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

汪琬生於明熹宗天啟四年，卒於清聖祖康熙二 十九年，年六十七歲。生於世宦之家，曾參與復社事。汪氏性情急躁衝動，坦率直言，不能容人過錯，以是人多嫉之，然坦率無城府，光明磊落，立志自重，耿介有守。不喜仕進，惟嗜讀書問學，發明經義，精研史學，昌言樸學。

順治十二年(1655年）中進士，曾任戶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后因病辭官歸家。康熙九年(1670年)辭官歸里。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編修，預修《明史》，在館六十餘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歸，晚年隱居太湖堯峰山，閉戶撰述，不問世事，學者稱“堯峰先生”。

他的散文疏暢通達，主張才氣要歸於節制，以呼應開闔，操縱頓挫，避免散亂。所謂“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答陳靄公書二》)。他反對“以小說為古文辭”，認為“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於俗學而已矣”（《跋王於一遺集》）。這種觀點，偏於正統。他的文風，一般論者認為受歐陽修的影響，而近於南宋諸家。計東為作《生壙志》，則以為“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翱）；簡潔有氣，似柳子厚（宗元）”。康熙曾稱讚他：“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代表作《陳處士墓表》、《堯峰山莊記》、《綺里詩選序》、《江天一傳》、《書沈通明事》》、《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詩，以清麗為宗，成就及影響不如其文。著有《鈍翁類稿》62卷，《續稿》56卷。晚年自刪為《堯峰文抄》50卷，包括詩10卷、文40卷。

梁啟超等人將清代樸學之興歸功於顧炎武、閻若璩等人。其實，汪琬也是樸學隆興的關鍵人物之一。筆者認為，吳中經學一派近源有二，即汪琬與顧炎武。

汪琬的散文創作可分為兩大類：經史之文與小品紀游之文。總體以觀，經史之文不僅佔據了大多數篇幅，而且體現了其創作的根本旨趣與藝術風格，代表著其散文的主要成就。

眾所周知，汪琬之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出入韓愈、歐陽修、朱熹、歸有光之間。《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喪服或問》一卷、《詩問》一卷、《易經解》一卷、《易問六十則》《春秋雜義》及《春秋論》一卷（后三種刻入《前後類稿》《續稿》，未單刻行世），發明經學，搜剔淵微，考鏡源流，以考據見長，風格質實。此即其所云“人之文也”。《王敬哉先生集序》說：“求諸文公諸書，無所不合於以輔翼傳注，而疏通《易》《詩》《書》《禮》《樂》之文，庶幾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與？吾然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殆自孔子以來，訖於今如一日也。”也是夫子自道。從文學創作來看，成就遠不如史傳之文。歷經鼎革之變的文人多提倡以詩存史，汪琬對此持有異議，認為詩言情志，文以存史。他晚年尤究心於研史，所撰《擬明史列傳稿》二十四卷、《東都事略跋》三卷，博考慎取，議論精當，風格沉穩，開闔有致，具有較高的史學與文學價值。當然，文學價值還未如他的碑傳志銘及史評文字。汪琬性狷介，篤好古學，重經世之用，於當世人物、文章褒譏不少寬假。他的好臧否人物，議論史事，並不是偶然的現象，這與明末清初的歷史巨變有著密切的關係。《史評十四則》，近於宋人王安石《讀孟嘗君傳》的構制，短小精悍，而聲如洪鐘。《諸侯名士》篇指出所謂諸侯名士或回於利，或怵於威，欺名盜世，於世無補，無足輕重。《何晏》篇對士大夫崇尚清談進行了犀利的批判。《漢高祖一》篇對比劉邦興於漢中，劉備連漢中也守不住，指出“興廢之所系”不在於血統，不在於種族，而在於謀國有善與不善。這些史評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諸侯名士》顯然是在批判明末名士風氣。文章既見作者狷介的個性，亦見汪洋恣肆的張力。汪琬擅長碑傳志銘，朱彝尊初與之定交，讀其文讚不絕口，即請為其父撰墓誌。顧炎武以為此類文章有害於經學，不喜應人而作。汪琬同樣崇尚經學，但將這類文字與經世之文等觀。《江天一傳》《乙邦才傳》《陳處士墓表》《侯記原墓誌銘》《金孝章墓誌銘》《華鳳超先生傳》《周忠介公遺事》膾炙人口，敘事宛曲，識見卓特。《江天一傳》傳寫抗清義士江天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天一捨生取義的形象真實感人，蕩氣迴腸。《陳處士墓表》敘寫復社名士陳貞慧對抗閹黨餘孽阮大鋮，入獄瀕死，鼎革后鬱鬱而終。晚明黨爭水火薄射，為明亡之因。汪琬讚歌陳貞慧的氣節，痛惡黨爭門戶，指責東林名士如錢謙益輩高自標榜，而恆患一己之得失，實則不足道。敘事議論，深沉而不浮泛，言語犀利，直見肺腑，一股鬱勃之氣流動在字裡行間，體現了易代后痛定思痛的深刻歷史反思與批判。這類“經經緯史”之文，即其所倡導的“文”、“經”、“道”相合一的文字。計東《鈍翁前後類稿序》稱讚說“遂能貫經與道為一，而著之為文，洋洋乎積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

