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明

中國古代文明探源的重點在文獻記載的“五帝”時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擬訂的課題包括：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漢字的起源、夏商周時期環境的變遷、農業和牧業起源、手工業的發展、城市起源、戰爭與文明起源及王權形成的關係、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等。相關課題還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時期音樂、繪畫、雕刻藝術、天文與曆法、數學和金屬礦產開採等。

考古學家將在傳說中炎黃集團主要活動區域內，提取五千年前古人類遺傳基因，將其與夏商周、秦漢以至現代中國各地人類基因對比，以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

結合中國古文明的特點和個性，有人綜合提出了中國早期文明時代5個方面標誌的看法：

①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國家公共權力的確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態為出現了都、邑（國都、城邑），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實施政治權力的基地，有大面積夯土基址的宮殿建築等。

②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現象。常常從墓地布局和墓葬規格（如棺槨、隨葬品）等反映出來，並伴隨著出現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較複雜的禮儀制度和為王權服務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禮器可視為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時出現禮儀中心建築物，特別是宗廟成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標記，還產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禮場所。

④文字系統的出現。因早期文明社會掌握和使用文字的範圍甚窄，只能從散見的個別文字發現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銅鑄造和玉雕業的興盛。這在中國既代表了物質文化的時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為社會政治服務而滲透著強烈觀念形態的性質。

無論世界和中國，早期文明社會還有高低層次的差別，都經歷了由初創到繁盛的階段。最初文明的發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各種觀點 根據上述理論，具體分析現有實物資料的涵義，以判明中國文明時代開端的年代和文化遺存，是考古學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課題，尚無定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 會發展研究中心重點課題“古象雄文明探源”暨古象雄佛法大藏經漢譯工程於2013年7月20日在北京啟動。漢譯工程不僅僅將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還將探源古中國與古印度、古波斯，甚至與古希臘之間文明及文化互相影響、融合的歷史。

遠古象雄文明的勢力曾經波及到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覆蓋整個西藏地區。這些地區的文化又滲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一帶，後者曾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頻繁的地區。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兼并統一西藏各部落，建立強盛的吐蕃王朝，西藏正史開始書寫。

而近幾年考古發現紛紛證明：古象雄文明才是西藏文明真正的根。

據漢文和藏文典籍記載，象雄古國(事實上是部落聯盟)，史稱羌同、羊同；在7世紀前達到鼎盛。《藏族人口史考略》一文記載，根據軍隊的比例，象雄人口應不低於1000萬。後來，吐蕃逐漸在西藏高原崛起，到公元8世紀，徹底征服象雄古國。此後，象雄文化漸漸消失。

西藏本土古老佛教本教的文獻被專家稱為“象雄密碼”。《吐蕃王統世系明鑒》記載：“自聶赤贊普至墀傑脫贊之間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護持國政。”而當時的古象雄文字，主要用於本教經書典籍的書寫。

據《西藏王統記》《朵堆》等典籍記載，象雄幸饒彌沃如來佛祖對 過去原始本教進行了許多變革，創建雍仲本教，被稱為西藏最古老的古象雄佛法。幸饒彌沃如來佛祖首先創造了象雄文字，並傳授了“五明學科”：工巧明(工藝學)、聲論學(語言學)、醫學、外明學(天文學)和內明學(佛學)。古象雄文明就以“雍仲本教”的傳播為主線而發展起來。

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副主任欒建章曾撰文評價古象雄文明及本教的歷史意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要了解西藏文明，必先了解象雄文明;要研究藏傳佛教，也必先研究雍仲本教。否則探究愈深，離真相可能愈遠。

史料記載，公元7世紀，當唐朝文成公主攜帶釋迦牟尼12歲等身佛像和佛經遠嫁松贊干布之時，後者已迎娶了彼時象雄國公主李圖曼，當時松贊干布的祖輩皆尊崇國教雍仲本教。

隨著時光流逝，那些記錄古象雄文明的文字慢慢消失於歷史塵埃之中。後代挖掘出的伏藏手抄本流傳下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將散落各地的《甘珠爾》陸續集結成冊。據了解，《甘珠爾》的內容原本篇幅浩大，歷經數千年歲月變遷，其中一些經文已軼失不存，現存178部，包括《律》74部，《經》70部，《續》26部，《庫》8部。內容涉及佛學、哲學、邏輯、文學、藝術、星相、醫學、科學、工程等領域，是總匯藏民族本土文化知識的百科全書，至今仍對西藏人民的信仰和生產、生活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

