公司員工對於中紡股票擁有優先承購權，可集資承購一部分股票。

1948年9月4日，中紡公司舉行最後一次董監事聯席會議，工商部長陳啟天、中央銀行副總裁劉攻芸、中紡公司總經理束雲章、副總經理吳味經、全國錢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抹雲老人”秦潤卿等十餘人出席，決議舊公司（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業務至9月10日為止，所有賬冊、案卷清理結束，從9月11日起改組為新公司（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營業。

9月6日，中央銀行宣布中紡股票四天後正式發售。“上海市場卻絲毫不感興趣，據各代售行局報告，售出股票寥寥無幾”，僅占規定出售二百萬股的1.85%（其中上海出售35850股，南京出售285股，天津出售540股，北平出售305股），其根本原因在於，政府的棉業全面統制政策，抑制了民營紗廠自由經營權；而中紡股票規定只出售30%，其餘則為政府掌控，縱有民股加入，仍未改國營本質，“中紡公司股票缺乏吸引遊資的魅力，加之1948年以後經濟情況惡化，不少紡織資本家紛紛逃貨、遷廠，致使整個紡織工業走向全業破產的邊緣。而國民黨統治末期政府各部門之間、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之間、決策監管當局與市場之間缺乏溝通和良性互動，資本市場日益失序，無法正常運作”，中紡民營化和股票發售最終失敗。

1949年1月，束雲章偕夫人由滬飛抵台北。先後出任台灣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董事長、工商協會理事長、台灣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工業總會理事長、國貨館董事長等職，兼任雍興、新華、益民、嘉興、益民等公司董事長。如何復興台灣經濟，束向當局建言：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一是蘇聯式統制經濟；一是英國式社會政策，由政府來控制管理重要公私生產事業，作合理的生產與分配；一是美國式自由企業，儘管有人攻擊它是資本主義，可是生產發達，科學進步，人民生活比較任何國家良好，國力富強冠於世界。我們的經濟政策、工業方針，舍仿效美式自由企業外，實無他途（束雲章《怎樣整頓公營事業和扶植民營工業》，1952年5月15日）。

四，“公誠勤敏”的立身處世原則

束雲章終身服務於中國銀行，一生對紡織和機器兩業投效最多。說起來，並非個人因素，實與當時民族工業的步履維艱不無關係。從歷史的脈絡看，中國早期南北開設的諸多銀行，“很少懂得生產事業，也無挹助實業的業務”。直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銀行合組銀團放款挽救申新紗廠，使其復興，開端之後，才步入了金融業協助大工商業的正軌，發揮了鼓勵及挹助實業的作用”，這正是束雲章金融實業報國的起始，並於此一發而不可收，對中國紡織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熟識束雲章的友人看來，束之所以深得高層信任和支持，在事業上蔚為大觀，不僅在於其對理想或信念的身體力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一生堅持“公誠勤敏”的立身處世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中，都保持著自己的人格，從不攀權附貴。……身上看不到一點市儈習氣”。早在京師大學堂求學時，束雲章常仗義執言，得罪校方。遜清遺老商衍瀛對此既賞識又有微詞：一切都好，就是嘴上不饒人，將來做人處事，如不痛自斂抑，必吃大虧……束雲章認為這位提調大人的話很對，可就是無法改變自己“耿介而不隨兮”的性格。

有一年，杜月笙到西安，歡迎場面很大，惟束雲章一人不願前往。問其原因，束回答：杜月笙是白相人，我為什麼要去接他？杜是中國銀行董事，按一般禮節，束當然要去接風。可杜又是青幫頭目，束不願與之合流。張公權先生原是中國銀行董事長，後任交通部長。1940年赴西北視察，途經天水，當地機關和各界組織歡迎。束未去，張公權下了汽車即步行至中國銀行拜見束雲章。束對張說：因你的汽車到來，並無固定時間。而我工作又忙，派一位庶務作為代表迎接，他是你在總管理處時的老同事，最好不過了……張公權大笑，對束雲章冼練務實的處事風格，感懷至深。又有一年，戴笠到西安，宋子文特意通過中國銀行電台托束雲章轉交一份電報，並指示束安排住宿。束不加理會，只派了一位副經理處理此事。事後人們分析，束是不願與這樣的人物打交道。儘管戴有所不快，束則若無其事一般。

束雲章的社會閱歷很深，雖然從銀行一小職員做起，卻有著良好的素修和見識，上至黨政官員，下至販夫走卒，一樣可以交談，又從不失其個人立場。在中紡時，經濟部長陳啟天約見束雲章，稱有公務面談。見面后，卻掏出一份名單，束數了一下，約有七八十人。陳對束說：這些均為黨政要員子弟及舍弟親屬，請老兄高抬貴手，覓一棲身之地，后當重報。此時中紡董事會受經濟部統管，若以一般處理，或有所接納。束雲章則不留情面：中紡為生產單位，並非救濟部門，凡事要計算成本，用人訂有標準。奉交名單，遇有機會，當量才延用。此時公司還有事，暫且告退……言畢，起身即去。

相反，被束雲章看中的人才，則不拘一格，大膽使用。在台灣工商界頗具聲望的呂鳳章，抗戰前畢業於清華，留德時既獲國家工程師稱號，不過二十六歲。束當時將他從西安大華紗廠挖來，並委以重任，不久即提升至雍興公司總核稽。後來雍興公司從西北遷回上海再到台灣，全賴其一手主持，井然有序。呂鳳章回憶道：“我們搶運出幾百萬美金的機器，……連中國銀行也不知道有這麼一筆財富在台灣。雲公指示我將運台機器清單做好，將清單一併交中國銀行。……他指示我要將一隻螺絲釘也記載清楚，不得有任何遺漏，雲公這種公私分明、一絲不苟的態度，不但為我們後輩所敬仰，就是全國上下工商界人士都熟悉他的為人，他在工商界清譽崇高不是偶然的……”

束雲章儼然舊派人物模樣，一身長衫褲褂，線襪布鞋，頭髮向後梳，長瘦的臉龐上，鐫有歲月風霜的皺褶。嗜酒與弈棋，為平生兩大愛好。適與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著名學人朱家驊有兒女葭莩之親，不過彼此間，則不拘泥於名位，道義之交，尤甚於戚誼之篤；惟其酒，而情投意合，與戴季陶，“時或杯酒留連，一枰相對，偶逢休沐，恆至宵分”（束自語）；與朱家驊，滬上晤面，無須酒菜，僅以花生米助興，“相對乾杯，互不相讓，如此計飲大瓶白蘭地一瓶，薄荷酒一瓶，意猶未盡，經勸阻后，不醉而歸……”（婿朱國璋語）

1973年12月15日，束雲章病逝於台北，享年八十八歲。蔣中正親筆題挽：志業長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