汪琬的小品紀游文字自然流暢，長於描寫刻畫，寄託性情，不似經史之文質實樸重、醇雅氣盛，但又與之相貫通，摒除新奇纖佻、叫囂粗豪之習，形成了清約質樸的風格。《容安軒記》《讀書齋記》《計氏思子亭記》《堯峰山莊記》《姜氏藝圃記》傳誦一時，《姜氏藝圃記》一文對藝圃景物的描寫尤為傳神。藝圃景物不算複雜，在汪琬筆下卻有令人“疲乎應接”之感。文中不僅以清俊的文筆繪寫了藝圃的情韻，而且賦予了它脫塵不俗的品格。蘇州園林櫛比鱗立，而藝圃獨盛，客人四至，“高賢勝境交相為重”，文末感慨道：“吳中園居相望，大抵塗飾土木，貯歌舞而誇財力之有餘。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盪為冷風，化為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總體以觀，這類文字善發議論，獨具器識，清俊不俗，醇厚而靈，與經史之文在內容風格上是融為一體的，與明遺民粗頭亂服之文、台閣新貴清麗華美之文都有著明顯的差異。

汪琬本源六經，精思為文，其辭質而贍，其義簡而明，醇雅有度。如上所述，他的經史散文與顧炎武頗多相近處，不僅代表著吳中散文的一大潮流，而且體現了清初散文嬗變的重要走向，以文人之文、學人之文區別二者，大抵是一種主觀的割裂。

【計甫草至寓齋】

門巷何蕭索，惟君步屟頻。青雲幾故舊，白首尚風塵。

身受才名誤，文從患難真。耦耕知未遂，相顧倍傷神。

【月下演東坡語（二首選一）】

自入秋來景物新，拖筇放腳任天真。江山風月無常主，但是閑人即主人。

【玉鉤斜】

月觀凄涼罷歌舞，三千艷質埋荒楚。寶鈿羅帔半隨身，蹋作吳公台下土。

春江如故錦帆非，露葉風條積漸稀。蕭娘行雨知何處，惟見橫塘蛺蜨飛。

【寄贈吳門故人】

遙羨風流顧愷之，愛翻新曲復殘棋。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

芳草漸逢歸燕后，落花已過浴蠶時。一春不得陪游賞，苦恨蹉跎滿鬢絲。

近百年來，僅以清初古文為桐城派先聲之論甚為流行。這種說法並不全面。陳子展所論古文“衰極復盛，系從明末清初的時候開始”(P222)，卓有識見。清初是一個詩文詞全面興盛的時代，為準確描述詞壇之興，業師嚴迪昌先生與著名學者葉嘉瑩先生等人昌言清詞“中興”之說。清初古文的崛興亦可借鑒這種說法，稱之清初古文“中興”。“國朝三家”汪琬、侯方域、魏禧成就不下“桐城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古文論爭是清初古文“中興”的重要基石，一代“清文”正是在論爭中逐漸取得獨立的地位。作為古文論爭的焦點人物，汪琬標舉“清文”，與吳殳、周容、陳僖、魏禧、歸庄、葉燮、黃宗羲等一時古文名家發生激烈的商討爭訟。考察有關論爭，有助於探討清初古文運動的生態風貌，為明清古文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一、論爭源起

