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美厚

蟻美厚先生於1909年11月23日出生於廣東省澄海縣南畔洲一個貧農家庭。父親蟻仲居，母親陳乖。蟻美厚先生原名美揚，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由於貧困，全家常以番薯度日。寒冬臘月，年幼的美揚依然打著赤腳。

舊社會農村封建勢力猖獗橫行，美揚家不但受地主惡霸、土豪劣紳壓榨，而且常遭鄉間大姓、村裡強房欺凌。有一次，美揚往田頭送番薯湯給父親解渴充饑，剛走到村前就被綽號“半流氓”的強房男孩按倒在地，痛打一番，揚長而去。母親得悉美揚又挨揍了，不禁簌簌淚下她以憐憫的目光對著美揚孱弱的身體，然後伸出顫抖的雙手撫摸其紅一塊、青一塊的鱗傷，悲切地說：“兒啊！你今後出門可要留神，若見到那個‘半流氓’或大姓欺人，就要趕快避開或跑回家，免得皮肉受苦，為娘心疼呵！”此後，母親把家中雞蛋儲存起來，每周給小美揚煮兩次雞蛋粥吃，算是窮人家的上等補品了。

過去南畔洲以產菜頭（蘿蔔）和菜籽聞名海內外，但由於南畔洲是個小村落，在“強權就是公理”的舊社會，南畔洲地里的菜頭常被周圍大鄉的惡人拔走，使農民不僅白流汗水，還貼了菜種和肥料，只得眼睜睜地蹲在菜園邊痛哭，故俗云：“南畔洲菜頭痛堀（坑）！”

至於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橫行霸道，魚肉鄉民，在舊社會更是司空見慣。童年時代的窮苦家境和辛酸遭遇，在小美揚的心靈上引起陣陣衝擊，使他十分憎恨“弱肉強食”的惡勢力，逐步形成勤奮、耿直和富於正義感的品格。

1922年冬，旅泰著名僑領蟻光炎回故鄉南畔洲省親及辦公益事業。在巡視私塾時，他要塾師介紹一個忠厚老實的學童給他的亡兄蟻允照做義子（蟻允照全家在1922年八二海風災中都被淹死）。塾師指著美揚說：“這個孩子老實、厚道。”老華僑蟻光炎走到這個衣著樸素的窮孩子跟前，對他仔細端詳，見其純樸、憨直，心裡已有幾分喜歡；老華僑又通過各方面了解，證實美揚確系一個老實、厚道和聰穎的窮孩子，遂認為“孺子可教也。”經過同族長商量和向其家長徵求意見，老華僑蟻光炎終於認領美揚為義侄，並對他說：“好，從今天起，我就認你做子，給你起一個名字，就叫美厚吧廣勉以勤學、美德、老實、厚道。最後，老華僑蟻光炎又對這個新認領的侄兒說：“你在家鄉努力再讀幾年書，課餘勞動，多吃點苦，等你長大，才掠（帶）你去泰國做牛（牛馬精神、艱苦奮鬥之意）。”

1925年春，年滿16歲的美厚被接到泰京曼谷。叔父蟻光炎要義侄從學徒、勤雜做起，接受老華僑艱苦創業的傳統教育和實際鍛煉，白天工作是掃地、倒痰盂、跑腿、抄帳和干粗活，晚上學泰文。當時，給美厚每月只發工資5銖，叔父還對他笑著說：“我初來暹羅當苦力，每月的工資只有2銖，你現在每月的工資，比我初來暹羅還高出350保升哩，年青人要多吃苦、多磨鍊，日後才會有出息嘛！”這時，蟻美厚才開終明白當初叔父所說“掠你去暹羅做牛”的全部含義和真正用意。往後，蟻美厚才慢慢跟著叔父學會經商辦事，參加中泰各種社交活動。

1936年，蟻光炎先生當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還兼許多社團的重要職位，如泰華最高慈善機構——報德善堂董事長，曼谷華僑醫院董事長，泰國潮州會館常委兼財政，曼谷中華中學、新民學校、中聲學校、樹入學校、俊才夜校校董會主席，等等，公私事務，十分繁忙。這時蟻美厚也開始成為叔父蟻光炎的重要助手，叔父讓他掌管光興利船務公司的財政，往後，叔父又讓他擔任光興利船務公司經理。

1936年10月19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的噩耗傳到曼谷僑社，椰風哀號，湄水翻泣。由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發起的悼念魯迅先生大會，得到蟻美厚的叔父、泰國中華總商主席蟻光炎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的響應。悼念大會就在中華總商會的大禮堂－－光華堂召開，並且免收租金。大會主席團的成員有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還有泰華進步文教團體的代表許宜陶、許煜、許俠等。蟻美厚先生對召開悼念魯迅先生大會也很關心，曾親臨會場協助檢查準備工作。舉行大會的當天，曼谷很多華僑社團都有負責人和代表前來參加大會，光華堂里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肅立的人群。大會的氣氛既悲痛又熱烈。當時會場有這樣的輓聯：“大地有阿Q”！“何時滅狂人”?表達了具有愛國正義感的泰國僑胞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不抵抗政策的憤懣和抨擊。

