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藝文志

北宋歐陽修撰寫的古籍

《新唐書·藝文志》由北宋歐陽修(1007-1072)等撰。此《志》以唐毋煚的《古今書錄》為藍本,收書除據《古今書錄》照錄外,還增加了《舊唐書·經籍志》所不錄的唐人著述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卷。

在每個類目內,分“著錄”與“不著錄”兩部分,“著錄”是指《古今書錄》原有的著錄;“不著錄”是指歐陽修所新增入的唐代著作。

古籍簡介


《新唐書·藝文志》共四卷,在分類體繫上仍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其中經部分《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經解》、《小學》十一大類,較《隋書·經籍志》多出《經解》一類,共著錄文獻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
“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其中《易》類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自李鼎祚《周易集注》以下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為“不著錄”者);《書》類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零六卷(自王元感《尚書糾謬》以下四家、二十卷為“不著錄”者);《詩》類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自許叔牙《毛詩纂義》以下三家、三十三卷為“不著錄”者);《禮》類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自元行沖《類禮義疏》以下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為“不著錄”者);《樂》類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自張文收《新樂書》以下十家、九十三卷為“不著錄”者);《春秋》類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自王玄度《春秋左氏傳注》以下二十二家,四百零三卷為“不著錄”者);《孝經》類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自尹知章《孝經注》以下六家、十三卷為“不著錄”者);《論語》類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自韓愈《論語注》)。
以下二家、十二卷為“不著錄”者)《讖緯》類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類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自趙英《五經對訣》以下十家、一百二十七卷為“不著錄”者);《小學》類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自徐港《書譜》以下二十三家、二百四十五卷為“不著錄”者)。子部儒家類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自陸善經《孟子注》以下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為“不著錄”者)。
經部后無大序,每類后亦無小序;著錄時首為撰者,次為書名、卷數,絕大多數無註釋,有者僅為極少數。據此《志》可以考見唐代經學文獻的收藏及唐代經學著述的情況,並且,從唐人經學著作的品目中,既可反映當時的著述風氣,亦可為了解與衡量這一時期的經學文化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據。
單行本主要有清沈炳震《新舊唐志合鈔》本,其對兩《志》所收部數、卷數都重新核算,並加按語,頗便研究;195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史藝文志》本,亦將其與《舊唐書·經籍志》合帙。

特點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佈、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
《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
《新唐書》修成后,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因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
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卷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向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迹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
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
《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鑒》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鑒》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辭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
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鍊,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佔有正統地位,一般人只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卷,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沖《唐書釋音》25卷。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1)吳縝《新唐書糾謬》,20卷,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卷,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3)王若虛《新唐書辨》,3卷,見《滹南遺老集》。(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卷。(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注錄抄本一冊)。(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