《象雄大藏經》的部分內容——在《甘珠爾》的《經》部中，有關地球的起源，是這樣描述的：地球是風的速度所帶來的溫度、溫度所帶來的粘合度、粘合度所帶來的土壤、宇宙分子積澱其中組合而成的。在醫學方面，《甘珠爾》記載了人體陰陽結構、身體結構、病原的顯現和預防治療等；今天人們所說的“七分飽”，被《甘珠爾》描述為“胃的四分說”：兩分飯、一分水、一分消化空間。

《甘珠爾》中有關公元7世紀前西藏地區與周邊地區風土習俗的記載，也在細微之處展現了幾千年前的文化。通過《甘珠爾》可以看到，當時傳授經法的佛陀，途經各地遇到了怎樣的歡迎儀式，欣賞怎樣的樂器舞蹈。各個地方民俗風貌如何，各個地區乃至各國度之間人們如何交談互動，一一呈現於紙端，宛若眼前。

“藏族文明的根和源頭是本教的東西。翻譯這些文獻，對藏文化的根和源頭才能釐清。”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才讓太長期以來致力於象雄文明的研究。他表示，古象雄文明的古文獻研究一直處於較零散現狀，這些文獻一旦翻譯出來，就可以發掘更多象雄文化精髓。

提起充滿神秘色彩的古象雄王國，也許很多人並不了解，甚至會感到陌生。古絲綢之路上的風沙穿越千年，將這段公元7世紀之前的歷史塵封於雪域高原之上。然而，作為西藏文化和雲南納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融合了中原、西亞和南亞三大文明精華的 古象雄文明，時至今日卻還依舊閃耀著光輝。

對於古象雄文化來說，要使其“活起來”，無法繞過一部全景式反映古象雄文明的 百科全書——《象雄大藏經》。然而長期以來，因其缺乏漢譯版本，致使我國對象雄文化的研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相比之下，國外對象雄文化的研究和重視程度已走在前面，催促著我們去挖掘和梳理這一寶藏。作為印度佛教傳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貫穿於西藏的方方面面。“從生產到生活，從民俗到信仰，處處都有象雄文化的影子。比如祭山神、轉山等宗教活動儀式，都源自象雄文化。

”2013年7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丁真俄色活佛開始組織人員整理、翻譯《象雄大藏經》。一個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的《象雄大藏經》漢譯工程就此展開。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十分重視藏文化的保護和挖掘，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這也使古象雄文化得以重現生機。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古象雄文獻分佈零散、內容龐雜，給翻譯和整理它們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同時，優秀的翻譯人才也十分匱乏，除了要精通古象雄文和藏文、漢文，還必須了解古象雄的歷史。這些都導致我國對古象雄文化的研究一直處於滯后狀態。

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古象雄文化的挖掘與保護已極為迫切地需要發出中國之聲。如果古象雄文明

研究工作做好了，我們將對伊朗高原文明、中亞西亞文明、歐亞大陸橋文化獲得絕對性話語權，這對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乃至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都將大有裨益。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已經或正在經歷著從氏族到國家演變過程中的質的轉變，為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或可稱“原始文明”時期。這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如公元前3500年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遼寧凌源牛河梁壇廟冢遺址，便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當時為建造巨型公共建築物調動組織了很大的社會力量，採石、制玉、制陶已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還出現了神職人員等特殊階層，表明已存在高於氏族部落的政治實體。

②以中原龍山文化為核心，中國各大文化區進入文明時代始創期，出現早期國家。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見二里頭遺址）早期可能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後期，存在的天下萬邦局面，即是一種早期國家形態，可稱為雛形國家、方國、邦國，或前王朝時期的部落方國時代。如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墓地，可看出當時已形成從“王”、貴族到平民的不同階級和等級。許多地方出現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豐富）、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組成的整套禮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級製為基礎的禮制已經確立，這是中國古文明的要素和特點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良渚文化早期等為代表，約當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走向衰落，出現了貧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階級分化，中國文明起源歷程由此開始。至龍山時代，約當唐虞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會門檻，也有的或者已進入與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會。其後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則屬於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屬於原始氏族社會。龍山文化處于軍事民主制時期或稱英雄時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端。