抗日戰爭爆發后，蟻美厚先生即參加“旅泰華僑各界抗日聯合總會”，積極向僑眾和僑社上層分子宣傳團結對敵、一致抗日的救國道理，協助蟻光炎主席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並將其叔父募得部分捐款和抗戰物資設法送到香港廖承志辦事處。當時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也是通過蟻美厚先生同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聯繫的。

對國內來泰宣傳抗日和募捐的人員，蟻美厚先生總是協助蟻光炎給予熱情的接待，並為之提供交通和食宿的方便。例如，1938年初，國民黨元老黃興的夫人徐宗漢到泰國看望華僑和宣傳抗戰，就是由蟻光炎主席等親自接她到蚊宅居住，並派人陪她到各埠府同僑胞們開座談會。蟻美厚先生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與黃興夫人交談，從而獲得一些教益。

1938年春夏間，廣東省軍政長官余漢謀、吳鐵城派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到南洋各地，向華僑傳達廣東抗日情況，鼓勵僑胞輸財購買飛機，也得到蟻光炎主席的響應和支持。丁培倫、丁培慈兄弟和隨行記者梁若麈離開泰國時，蟻光炎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希望祖國各方面團結抗戰，不能對敵妥協投降。”表明蟻美厚的叔父蟻光炎是多麼深明大義、關心國共的合作抗日。蟻美厚先生由於長期在其叔父身邊工作，受到了愛國主義的薰陶，為他日後繼承叔父愛國遺志奠下思想基礎。

《暹京時報》於1937年11月1日創刊（1938年12月26日改為《暹京新時報》），李一新任社長，楊偉新任總編輯，朱夢熊任督印人，資金由李一新負責籌措。《時報》配合中國七七抗戰，每天刊載抗日電迅，報紙銷數很快增加到五六千份。從1938年3月7日起，《時報》改用黃興夫人徐宗漢所書《暹京時報》報頭，同日起每天在報紙頭版左角刊出以中國抗戰及國際時事為題材的漫畫一幅，頗具特色。《時報》或《新時報》的經費發生困難時，屢次都能得到蟻美厚先生的資助，當時找蟻美厚先生幫忙的，就是該報社長李一新，可說“有求必應”。通過這一事例，足見蟻美厚先生當年對宣傳抗日救國之熱心行動。

1938年秋，泰國愛國僑領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等為宣傳中泰文化、促進中泰親善、團結華僑和宣傳抗日，計劃創辦報館。這時曾在祖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李其雄先生，也認為要在遠離祖國和錯綜複雜的環境中發動華僑抗日救國，非宣傳不能成功。於是他就向陳景川、廖公圃、鄭子彬、蟻光炎、餘子亮五位愛國僑領建議，並獲得全力支持，於 1938年10月1日創辦《中國報》（它的姊妹報是《中原報》）於泰京曼谷演說街。而上述五位僑領的代表人也就是《中國報》的五位股東，僑領陳景川的代表人是其弟陳恆奎，僑領廖公圃的代表人是其妻舅李其雄，僑領鄭子彬的代表人是其子鄭午樓，僑領蟻光炎的代表人是其侄蟻美厚，僑領餘子亮的代表人是其堂侄余卓燊。《中國報》就是以陳恆奎、李其雄、鄭午樓、蟻美厚、余卓桑五位代表人為股東，而由法律顧問陳繹如向泰國政府登記註冊備案的。

《中國報》編輯部擁有一批名記者和報界資深的編輯人員，堪稱陣容強大。社長初時是陳恆奎，不久改由李其雄擔任社長，李其雄還兼任《中國報》的總編輯和督印人，他是《中國報》的實際負責人。

《中國報》每日出版報紙四大張，分為午版三大張，早版一大張，如遇重要戰訊，則隨時刊出號外，此外，每逢星期日，還出版16開本《中國周刊》。《中國報》出版后不久，增刊《中原報》一大張，以代替《中國報》早報，這種姐妹報是適應泰華報紙的實際需要，以防萬一發生意外，即可以另一報名頂替，繼續出版。《中國報》在為正義呼籲，提醒僑胞警覺，宣傳抗日救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僑胞的讚揚。1939年8月，《中國報》和其他八家華文報皆被當地政府查封，僅有《中國報》的姐妹報－－《中原報》獲准繼續出版，這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唯一華文報，同時也是泰國政府對華僑傳達政令的唯一報紙。此報一直堅持到日軍在曼谷登陸，才被迫停刊。

1939年11月21日晚11時，蟻美厚先生象往常一樣，在曼谷素里翁路蟻宅等待叔父回家，準備向他彙報當天業務和社團工作，突然從中央醫院打來特急電話，說“蟻光炎主席遇刺身亡！”這一有如晴天霹靂的噩耗，使蟻美厚心如刀割，悲痛欲絕。當蟻美厚得悉叔父蟻光炎是被日偽指使的兇手暗殺之後，默默地站在蟻光炎的遺像面前立誓：“阿厚堅決繼承叔父的愛國遺志，踏著您老人家的血跡前進，繼續從事和努力完成叔父未竟的各項事業，以慰叔父在天之靈！”

