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

章乃器1918年畢業於浙江商業學校（今浙江工商大學）。后從事金融工作，曾在上海任浙江實 業銀行副總經理。創辦《新評論》月刊。1935年秋，被聘為滬江大學（今上海理工大學）的教授，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財政”等課程。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聲明，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年11月，在上海與沈鈞儒、鄒韜奮等同時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世稱七君子事件。1937年七七事變后獲釋。抗日戰爭時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員、財政廳廳長等職。1939年在重慶創辦上川實業公司和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活動。1945年底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任中央常務委員。1948年底到東北解放區。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糧食部部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屆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1977年卒於北京。

1980年被恢複名譽。著有《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論》等。

章乃器（1897年—1977年），原名間埏，改名為乃器，字子偉，又字金峰，青田東源(今小源)人。

章乃器青田東源人，父章叔明留學日本，已任青田遂昌等縣警察局長。章乃器兄弟六人，他是老二。幼年入塾，詩賦文章兼佳，深受祖父鍾愛。辛亥革命后，章乃器離開青田赴南京，曾在孫中山臨時革命政府陸軍部屬下的飛行營當學兵，這是中國最早的空軍學員之一。民國二年（1913年），考入杭州甲種商業學校，勤奮攻讀，成為學校有名的高才生。畢業後由學校介紹到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民國八年（1919年），赴北京任通州京兆農業銀行營業部主任、襄理。並選為中國銀行學會常委。

民國十六年（1927年）初，在上海任銀行業工會領導工作，此時，大力支持北伐戰爭，又十一月創辦《新評論》半月刊，對國民黨進行猛烈抨擊，一年後，《新評論》被查封。民國十七年(1928年)后，“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相繼發生，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他激於義憤，積極投身救亡愛國運動。而且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發表《現階段的對日問題》等抗日文章，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移剿共之師以抗日”。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創立國內第一家中國人自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自任董事長。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受聘於光華大學教授，兼任中興信社幹事，中國大學工商管理系主任。同年，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朴等組織上海救國會，發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等主張。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在他們倡議下，全國救國會十八省六十個救亡團體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救國聯合會，章乃器、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選為領導人。大會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組織章程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明確提出了組織救國路線，促成統一的抗敵政權等政治主張。由於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政策，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將章乃器，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時七人逮捕，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國內外愛國力量及主持正義人士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各救國團體紛紛發表宣言和聲明，有的以罷課請願方式，懇求立即釋放“七君子”。

國民黨內 一些主張抗日的有知之士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很不滿，對“七君子”分別採取救援措施。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三十一日，“七君子”終於釋放了。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和“上川企業公司”，他任總經理。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與吳蘊初，胡厥文等發起創辦“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被推選為所長。他認為中國要富強，只有走工業化道路，他提出“工業立體發展”的理想和開發大西北的構思。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慶與胡厥文，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被選為理事，付主任委員。當時“民建”積極開展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各種政治活動。推進了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開展。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春，到香港創辦港九地產公司，並建立“民建”港九分會，繼續開展愛國運動。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夏，他接到毛澤東的來電，邀請他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分偕同施復亮等秘密乘海輪轉赴東北解放區。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章乃器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編製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財政委員會委員，政協常委兼財政組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付主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付主委等職，併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為搞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先後寫了《新中國的經濟改造》、《對統一財政工作的認識》、《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新生》等文章，積極協助黨制訂和宣傳各項經濟方針和政策。

他和沈志遠，千家駒一起擔任中國人民銀行的顧問，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穩定人民幣幣制，活躍金融出謀劃策，在他的倡議和積極推動下，制定了一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財會收支簿記法，取代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複式簿記。他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8月，任命為新中國糧食部首任部長，指定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一系列政策。

1956年9月，來浙江稽查工作時，回到青田東源家鄉，1957年被錯划右派。他堅信“實踐檢驗真理，時間會解決問題。”

1966年8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又遭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抄家、批鬥、毒打，但他懷著對黨和人民的赤誠忠心，不計較個人恩怨，常以諸葛亮“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名言自勉。

1977年6月13日，他終於離開了人世，時年八十一歲。1980年6月給予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為章乃器舉行骨灰移放儀式，將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

第一任妻子（原配），王鏡娥（1897年—1963年） ，育有三子兩女（二子早期夭折），章湘華、章翼軍、章畹（婉華），均為國內高級人才。

第二任妻子 鬍子嬰（1907年─1982年），育有一女（章湘谷），建國初期商業部副部長。

未婚妻子（蔣燕，原新四軍幹部），育有一女（董淑萍）。

第三任妻子，楊美真（1904年—1991年） ，留美碩士，曾任民建中央委員。

第四任妻子，孫彩萍（1911年─），育有一子章立凡（1950年─），曾用名孫立凡，為歷史學家，活躍於中國文壇，曾出版著作。

第五任妻子，王者香（？─1967年）

章乃器1897年3月4 日生於浙江青田，1913年入省立甲種商業學校，學習教材上的“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游”和“以最少勞費取得最大效果”時很受觸動。1918年夏天他進入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當一名練習生，第二年任北通州京兆農工銀行營業部主任，才華初展，后又任一合資公司會計主任。1921年秋章乃器回浙江地方實業銀行，業務更有長進，受“五、四”運動影響，崇尚民主與科學。一次章乃器解大批現銀到麥加利銀行，該外行有意不馬上點收，他說“我們送到了，收不收是你們的事，從我送到的時候算起，以後的拆（息）應當歸你們負擔。”老外見說的有理，立即點收。1927年章乃器自辦《新評論》半月刊，與陳公博等的《革命評論》、王崑崙等的《再造》並列，很顯銳氣。

