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藝文志
北宋歐陽修撰寫的古籍
《新唐書·藝文志》由北宋歐陽修（1007-1072）等撰。此《志》以唐毋煚的《古今書錄》為藍本，收書除據《古今書錄》照錄外，還增加了《舊唐書·經籍志》所不錄的唐人著述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卷。
在每個類目內，分“著錄”與“不著錄”兩部分，“著錄”是指《古今書錄》原有的著錄；“不著錄”是指歐陽修所新增入的唐代著作。
《新唐書·藝文志》共四卷，在分類體繫上仍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其中經部分《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經解》、《小學》十一大類，較《隋書·經籍志》多出《經解》一類，共著錄文獻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
“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其中《易》類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自李鼎祚《周易集注》以下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為“不著錄”者）；《書》類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零六卷（自王元感《尚書糾謬》以下四家、二十卷為“不著錄”者）；《詩》類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自許叔牙《毛詩纂義》以下三家、三十三卷為“不著錄”者）；《禮》類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自元行沖《類禮義疏》以下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為“不著錄”者）；《樂》類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自張文收《新樂書》以下十家、九十三卷為“不著錄”者）；《春秋》類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自王玄度《春秋左氏傳注》以下二十二家，四百零三卷為“不著錄”者）；《孝經》類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自尹知章《孝經注》以下六家、十三卷為“不著錄”者）；《論語》類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自韓愈《論語注》）。
以下二家、十二卷為“不著錄”者）《讖緯》類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類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自趙英《五經對訣》以下十家、一百二十七卷為“不著錄”者）；《小學》類六十九家，一百零三部，七百二十一卷（自徐港《書譜》以下二十三家、二百四十五卷為“不著錄”者）。子部儒家類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自陸善經《孟子注》以下三十九家、三百七十一卷為“不著錄”者）。
經部后無大序，每類后亦無小序；著錄時首為撰者，次為書名、卷數，絕大多數無註釋，有者僅為極少數。據此《志》可以考見唐代經學文獻的收藏及唐代經學著述的情況，並且，從唐人經學著作的品目中，既可反映當時的著述風氣，亦可為了解與衡量這一時期的經學文化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據。
單行本主要有清沈炳震《新舊唐志合鈔》本，其對兩《志》所收部數、卷數都重新核算，並加按語，頗便研究；195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史藝文志》本，亦將其與《舊唐書·經籍志》合帙。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佈、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
《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
《新唐書》修成后，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因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
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卷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向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迹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
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
《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鑒》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鑒》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辭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
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鍊，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佔有正統地位，一般人只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卷，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沖《唐書釋音》25卷。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