汪琬發起和參與古文論爭，無疑有著藉以創立一代“清文”的動機，但古文論爭還有其具體的歷史、文學及學術動因，在具體描述汪琬與古文家論爭之前，有必要理清它的源起。

明清易代，士人反思明亡，將亡國之由歸結到文道之衰上來。所謂文道之衰，大抵指明代前有七子擬古，後有公安、竟陵之文流行，七子是假古文，公安、竟陵既無法度，又與載道無關，有害於世。這一思維是清初文人反思歷史變革之能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錢謙益將文道之衰與兵燹、閹禍等同視之。在這一點上，汪琬看法相近，有志一掃“今文陋跡”，“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P630)。古文家復興古文，以求有補於世，卻將亡國歸罪到一些文人身上，本末倒置，自然引起不少異議，遂構成一樁聚訟公案。

清初士人在新朝與故國之間的選擇，本來就是容易引起激烈爭議的話題，尤其是明清易代還有其歷史特殊性：異族統治取代漢人政權，民族矛盾尖銳。“夷夏之辨”是漢人士子不得不面臨的問題。明遺民規模空前，清初二十餘年間居為文壇主流，此後新朝士大夫始漸取代之。在汪琬這類仕清文人看來，遺民之文非適應世變的文字，不合世用，而遺民對適應世變的文字多不屑一顧。嚴迪昌先生《清詩史》將詩人的不同選擇概括為“朝”、“野”離立。這種離立態勢同時存在清初古文運動中，成為論爭的一大動因。

易代後文學思潮多元變化，值得注意的就有七子、公安、竟陵餘風猶存；遺民文學居為主流，而館閣文學日益崛興；小品風氣猶盛，而古文呈現“中興”。從歷史概念上說，明人餘風、遺民文學、小品風氣指向一個朝代“明”，館閣文學及古文“中興”指向一個朝代“清”。所謂“中興”，是以“明文”為參考的。汪琬等人倡導“清文”，自然也是對“明文”的一種反駁。有關“明文”、“清文”的不同批評態度，成為論爭的核心問題。如何評價“明文”，已足以引起紛然爭端了。

文學與學風關係密切，不可割裂，清初學風變革也是古文論爭的一大源泉。明、清學術差異是相當清晰的，清人之學被龔自珍等稱為“清學”，筆者將明人之學稱為“明學”。清代以來主流批評觀點是“清學”為實，“明學”為虛，清人有學，明人“不學”。其實，明人並非“不學”，只是其學與清人有異而已。“清學”作為對“明學”的一種反動，交鋒最激烈的時期就發生在清初。“明文”與“明學”共生，“清文”與“清學”連體。如何認識“明學”與“明文”、“清學”與“清文”，是清初的焦點問題。如學術宗漢，還是宗宋？說者不一。又如或以文章之“醇”專指儒學為宗，“不醇”謂染指釋、老；或謂“醇”不離於“肆”與“博”，釋、老不當排斥在外。再如小品，或謂脫離六經，非載道之文；或謂亦明道之文，不當排斥在古文之外。復如八股與古文的關係，或謂經學與古文之衰，八股難辭其咎；或謂八股從經傳中來，附比經傳，雖非古文正宗，但也是古文流亞。諸如此類問題，都反映了當時古文運動與學術思潮的密切關係。

徠在中國歷史上，明人的好論議標榜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政治史上黨爭之熾實已超過兩宋與漢唐；學術史上論爭的激烈程度不遜黨社之爭；文學史上論爭涉及詩文、戲曲、小說等各個領域。明人這一習氣未隨明亡而終止。我們說汪琬借論爭的形式推轂古文“中興”，還只說得主要的一面，他與歸庄、葉燮、閻若璩等人的交鋒不乏負性使氣、書生爭是非的因素在內。

二、八大論爭

汪琬自順治末起，三十餘年間先後發起和參與古文論爭多達十餘次。其中大型論爭有八次：與周容之爭，與陳僖之爭(牽入計東)，與魏禧之爭(牽入計東、施閏章等)，與歸庄之爭(牽入金俊明等吳中文人)，與葉燮之爭(牽入橫山門人與堯峰門人)，與吳殳之爭(牽入錢謙益、計東、梁熙等)，與閻若璩之爭(牽入李因篤、徐乾學、陸隴其等)，與黃宗羲之爭(牽入閻若璩、侯方域、錢謙益、王猷定)。以下大抵按時間先後次序，考察八次論爭的起始、內容、旨趣及結果。