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是一位可嘉可敬的愛國僑領。抗日戰爭初期，凡是接觸過蟻光炎的國內外人士和當地僑眾，無不為他的這樣一句話所激動：“我們都是中國人，救國人人有責！”1938年秋，蟻光炎考慮到祖國人民正在抗戰，中國西南運輸線（尤其是滇緬公路）的重要，他遂帶頭捐獻幾部汽車，並發動華僑司機和機修工到西南運輸抗日物資，支援祖國抗戰。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蟻光炎主席曾委託翁向東先生運送兩部救護車和大量藥品交到香港廖承志辦事處，也曾委託李其雄先生攜帶捐款和運送抗日物資交到香港廖承志辦事處，並多次通過曼谷廣東省銀行匯巨款到香港華比銀行副經理鄧文釗轉交宋慶齡、何香凝、廖承志等人，表達他老人家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的支持。1939年？月，蟻光炎主席來港，親自把一些抗日物資和捐款交到廖承志辦事處，並與何香凝、廖承志親切會晤，商談抗日大事。對於這次會晤，蟻光炎感到十分興奮，使他大大增強對持久戰和抗日必勝的信念，返泰后他一再對蟻美厚和其他愛國進步僑領提起這件事。

1939年8月，蟻光炎主席離港飛渝，向當時的國民政府提出“加強抗戰，開發西南”的建議，並交納個人獻金2萬，作為抗日軍費。事畢，他又親自到四川、雲南各地考察實業和當地生產狀況，並另派姚萬達滑西南公路經貴陽、桂林等地考察，以便勸導海外僑胞回國投資開發，增強抗戰實力。作為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的蟻光炎帶頭在雲南邊境的佛海投資興建一個墾殖場，第一期的建場費為10萬元，這筆款由其侄兒蟻美厚陸續付去。當時由蟻光炎主席先後委派到佛海考察和辦場的人員有：羅漢、林子云、李一新、蟻昭佑等人。

蟻光炎主席這次回國，行程迢迢，歷時五個月，備極辛勞，於1939年l0月初才返抵泰京。蟻光炎回國歸來，風塵僕僕，十分疲憊，且患眼疾，但他一想起國難當頭，赤子報國刻不容緩，便不顧疲憊和眼痛，滿腔熱情地向中華總商會和僑胞們宣傳抗戰必勝的信念，提倡回國投資，開發西南，加強華僑愛國大團結。

據約略統計，蟻光炎主席在遇難之前，僅發動僑胞及其個人送交重慶國民政府的救國捐款就達600萬元以上，加上秘密推銷救國公債和捐獻大批抗日物資，那數量就更多了。眾所周知，蟻光炎還曾多次以巨款和物資支持過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

由於蟻光炎是堅決抗日的愛國僑領，開始他即以“反抗侵略，全力救亡”為號召，在泰國華僑的各項愛國運動中，作出巨大的貢獻，故他在僑居國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他也就成為欲以泰國為“南進”根據地的日本軍國主義的眼中釘、肉中刺。蟻光炎剛從祖國回到曼谷的時候，日偽就派漢奸陳春木找他“談判”，說什麼“只要蟻先生肯放棄抗日主張及行動，馬上就可以得到一筆豐厚的酬金，日後皇軍開進暹羅，還可以享受各種優厚的特權和專利……”並對蟻光炎發出“如不答應則後果自負”的通牒。但蟻光炎先生既無所動，亦無所懼，當場把陳春木痛斥一番，然後把他趕走。表現了海外赤子抗敵禦侮的堅強決心和忠貞不二的民族氣節。

敵人對他的威脅利誘不成，於是日本暗設在曼谷的特務機關加緊布置漢奸著手殺害蟻光炎。往後，風聲越來越緊，形勢更加險惡。當時有些愛國進步人士要蟻美厚先生轉告其叔父：“因為先生帶頭抗日，觸犯日寇‘南進’利益，他們會派漢奸和指使兇手下毒手，今後應盡量少出門，特別晚間不要外出。”蟻光炎答曰：“怕什麼！我一心報國，沒有得罪人，也為僑社做了大量事情。阿厚，你不是看我每天清早身上帶的錢（幾百銖到一、二千銖），晚上回家都沒剩，還不是幫助有困難的人嗎?”蟻美厚說：“叔父，您是愛國領袖，在僑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這是國家大事，不是個人私事，您堅決抗日救國，兇殘的日寇豈會輕易放過您．還是小心為上策。”蟻光炎坦然曰：“若為國家民族之事，則何處非險地，中華民族在危難中，祖國在危難中，我豈敢以性命自私乎？嚴正氣凜然。蟻光炎先生這種獻身抗戰、雖死不辭的愛國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蟻光炎遇刺后，蟻美厚先生被選為泰國中華總商會常委，併兼任其他社團的職位（如泰華報德善堂董事，曼谷華僑醫院董事，泰國潮州會館執行委員，泰國澄海同鄉會理事。等等）。蟻美厚先生一方面繼續與僑社中的抗日進步力量保持密切的聯繫，從經濟上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另方面努力協助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張蘭臣促進中泰友好、做好團結華僑工商業者的工作和繼續在僑社中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蟻美厚先生有一位叫做陳子谷的親戚。陳子谷，原名年裕，1916年出生廣東省南澳島一個貧苦漁民的家庭，一歲時被賣給泰京三聘泰來堂藥行頭家（老闆）做繼子，13歲回國升學，18歲在北平大學經濟系讀書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歲東渡日本留學，21歲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22歲開始在新四軍軍部工作。1939年，陳子谷的祖父（泰京三聘泰來堂的老頭家陳崢嶸）病逝，泰來堂產業的託管人陳成瀛通知陳子谷返泰繼承遺產（陳子谷的養父已逝世多年）。當時，正值新四軍缺乏經費，新四軍軍部遂決定利用陳子谷赴泰繼承遺產的機會以葉挺軍長秘書的名義為新四軍籌集經費。1940年初，陳子谷抵泰，曾在曼谷耀華力路香海酒樓舉行小型座談會，介紹新四軍抗日情況，得到與會愛國僑胞的支持，紛紛解囊捐錢給新四軍。蟻美厚先生因為是陳子谷的親戚，兩人私下見面，陳子谷對蟻美厚先生說：“新四軍在皖南前線浴血抗日，很需要醫藥，天冷還需要禦寒衣物，您就捐獻醫藥、衛生衣和其他衣物吧。”蟻美厚先生由於與抗日進步力量有密切的聯繫和接觸，對新四軍多少有些了解，他就捐一筆錢委託陳子谷到香港購買藥品、衛生衣和其他衣物贈送新四軍。