⑤二里頭文化晚期相當於夏末商初，夠得上稱為文明，肯定進入文明時代。而夏文化則屬於探索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地湧現和發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的哲學和由古中國聖人首創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於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誌即是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的“焚書坑儒”。其後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殭屍被後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屍布包裝著，一再出現在歷代中國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國之後，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殭屍也一起被焚燒了。

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關於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人們過去僅僅用“愛智慧”來定義哲學不過是同義反覆，實則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人們又會問，什麼是智慧呢？難道智慧是自明的嗎？今天看來，儘管中國人有約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傳統，但是在什麼是智慧這個問題上，傳統中國人的回答卻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頗的。中國古代的人學——儒學，提倡了一種人類中極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歷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卻絕對會被人們視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說白了，它並沒有真正教人應對自然問題、應對社會問題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滿中國文獻倉庫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諸子百家之書。

中國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來的官場權力鬥爭，所以，中國人傳統的智慧與其說是人學，不如說是官場鬥爭中的權術謀略之學，它們或許更多地是屬於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等，而不是屬於人學的儒家，其中充滿了無任何理性可言的計謀、機變、說謊、詐騙等等。說到底，傳統的中國人幾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與人鬥心眼、斗權術、斗謀略、斗機變的充滿了非理性的工具，這與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學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臘人哲學是從人認識自然物開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變性(其壽命遠比人長)和明顯的規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臘人創造了哲學，不像古代中國人的人學僅從認識人自身出發，最初創立的卻是占卜之學的《易經》，明顯帶有絕對可變性的宿命，從而遠離了世界的不變性和規律性。傳統中國人在長遠的歷史中忽視了邏輯的創造，也即忽視了思維工具的創造，所以，中國人迄今為止的一切所謂創造發明(包括四大發明)都帶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質，而毫不具有理論思維的必然的邏輯性，所以命定中國人在近代的歷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邏輯必然性學問的西方人來用“船堅炮銳”的方式轟開自己的大門。

主詞條：先秦文學

先秦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有史以前的口頭文學，由於沒有文字記載，流傳下來的不多，但其中神話一部分卻是相當豐富的。神話的產生遠在階級社會以前。它在廣大群眾中口耳流傳，經過不斷的修改補充，越來越優美，越來越富於藝術想象，這是口頭文學的發展規律。詩歌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也是一種口頭創作，完全是屬於全社會的文學藝術。繼《詩經》三百篇之後，在我國文學史上放射出萬丈光芒的詩歌就是“楚辭”。“楚辭”主要是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作品，是他在學習民歌的基礎上創造的新詩體。由於戰國時代社會的根本變化，私人著書的風氣大盛。我們習慣向來是“風”、“騷”並稱的，“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國風》和《離騷》在過去的確為我們指示了文學創作的兩條光明大道，今後也還會繼續起著應有的作用。《詩經》和楚辭對於後世文學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至於後世政治家、哲學家、學者的政論文和理論文，古文家、歷史家的敘事文和傳記文，很多取法於先秦的散文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即使在今天，先秦散文在藝術方面也還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主詞條：兩漢文學

兩漢文學，賦和散文都很發達。東漢產生了文章的概念，主要指的就是賦和散文。但賦的成就實遠在散文之下。漢初的賦，一般模擬屈原的作品，缺乏真實感、新鮮感，已不能引起讀者多大的興趣。兩漢歷史散文達到高度發展的階段。主要標誌是司馬遷的《史記》。作者利用先秦史學的一切成就，創造了一種規模巨大、組織完備的新制——紀傳體，使我國史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在史學史上有不朽的功績。作者那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是先秦史官“書法”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揚光大。他尊重客觀事實，又有鮮明傾向，既敢於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也敢於歌頌農民起義的英雄，表現了唯物主義和人民性的思想。兩漢政論散文是先秦諸子散文的餘波。它們的內容和風格一般不如諸子散文豐富多彩。但它們指責現實黑暗，揭露社會矛盾，切合實際，暢所欲言，質樸深厚中流露充沛的感情。兩漢文學，經歷了四言詩、騷體賦的衰微，大賦的興盛和衰微，以及抒情小賦和五言詩的興起等一系列文學形式的興衰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說明了：一種文學形式的興起或衰落，都和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適應這種變化的文學發展要求有密切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展尤為突出。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並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從西晉以來，由於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別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治文壇的地位。在眾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著發展。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進步。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達的文體。只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雋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代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它們雖然只是隨筆雜記，並非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模，對後來的小說、戲曲產生很大的影響。