在舊中國洋人幾乎無孔不入，於資信調查也不例外。大上海1932年前有5家從事這種業務的機構：日本人辦的上海興信所、帝國興信所、東京興信所；美國人辦的商務徵信所、中國商務信託總局。1932年3月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的章乃器，不相信中國人不管，便與多位銀行人士先成立一個學術團體中國興信社，旋該社辦起中國人自己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1932年6月6日在上海圓明園路1號成立，章乃器出任董事長。他具有創新精神又不失傳統的真善美。他“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將調查工作分為調查、複查、審查，各自背靠背獨立進行。這種方法既科學又藝術堪為國人資信調查方面的創舉，只4個月時間業務就擴大了三倍。中國徵信所編髮的《徵信工商行名錄》圖文並茂，一舉壓倒了過去幾十年間最有影響的英國人辦的《〈字林西報〉行名錄》。隨著該所業務的超常發展，原來外商資信調查機構全部倒閉。章乃器不但是一位銀行家，而且很會在邊緣地帶作戰。

1933年~1936年章乃器先後發表了《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制度往哪裡去》（合著）、《中國貨幣金融問題》，這是他的第一次理論高峰。1、他對生搬硬套西方古典經濟學提出批評，分析了外資的傾向，稍顯左傾。他指出“一面是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逐鹿，由多頭變為寡頭，再由寡頭趨向獨佔；另一面是投資的方式，由商業投資發展到產業投資和政治投資；再另一面，是投資的範圍，由海岸發展到腹地，再由腹地發展到內地。”2、他堅持中國貨幣獨立、幣制同一，反對加入英、美、日貨幣集團。他主張以海關金為單位建立自己的貨幣管理體系，防止資本脫逃，並倡“廢兩改元”。他說地方貨幣反映了軍閥的割據性質，錢莊反映了封建商業資本的性質，大膽預料防止民間資本轉化為內戰資本。3、他主張資本呢市場說，但也要管理。他說“金”是堅固的東西，“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於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信用之火’燒得太猛烈了，融化的金沸騰洋溢，反而要澆滅了‘信用之火’；跟著，融化的金也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 脹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以‘金融’底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通，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獃滯凍結”。他提出由華行“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同時推行股票和公司債票，使長期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國民經濟化”。他提出改信用放款為票據貼現，以加快資本流通，使獃滯的“賬面債權”轉化為可以流通的“票面債權”，變舊錢莊的“對人信用”為新銀行的“對物信用”。他力主銀行業應有一聯合組織專事公司股票、債票的承接發行，“這樣銀行的資產就不易凍結，而工商業也可以得著期限較長利息較低的資金”。果然在章乃器的力倡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1933年成立了上海銀行票據交換所及票據承兌所。為阻止洋貨傾銷，他首倡“信用統制”，他認為在當時不平等條約多如牛毛的情況下，統制貿易及統制匯兌礙難實施，洋貨從外洋到我口岸這一階段，我無力阻攔，因此需要另想“強盜進了大門緊關二門的法子?“信用統制”來亡羊補牢。洋貨到岸后是交給我國批發商運往內地銷售的，資金全部由華行、錢莊融通，“只消他們對非必需的進口貨，不予抵押、押匯及借款的便利，進口數量自然就要大大的減少。這種政策，在用票據兌現和貼現的方式，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以後，辦理起來可以格外嚴密。”他的論文集《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一面世即造成世界影響，屬於當時研究中國經濟的扛鼎之作。

1935年秋，不到40歲的章乃器就被上海兩所大學聘為教授，主講經濟，聽者塞窗。

抗戰時期，戰時經濟更加艱難。戰火波及安徽后，由於富縣不斷淪喪，皖省財政幾近不支，至1938年2月份，公教、軍人欠薪餉達兩三個月。號稱地方理財能手的省財政廳長楊綿仲回天乏術，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誠邀章乃器出任財政廳長。章乃器未正式上任前就摸清了皖省財政主要靠天賦和鴉片特稅維持，另需國庫補貼。針對當時發國難財成風的情況，他向李宗仁提出“剷除貪污，節約浪費”的主張，李宗仁堅決支持。

1938年3月章乃器走馬上任，他嚴以律己，宣布“財政廳的經費也徹底公開，包括廳長的辦公費，打破過去廳長包辦經費的惡例”，接著請國民政府處決了貪污分子省教育廳長楊廉，嚇跑了省建設廳長劉式庵以下區長、縣長等貪污分子，同時嚴辦了一批腐敗分子，收繳了一批被截留的賦稅、公款，財政壓力得以緩解。他又節約浪費，嚴禁死魂靈吃活薪，對舊軍隊吃空額的頑疾下猛葯，頂住了官場人情風。廖磊接任李宗仁后形勢更加嚴峻，他下車伊始就拉著章乃器的手問“財政還能支持，是真的嗎？”

章乃器果然有辦法：首先把不肯配合的省銀行總經理程振基免職，巧妙地避開省行無發鈔權的問題，先由省府發行少量地方公債，再以公債作抵押，由省行印發小額本票約200萬元作為貨幣以應急。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他設立貨物檢查處，徵收貨物檢查稅，其原則是“對敵占區與我區之間進出口物資分類進行查處。我區運往敵占區的第一類禁運物資為金、銀、銅、鐵、錫、腸衣、豬鬃等，查到后即予以沒收；第二類禁運物資為大豆、煙葉、棉花等等，查到后可以發還，但只准在我區銷售；對敵占區運入的物資，如果是鴉片和日貨，如日偽廠生產的布匹、紙煙、紙張、文具等，查到后即予沒收；敵占區華商生產的照章納稅後放行”。這是非常高明的，平戰分明、敵我分明。他的貨物檢查稅制度，得人得法，登時化腐朽為神奇，被國民政府推及全國。