陳子谷把募集到的捐款和大部分遺產（小部分遺產留給庶母）從曼谷廣東省銀行匯到香港，作為新四軍購買醫藥、冬衣和軍用物的經費。陳子谷從香港回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軍長葉挺稱讚他是“視富貴如浮雲的愛國赤子”，並通報全軍表揚。此後，擔任“東南華僑聯合會”主席的陳子谷還繼續通過各種方式發動華僑捐款支援新四軍。50年代初期，主管外事門的陳毅副總理在北京的一次報告會上，回顧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僑對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熱情支援，稱讚“華僑真是難得”，“華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很大。”

蟻美厚先生為了紀念叔父蟻光炎為國捐軀，曾與新加坡《南洋學報》編輯部聯繫，在《南洋學報》刊載有關泰國中華總商會故主席蟻光炎的紀念文章，並拿出一筆錢給《南洋學報》作為出版經費。1941年9月發行的《南洋學報》（第二卷第三輯）刊登了3篇紀念蟻光炎先生的文章：張蘭臣：《蟻光炎先生家傳》；湯伯器：《蟻光炎先生被害始末》；吳敬恆：《蟻光炎先生墓表》。蟻美厚本來還準備拿出一筆錢在幾年內刊印一套中泰文化叢書，並已聯繫好了，這項計劃在當時的報紙雜誌上都有報道。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出版中泰文化叢書的計劃無法實現。

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曼谷登陸，蟻美厚先生和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張蘭臣、泰國中華總商會法律顧問陳繹如等人一同避入素攀，拒絕與日軍合作。後來，局勢比較穩定，他們才從素攀返回曼谷。回到曼谷以後，蟻美厚即與地下抗日進步力量進行聯繫，保持經常的接觸。

為了抵制日軍隨便徵用駁船運載軍事物資和糧食，曾任泰國財政部長助理的昭坤·披耶悶海（他也擁有一些駁船》向當時泰國的交通部和港務局建議，把泰國所有公私的駁船都組臣織起來，成立“泰國駁船聯合公司”，向泰國政府登記註冊備案，運用法律手段保護駁船所有陸的權益和抵制日軍濫用駁船。這一建議得到中泰有關人士的贊同和響應，認為這是一種好對策。“泰國駁船聯合公司”於1942年底正式成立，由泰國交通部長乍侖·叻特那軍·社裡良力將軍擔任董事長，港務局長拍葩叻（泰國海軍司令鑾信的岳父）擔任董事總經理（代表官方），蟻美厚先生擔任副總經理，另一位副總經理則由馬立群的代表擔任，董事有坤任·披耶瑪海、伍竹林、馬立群、蟻玉音等，秘書長是阿里頌（許仁義），會計主任是坤盤，董事會的法律顧問是森傅士。可見這時蟻美厚先生在加強泰華經濟合作和共同抵制日軍方面，也發揮過一些作用。

出於策略和安全的考慮，在日軍佔領泰國期間，蟻美厚先生不再公開參加抗戰初期成立的“泰國華僑各界抗日聯合總會”（1944年底改為“泰國華僑各界反日大同盟”）的活動，但他仍暗中以各種方式支持泰華僑社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泰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自由泰運動”。例如，蟻美厚先生曾從經濟上支持泰國第一份抗日地下小報－－《真話報》的出版；蟻美厚先生與泰國人民抗日組織“自由泰”的中堅分子鑾戍·戍差拉柿（泰國內務部長）有較密切的聯繫，並介紹僑社抗日進步力量的負責人與他認識接觸，鑾戍又介紹當時泰國的警察總監鑾察與僑社抗日進步力量的負責人進行經常性的聯繫，等等。

抗日戰爭勝利后．經過日寇殘酷蹂躪的祖國，已是山河破碎，瘡痍滿目，衰鴻遍野，民不聊生。為了拯救饑饉中的同胞和重建祖國，素有愛國光榮傳統的泰國華僑在“反日大同盟”的基礎上組織“泰國華僑各界建國救鄉聯合總會”（以下簡稱“泰華建救總會”）。“泰華建救總會”的宗旨是救濟祖國災民，促進祖國和平、團結、民主、統一和建設獨立、自由、富強、幸福的新中國，提倡中泰人民友好親善，關心僑居地的社會福利和開展救災工作，擴大僑社愛國大團結。