(一)與周容之爭：與明遺民第一次交鋒

鄞縣周容，字鄮山，一字茂三，擅長詩古文辭。著有《春酒堂文存》。順治十六年(1659)客都門，汪琬與晤，以未及論文為憾，作《與周處士書》相責未告以“古學者之道”。書中憶及近年“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謂周容宜施以“規切教誨”，卻“反用浮詞相推譽，非仆所望於足下也”(P466-467)。但他的熱情遭到冷遇，周容《復汪苕文書》：“何足下好學之至於是也！而書旨澹渺，善於取姿，即其用微語以自佔地步者，亦若欲令人不覺，何足下行文之至是也！”駁斥所謂“用浮詞相推譽”，接下明確告訴汪琬：自少有志學古，見汪文有古大家之范，不免嗟嘆，然並非贊汪文甚佳，而是“特自為咨嗟嘆息耳，乃不意足下聞之”。

這次書信往來未細論文道，對汪琬參與論爭卻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周容是著名的明遺民，性雖孤傲，尚不至對後輩求教熱嘲冷諷。給汪琬當頭澆一盆冷水，不無緣故。首先，周容文名早播東南，汪琬當有耳聞，尺牘卻說聽聞“士大夫”韓詩、劉體仁讚賞，始有意結交。與葉燮鄙視汪琬動輒稱“士大夫”一樣，周容生平憎恨這種口吻，故答書反唇相譏。其次，汪琬性亦孤傲，既為求教，卻辭氣逼人，周容故漠然冷語答之，嘲笑他自作多情、自負太高。汪琬初登文壇，欲與遺民耆舊商討文字，陡遭冷諷，忸怩愧悔可想而知。這使他後來不願直接與遺民商證文字，即使相商討，也力避遭遇前辱，與吳殳、魏禧之爭即是如此。周容答書不為汪琬所喜，二人未及深交，旋成陌路人。

(二)與陳僖之爭：以崇法與明道為中心的論爭

清苑陳僖，字藹公，薦試博學鴻儒，不第。著有《燕山草堂集》五卷。順治十六年(1659)歲暮前後，在劉體仁京邸結識汪琬，未幾返里，以未及細加商討文章為憾，作《與汪比部論文書》、《再與汪比部論文書》、《三與汪比部論文書》。汪琬有《答陳靄公論文書》二篇。拙文《汪琬的古文理論及其價值芻議》已指出這是清文史上第一場引人矚目的論爭，討論的核心問題即倡法度還是主明道，重寄託還是尚才氣，法古還是重今，陳僖主於明道、寄託，汪琬強調文法、才氣，意見頗不相合。這裡僅補充兩點：其一，在與遺民第一次交鋒中，汪琬完全處於下風。與陳僖之爭，一變此前謙恭態度，盛氣凌人，指手畫腳。其二，這次論爭，汪琬最大的收穫就是表明了對古文復興極看重的一點，即文法。考察清初文法說之興，不能不關注這場論爭。

(三)與吳殳之爭：以《正錢錄》為中心的與明遺民第二次爭鋒

太倉吳殳，字修齡，崇禎諸生。著有《舒拂集》、《圍爐詩話》、《正錢錄》等集。鄧之誠先生注意到汪、吳之爭，《清詩紀事初編》卷三：“詆《正錢錄》不中要害，致吳殳‘類稾類死’之嘲。”(P322)論爭起於汪琬作《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康熙初，吳殳北游京師，尺牘蓋作於此際。汪琬讀《正錢錄》，以為“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蓋謂吳殳還不能將錢謙益一概駁倒，如要徹底駁倒，就應像官吏緝獲大盜那樣，考求贓證，推原蹤跡，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為異詞”(P471-472)。因此央請好友監察御史梁熙將意見轉告吳殳。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汪琬發起論爭主要目的在於“倒錢”，書中明確說：“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杯酒殷勤之歡也。平時所以刺譏其文章，殆不遺餘力，而於此反為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琬嘗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太函。錢氏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論爭由此稱得上汪琬與錢謙益的一次間接交鋒。錢氏為明末清初文壇領袖，汪琬說文章之道為所“敗壞”。問題是錢氏如何“敗壞”文道的呢？他私淑歸有光，提倡本之六經、經經緯史，汪琬亦然，其攻訐依據又是什麼呢？《讀初學集》已揭示一端：錢氏唾棄朱、呂，指斥“南宋以後之俗學，如塵羹塗飯”，“以腐爛為理學，其失也陋”；錢氏不知理學，所作難攀六經，“以此排詆朱、呂之學，目之曰俗陋，吾未審其孰為俗，孰為陋也”(P936)。蓋汪琬研經治史，兼采漢、宋，不屑錢氏出入儒、釋、道，學問博雜，尤不贊同訾議宋儒。他又自擬韓愈，有志掃絕“今文陋跡”，鄙棄近人，錢氏難入其法眼。

