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斌

沈玉斌，男，京劇琴師。同沈玉才乃昆仲。

沈玉斌乃是場面全才，六場通透，腹笥淵博，他是燕守平的啟蒙老師，也是新中國戲曲教育事業的奠基者，是他創辦了松柏庵“藝培學校”，為京劇藝術薪火再傳留下了寶貴的火種。張學津、孫毓敏、李玉芙、孟俊泉、燕守平、王曉臨等都是松柏庵走出的“角兒”。

在解放初期，沈玉斌先生曾擔任“梨園公會”會長。他是“八大拿”等武戲的編創者沈小慶的後人，其祖父沈三元是譚小培的老師，其父沈福山工花臉，曾經在多個班社當“管事”，郝壽臣與侯喜瑞都受到過他的教益，為此沈玉斌與郝、侯二家有著特殊的感情。

京劇世家，其子沈金波為高派老生，其侄沈長春為北京京劇院二團楊派老生（退休）。

解放初期，在宣武區陶然亭有一所私立戲曲學校，即“藝培戲曲學校”，它的建成是與當時身為“梨園公會”會長的沈玉斌分不開的。一次在中南海為首長演出中，周恩來總理見到沈玉斌時道：“你姓沈，是戲曲界的負責人對嗎？你們辛苦了！”短短一語體現了黨的關懷，促成了沈氏辦戲校的決心，設想不要國家出資屬民辦性質，但又不同於過去的舊科班。籌建工作開始了，校址利用“松柏庵”破廟。沈玉斌為辦藝培戲校，忍痛賣掉前府衚衕13號的私宅房產。後來還典賣了家中的電話、首飾和裘皮大衣等貴重物品，但這遠遠不能解決支出所需。

1951年7月26日，在梁小鸞等人的奔走倡導下，戲曲界在京女演員五十餘位聯合義演為藝培籌集資金。演出《玉堂春》和《大八蜡廟》。劉喜奎、碧雲霞親任舞台監督，這次坤伶大會文武雙出，在京劇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排戲時沈玉斌見特請的趙桐珊(芙蓉草)最為忙累，不知如何感謝才好，王瑤卿安慰他說：“桐珊是個熱心人，為了培養下一代，排排戲有什麼？道道辛苦就行了。”雖說如此，沈氏心裡甚是過意不去。緊張的排戲，大家都是熱汗淋淋，但卻都樂呵呵毫無怨言，沈玉斌深受感動，趕忙抱來十多個大西瓜，請諸位消暑解渴。

地處天橋的鳴華京劇團，亦聞風而動，梁益鳴、張寶華率團演出拿手劇目《打竇瑤》等。梁益鳴把全部收入親自送到梨園公會，對沈玉斌會長說:“我們劇團能力有限，只能表表心意吧。”李桂雲又組織河北梆子劇團義演了一場。荀慧生、於連泉（筱翠花）兩位名家披掛上陣，義演了《樊江關》。剛從武漢返京的梅蘭芳，聽說學校正在籌款，不久即在長安戲院演了《金山寺·斷橋》和《鳳還巢》。剛從香港歸來不久的馬連良和張君秋，正在天津中國大戲院演出，得知藝培正在籌款，義不容辭地義演了《四進士》，並特意打來長途電話，請沈會長派人前去取款，沈玉斌親自趕赴津門，待接到款后，方知是該場演出的全部收入。按慣例應是收入低微的班底演員不在義演之內，沈忙說:“怎麼好要大家的戲份呢?”郭少安說:“這不是您沈先生私人組班，辦戲校是為了下一代，我們也應盡一點責任。”沈只得眼含熱淚連聲道謝地把錢收下。

告別舞台多年的名凈郝壽臣，親率弟子於長安戲院義演花臉大會，戲碼為王玉讓的《鬧江州》；王永昌的《草橋關》；袁世海的《盜御馬》，大軸為郝老的《李七長亭》，73歲的蕭長華演解差。接二連三的籌款義演，充分體現了戲曲界對培養下一代的一片赤誠之心。

