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都新田

曾經創造了輝煌春秋歷史的晉國，在公元前376年被韓、趙、魏瓜分。兩千年過去了，人們眼中的晉國，早已面目全非，留下許多無法分不清是真是假的傳說，如《說苑》、《東周列國志》。就是公認比較真實的史籍《史記》、《左傳》、《國語》，其後的各個註解也眾說紛紜。

對於晉國和晉文化來說，在現代考古學即將誕生的前夜，有兩個清初學者需要提及，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和智斷曲沃縣“人熊案”的張坊。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終老曲沃；張坊是乾隆年間的曲沃縣令。顧炎武考證出叫囂了多時的晉始封於太原的謬誤，而謬誤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晉杜預，指出“竊疑唐屬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晉景公遷都新田在何處？眾望所歸，即曲沃古城，也稱為鳳城古城，張坊則通過實地考察，確定的新田所在地，多年後已成考古發掘所證實。天堂上的張坊，自應欣慰。

對於侯馬晉國遺址來說，應當記住1952年發現它的崔斗辰，時任山西省文化廳廳長。他熱愛文物，每到一地，總要轉轉，也就是現在的考古調查。當他看到西侯馬、白店地里有很多瓦片、陶片時，敏銳地意識到，這裡是古晉國的重要地方。由此拉開了侯馬晉國遺址調查、發掘、研究的序幕。1957年被確定為晉國最後一個都城新田，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所做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在全國同時期也最多。

晉國都城唐、翼、故絳，僅有記載和傳說，到現在為止，確定的也就是侯馬晉國遺址。而且，1961年公布國保時，明確指出是晉國遺址，這在國保、省保甚至縣保，也不多見。

在東周列國都城發現與研究中，獨有侯馬晉國遺址遺跡類型多和發掘面積大，發現成果也就多。有活人生活和生產的城址、宮殿、居址、手工業作坊，有祭祀天地、祖先及盟誓的祭祀坑，有人死後的墓葬和墓地等。

以宮城為主體，左祖右社，注重軍事防禦、手工業生產、祭祀活動等構成了晉都新田的築城模式，反映了當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背景，但不設郭城，頗為另類。

鑄銅作坊遺址和侯馬盟書，至今為其他國家所無法媲美。東周時期，晉式銅器佔有了北半個中國，一平方公里的鑄銅作坊於世界，都是少見的。東周時期或先秦時代，出盟書的就兩個地點，一個是侯馬盟書，另一個在河南沁陽，據有的專家考證侯馬和沁陽互為對立，都是同一時間的，在侯馬盟誓場面中，要防止或詛咒的人，他們在沁陽也在防止或詛咒在侯馬的主盟人和參盟人。

這裡出土有很多精美文物，現在已在國家、省博物館展出，如盟書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馬的庚兒鼎和銅壺在山西省博物館等，展示晉都新田的輝煌。建晉國古都博物館，就選在晉都新田，古文化氛圍更濃重、更強烈，而且，在館址四周星羅棋布地分佈著保留至今的地上、地下文物遺跡，更容易體味出別具一格的千年風采。

1950—70年代，以晉都新田為核心研究“晉國”。據老一輩考古工作者回憶，1979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蘇秉琦老先生已經給他的學生講“春秋時期，南邊有個楚文化，北邊有個晉文化”。1980年以後考古學界開始提出晉文化。1985年晉文化學術研討會在侯馬召開，1994年丁村文化暨晉文化學術研討會又一次在侯馬召開，2001年晉國新田文化學術研討會在侯馬召開，2003年“晉學”的提出晉國古都文化節在侯馬舉行，一步步走向深入。晉國終結地侯馬兩千多年後，成為新興且富有生命力的“晉文化”誕生地。

這些都是由於侯馬有晉都新田，晉國和晉文化變成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田、晉都、晉文化在人們心中植根。