另外，他還斷然決定賣掉7萬石食鹽藏鹽於民和根據市場原則收購糧食，都顯示了他的過人才略。他說“這7萬石食鹽，只要真正到了老百姓手裡，將來大別山再怎麼樣的緊張，敵人再怎麼封鎖，我們是可以支持一個時的。”

當時收糧價格為1.4元/斗，屬於高價，國民黨內就有人想強買，但章乃器始終堅持公平交易。他認為“即使糧價高了一些，這筆鈔票落到老百姓手裡，對我們穩定抗日根據地仍然有好處。從城鎮的金融來看，不久就可以看到繁榮的局面，摧垮敵人的封鎖。”

李宗仁稱章乃器“整頓稅收，頗見成效”，“最初在我們想象中，在敵後打游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別山根據地後來竟變成敵後的世外桃源，比大後方還要安定繁榮。”章乃器主持皖財，節約了中央財政400多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他被排擠走後，皖省財政立即陷於困境，廖磊追悔莫及，憂憤以歿。

1940年6月章與上海銀行的陳光甫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設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章乃器為總經理。他判斷準確，時戰備物資極端匱乏，民間機動車幾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廠生產的無水酒精正可替代汽油，因此獲利甚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進口通路不暢，原材料價格爆漲，公司的電機廠、機器廠所存的五金、電器材料隨之自然升值，公司資產無形中增值。

后他與合資方因經營問題分家，他用分得的五萬美金百萬法幣於1944年4月間另組上川實業公司，為大股東，任總經理。公司開始以投資為事，但由於通貨膨脹，幣值和物價波動不已，遂改以土產運銷和進出口業務為主。戰後公司總部遷上海，重慶、蘭西安、香港、台灣、東北、漢口設辦事處，從布局來看很見活力。至1947年六月，公司共有資本法幣1億元計10萬股，他自擁27097股，加上他見接控制的股份，可佔全股的2/3。

自己富了不算什麼，他更關心戰時整個民族工業的存亡發展。章乃器指出“民族工業現有基礎必須保存，必須發展，否則戰後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機，如果不謀挽救，則後方工業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業倒了，則代之而起的將是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利用政治權力與民爭利的官僚資本，以及投機取巧的發國難財者。這三種勢力，不僅破壞抗戰，而且足以致戰後經濟於死地。為了挽救民族工業的危亡，工業界自己應該設立一個研究所，為民族工業從事調查研究，宣傳呼籲，仗義執言，指出阻撓民族工業發展的反動勢力和錯誤政策，減輕工業界所受到的壓力。”

1943年9月1日中國工業研究所成立，章乃器為所長。該所系私立，人員精幹，選題慎重，成果迭出，切合實用。這個所自然充當了民族工業的主要研究諮詢機構和喉舌，經常就熱點難點問題座談，並出版工業問題叢刊、參考資料、專題報告、會議紀要等，1943年11月起發行物價旬報，將物價指數、外匯行市、各大城市利息、國家歲收歲支預決算、外國在華投資情況等信息資料彙集成刊，發送業內人士參考。他還主編了《工商手冊》，全書40章60萬言，包括工商業組織、管理、會計、法令、稅收等，請專家和政府職能部門主管分撰，並附詳盡的數據、公式、文簿程式，受到工商界人士的讚譽。1944年底該所又拿出了《工業界當前之困難》、《工業界當前困難解決辦法》兩個成果，解決實際問題。

四十年代初是章乃器的又一次理論高峰，此時他的主要經濟思想是：1、對惡性膨脹的分析，並找出解決的根本辦法。他巧妙地比喻說“通貨、物價和軍事支付三者，好象是三匹脫羈的馬，兜著圈子瘋狂的前後追逐，但又好似被鬼捉弄的，永遠的誰也追不上誰。最後他們是同時聲嘶力竭的倒斃下去了。”他認為“增加生產是平抑物價的最基本的手段”。2、利用節制遊資，實行國民財產登記制度。他認為大後方物價騰飛的原因是“少數發國難財的奸商和貪官污吏”利用手中遊資投機居奇、哄抬物價造成的。“過去的通貨膨脹雖然已經造成偌大的遊資，然而當前的嚴重問題卻是遊資的力量已經超過全部法幣的數量，已經能夠左右整個的商品市場，而且足以逼迫通貨的膨脹了。”他主張建設股票市場並勸募公債、鼓勵儲蓄，使消費與積累良性互動，同時要求政府以行政手規範商品的儲藏運輸行銷，平抑物價。當時馬寅初大罵官僚資本，孔祥熙非常被動，幾次想請章乃器寫文章反擊馬寅初，章乃器沒有接受。章乃器還於1941年11月在《大公報》撰文《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財產總登記》，力主凍結遊資、規定法幣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極力推動經濟上路；同時提出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幣、證券和債券等進行財產登記。3、設計工業立體發展，要管理也要自由。他認為中國戰時經濟體制應“以德國式的統製為主，以英美式的自由為輔”，並且建構了自己“工業立體發展理論”。他說“現代的戰爭是立體戰爭，現代的工業發展也應該是立體的發展。”工業組織和技術單向發展，只能是重複建設和技術浪費，有數量沒有質量。他全面提出戰士生產的八個要求：“甲、適當分配工業地域；乙、統籌供給工業資金；丙、確立工業生產計劃；丁、管理原料動力與技術；戊、實施設廠核准制；己、厲行生產標準化；庚、確定工業保障。”他提議“經濟部應該有 一個強有力的技術團，那裡面不但要容納國內第一流的技術專家，而且要即速展開外交活動，更多的邀請英、美、蘇各國有經驗的技術專家，擔任工業立體化的指導工作。”4、對如何發展民族工業和使用外資，提出看法。他認為戰後須克服兩個難題：〈1〉怎樣最大限度使用國內私人資本而又力避資本主義；〈2〉如何最大限度吸引外資而又保護民族工業。他主張制定法律保護民族工業，鼓勵其擴大規模以與外抗衡。