梁熙將汪琬的意見轉告吳殳，吳殳盛怒，反唇譏諷汪琬學問不博。《鈍翁類稿》梓刻，吳殳作書嘲笑“稾”字為謬，並說：“‘稾’同‘薨’。薨者，死也，類稾者，類死也。”汪琬《幽居》詩云：“老至遭人賤，書成被俗輕。”(P334)因此潛心研討小學，校刻《鈍翁前後類稿》多用“古文”，令人難以卒讀，遭到王士禛嘲笑，刻《鈍翁續稿》時又放棄多用“古文”，前後莫衷一是，從中亦可見吳殳批評的影響。

牽入這場論爭的人物有梁熙、計東、歸庄。梁熙作為傳話人，傾向贊同汪琬的看法，計東、歸庄不然。計東以為汪琬所論欠公允，攻訐錢謙益自不量力。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計甫草深為不平，因語鈍翁曰：‘仆自山東來，曾游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悚栗，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峰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眾，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P209)歸庄為錢門弟子，即汪琬所說“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者之一，對汪琬盛氣掊擊其師，憤然不平。這也為後來二人交惡埋下伏筆。康熙三年(1664)錢氏歿，汪琬“倒錢”告一段落，且出於對死者之敬，不復攻訐不已。

(四)與歸庄之爭：與明遺民第三次論爭

崑山歸庄，字玄恭，有光曾孫。明亡，佯狂於世，與顧炎武並稱“歸奇顧怪”。著有《歸玄恭集》。嘗刻有光《震川先生集》，改“金梳”為“金梭”，改“閣下”為“閤下”等字面，又合《何氏先塋碑文》二篇為一篇。汪琬私淑有光，謂歸庄妄加刪改，康熙十一年(1672)致書與辯，誤信流言，以為歸庄盛怒，連書辯詰，《與歸玄恭書二》至有“人主尚不能監謗，足下區區一布衣，豈能盡箝士大夫之口哉”之語(P513)。歸庄憤恚，《再答汪苕文》：“今執事不過一郎官耳，遂輕仆為區區一布衣，稍有辨難，便以為咆哮抵觸，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於此。”(P344)汪琬《與周漢紹書》自辯說：“又聞指摘最後札中‘布衣’二字，謂仆簡傲而輕彼，於是訴諸同人，播諸京師士大夫之口，則玄恭亦甚陋矣！……則仆生稍晚，自世祖章皇帝以來，即從事本朝，為郎官、為小吏於京師，是故只知本朝官秩而已。若玄恭所歷，誠不能知也。以此罪仆簡傲，又奚逭焉？仆知過矣。”(P515-516)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三云：“琬以善罵著名，與歸庄爭《震川集》校字，而有《歸文辨誣錄》、《歸詩考異》之作。爭而不勝，遂謂仆生稍晚，玄恭前朝所歷，誠不及知，隱抵其曾仕唐王也，危語中人，直欲置之死地。”(P322)後世多指責汪琬用心險惡，不免誤解。

這一樁文史重案確有必要重新發覆。首先，汪琬所爭不只是刻集是否可改原作問題，還關涉到古文用意、用字。如釋“金梳”，體現了他對“文從意順”的講求；不贊同合碑文二篇為一篇，可見對文法的推重。文法是論爭的一大重心。汪琬以文法為復興古文第一要義，時人也熟知他矜重文法。歸庄《再答汪苕文》譏刺說：“執事每言作文無他妙訣，惟有翻案。”(P345)歸庄的批評引起文壇不小的反響。葉燮《汪文摘謬引》所說“隔紙畫印，尋一話頭髮端”，即指斥“翻案法”。複次，汪琬與歸庄本是舊友，商證文字，負性使氣，從而引出明遺民與新朝士大夫身份之爭。鄧之誠說汪琬“危語中人”，實無依據。汪琬不過在與門人周旦齡書中發泄私憤，《與周漢紹書》刻入《鈍翁前後類稿》時，歸庄已謝世三年。再次，汪、歸之爭牽涉對錢謙益的評價。汪琬“倒錢”，而歸庄師錢，《簡堂集序》稱其為歸氏古文正傳，重刻曾祖之集還得錢氏之助。可以說，汪、歸由論文不合演化為一場激烈的衝突，有著複雜的內容。