1951年11月下旬，在松柏庵的後院里，出現了十幾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天天在那裡練功，他們算是藝培戲校的第一批學員。可在當時這裡既不像學校，又不像科班，只能稱它為“梨園子弟學藝班”。為了給學生“抄功”，聘請了王仲元、劉佩永、張喜鴻，沈玉斌只能付給他們微薄的車馬費。后又請來了尚小雲在正樂科班的師兄弟李三星，他是名凈李順德之子。為早晚能幫助照料，就住在廟內。校址地方不夠用，沈玉斌見那麼多的殿堂常年供奉尊神，反覆考慮，萌生了請諸神退位的念頭，但此舉非同小可。他先得到了王瑤卿、蕭長華的支持，又經梨園公會常務理事會研究決定，恭請大殿內的佛像起駕，在殿西小跨院“深葬”。屆時擺香案焚香燒紙，沈玉斌當眾虔誠禱告念念有詞，儀畢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諸神一尊尊直立安放坑內，然後填平整好，此舉總算圓滿成功。

20多間大小佛殿，經過更換門窗和修葺粉刷，變成課堂。供桌和匾額改製成桌椅。辦公設備是向梨園公會借來的，創業時的教學用具，一些是三義永捐贈的，一些是部分教師貢獻的。在各方的支持下，學校總算有了初步模樣。后經多方磋商，組成了由王瑤卿、蕭長華、郝壽臣、沈玉斌、貫大元、譚富英、李少春、葉盛章、梁小鸞、史若虛、王頡竹等人組成的招生委員會。1951年12月4日於新民報刊登“藝培戲曲學校招生簡章”。不幾日，即有500多名學生前來報名。經過初試和複試，到次年的1月3日註冊報到，前後僅用一月時光，即完成了一切招生工作。全體工作人員都是白盡義務，不取任何報酬。

協助沈玉斌的，有荀令文負責教務工作，負責事務的是吳仁本，經過多方奔走，相繼請來各行教師到校任教。這已屬不易，因當時已有一所國家辦的戲曲學校，校長為王瑤卿，有威望的師資幾乎均被請去，而且是固定工資，一切開銷均由國家支付。而藝培戲校屬於私立，所需資金全靠沈玉斌個人支撐。諸連順是眾所公認的好教師，自從富連成科班報散后，就沒有了工作，加之他本人有不良嗜好，生活無有保障。沈玉斌請他出山任教，他非常感激。蕭長華得知后，逢人便說:“玉斌這個辦法真好，既解決了小的學戲問題，又解決了老的吃飯問題，真是積德修好哇!”

為了開闢寬綽的練功場地，梨園公會研究決定，將義地的墳墓遷走，並成立了以沈玉斌、於永利為首的“遷墳委員會”。通知亡者家屬前來認領陪葬物品。遺骨裝入瓷壇或棺中，這其中就有楊小樓、陳德霖、金少山、高四保、高慶奎、王長林、文亮臣、宋永珍、李世芳等諸多名家，以及尚小雲之母、姚玉芙之父，於連泉雙親及夫人、譚富英夫人等，他們大部遷往南苑集賢村重新安葬。此工作從1951年底至1952年初，用了一個多月。

1952年初春，北京私立藝培戲曲學校正式建成了，經市文教局批准，成立了戲校董事會，梅蘭芳任董事長，郝壽臣、沈玉斌任副董事長，王瑤卿、蕭長華為諮詢董事，在董事會上推選郝壽臣出任校長，並制訂了學校章程和教學方針。

教師也隨之有所增加，武旦教師暫請李金鴻代課，武戲教師王德森、王恩垣，隨之郭靜安等也來校任教。不久又相繼請來了武丑教師王福山，醜行教師趙德普，小生教師衡和華。蘇連漢因有時搭班赴外地演出，沈玉斌便親自登門，請侯喜瑞出山臨時代課。

建校時無校舍，學生只能走讀，中午在校用餐，其經費全靠沈玉斌設法解決，由於經費所限，伙食只能從簡，主食饅頭或窩頭，副食白菜和蘿蔔。當時也曾因經費接不上，出現過斷炊的局面，學校只得讓學生回家用餐，無奈沈玉斌只好含著眼淚道歉致意。同樣因經費關係，當時也無力添置練功地毯，只能讓學生暫時自備棉墊。由此可以想象當年“藝培”創業是多麼的艱辛。