戰後出自章乃器之手的民建政綱之經濟部分主張“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國營企業之官僚化與私人企業之獨佔化，同為經濟建設之大敵”，從“保障佃權，限制佃租入手，進一步由國家征租或發行債券徵購非自耕土地，分租於農民。”

章乃器1947年春到台灣開展上川企業公司業務，創建了台灣物產製造公司，籌辦了糖廠。

1948年陳誠曾一度向蔣介石推薦章乃器出任財政部長以挽救危局，蔣嘆了口氣“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為我所用！”

各民主黨派1948年12月4日在港發表了章乃器起草的《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稱“保護私人工商業和保障人權的政策，在未來的統一的聯合民主政權之下，必然會更貫徹的繼續執行。為著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輔助其發展，外人投資只要符合平等互惠的原則，不但舊的可以繼續存在，而且歡迎新的增加，只有那些利用特權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資本，才會被沒收。”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當時聯華影藝社（崑崙影片公司前身），攝製了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后又參與成立了崑崙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鄭 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兩片開拍后不斷超支，章乃器就不斷投入，終於拍成，公映后成為經典片，他收回了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就以這筆錢加上手頭的現款為股本，與中國柴油機廠合作，創建了港九地產公司，他出任總經理，從事房地產，生意十分紅火。同時他察覺將介石以準備把台灣作為後路，即於1948年秋將在台之廠房設備轉手給了一家僑商，結束了在台業務，年終他接到毛澤東來電邀請北上，便把蓬勃向上的港九地產公司交給多年相知王寬誠，隻身離港北上。

1949年6月中旬，章乃器參加了新政協籌備會議，與千家駒、沈致遠一起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顧問，為穩定金融秩序、平抑物價出謀獻策。他對民族工商業者有自己的見解，他說“在過去，中國的工商業家真要‘惟利是圖‘的話，做生產事業就太傻了。其實‘惟利是圖’和剝削是兩回事，前者是主觀的，而後者是客觀的。剝削的結果也可以無利可圖，因為利潤是被帝國主義者、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家所奪取了。此外，某些做生產事業的人，主觀上即使並不‘惟利是圖’，不存心剝削，不一味的代表資方，乃是資本主義青年時代產業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貴的。”

1949年10月1 日，章乃器被任命為政務院財經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組長等職。他總結自己多年經濟工作的實踐，倡議推行了一套“民族的、科學的、大公的”收付記賬法，以代替行之多年的西洋複式簿記法。

1952年8月7日他出任共和國第一任糧食部長，他保持理論家和實踐家的本色，尊重科學，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他以科研成果為根據，倡行“九二米”（每百斤稻穀出米九十二斤標準米），使南方腳氣病大為減少。適時指出“糧食工作在許多地方有時只能是不惜賠錢的。問題在於有許多人把‘不惜賠錢’理解為‘不計成本’了。他們沒有體會到，賠錢也是要計算成本的；一計算成本，就可以不賠那些不應該賠的錢了。”在他的悉心指導下，糧食部門1955年下半年起就開始贏利了。

他對自己的經濟能力極為自負，1949年他在東北解放區時說“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他對於改造民族工商業自有主張，他認為民建“是以民族工商業者為主體（或中心）的政治團體，具體任務在於廣泛地團結民族工商業者，通過相互教育、相互幫助，以達到政治水準的共同提高和本身事業的合理髮展，而不是由某些先知先覺以至自命為積極分子的人們去團結一般落後的、可憐的工商業者，去輔助、教育、改造他們”。對於“改造”中的定息性質問題，他堅持己見“從整個階級來說，定息是剝削的殘餘；而具體到個別的階級分子來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他的根據是“1、私方交出的財產，其性質已經不是剝削的資本了；2、合營企業的職工已經不是剝削的對象了；3、私方人員在企業工作，已經不是剝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從國家利潤中間留下的一部分給私方的，假如利潤不夠或虧損，還要從上級專業公司或交通銀行拿款子來給定息。”

解放后他公務繁忙，無暇顧及上川企業公司，便以借支方式收回其投資，加上自己多年的積蓄，收藏了些許文物，將其中精華分兩次捐給國家，總計兩千件。回思救國會艱難時，他曾賣掉居所，他實在是有益中華民族之人。

即使在遭受虐待，他說如果允許他說話，他首先要提高中小學教師工資和推行麵包，拳拳之心，可昭日月。1977年5月13日被壓制了20年之久的章乃器死了，只在《光明日報》末版末尾發了一條短到不能再短的消息。

他為民主而死，死得其所。

章乃器在東北時就開始搜集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定居北京之後，公餘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他並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鑒賞家，既搜集到很多好東西，也上過不少當，交了學費。

有了收藏的歷史機遇，還要有收藏的緣分，章乃器與不少鑒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在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前清內務府郎中慶寬的後裔）先生等，也時有過從與切磋。一些古玩商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著他，會直接聯繫送上門。

收藏文物的資金來源，一是手頭的薪水，二是從上川公司抽回的資金。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創立了上川公司，成長比較迅速。光復后他到台灣，買下了台灣糖業公司。後來內戰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準備台灣作為最後的基地，他就把公司轉讓了，轉赴香港創辦了港九地產公司，在地產上經營得比較成功。

到1954年向國家捐獻文物前，他已積存了三個房間的文物，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其中不乏相當數量的精品。

1954年初春，鄭先生從故宮派來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櫃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一千一百餘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文物部門曾提出為父親開一個捐獻文物展覽會，但他沒有同意。翌年他還捐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一批文物，捐獻時連數目都未清點。