(五)與魏禧之爭：與明遺民第四次論爭

寧都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明遺民古文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康熙十一年(1672)自易堂游吳門，過訪商討文字，作《與汪戶部書》、《又與汪戶部書》。魏禧稱道汪文得古人之簡，碑版敘事之文尤工，前書坦誠論文，時傳為文人相傾，后書專作辯解，並以《蔡忠襄公傳》請正。《愚山堂詩文合敘》載云：“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啟事干貴人，獨往好戶部文，欲有所商確，先之以書，而世不察也，以為相訾議。”(P448)汪琬集中未存與魏禧論文尺牘。筆者以為，他批評侯方域、錢謙益、王猷定，不言魏禧，當亦推服之。之所以不傳論文尺牘，蓋是年春與歸庄交惡，出於前車之鑒，不願再添一段閑話。魏禧不贊同汪文“醇而未肆”，循守古人法度。關於文章“用實”、“立本”，二人看法無太多差異。至於其學，即魏禧《答計甫草書》所云“文章根本”，則有所不同。這場論爭的核心問題是文章“醇肆”及文法之變，在當時也產生不小的影響，以至二人不敢刻傳往來文字，怕流為口實。在汪琬一方，擔憂更重一些。論爭牽入的主要人物是計東。計東先是站在陳僖一方指責汪琬拘守文法太過，繼而調笑他掊擊錢謙益是蚍蜉撼樹，這一次也是支持魏禧一方。儘管論文意見不盡相合，但計東與汪琬為推誠置腹的好友始終未變。

(六)與葉燮之爭：以文法與八股為中心的論爭

吳江葉燮，字星期，紹袁之子。康熙九年進士(1670)，十四年(1675)選寶應知縣，未二年鐫職歸，隱橫山，教授生徒。著《已畦文集》等集。與汪琬早定交，過從甚密，后惡交，傳聞甚多，大都荒誕不經。二人交惡蓋在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間，起因則由論文不合。葉燮作《汪文摘謬》，批評他矜持古人法度，拾前人余唾，拘泥八股濫調，殊乏新意。錢謙益卒后，吳中風雅無定屬。汪琬、顧炎武、歸庄、葉方藹、徐元文、徐乾學、計東、宋實穎、錢陸燦、顧苓、葉燮皆以詩文著稱，就文章言，汪琬為一時翹楚。葉燮不肯下之，與相爭衡，然無論才學，還是文章，均不足匹敵。葉燮批評言辭激烈，但在汪琬卒后亦喟嘆失一畏友。這場論爭在清文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記，一方面體現了清初文法說分歧甚著，另一方面堯峰與橫山門下各承師說，影響了一代吳中文壇的風貌。

(七)與閻若璩之爭：以經學為中心兼及文章體例的論爭

山陽閻若璩，字百詩，博學通經。著《古文尚書疏注》、《潛丘札記》等集。康熙十七年(1678)應薦博學鴻儒，翌年試不中格罷。居京間，與汪琬發生衝突。衝突始自論金石義例，若璩指出汪文不合處，汪琬不懌，但也有意改正。若璩又指摘《古今五服考異》之誤，汪琬稱若璩父母在不當談喪禮，若琥憤然激辯。二人論爭以經學為中心，擴及文法、文風、文章體例。若璩批評汪文不重訓詁，考據未精，體例未備。《與戴唐器書》：“歸讀《陳處士墓表》，真正庸筆，銘尤不成說話。”《又與戴唐器書》：“鈍翁不足攻，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顧也，黃也。黃指太沖先生，顧指寧人先生。”時人或謂汪文稍勝魏禧，若璩較其長短，以為魏勝於汪。《又與戴唐器書》又說：“弟於古文一道雖不甚深，然視近代作者，已洞若觀火。承委直筆，敢不自竭其愚得？大抵此道最忌者，曰冗，曰稚。唯簡可以救冗，惟老可以救稚。此須多讀書，多講貫，非可一蹴至者。”言下之意，汪文“冗”、“稚”，距“簡”、“老”甚遠。這場論爭曠時持久，牽涉一時著名人物就有李因篤、王士禛、徐乾學、徐釚、戴晟、陸隴其、陸元輔及黃宗羲等。李因篤與汪琬交厚，論學甚合，閻若璩嘲笑二人私造典禮，並以此為笑談，遍告徐釚等人。黃宗羲後來也捲入這場論爭，下文再作辨析。