“泰國建救總會”於1945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由蟻美厚先生擔任總會會長，鄭文譽（泰京“老長發”號經理）擔任總會副會長，符德謙（金蛇藥房主人黃有鸞的妻舅）擔任總會常委兼財政，楊世瑞擔任總會總幹事，王湖擔任總會副總幹事，總會秘書長初為曾冰，後為潘鎰。泰國每個府都有“泰華建救總會”的分會，正式會員達10萬人（實際是10萬戶），此外，“泰華建救總會”還擁有許多團體會員，可見其廣泛性和群眾性。“泰華建救總會”的會址設在泰京四丕耶路，是由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向昭坤·披耶瑪海租賃的。

籌組“泰華建救總會”過程中，曾經受到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誣衊和攻擊，企圖阻撓該會的備案和取得合法地位，但由於該會宗旨純正，且是抗日時期各界華僑愛國團體所聯合組成，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在當地又享有較高的威信，並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支持過“自由泰”，深得中泰開明人士的了解和同情，因此少數敵對分子的破壞陰謀沒能得逞，該會終於得到泰國政府的批准登記註冊立案。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后，與國內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香港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新加坡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取得聯繫和配合，共同做“建救”工作。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等都先後擔任過“泰華建救總會”的名譽會長。

“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主席宋慶齡曾於1946年9月18日致函“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原文如下：

逕啟者，勝利以來，航戰中所受創傷未愈，而天災人禍，接踵而來，飢謹遍地，災民盈野，敝會為籌募救濟基金，曾在上海發起募捐運動，以所得全部捐款，在各災區舉辦施糧，醫療，及設立人民生產合作社之用，以期在實際施賑之外，更可防災荒所致之疾病與死亡，並企圖防止災荒之再臨，現合作社內，擬辦種籽銀行，肥料製造廠，及農具製造廠等，現先在災情最重之湖南及粵北創辦，然後繼續在其他災區施行。然敝會所募究屬有限，常有“杯水車薪”之嘆！各地災情，有增沒減，雖在收割期中，災荒依然如故；而今年收穫，大約只足五個月糧食，五個月後，更不堪設想矣！素仰先生領導僑胞，德高望重，登高一呼，四方響應，尚希為祖國災民呼籲．群策群力，共勤善舉，而收宏效，無任企盼感激之至！

此致

蟻美厚先生

宋慶齡　1946年9月18日

“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積極n嚮應宋慶齡主席的號召，在僑界發動救國救鄉義捐和福利基金義捐，把募捐到的大部分錢物，通過“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華南救濟協會”轉到國內，為救濟祖國難民和支援祖國的解放事業做出貢獻。

在“泰華建救總會”成立的第一個年頭中，救國救鄉和福利基金義捐共得泰幣100萬銖，這在當時是一個頗大的數目。其中大約70%寄交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此外，還委託馮爾和先生轉交南京蔣夫人宋美齡捐助孤兒保育院國幣500萬元（摺合當時泰幣52500銖），捐助汕頭存心善堂國幣1000萬元（摺合當時泰幣10萬4千銖），匯香港培僑學校救濟失學兒童港幣1萬元（摺合當時泰幣 48000銖），等等。在往後的幾年中，“泰華建救總會”繼續以發動救國救鄉和福利基金義捐所得除匯寄各有關團體外，一部分捐款則用於泰國的社會福利事業。

“泰華建救總會”成立一周年前夕，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到泰國中華總商會大吵大嚷，說什麼“建救、建救、所建何國？所救何鄉?”又說“建蘇聯的國，救延安的鄉。建救匯款給蘇聯。”但當他們打開“建救”成立一年來的收支簿和各種單據一看，不禁目瞪口呆，原來“建救”不僅匯款給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救濟國內外地難民，而且還托馮爾和先生帶款轉交蔣夫人宋美齡創辦的戰時孤兒保育院。此外，還捐助汕頭存心善堂辦慈善事業、匯款香港培僑學校救濟失學兒童、施賑泰京羅斗圈火災災民，等等。經過這一·吵吵嚷嚷的公開查帳，反而更加提高了“泰華建救總會”在僑社的威信，使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啞口無言。很清楚，“泰華建救總會”的目的在於團結僑社，促進中泰親善，共同救濟宗邦難民，並幫助建設祖國成立自由、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