2017年12月28日，“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2017年是章乃器先生誕辰120周年，為了紀念他“變家傳之寶為國傳之寶”的義舉和愛國情懷，國博特地策劃了這場展覽。專家組遴選章先生捐獻的藏品中有一定學術和藝術價值的110餘件文物作為參展文物，包括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漢鏡和明清瓷器。讓觀眾來領略文物之美的同時，也能真切體會到章先生本人大公無私的愛國情懷。

清寒家世 苦學成名

章乃器原 名章埏，1897年3月4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二），出生在浙江省青田縣小塬村的一個破落的鄉紳之家裡。祖父章楷，清同治九年舉人，為浙東名士，擅詩文書法。為人急公好義，濟困扶危。父親章炯，曾留學日本，民國初年做過幾任小官，后一直賦閑家居。章乃器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章乃器少年時代受各種新思潮的影響，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大哥章培參加了革命軍，章乃器當時還在麗水縣上學，應大哥之召，毅然投筆從戎，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屬下飛行營當了一名學兵。但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即被袁世凱竊取，飛行營也被取消。1913年，章乃器前往省城杭州繼續求學。但到達省城時，所有的學校均已招考完畢，只剩下省立甲種商業學校還在招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這座學校。他原來的理想是當發明家，這件事卻無意中決定了他一生的發展方向。在商校學習的五年中，他的家境每況愈下，負擔不起學費。但他每次考試都名列第一，終於靠獎學金完成了學業。1918年從商校畢業后，他本想繼續求學，但學費無著，不得不走上謀生之路。經校長周季倫先生介紹，到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練習生。翌年他辭職北上，到北京謀生。在經歷了幾度失業的困苦之後，章乃器於1920年冬回到上海，重入浙江實業銀行，當了一名營業部科員，生活才相對穩定。章乃器在工作之餘，潛心研究經濟學和金融理論，每天在燈火黃昏中苦讀到深夜，數年如一日。他的理論水平和業務才幹相成並長，發表了不少有見地的論文，在銀行界嶄露頭角。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和上海分行經理陳朵如對他十分器重，由於李、陳的識拔，章乃器逐步擢升為營業部主任、襄理、副總經理，成為一位成功的銀行家。

1932年6月，章乃器出面聯合上海各華商銀行，成立了銀行界的公用機構－－中國徵信所。徵信所採取會員制，負責對銀行客戶的信用進行調查。這是國內第一家由中國人創辦的此類機構，章乃器代表浙江實業銀行，出任董事長。他提出：“審慎以求真”，“詳盡明晰以求美”，“忠實公正以求善”。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一整套科學的調查程序，延攬了一批優秀的專門人才，除逐日向會員提供市場報告外，還根據會員的委託，提供專項的調查服務。中國徵信所以高效、優質的服務，一舉擠垮了四家外國人辦的徵信所，成為獨佔事業。該所出版的《行名錄》，內容詳盡、印刷精美，壓倒了英人《字林西報》出版了幾十年的《行名錄》。

章乃器這些令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業績，也使他贏得了社會聲譽和地位。他相繼受聘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滬江大學、商學院等高等院校。1936年，章乃器的論文集《中國貨幣金融問題》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被譯成英、日文，成為研究中國這一經濟領域的權威性著作。

作為民族工商業的代言人，章乃器主張實行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用統制手段管理中國的貨幣和金融市場，以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他主張“廢兩改元”，廢除各種封建性的和殖民地化的貨幣，實現幣制的統一；他分析了列強為奪取對中國貨幣的控制權而發動的貨幣戰爭，反對中國加入英鎊、美元等外幣集團，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本位和穩定的貨幣價值”。

章乃器強調信用事業對金融市場的調節作用，首倡“信用膨脹”說。主張“以穩健的擴張信用之手段，代替不健全的通貨膨脹手段”，提出創造現代銀錢市場和資本市場，由華商銀行“推行票據承兌和貼現，使短期資金市場現代化；同時推行股票和公司債票，使長期資金市場——證券市場——國民經濟化”他指出，把信用放款改為票據貼現，可以加快資本的流通，使獃滯的“賬面債權”化為可以流通的“票面債權”。在章乃器等人的積極倡導下，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於1933年成立了上海票據交換所和票據承兌所。

救國無罪 名垂史冊

章乃器是民族資產階級中先知先覺型的思想家，在三十年代就被國外學者視為“中國左翼運動的理論家”。早在北京任職時，他親身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科學與民主”成為他終生不渝的信條。他早年信仰進化論和三民主義，但不肯加入國民黨，寧願做三民主義的“居士”而不做“和尚”，始終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軍閥的立場。

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章乃器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周新民 等組成了一個十人小組，以聚餐會的形式進行活動，討論時局和救亡的方針，這個小組就是救國會的前身。他還在1934年與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等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共同發起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