以侯馬為起點，晉文化溯源工作是1979年調查天馬——曲村遺址開始的，雖然在1963年進行過小規模的發掘，收穫甚微。1980年開始連續多年的發掘，現在晉文化侯馬之緊接著就是天馬——曲村。今天轟動國人的晉侯墓地，是侯馬晉國遺址發現四十年後的1992年因被盜而被發現。

追流工作就更多了。長治分水嶺、太原金勝村251墓即趙卿趙簡子墓，臨猗程村、萬榮廟前、榆次貓兒嶺、長子鮑店等，特別是長子鮑店，應當是晉公從侯馬遷到屯留或端氏的墓葬。

東周時期，王權分裂，僭越現象時有發生。強大的晉國賦予了晉文化的豐富多彩，在同一時期的周、秦、楚、燕、齊、魯、吳、越、鄭及戎狄文化中，都有晉文化的文物發現。戰國時期，瓜分了晉國的韓、趙、魏都在晉文化的基礎上有了新的進步，中原考古學文化被稱為三晉兩周地區，足以說明。2001年陝西省秦始皇兵馬俑中出土了一件大銅鼎，完全是侯馬鑄銅遺址的風格，甚至就是出自侯馬，秦國是沒有的。

提到東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不能不提及侯馬晉都新田。研究先秦時代的歷史和考古學文化，如果缺少了晉國和晉文化，就如同王冠上缺少了鑲嵌最美最大的明珠。

因為有了侯馬有晉國遺址，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心侯馬，華國鋒、錢偉長、李鐵映曾親臨侯馬，郭沫若沒有來過侯馬，但他寫過兩篇文章研究侯馬盟書。來侯馬踏尋的知名人士不計其數，吳玉章、田漢、常香玉及許多國際友人。

在考古學界，來到侯馬參觀、考察的人不計其數，親自工作過的知名考古學家就有幾十人，升至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黃景略，現任考古專家組組長，上世紀六十年代大會戰時，他是隊長，以侯馬發掘的經驗和教訓基礎，在他手裡，八十年代形成了《田野考古操作規程》，約束和指導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

晉都新田就是侯馬最好的名片。

1993年4月，田建文為山西省考古學會第三屆年會提交了《新田模式—侯馬晉國都城遺址研究》的論文，是他對侯馬晉國遺址的基本認識。15年過去了，《上馬墓地》《侯馬鑄銅遺址》《晉都新田》《侯馬喬村墓地1959—1996》陸續面世，使再度研究成為可能。

早在1995年編寫《晉都新田》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編《晉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我參加了第二章“城址”除“白店古城”外的全部寫作並整理了《新田晉都古城》，後者是牛村、平望、台神、馬庄四座古城勘探、試掘工作的總結。當時就意識到宮城的廢棄時間要早於晉國徹底滅亡的公元前376年（《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后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這一年為公元前376年）。具體說：

1.牛村古城1957年在東城牆南端做過小面積的發掘工作，並發現打破城牆的M1，隨葬陶鬲、蓋豆各一件，“年代為鑄銅遺址或侯馬晉國遺址分期的中期，約公元前470年左右。”（《晉都新田》第二章1985年南城牆發掘后，通過與其南石圭作坊遺址陶器分期比較，認為古城年代在公元前500～前420年左右。“據此，我們初步認為牛村古城興建於公元前六世紀下半葉也即晉都新田絳都初期稍晚。廢棄時期約在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也即晉都新田絳都中期之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晉國遺址牛村古城的試掘》，《考古與文物》1988年1期。）這一斷代，其上限下限都需要再做延伸，但作為牛村古城的繁榮期則是恰當的。

2.平望古城“大型夯土台基（公宮）東南的3號夯土之南不遠，1976年發掘了兩座南北向土壙豎穴墓……M1隨葬陶鬲、蓋豆、壺各兩件，M2除隨葬陶鼎、盤、鑒各一件，蓋豆、壺各兩件外還有銅車軎、帶鉤、玉蟬、骨飾等……這二墓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階段，約鑄銅遺址Ⅳ段，墓主生前可能屬下大夫一級……公元前500年前後各四、五十年應是平望古城的繁榮期。”（《晉都新田》）