“泰華建救總會”在泰國華僑愛國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1.它是適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和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和平、民主、獨立、自由和中國人民要求建立一個富強幸福的新中國的形勢下建立起來的，它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2．“泰華建救總會”的成立，是繼抗日戰爭以後，旅泰僑胞愛國傳統的又一次大發揚；3．它是配合宋慶齡主席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委員會”和何香凝、彭澤民、蔡廷鍇等領導的“華南救濟協會”以及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共做“建救”工作，切實有效地做了一些救災工作，在國內各災區贏得很高的聲譽；4．“泰華建救總會”的成立，在泰國僑社吹響了要求和平、團結、統一、民主的號角，對於提高泰國華僑的民主覺悟和在僑社形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起了動員和組織的作用；5，“泰華建救總會”在爭取中泰開明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效。如國民黨政府派駐暹羅的第一任大使李鐵錚先生就支持過“泰華建救總會”並為“泰華建救總會”題詞，“建國必先團結、救鄉即是愛國”，李鐵錚先生還親臨參加“泰華建救總會”成立一周年紀念大會。又如，當時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林伯岐、泰國國務院院長鑾貪隆、泰國上議院議員乃天泰亞披察達沒、上議院議員乃他因烏隆、泰國國務委員乃然帕匿差逸、國務委員乃威洛甲蒙攀、國務委員乃珍是里康、泰國商業部長乃針農佬良、實業部長乃通因蒲里傅、泰國蒙昭沙功親王、移民局長鑾蓬以及泰文《泰聲報》、泰文《雅士報》的總編輯等都支持過“泰華建救總會”的成立和開展工作，並且紛紛在“泰華建救總會”成立一周年紀念刊上題詞；6．“泰華建救總會”也為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出過力；7．“泰華建救總會”在戰後恢復和發展泰華僑民教育工作方面，也起過作用。如“泰華建救總會”通過各分會和團體會員協助各埠府華僑恢復和發展的華校有幾十所，入學學生人數多達幾千人。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曼谷出現的著名的南洋中學（1946年2月—1948年6月），就是以“泰華建救總會”的名義組織創立的，“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就是南洋中學建校的負責人，而南洋中學的實際主辦者，則是“泰華建救總會”的團體會員“泰國華僑教育協會”。

“泰國華僑教育協會”的主席初為許元雄，後為吳剛。南洋中學的校長初為黃耀寰，後為卓炯，副校長為邱秉經，校主兼經濟委員會主席為吳剛。“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曾在經濟上給南洋中學一些資助。

為了促進祖國走向和平、團結、民主、統一，配合祖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反對法西斯獨裁統治以及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呼籲，海外各地僑胞紛紛響應。蟻美厚先生在愛國民主思想的推動下；以“泰華建救總會”會長的身份於1946年夏天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泰國支部的籌組工作。當時參加盟泰國支部籌組工作者有：黃聲、馮劍南、吳仁安、盧靜子、葉銘譽、馮毅然、劉豪奮、蟻美厚、金炎春等10餘人。民盟泰國支部成立后。黃聲任主任委員，馮劍南任副主任委員，蟻美厚先生當選為支部委員。民盟泰國支部成立后，主持出版兩種刊物：一是《民主新聞》，社長兼督印人是馮劍南，總編輯是盧靜子，1948年馮劍南回國，盧靜子繼任社長兼督印人和總編輯；另一刊物是民盟泰國支部的機關報－－《曼谷商報》、（日報），社長和督印人初時是許元雄，後為吳樂（吳仁安），《曼谷商報》的主筆是黃聲，總編輯是楊繁，蟻美厚先生擔任《曼谷商報》董事長，從經濟上給予《曼谷商報》以支持。

《曼谷商報》是一份在當地是很有影響的進步報紙。當時黃聲以“廊主高”的筆名，連續在《曼谷商報》發表揭露蔣介石獨裁政權使國家財政經濟已陷於崩潰邊緣的文章，如《替關金算命》等等。楊繁則以“小參謀”的筆名，連續在《曼谷商報》報道有關蔣軍在各條戰線連遭敗績、祖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等消息和論述文章，寫得通俗生動、準確具體，甚獲僑社同胞歡迎，讀者中還包括一些國民黨員，三聘的頭家每天清早起來所看的第一份報紙就是《曼谷商報》。可見《曼谷商報》對廣泛團結各階層僑胞、爭取他們擁護和支援祖國民主解放事業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1948年，黃聲、馮劍南等人陸繼回國，民盟泰國支部主任委員由盧靜子擔任．副主任委員由吳仁安擔任，蟻美厚先生繼續協助民盟在僑社中開展上層的愛國統戰活動。

1949年6月初，“泰華建救總會”會長蟻美厚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請和肩負泰國廣大愛國僑胞的委託，準備取道香港前往北平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這時他明知此去可能難以即回泰國，因而將要拋棄優裕的生活和龐大的家業，同時他最大的孩子只有8歲，最小的孩子則出生6個月，夫人金素娟要獨自帶領6個孩子、料理家務和掌管產業，擔子很重；更之，還可能因為蟻先生成為新中國的幹部，引起家屬遇到一些麻煩。但為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和共商新中國成立大計，他決心放下一家，毅然踏上歸國的征途。

6月10日，蟻美厚先生從曼谷坐飛機到香港，是由香港的振利成行和新加坡的華僑銀行作擔保，說他是到香港和東南亞各地視察業務、做生意，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泰京光興利船務有限公司經理、新東亞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和泰京報德善堂副董事長。陪同蟻美厚先生從曼谷到香港的有泰京報德善堂屬下的華僑醫院經理魏孟昌，他是以蟻先生的秘書名義隨行的。

1949年6月，長江以南的大片國土尚未解放，交通不便，從曼谷前往北平頗費周折。蟻美厚先生冒著各種危險，從曼谷遠道而來，輾轉香港，周恩來派在華南分局做僑務工作的伍治之在香港接應蟻先生。到港后，他們住在新光酒店，港英當局給蟻美厚先生在香港逗留的期限是七天。蟻先生抵達香港的第二個晚上，伍治之帶他和杜國癢（50年代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和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見面，杜老請他吃晚飯，一起進餐的有伍治之暨夫人蔡楚吟，還有香港財合行董事長杜之申與泰京華僑醫院經理魏孟昌。在港期間，蟻先生還得到香港振利成行代表陳振富、陳維斌和香港安達公司代表庄佐賢等人的接待。

蟻美厚先生的行蹤引起港英當局的注意，曾派人來查問他。

“你是到北平的嗎?”