北京市市長彭真聞知藝培處境艱難，於5月27日親臨學校視察，了解情況后不久，學校便接到市政府批示：除每月補助經費2000元外，另撥萬元修建宿舍；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戲曲事業的關懷。

經濟有緩，部分教師能按月開支，又添置了一些教具和其它設備。但不久又出現了緊張局面。董事長梅蘭芳，為給藝培籌募基金，與中國戲曲實驗學校原四維戲校的學生，於6月24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辦了一場義演。戲碼為侯正仁《四傑村》，劉秀榮、張春孝、鈕驃《豆汁記》，大軸是梅蘭芳《霸王別姬》，劇中除劉連榮的項羽、姜妙香的虞姬、王少亭的韓信、蕭長華的更夫等為梅先生的老搭檔外，為加強演員陣容，由戲校的錢浩梁、朱秉謙、楊啟順、袁國林、賀春泰、傅殿華、柏之毅、史燕生分別扮演韓信帳下的樊噲、周勃、王陵、彭越、陳賀、孔熙、英布、曹參八員漢將，使該戲增色，劇場之內盛況空前，演出的收入給藝培解決了燃眉之急。後來馬連良得知后，便主動發起以富社師兄弟為主的一場義務戲，為藝培籌集基金。於8月5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演出《群英會·借東風》，由侯喜瑞飾黃蓋、馬連良前魯肅后孔明、曹連孝前孔明后魯肅、葉盛蘭飾周瑜、黃元慶飾趙雲。蕭長華、郝壽臣兩位亦粉墨登場，分飾蔣干和曹操。由首都實驗京劇團助演，開場為吳鳴申的《嘉興府》。這之後，馬連良、張君秋又義演《四進士》，票款全部經梨園公會轉交藝培戲校。隨著戲校的發展，人員也在不斷增加，教師已有20多人，由於學校創業維艱，請來的教師只發給以小米為計算單位的低工分。臨時代課的只給予菲薄的車馬費酬勞，有的教師主動義務教學，不取一文錢。荀令文就曾對沈說:“三叔，如果開支緊張，我也和您一樣，暫不要報酬。”他在學校的一年多中，從未領過任何報酬，后因工作需要，他調到梨園公會。

學生開始上課學藝，沈玉斌一度想給學生們重新起個藝名，甚至連排什麼字都想好了。蕭長華聞聽搖了搖頭說:“不妥！那不變成舊科班了嗎？玉斌，你看是不是這麼個理兒？請你慎重考慮！”沈玉斌聽罷之後，連連點頭道:“您老說得對，多虧您提醒!”此事作罷。戲曲學校分生、旦、凈、丑諸多行當，分行關係著一個學生的命運

與前途。初選的行當對某些學生往往不一定合適，要通過觀察了解和培訓實踐加以糾正。為此學校有明文規定，若是學生一旦不適所學行當可以變更。所以這批學生中就有不少人畢業時的專業與初學的行當有了較大的變更，當時學生們稱它為“大改行”。有的學生確實不適應學戲，只得勸其退學另謀出路。巴金陵原也有人主張讓其轉學，沈玉斌卻堅持己見，認為他是棵好苗子，須正確引導，於是親自給他說了一出崑曲《春香鬧學》，果然不凡，畢業后他一直在校任教，現已是桃李滿門的優秀教師了。

1953年2月9日下午，梅蘭芳主持了“藝培”的最後一次董事會，總結了戲校一年來的工作之後宣布，由於經費和師資的困難，經市政府批准，學校由政府接辦。市文化局副處長王松聲宣布，改名為“北京市戲曲學校”。北京市私立藝培戲曲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郝壽臣校長曾對學生們說：“戲校能有今天，多虧了沈校長啊！”1992年，北京市戲曲學校建校40周年之際，鄧友梅曾撰文《校慶之時不要忘記沈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