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章讀後深為讚賞，立即通過多種渠道大量翻印散發。同年12月，“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爆發，章乃器等在原十人小組的基礎上，公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章乃器是這兩個組織的常務委員，分管財務和宣傳。他才思敏捷，文辭犀利，所撰《四年間的清算》、《辟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給青年們》等政論有血有肉，膾炙人口。救國會的大多數文件也都出自他的手筆，被同人們譽為“宣言專家”。1936年5月31日，全國20餘省市的60多位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章乃器等14人 被推為常務委員。會議通過的宣言批評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提出建立“統一的抗敵政權”等主張。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共同發表題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表示贊同中共“八一宣言”中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共兩黨立即停止內戰，合作抗日。8月10日和9月18日，毛澤東兩次代表中共中央致函章、陶、鄒、沈，對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認為“這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不願意作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希望與救國會“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並委託潘漢年與他們經常交換意見。救國會團結抗日的主張日益深入人心，上海成為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安。蔣介石和上海市長吳鐵城先後親自出面設宴，對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領袖軟硬兼施，威逼利誘，但他們仍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為所動。由於章乃器是救國會的實際負責人，吳鐵城轉而威脅浙江實業銀行，要求李銘辭退章乃器，企圖以此手段瓦解救國會。李銘擬由銀行出資安排章乃器赴英留學作為轉寰，但章乃器認為救國會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事業，既然救國與職業不能兩全，便毅然當場辭職，親手敲碎了被人視為“金飯碗”的銀行副經理職務。事實上他早已下定了毀家紓難的決心，為了支付救國會的經費，他用光了自己的積蓄，賣掉了洋房，賃屋而居。從銀行辭職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國運動。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逮捕，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這一事件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誘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將“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列為兵諫的八項主張之一。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談判，也提出了釋放救國會領袖的要求，並提名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聯合政府中擔任職務。“七君子”在獄中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聲明悔過。他們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問無罪，天下亦盡知其無罪，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終認救國無罪四字應令永留史冊。”在1937年6月11日開始的“蘇州審判”中，“七君子”同檢察官進行了唇槍舌劍的交鋒，法庭成為宣傳抗日救國的講壇。章乃器在法庭答辯中宣稱：“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主張抗日的義務。”救國有罪的冤獄在國內外激起了極大義憤，宋慶齡、何香凝等在社會上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明如救國有罪，則願與“七君子”同受處罰。宋慶齡等還親赴法院，請求與沈、章等一併羈押。國際知名人士羅曼．羅蘭、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等也紛起營救。

改革財政 團結抗戰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舉國一致團結抗戰的局面已經形成，司法當局不得不同意將“七君子”釋放。1937年7月31日，他們結束了八個月的牢獄生活，在群眾的熱烈歡迎下光榮出獄。章乃器出獄後繼續從事救亡活動。他與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夫婦及徐新六、王芸生、盧廣綿等發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沿海工廠內遷，發展戰時生產和就業。他還撰寫了《抗日必勝論》、《民眾基本論》，批駁各種“亡國論”，提出“武器的力量不是絕對的，而人的力量畢竟還是決定勝負的 因素。”這些觀點，後來為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所採用。“八一三”戰後，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章乃器撤退到香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邀請他前往安徽前線工作，他立即表示同意。途經武漢時，章乃器到中共辦事處會見周恩來，周囑託他到安徽后徹底執行釋放政治犯的方針，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達安徽。當時的安徽省政權是一個統一戰線政權，由國民黨桂系的李宗仁任省主席（不久改為廖磊），共產黨員周新民、張勁夫、陳國棟、狄超白及進步人士朱蘊山、余亞農等都在這裡工作。李宗仁原擬安排章乃器出任省政府秘書長，但蔣介石不同意，只好改任省動員委員會秘書，不久又任命他為省政府財政廳長。安徽的不少地區此時已相繼淪陷，財政捉襟見肘，瀕於崩潰。章乃器接掌財政廳，提出“剷除貪污”、“節約浪費”兩大方針，大刀闊斧地革除積弊陋規，懲辦貪官污吏。並通過統一稅收、發行輔幣及在敵占區與我區之間創設貨物檢查稅等措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使省財政變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餘。章乃器在安徽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義和反共立場。他按照周恩來的囑託，努力協助新四軍，他以統一財政的名義，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並多次派人給新四軍送去金雞納霜等大批急需藥品。章乃器為了培養財經幹部，舉辦了幾期財會講習班，由於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少進步青年慕名前往。這批幹部在章乃器離開安徽后，大部分轉入新四軍工作。解放后，不少人還擔任了財經部門的高級領導職務，後來毛澤東與章乃器會面時，當面感謝他為黨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做了好事。章乃器在安徽理財成績斐然，他的老同學陳誠向蔣介石建議重用他，以整頓不景氣的大後方經濟。蔣在武漢召見章乃器，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被他當場謝絕了。蔣又動員陳誠、孔祥熙、陳立夫等大員輪番挽留，都未奏效。不久安徽的CC派方治等又編造了“章乃器在安徽搞武裝”的謠言，引起蔣的疑忌，於是使出“調虎離山計”，電召章“赴渝述職”；章乃器於1939年6月到達重慶時后，蔣又下令“免職另候任用”。此後蔣又幾次試圖重用章，但都被他拒絕了。

捍衛民族工業

謀求民主建國章乃器到重慶之後，發現救國會內部矛盾很多。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其中有相互保證尊重“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的條款，一時輿論嘩然。章乃器與救國會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表示抗議，後來救國會又要收回此信，章不同意這樣做，便脫離了救國會。他深感“沒有經濟基礎的政治運動，最後總不免要流為政客活動”，需要動員那些不靠做官吃飯、更不靠做官發財的工商界人士參加民主運動，要把他們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政治團體。章乃器認為要使中國富強，只有走工業化的道路。他在重慶創辦了上川實業公司，興辦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后又創辦上川企業公司，經營土產運銷和進出口業務；並在抗戰勝利后與崑崙影片公司合作，投資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雲和月》等進步影片。他擔任遷川工廠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和常務理事，同時又是國貨廠商聯合會、全國工業協會以及工商界“星五聚餐會”的重要成員。他與吳蘊初等創辦了民族工商業界的思想庫－－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所，自任所長。他還不斷地發表文章，批評國民黨官僚資本壓迫民族工業的政策，為挽救中國民族工業奔走呼號。