“不，我是到香港來做生意的。”

“你在泰國做什麼生意?”

“米業，進出口，還辦慈善事業。”蟻先生出示廠名片和擔保書。

港英當局還查問蟻先生是否認識杜國庠，但蟻美厚先生卻假裝不認識。

“好吧，你什麼時候出境?”

“過兩天就走，我已買好了去廣州的船票。”

蟻美厚在伍治之的巧妙安排下，於6月15日深夜登上了客貨兩載的外輪“挪威號”。這艘“揶威號”是香港進步力量租來運載棉紗、布匹、醫藥用品等到北方去支援解放戰爭的。為了應付國民黨軍艦的搜查，蟻美厚在船上的身份是二副，化名陳義民，月薪港幣800元，伍治之在船上的身份是買辦，月薪港幣1000元。為著安全起見，這艘“揶威號”夜間熄著燈火，悄悄地穿過台灣海峽。“揶威號”由南海、東海駛入黃海，經過一周的航程，終於到達已被解放了的青島。

由於長途跋涉，水土不服，蟻美厚在香港、青島、北平等地曾先後發了3次高燒，據檢查是患了肺炎。他在青島因病休息了4天，然後從青島乘火車到濟南，在濟南參觀兩天，再由濟南乘火車前往北平。到北平后，中央安排蟻先生住在北京飯店，要他多休息幾天，爭取早日恢復健康。

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也於6月從新加坡乘機抵達香港，他則由伍治之的夫人蔡楚吟陪同，取道大連前往北平。

其他愛國僑領到香港后，周恩來同樣也派專人陪同來平。在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從海外前來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的愛國僑領（陳嘉庚、司徒美堂、蟻美厚、費振東、戴子良、陳其瑗、庄明理、黃長水、周錚、趙令德……等13人)，由香港分散來平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做可以減少外界注意，比較安全，可見中央對此的考慮是很周到的。

1949年9月下旬，蟻美厚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10月1日，蟻美厚和其他從海外歸來的愛國僑領一同登上天安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在雄壯的國歌和雷鳴般的禮炮聲中，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海外赤子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實現，冀盼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蟻美厚和其他站在天安門上的愛國僑領都激動得熱淚盈眶，大家都為躬逢開國盛典而歡欣、自豪！

在這期間，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並設宴歡迎以陳嘉庚為首的海外愛國華領，蟻美厚作為“泰華建救總會”會長也在應邀之列。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也參加這一會見和宴會。當毛主席問到蟻美厚先生的姓名時，他回答：“我叫蟻美厚，蟻是螞蟻的蟻。”毛主席風趣地說：“這個姓很少見。姓毛的人已經不多，姓你這個姓就更少了。”說得大家都樂起來，宴會的氣氛更加輕鬆歡快。毛主席還關切地垂詢旅泰僑胞的情況，蟻美厚先生一一作了回答，表示感謝祖國對海外僑胞的關懷。

這些激動人心的活動和會見，使蟻美厚受到極大的鼓舞，感到作為一個華僑代表的光榮，他更下定決心把自己的後半生獻給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以便實現當年籌組“泰華建救總會”的初衷－－幫助建設祖國成為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這說明蟻美厚獻身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是有思想基礎的。

1949年11月底，蟻美厚奉命南下廣州工作。當時廣州解放伊始，糧食和各種日用品緊缺，群眾生活困苦，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又來轟炸，老百姓深感不安。

為了儘快穩定社會秩序，解決群眾生活，中共華南分局負責同志葉劍英、方方等親自找蟻美厚和鄧文釗、朱竟之、伍治之商量，希望他們設法從國外組運七萬噸大米和大批日用品來穗。幾個月來，蟻美厚和鄧文釗、魏孟昌等為此奔波於港穗間，有幾次險遭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炸死。後來，蟻美厚終於通過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董事長盧瓞川、總經理陳振敬、副總經理蘇永奎購運幾批泰國米，投入廣州市場，供應民食。

在這期間蟻美厚和鄧文釗等還為解放大軍進軍海南島籌備了一些軍需品。1950年4月，海南剛解放，青黃不接，糧食匱乏，米價上漲，人心浮動，蟻美厚在葉劍英的授意下，趕緊與泰京五福輪船公司聯繫，及時把大批泰國米運往海南島濟急。由此可見，解放初期蟻美厚在協助中共華南分局穩定廣州和海南局勢方面，是有所建樹和貢獻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南亞某些國家有排華活動，許多難僑回國，亟待安置，這時蟻美厚擔任全國救濟總會委員兼廣東救濟分會副會長，積極配合中僑委進行接僑和安置工作。在新中國海運業尚未開展和受當日國際外交條件限制的情況下，蟻美厚再次通過盧瓞川、陳振敬、蘇永奎租用“五福輪”接運馬來亞和印尼的難僑，他們的船隻成了解放后第一批駛進汕頭港和海口的客輪。