眾所周知，晉都新田的“宮城”由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呈“品”字形構成，牛村古城發現的打破城牆的公元前470年左右的墓葬和平望古城城內在春秋晚期偏晚階段已經有墓葬分佈了，說明最遲在“三家滅智氏”的公元前453年之後，新田作為晉國都城已開始進入衰落甚至廢棄階段了，也意味著同一時期的柳泉墓地四組大型墓葬不屬於“品”字形宮城。

柳泉墓地位於新絳縣峨嵋嶺北、澮河南柳泉南坡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新絳柳泉墓地調查、發掘報告》，《晉都新田》），發現四組大形墓，每組有一大兩小並列一處，大者居中，兩邊者較小。其中兩組大墓上，保留有大於墓口、高2米的經夯打過的封土。發掘的M301，墓口長15米、寬12.6米，深16.8米，積石積炭，一棺一槨。殘存的銅盤、鑒、編鐘和石磬、玉器、瓷器、陶鼎等，時代在公元前400年前的戰國早期，墓主非幽公莫屬，M302為其夫人。其餘三組有可能是出、敬、哀、烈、孝、桓公中的三位及夫人。

既然公元前453年之後“品”字形宮城衰落甚至廢棄，至少是埋葬在柳泉墓地的四位晉公，生前居住在哪裡？這就使我們自然而然考慮到侯馬晉國遺址中最晚的鳳城古城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1960、1988年鳳城古城遺址、墓葬發掘報告》，《晉都新田》）。

鳳城古城位於侯馬市鳳城與曲沃縣城之間澮河北岸台地上，分外城和內城，均近方形，內、外城南部都被澮河水沖毀。外城東城牆被日軍侵華時修建的飛機場破壞，東北角被曲沃縣城覆壓，現在僅殘存北城牆和西城牆。經勘探，北城牆殘長3100米，西城牆殘長2600米。1960年試掘時發現外城的西城牆外有寬25米、深3米左右的城壕。外城東、南城牆若依西、北殘存城牆計算，周長就是11400米，也就是說鳳城古城外城城圈至少在11公里以上，這還不包括澮河水沖毀的部分。內城位於外城中部略偏東南，北城牆長1100米，東、西城牆分別殘長600米和1000米。1960年試掘的陶片沒有整理就散失了，1988年在北城牆外中部偏西現曲沃機電廠發掘探溝一條。據此認為：“鳳城古城外城建築年代，應始於戰國初期或更早些……鳳城古城內城，包涵遺物多為西漢時期的瓦類。據調查所知，內城應略晚於外城，似為西漢時期的宮城。”古城及其附近也發現了一些遺存，以1959年以來陸續發掘的戰國早期至東漢時期的喬村墓地最為著名。喬村墓地位於古城西城牆外2公里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喬村墓地1959～1996》，科學出版社2004年7月），到1996年發掘墓葬1032座，其中戰國早期33座、中期626座、晚期（含秦）260座，漢墓81座、不詳32座。除外，1988年曲沃機電廠曾清理10座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墓葬（《晉都新田》）。反映了鳳城古城的使用和興衰情況。

“鳳城古城從現有材料分析，無論內城還是外城，營築年代都偏晚，絕不可能是古曲沃或新田，它是秦、西漢的河東郡絳縣縣治，到東漢改稱絳邑縣，北魏孝文帝時期被廢。”（《晉都新田》）而“戰國初期或更早些”的外城年代引起我們的注意。先看時間和地域上相近的兩座古城。