章乃器在抗戰期間發表了《論惡性膨脹》、《物價問題的癥結》、《由節制遊資說到國民財產總登記》等文章，反對官僚資本和投機資本控制國家經濟脈，主張凍結遊資、規定法幣使用限額、推廣票據流通；對國民的土地、商品、外幣、證券和債券等財產實行總登記。他要求“消滅秘密財產制度”，主張對官僚資本在國內外的財產進行調查，並依法課稅。章乃器認為，為了加快中國工業化的步伐，國家在對民族工業實行保護政策的同時，不應反對在平等的原則下有計劃地吸收外資。他說：“自然最好的辦法是借外債，聘請外國技師，以至購買外國的專利，而不必讓外人設廠。但如不可能，讓外人設廠總比沒有好。外人投資設廠自然要採取特許制。要訂立合同，規定年限，還要附帶在一定時間以內以技術傳授國人的條款。特許經營的項目，限於我們無法經營，或雖能經營而質量卻離必須的水準太遠的事業。我們要防止不合理的國際競爭，然而必須接受合理的競爭。……‘無內憂外患者國恆亡’，無競爭者業必衰。我們不能盲目讓外廠自由發展，也不能盲目地反對外廠。”抗戰勝利后，國內民主浪潮高漲。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曾三度與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會見。1945年12月，章乃器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發起成立由工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建國會。章乃器為民建起草了政治綱領、組織章程和各種文件，以“不右傾，不左袒”為揭櫫，政綱提出：“建國之最高理想，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認定民治為其中心。必須政治民主，才是貫徹民有，才能實現民享。”。政綱還提出“經濟民主”的概念，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國家的經濟計劃，“人民須有充分經營企業之自由，除保護勞工及防止獨佔法律以外，不得再有其他之限制”；為防止家長制和個人獨裁，民建的組織原則“不採取領袖制”；這些在中國的政黨中都是獨具特色的。1946年春，特務暴徒在重慶製造了著名的“較場口血案”。章乃器出面與特務交涉，首先被打，郭沫若、施復亮、馬寅初等多人被毆傷。血案發生后，章乃器等立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揭露血案真相，指出“光明終要戰勝黑暗”，表達了為民主而奮鬥的決心。章乃器在為民建起草的各種文件和聲明中，堅持爭民主、反內戰的正義立場，反對美國政府介入中國內戰。

1947 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國民黨當局加緊了對民主人士的迫害，章乃器被迫流亡香港。他在港發表《乾綱重振》、《新的轉捩點》等文章，表達了與國民黨當局決裂、嚮往新中國的信念。1948年5月，章乃器等民建在港理監事發表聲明，支持中共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主張。這一時期各民主黨派在港共同發表的宣言文件，大部分是他起草的。年底，章接到毛澤東的電報，邀請他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當時他在香港創立的港九地產公司正蒸蒸日上。但他以國事為重，毅然束裝北上，捨棄了個人的事業。

章乃器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秘密乘坐蘇聯貨輪，於1949年1月到達東北解放區；不久轉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會議。他親眼見到解放區欣欣向榮的景象，寫下《人民的東北》、《平津工商業的新生》等文章，熱情謳歌新社會。他曾說：“我過去多年為資本家打算盤，今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打算盤。”在1949年9月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上，他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民族工商業家的任務》的發言，鼓勵工商業者發展事業，積累資本，準備將來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消滅自己的階級，“同為新社會快樂自由的主人”。在歷史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公開提出消滅自己階級的主張，這還是第一次。解放后，他還將自己收藏的約兩千件文物精華，無償捐獻給國家。五、實踐檢查真理　時間解決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章乃器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經濟建設。他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編製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兼財經組組長等職。作為一位傑出的理財家，他曾向周恩來建議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向陳雲提出打擊上海投機狂潮、解決南北物資運輸等建議，均被黨中央所採納，穩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對於建立和健全財政金融體制、會計制度，調動民族工商業者的積極性以發展生產等問題，他都提出了不少極有見地的意見，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章乃器出 任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長。他積極參與制定了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首創xs糧票制度，基本上解決了中國歷代政府都難以解決的吃飯問題，對保障新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張建立儲備糧制度以備糧荒；制定了科學的糧食生產標準和嚴格的儲運管理體制；對於國家在糧食價格上的政策性補貼，他反對把“不惜賠錢”理解為“不計成本”，經過他不懈的努力，確立了經濟核算制，批判了供給制思想，使糧食部門扭虧為盈，開始向國家上繳利潤。章乃器的工作多有建樹，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表揚。章乃器在解放后擔任民建副主任委員，並與陳叔通、李維漢共同負責籌創全國工商聯，全國工商聯成立后，他擔任副主任委員。他在工作中，對一些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等理論問題進行了獨立的思考和探討，並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正確或基本正確的。他不贊成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和階級對立，不贊成因強調政治標準而埋沒業務人才，主張發揮工商業者在企業管理方面的聰明才智，為社會主義服務。對於以黨代政、個人崇拜、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等弊端，他也很早就提出了批評。有些觀點雖然引發了爭議，但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　在1957年“反右”運動擴大化中，章乃器遭到錯誤的批判。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被劃為“右派”，撤消了部長職務。有關部門曾根據“來去自由”的政策，向他提出，如願出國，可提供方便。但章乃器表示，當年是為愛國理想而來，不管境遇如何，都不願違背初衷而去。他在1962年曾以政協提案方式為自己的問題申訴，被指為刮翻案風，翌年被撤消政協委員職務，並被開除了民建會籍。有人還製造了一起上川企業公司的清算糾紛案件，不公正地剝奪了他的大部分財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70歲的章乃器遭到殘酷迫害，被“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許多人當場喪生，但他憑著平素練就的氣功活了下來，並絕食八天進行抗議。其後他被掃地出門，趕到北京東郊的一座普通居民樓中居住。章乃器靠氣功自療好全身的傷痛，自己買菜做飯；他在逆境中仍保持樂觀，時時以國家民族為念，他自撰聯語：“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並寫下了《七十自述》等不少有價值的回憶錄。1975年鄧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章乃器寫信給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問題，受到了重視。陳雲、張勁夫等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同年4月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事實上章從未承認自己是右派），並準備安排他擔任財政部顧問、全國政協委員，但由於“四人幫”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逆流，對章乃器的職務安排未能實現。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歲。1980年6月，他的右派錯案得到改正。章乃器的一生歷盡艱辛和磨難，但他始終堅持愛國的信念和敢於講真話的精神，保持中國知識分子“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傳統氣節。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席經叔平在紀念章先生時指出：“章乃器先生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勇於追求真理，樂於無私奉獻，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他的一生令人敬仰，他不愧是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