唐代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的時代，詩歌、散文、小說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詩歌的成就尤為突出。唐代詩人之眾和作品之多都超過了已往各代。僅《全唐詩》所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近五萬首詩。唐詩內容的廣泛也是空前的。它反映了唐代歷史發展的過程，也全面地反映了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從唐代一些詩歌與記載來看，唐代民歌是十分發達的。可惜流傳下來的極少。但無疑它在當時對唐代文人詩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劉禹錫的有名的《竹枝詞》便是摹仿民歌之作。唐代文學的輝煌成就，表現了我們民族高度的智慧與巨大的創造力。唐代文學不僅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對亞洲的日本、朝鮮、越南等許多毗鄰國家文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宋代的散文、詩、詞，繼承唐五代的成就，繼續有所發展。話本、戲曲、說唱文學更為元明以來小說、戲曲的繁榮準備了條件。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方面，在歐陽修、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的大力倡導之下，繼承了韓愈、柳宗元等的成就，進一步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一直影響到明清的許多古文家。宋詞的思想內容不及宋詩豐富，藝術上卻表現了更多的創造性，對後來詞家的影響也比唐五代詞大。隨著創作的繁榮，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有所發展。宋人詩論文論，散見各重要作家詩文中的，如梅堯臣之論情景，蘇軾之論辭達，陸遊之論“躬行”，都是他們長期創作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宋代出現的各種話本及講唱文學，它們面對廣泛的中下層人民，運用通俗的語言和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這些新的文學現象的出現，不但使宋代文學呈現出一種新面目，並且使中國文學開始向小說、戲曲的繁榮階段過渡。

元代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銳，人民的武裝起義一直沒有停止過。反映在元代文學，特別在雜劇和民間文學里的主要內容是尖銳的社會矛盾和對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反抗。它不但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同時也鼓舞了廣大人民反對元朝統治的鬥爭。元雜劇是在我國深厚的民族藝術基礎上，直接受院本和諸宮調的影響而產生的，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它又是時代的產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會生活。元雜劇內容豐富，風格多樣，不同流派的作家共同形成元雜劇創作的繁盛局面。同時，元雜劇中也明顯地反映了不同階級思想的尖銳鬥爭。少數詩文作家繼承了我國詩文中進步的傳統，寫出了一些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而大多數作家脫離現實，脫離人民，消極避世的傾向比較嚴重，大都只能在藝術方面模擬前人，成就不大。這時還出現了新的詩歌形式——散曲。散曲最初的作者是一些街坊里的市民和勾欄里的無名藝人，到後來出現了關漢卿、馬致遠等文人的作品，表現他們對現實的強烈不滿，作風明快潑辣。

明代文學發展的輪廓是很清楚的。以中葉弘治、正德年間為界限，可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文學，除在元明之際出現的優秀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外，成就是不大的。中葉后，文壇上開始出現了繁榮的局面。這是與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上的種種變化分不開的，是和城市工商業的繁盛，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群眾的增加以及先進的哲學思潮及其對思想界的巨大影響緊密相關的。明代各種文學體裁所達到的成就是相當不平衡的。概括地說，散文、詩詞比起以往的各個時期來說是處在一種衰退的狀態，而適應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而興起的小說、戲曲和民間文學則有著巨大的成就，產生了很多優秀的作品，成為明代文學的主流。明代長篇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等著名作品，是在人民群眾集體創作的基礎上經過作家加工再創造而成的。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我國文學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清代優秀的文言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對封建制度和統治階級的揭露批判達到了新的高度，藝術表現也有著顯著的提高。作者們繼承併發揚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宋元話本，以及明代章回小說的進步傳統，創作了《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著名的作品。清代傳奇、雜劇是明代戲曲發展的繼續。清代在詩、詞、散文、駢文的領域裡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幾乎歷代盛行的各種文學體裁均有所繼承和發展。但由於大多數作家基本上沒有跳出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十八世紀是我國封建社會文化的最後一個繁盛的階段。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文學上也逐漸發生了新變化。