(八)與黃宗羲之爭：以本之六經、小說筆墨為中心的論爭

餘姚黃宗羲，字太沖，講學東南，為故明耆舊、浙東文派領袖。與汪琬無交往，二人都曾應徐乾學之請為傳是樓作記，所作並傳，但宗羲頗輕視汪文，《戴西洮詩文題辭》：“以視今日之名士，摹仿得歐、蘇一二轉折語，自稱震川正派者，見之能不自愧乎？”(P102)戴西洮即戴晟，閻若璩與書信往來剖摘汪琬學問、文章之弊，戴晟拜晤宗羲必細談其事，宗羲因在題辭末流露對汪琬不屑之意。

汪琬集中未見批評黃宗羲文字，儘管如此，但我們仍稱此為清初古文界一場重要論爭，是因宗羲還作有《論文管窺》，對文章如何“敘事”、“用經”提出相異的看法，對侯方域、王猷定也持不同的評價。如“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P649)“巨子”指汪琬，“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也有具體所指。康熙八年(1669)，汪琬與李良年論文，《跋王於一遺集》以侯方域《馬伶傳》、王猷定《湯琵琶傳》為例，批評古文家“以小說為古文辭”，“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為俗學而已矣”(P907)。李良年《論文口號》述及之，其六云：“琵琶一足荒唐甚，留補《齊諧》、《志怪》書。”其七云：“人間不識侯公子，地下修文老更成。”汪琬輕視方域之文，《題壯悔堂文集》歷述其才子風流，枚舉金陵撾殺膳夫豪縱事，言及文章，文末僅云：“末年來游吳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

黃宗羲所論切中汪文一些弊端，然黃、汪之爭內涵遠不止此。首先，黃宗羲輕視汪琬，除學問、文章不相合外，還另有他因。他與侯方域為復社舊交，與王猷定、歸庄俱孤節遺民，相互推重，對錢謙益亦奉為尊長。而汪琬譏議侯、王，斥責錢氏，與歸庄對罵。一定意義上說，論爭體現了遺民與新朝士大夫的分野。其次，明中葉后，吳中之文與經學日益合流，演變至清初，形成以汪琬、顧炎武為代表的合經學、文章為一的潮流。浙東之文遠承明初宋濂、王褘以來的文統，但因近接陽明一派，源流變化頗異。汪、黃之爭也反映了浙東、吳中之文不同的風格旨趣。

三、古文史意義

清初激烈繁複的古文論爭，體現了一代文學思潮的急劇變革與古文運動的複雜形態。茲結合清初古文“中興”與明清古文發展史，略述汪琬與古文家論爭的文學史意義。

清初古文“中興”是一種文學史的客觀存在。其源起有三：一是文學源起。清初文人遠承唐、宋古文運動，取法韓愈、歐陽修等人；近承歸有光與唐宋派及復社、幾社復古風氣，反思唐宋、七子、公安、竟陵諸派得失，倡導古文復興。二是政治源起。明末清初政治與歷史大動蕩，促使古文家尋求變革，提倡六經為本、文以用實，疏離自適性情。三是學術源起。實學昌明構成“明學”的新變，經學崛興成為“清學”創立的關鍵，二者都推轂了清初古文“中興”。順康之際湧現不同的古文創作群體，主要包括：復社、幾社後勁群體；錢謙益、龔鼎孳、吳偉業為代表的貳臣群體；黃宗羲與浙東文派；顧炎武、歸庄、王猷定、屈大均、周容、杜濬為代表的遺民群體；王士禛、王崇簡、施閏章、魏裔介為代表的新朝士大夫群體；汪琬、葉燮、計東、尤侗為代表的吳中群體；易堂九子為代表的江右群體；侯方域、湯斌、宋犖為代表的中州群體；王弘撰、李因篤為代表的關中群體，董文友、陳維崧為代表的常州群體等。各群體、作家間的交叉與衝突，對清初古文理論與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清初古文運動中，古文論爭、古文評點、樸學之興，構成“中興”的三大基石。論爭的意義極其突出。如復興古文應從文法始，還是從明道始？在文人、才士、學者之文中，何為古文正宗？如何處理古文與八股、經學的關係？都成為當時的焦點問題。通過對話交流，古文家鮮明地闡述了各自的古文觀。文壇大家論爭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對當時古文理論與創作的繁榮大有裨益。