對聯故事

章乃器從小聰明好學。10歲那年，他在家鄉東源看了《風波亭》這齣戲，小小年紀已經懂得忠奸良莠，十分痛恨秦檜夫婦陷害岳飛。與小夥伴們一起，用稻草扎了秦檜夫婦，模仿大人的樣子彎弓投射。他祖父章楷先生見后，順口道：“箭射秦檜。”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和道：“筆贊岳飛。”祖父點點頭，說：“箭射秦檜奸賊。”章乃器馬上答道：“筆贊岳飛忠臣。”祖父又說：“箭射秦檜，奸賊遺臭萬年。”章乃器朗聲答道：“筆贊岳飛，忠臣流芳百世。”

1957年，章乃器被錯劃為“右派”。但他仍以國家民族為念，真誠地表示：“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為此他寫了一副自題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堅信歷史會作出公正的結論（後來，此聯被許多地方的章姓宗祠用作通用聯，廣為流傳）。“文革”中，章乃器遭到殘酷迫害。平時，他自己買菜做飯，在逆境中保持樂觀，於是又自撰聯語：“腸肥必然腦滿，理得而後心安。”

妙解“金融”

1935年秋，章乃器被聘為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的教授，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財政”等課程。當講到“金融”的含義時，章乃器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金是一種堅硬而固定的物質，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於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燒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騰沸洋溢，反而澆滅了信用之光，跟著融化的金也就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形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金融’的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獃滯凍結。”話音剛落，教室里就像開了鍋似的，學生們一個個興奮難抑。

妙揭貪官

1938年3月，章乃器應當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針對當時國民黨官場上眾多貪官污吏趁國難之機，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等劣行，章乃器上任伊始就提出了“剷除貪污”等四項重大措施。在下屬的舉報下，省教育廳長楊廉、建設廳長劉式庵等一批有貪污劣跡的官員或被逮捕法辦，或聞風而逃，但仍有少數貪官鋌而走險，繼續貪贓枉法。有一次，省政府召開全體要員會議。輪到章乃器發言時，他突然一語驚四座：“章某預言抗戰一定會取得勝利，因為中國人是打不死的。”眾人問章廳長何以出此高論，章乃器指著省政府保安處處長丘國珍，幽默地說道：“諸位請向丘處長請教，丘處長能使死人復生。”眾人面面相覷，不解其意；丘國珍亦不知章乃器話中所指為何。此時，章乃器不慌不忙地從公文包中取出幾份花名冊，說道：“諸位請看，花名冊中的這些人都已陣亡，現皆已復生。此乃丘處長之功德！”原來，丘國珍將一些陣亡士兵的名字依然造冊上報，自己藉此吃“空額”軍餉。此事原來一直無人知曉。有一次，章乃器到財務處查閱賬本，發現保安處上報的花名冊中有幾位是報紙上公布的陣亡人員，遂找來陣亡士兵名錄核對，於是真相大白。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丘國珍很快就被調離了省政府，並受到降職處分。

“一字師”

1943年9月，晉察冀邊區抗日宣傳小分隊19歲的曹火星，來到平西敵後抗日根據地，即今北京市房山區霞雲嶺鄉堂上村，從事音樂創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他借用當地民間流行的《霸王鞭》民歌形式，譜寫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膾炙人口的不朽歌曲。不過鮮為人知的是，這首歌曲原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歌中的“新”字的增添則與章乃器有關。

那是1948年12月，應中共中央電邀，章乃器與李濟深、茅盾、馬寅初等30餘位民主人士秘密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1949年1月7日到達東北解放區后，他們被安排參觀了大連、旅順、瀋陽等地的工廠、農村和學校。在一次參觀途中，同行的人們唱起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歌，優美的歌聲深深地震撼著章乃器的心靈。然而，在聽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一句歌詞時，一向辦事認真的章乃器深思起來。他想，對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是應該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的，在歌曲中應該十分準確地反映出來的。他感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句歌詞有些不妥，並解釋說：“總是先有中國，後有共產黨的，加上一個‘新’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比較恰當，也才客觀準確。從道理上講得通，還可以表明新舊中國的不同。”他這一番話得到了在場人們的讚許。大家按照他的建議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加了氣魄和自豪感，還使詞曲更為和諧。他的提議很快被有關部門反映給中共中央。不久，章乃器到北京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對他說：“你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

從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越唱越響亮，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直到如今，它一直鼓舞著中國人民在黨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章乃器也得以做了一回“一字師”。

“我不會歪曲歷史”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章乃器被打為“右派”。後來，章乃器被趕出了北京朝陽門外的小公寓，遷入東郊呼家樓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間不到12平方的小屋裡度日。小屋的門終日敞開著，好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幾個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小屋，氣勢洶洶地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說罷，來人拿出一打紙，摔在章乃器面前。章乃器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張勁夫是叛徒，無從寫起。”來人威脅他：“你不寫，罪上加罪。”章乃器仰天大笑：“到底我還是社會主義公民。不實事求是，連做公民的資格也沒有。”來人色厲內荏：“太猖狂了。”章乃器一把扯過讓他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聲色俱厲地說：“我不會歪曲歷史！”

章乃器故居，位於浙江省青田縣境內。章乃器少年時代在青田小源度過，故居惜被火焚，但其祖墳保留完好，當地還有章乃器親手栽培的大葉廣玉蘭、桂花樹、楓香等三棵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