1950年2月，在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長饒彰風的直接領導下，由廣東省商業廳副廳長鄧文釗出面組織“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企”），它是廣東省、也是中國第一家吸收華僑和港澳投資的合營企業。“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董事長負責制，董事長是鄧文釗，副董事長有蟻美厚等四人。

1951年初，廣東省商業廳組織華僑港澳投資成立一家“義益行”，由蟻美厚擔任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是魏孟昌，董事長是蘇永奎。“義益行”在“華企”的指導和扶掖下，迅速開展各項業務活動。

為了配合國家恢復國民經濟和反禁運、反封鎖的行動，“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義益行”在其成立初期，專做進出口生意，實際上是以僑商、港商的名義從國外購買和運進被美帝封鎖的禁運物資，也即搶運新中國所急需的工業物資和軍用物資，如交通器材，輪胎、石油、橡膠、小五金、科學儀器、西林油、肺針、醫療設備、軍需品等等。“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後來也逐步投資經營一批農副產品加工廠和大型飯店及百貨大樓。

“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義益行”在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先後由“華企”和“義益”組運出口外銷的土特產創匯幾千萬港元。在解放初期國家缺乏外匯的情況下，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創匯數字。

抗美援朝初期，蟻美厚的夫人金素娟從泰國匯10萬港幣給蟻老，他全部拿來購買公債。當時有人笑蟻老說：“為什麼不拿來投資，不也同樣可以幫助國家嗎?”蟻老簡單回答：“目前國家財政有困難，又缺外匯，購買公債更能直接幫助國家解決困難。”赤子之心，為祖國深謀遠慮，由此又見。後來，他又捐一筆款和醫藥支援抗美援朝。有感於蟻美厚的愛國精神，中僑委主任何香凝於1951年2月偕另外3位名畫家，分別畫竹、梅、蘭、菊於一幀贈給蟻美厚，作為“美厚先生愛國紀念”；政務院副總理、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則在畫幅左側上端題字：“曾從越南見梅、荷合插一瓶，今見竹、梅、蘭、菊合畫一幀；是看成統一戰線的象徵。廖夫人偕諸畫家合作。”此畫“文化革命”中幸未被抄，至今尚掛在蟻老住宅廳堂中。

1951年冬，蟻美厚穿上軍大衣、滿懷激情地參加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擔任慰問團第九分團副團長，在冰天雪地中親切慰問正在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慰問團返國后，蟻美厚顧不上休息，急切地奔赴廣東各地，作為時一月的巡迴傳達，向各階層人民介紹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前線英勇殺敵、流血犧牲的動人事迹和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鼓勵幹部群眾以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這都表明蟻美厚是與中國人民同命運、共呼吸的，他實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座右銘。

此後，蟻美厚積極在僑務部門工作，做了大量團結海外華僑和促進中泰友好的工作，並且動員華僑回國參加建設。

從1949年底起他任中央僑務委員會委員，1955年任廣東僑務委員會副主任，他也是籌組廣州市歸國華僑聯誼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從1953年至1955年任廣州市僑聯第一屆至第三屆主任，同年被選為廣東省僑聯主席，此外，他還擔任民盟廣東省常委，從1953年起任全國工商聯常委兼廣東省工商聯常委，1956年任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平委員會委員，1958年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廣州50年代一些“僑”字型大小的企業、工廠、大廈、酒家、學校以及華僑新村的籌建和落成，大都有蟻美厚先生的一份心血。1956年，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華企”、“義益”也參加公私合營，蟻美厚先生擔任新組成的“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副董事長，繼續發動和爭取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回國投資。他也是創辦北京新橋飯店的發起人之一。

蟻美厚於1925年春初到泰國，叔父蟻光炎就要他認真學習暹文，起初請一位華裔教師在夜間到家裡教他學習暹文，後來又送他到俊才夜校與成年華僑一起學習暹文，以便掌握同泰國人民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他在第二故鄉－－泰國生活一段時間以後，叔父蟻光炎逐步介紹他與當地的中泰知名人士認識，廣交朋友，經叔父介紹他認識的中泰知名人士和老前輩有：披耶瑪海（曾任泰國財政部次長、商業部長），拍宗（泰國港務局副局長），鄭智勇－－二哥豐、肖佛成、賴渠岱、鄭景雲、雲竹亭、伍佐南，馮爾和、廖公圃：鄭子彬、許仲宜、陳景川、餘子亮、盧瓞川、馬立群、黃有鑾、陳伯強、陳振敬、陳繹如、陳守明、郭實秋、李秉（全盛時期擁有十三家火礱的“座山七”李竹漪的堂弟）等。

往後，蟻光炎還帶他到泰國內地周遊，了解泰國各府的風土人情，蟻光炎希望他既要熱愛祖國，也要熱愛給予華僑謀生機會和安居樂業的第二故鄉。蟻光炎還經常諄諄教導他：“要十分珍視中泰友誼和關心泰國人民的疾苦，要為僑居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福利事業多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