基於此，我們再來看汪琬與古文家論爭的文學史意義。

一方面，汪琬論爭對象，如黃宗羲、魏禧、歸庄、周容、陳僖等，皆一時古文名家，所論都關係著清初古文運動的大問題，包括對古文正統的反思，對文法的認識，對“明文”的反思，對古文與經學關係的理解，對八股文的評價態度等。針鋒相對的辯說，甚至劍拔弩張的對壘，對古文“中興”有著不凡的意義。如汪琬提倡文法、文經道合一；陳僖推重文以明道；魏禧主於自然元氣，不以文法為第一要義；黃宗羲提出如何“敘事”、“用經”。所謂理不辯不明，通過論爭，諸子建構了各自的古文理論體系，對存在的問題也有了一定的認識。《汪文摘謬》固深為汪琬不喜，但不失諍友之義，他在刊刻《鈍翁續稿》與手定《堯峰文鈔》時，對葉燮摘謬文字或刪或留，作了較大改動。堯峰門下惠士奇等、橫山門下沈德潛等，創作上也力避葉燮指出的問題。葉燮不長於經術，橫山門下對汪琬經史之文多有借鑒。汪琬不喜閻若璩其人，但還是認同他所說的墓誌體例，撰著力避體例之失。清代金石義例之學的興起，汪、閻之爭有發端之功。探討清代金石義例之學，此一文史公案值得關注。

另一方面，“清文”取代“明文”，既非隨朝代鼎革自然形成，又非一蹴而就。其間經歷了曲折複雜的過程。汪琬與遺民周容、吳殳、歸庄、魏禧、黃宗羲之爭，前三次由汪琬主動發起，后兩次由遺民主動發起。周、吳、歸、魏、黃在明遺民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文也幾乎代表了遺民古文的最高成就。論爭又牽入錢謙益、侯方域、王猷定等人，有著豐富的內涵。與周容之爭，側面反映了當時在野遺民居為文壇主流的史實。與吳殳之爭意在“倒錢”，是針對“明文”、“明學”習氣所發。與後來批評侯方域、王猷定一樣，這是汪琬倡立“清文”、“清學”的重要一環。“倒錢”又成為與歸、黃之爭的導火索。汪琬以震川嫡派自視，然未得到吳、歸、黃的承認。在許多遺民眼中，錢謙益失節降清，但仍是“明文”大纛，“明文”儘管存在種種弊端，但畢竟是故國之“遺”，非新朝所有，遺民可以批判它的弊端，如果以“清文”取而代之，他們顯然是不盡肯的。黃宗羲編選《明文海》、《明文授讀》，即可覘其意。這無疑含有十分微妙的“敝帚自珍”心理。所以，汪琬批評錢、侯、王，就遇到不小的阻力。隨著時間推移，遺民社會衰落，“清文”最終取代“明文”的地位。“清文”創立有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文法之興；經學昌明；適應世變。適應世變，不待詳言而明。文法之興是“明文”到“清文”演變的一個關鍵要素。這並不是說“明文”沒有文法，而是說汪琬等提倡文法，重新認識古文正統，黜七子、公安、竟陵於正宗之外，從而變革了明中葉以來文章傳統。經學之興與之相輔相成。汪琬與閻若璩有關經學與文章的商證，鼓揚了合經學、文學為一的風尚，也奠立了“清文”尚經重學的基調，後來吳派、皖派經學家以及陽湖派古文，大都繼承了這一傳統。這樣看來，汪、閻之爭對清代古文的發展，特別是古文與經學的合流，有著深刻的意義。當然，“清文”取代“明文”，並不意味古文完成了從“虛”到“實”的質變。無論是七子復古、陽明學人鼓吹良知，還是公安“獨抒性靈”、竟陵“幽清孤峭”，都體現了明代古文的革新嘗試。“明文”自成一體，有“清文”難以替代的價值。

綜上，汪琬與古文家的論爭對清初古文“中興”深具影響。論爭勝負不是最重要的，未分出勝負，並不影響其推轂古文復興的作用。清初古文“中興”富有創造性，存在諸多有待深入開掘的空間，如清初古文與唐、宋、明古文運動的關係；與明清學術的關係；發展軌跡與特徵；古文的論爭與理論、評點與傳播；古文與小品、駢文及八股的關係；古文流派群體研究；古文運動的價值等。當前清初小品研究的繁榮自不能取代古文研究，只有對諸如此類問題深作探討，始可進一步認識清初古文“中興”在文學史上特殊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