1.趙康古城位於襄汾縣趙康、北柴、楊威、史威四村之間（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山西襄汾趙康附近古城址調查》，《考古》1963年10期），也分大、小二城。大城平面呈長方形，周長8480米，城外有護城河。北城牆保存最好，全長1530米。小城倚大城北部正中間而建，周長2700多米。該城建於春秋時期，延用到漢代，是漢代河東郡臨汾縣。

2.禹王城位於縣城西北約7.5公里處，先為戰國時期魏國都城，即魏都安邑，亦為秦、漢及晉的河東郡治。由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廟組成（陶正剛、葉學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調查簡報》，《文物》1962年第4、5期）。大城略呈梯形，除北城牆外，其餘三邊均不是一條直線。西城牆全長4980米，隨地形起伏而曲折，是彎曲最多的一邊；南、北城牆長3565米、2100米，東城牆僅存北段殘長1530米，現存周長12175米，復原周長15500米；中城位於大城內的西南部，形狀略城方形，周長6500米。小城在大城的中央，周長3270米。大城城內中部有戰國時代的遺跡，遺存較豐富。中城和小城的城內及附近，也有戰國遺存。

建於“戰國初期或更早些”的鳳城古城外城，其規模超過了趙康古城，也超過了禹王城，至少與它不相上下。更遠遠超過了稍早的晉都新田“品”字形宮城中的任何一城；由於規模相差懸殊和時代稍晚，也可排除類似馬庄、呈王、北塢古城作為某一晉國卿大夫的“卿城”的可能。規模上考慮只能是晉公才能有此級別，同時期還正好發現有柳泉晉公墓地。

進而再看侯馬晉國遺址，就可以發現這個遺址由東、西兩組構成。西組是晉都新田的主要內容，“品”字形宮城、“卿城”、包括“左祖右社”和部分墓地等；東組是鳳城古城和喬村墓地等。最遲在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376年，“品”字形宮城被廢棄說明晉公離開了宮城搬進鳳城古城。由於兩地為鄰無所謂遷不遷都，柳泉墓地隨之出現晉公墓葬。

鳳城古城有沒有名字？這要從晉幽公說起。《史記·晉世家》：“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余皆入三晉。”“絳”是晉都新田，“曲沃”是古曲沃，在今聞喜上郭一帶，當年“謀去”的“故絳”和“翼”已經不屬於晉國公室所有了。“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條下索隱：“《紀年》雲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這條記載的“邑”值得關注。

“邑”，《禮記·祭法》：“天下有土，分封建國，置立都邑。”鄭玄註：“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采地及賜士之有功者之地。”所以《國語·晉語四》便云：“公食貢，大夫食邑。”至少到了春秋時期“邑”與“都”有了區別，“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孔穎達疏：“小邑有宗廟，則雖小曰都，無乃為邑。為尊宗廟，故小邑與大都同名。”（《左傳·庄公二十八年》）再看晉國，自“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后（《史記·晉世家》），就不見“邑”作為都城的代名詞了，代之以縣，從公元前627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開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以後就更多了，如公元前514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很少有再稱作“邑”的了。

再看晉幽公，夜晚應當住在“宮城”中，可記載他夜裡偷偷地出了“邑”，最後被反叛者殺了，說明這個“邑”不是“宮城”或“宮城”的某個地方。在他的“獨有絳﹑曲沃”中，只有“鳳城古城”時間及其規模都與之相應。是故，鳳城古城就是戰國時的“絳邑”。其實喬村墓地戰國晚期出土器物上屢見“降（絳）亭”戳記，依照漢代慣例為“降（絳）邑市亭”之省，參考東漢時期將“絳縣”加一邑字為“絳邑縣”，可以證明“絳邑”由來已久，斷非無由之物。

晉國哪個公搬進鳳城古城？也就是“絳邑”。《史記·晉世家》，“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並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最有可能是晉哀公元年的公元前457年到三家滅知氏的公元前453年，搬進的原因當是“知伯欲盡並晉”和“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惜乎沒有建設“絳邑”的任何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