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凱撒大帝曾經對一種有著精美花紋的絲織品如醉如痴，這些美麗的織物讓帝國無數的貴族都為之目眩神迷，它們產自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度——中國。久負盛名的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傳送到遙遠的歐洲，給西方人帶去了美麗、尊貴與榮耀……而那些有著精巧美麗花紋的絲織品，洋溢著中國人在絲織業方面的智慧，讓後人充滿了對那個年代的中國織綉人的種種遐想和敬意。

一種能夠吐絲的小蟲，備受古中國推崇，人們把它奉為蠶神。傳說4000多年前，中國有位名叫黃帝的部落首領，率眾統一了四方，在舉行天下會盟的慶功會時，一位美麗的姑娘從天而降，手中捧著一束金色的蠶絲，黃帝命人把蠶絲織成輕軟如雲的絹綢，這美麗的織物被製成黃帝的王冠和袍服，黃帝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神，這就是歷史上“蠶神獻絲”的故事。

中國是蠶絲的故鄉，也是絲織刺繡的發源地。

根據考古發現，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距今5000年的良渚、紅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織布的原始工具，也發現了麻的織物殘片，這說明，當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了原始的織造生產。

1982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荊州市的馬山鎮發掘出一座公元前3世紀左右的戰國楚墓。古墓中的發現簡直讓所有考古學者都欣喜若狂，這裡不僅出土了後來聞名世界的越王勾踐劍，還完整保存了35件迄今所見世界上時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絲織物。這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傳世最早的刺繡實物，一幅幅精美的織綉作品看上去依然針腳整齊，配色清雅，線條流暢，圖案中龍游鳳舞，猛虎瑞獸，都表現得自然生動，活潑有力，栩栩如生，充分顯示出當時楚國刺繡藝術之成就。

中國古代的帝王都自命為“真龍天子”，認為自己受命於天，駕臨人世，統治眾生，於是在服飾上大量使用傳說中的神獸“龍”的形象，以示君臨天下，唯我獨尊。帝王們自稱為龍，按照龍鳳的對應關係，帝后妃嬪們就開始稱鳳比鳳了，所以龍鳳圖案慢慢成為皇家服飾上專有的圖案了。在古代絲織物中，錦是代表最高技術水平的織物，織錦中最高貴的是“南京雲錦”，因為雲錦外觀富麗華貴、色彩絢爛如雲霞而得名，這種精美的織造技藝，從它誕生之初似乎就註定成為皇家的寵兒，古代帝王們的服飾，大部分就是用這種光彩奪目的南京雲錦縫製而成的。在傳統的雲錦圖案中，龍紋佔有很大的比例。根據御用服飾的規定和宮廷裝飾的不同要求，龍紋的姿態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正龍、卧龍、行龍、出海龍、入海龍、戲珠龍，各種不同姿態的龍紋造型，象徵帝王凌駕於眾人之上的威嚴氣勢，而龍紋周邊雲海的陪襯，更是為了彰顯帝王氣勢的威武磅礴。

在封建社會，美麗華貴的織綉品日益成為標誌身份地位的象徵。據記載，唐代玄宗年間的美人楊貴妃，可謂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在當時的宮廷中，僅僅為楊貴妃一人織造錦緞、刺繡衣裙的工人，就多達700人。

在當時的南海，也就是今天的廣州，流傳著一個美麗的故事。傳說一位奇女子盧眉娘剛出生時，眉如絲線纖長，所以才有了這個名字。眉娘的手藝精巧無比，連皇帝都深為讚許，把盧眉娘稱作“神姑”，要把她留在宮中，但是眉娘不願意住在宮中，最終被度引成為道士。據說，後來眉娘得道成仙羽化歸天時香氣滿室，眾弟子將要為她安葬，抬起棺材覺得異常輕巧，大家打開棺蓋，卻只見到一縷絲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