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

1877年（明治10年）4月12日，東京開成學校和東京醫學校合併組建成新的東京大學，這是日本近代最早成立的大學。成立之初設立有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和醫學部四個學部，其中文學部設置了兩個學科，即史學、哲學、政治學科為第一學科，和漢文學科為第二學科。由於第一學科中的史學科一直沒有合適的教授人選，兩年後史學科被撤消，而代之以理財學科。撤消的理由是：史學科必須講述日本、中國、印度和東洋各國的歷史，必須熟悉日本及西方社會的古今沿革、變化和興廢，而且還要熟悉哲學。這樣人材當時匱乏，因沒有合適人選，所以只好撤消學科編製。

1881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兩大學科改組成三個學科：第一科哲學科、第二科政治學和理財學科、第三科和漢文學科。1882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又增設了以講授中國和日本傳統學術為中心的第四科古典講習科。1885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又形成新的三個學科的劃分：第一科哲學科、第二科和文學科、第三科漢文學科，把政治學和理財學科劃歸到法學部。

1886年，根據當時日本“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更名為帝國大學，並設置分科大學制，原東京大學文學部隨之更名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當時在哲學科中沒有中國哲學，在史學科中也沒有中國史，有關中國的學術全部設在漢文學科。當時的教授先後有中村正直、島田重禮、南摩綱紀、重野安繹四人。他們負責漢文學的教學，島田重禮還負責支那哲學的教學。

1890年，東京大學文科大學開始模範歐美學制，設立講座制度，其中漢學和支那語學設立了三個講座。日本著名文學家夏目漱石、正岡子規正是這一年進入文科大學學習的。

1905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把漢學支那語學講座改組成支那哲學講座、支那史學講座、支那文學講座。1910年，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正式固定化為哲學科支那哲學講座、史學科支那史學講座、文學科支那文學講座的劃分。第一講座第一任教授是島田重禮，他的繼任者先後有重野安繹、星野恆、宇野哲人、鹽谷溫、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氣太、高田真治等人。第二講座第一任教授是竹添進一郎，他的繼任者先後有根本通明、市村瓚次郎、服部宇之吉（島田重禮的女婿）、鹽谷溫、崗田正之、倉石武四郎等人。第三講座第一任教授是張滋昉（講師身份），他的繼任者先後有宮島大八、三島毅、那珂通世、金國璞、張廷彥、白鳥庫吉、服部宇之吉（兼）、宇野哲人（兼）等人，大多是當時學術界人文領域的大老。

1897年6月，帝國大學正式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1919年2月，分科大學制廢置，改置學部，原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正式改名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此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用名之始，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7年（昭和22年）9月“東京帝國大學”更名為“東京大學”為止，這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隨之更名為早期的曾用名“東京大學文學部”，並一直沿有至今。

日本學者談及東大或東帝文學部時，通常將東京大學或帝國大學或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部分為如下幾個時代加以研究，即：

1.東京大學時代

2.文科大學時代

3.文學部時代前期

4.文學部時代後期－戰前期

5.文學部時代後期－戰中期

6.文學部時代－戰後舊制的終結期

7.新制大學時代（1953年）

其中3、4、5、6期的文學部，皆稱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可見這一時期的文學部十分重要。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之名存世整50年，在這半個世紀中，學部的學科設置與以往大致相同，即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其中史學科內設西洋史學專修科、東洋史學專修科、日本史學專修科，設置有國語學、國文學、東洋史學、哲學、哲學史、心理學、人種學、憲法、行政法等講座。從1963年起，所有學科大致可分為四類，即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行動學）。此前的學科，作為專修課程而歸屬以上各類中。隨著專修課程的不斷増設，1995年又將“類”改稱為“學科”，沿用至今，至今已達到27個專修課程。現階段各專修課程大多習慣稱為“00研究室”。

哲學專修課程

中國思想文化學專修課程、印度哲學仏教學專修課程

倫理學專修課程

宗教學・宗教史學專修課程

美學芸術學專修課程

伊斯蘭學專修課程

日本史學専修課程

東洋史學専修課程

西洋史學専修課程

考古學専修課程

美術史學専修課程

言語學専修課程

日本語日本文學専修課程

中國語中國文學専修課程

印度語印度文學専修課程

英語英米文學専修課程、德語德國文學専修課程

法語法國文學専修課程

斯拉夫語斯拉夫文學専修課程

南歐語南歐文學専修課程

現代文芸論専修課程

西洋古典學専修課程

（圖片說明：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文化資源學研究室副教授大西克也講課場景）

心理學専修課程

社會心理學専修課程

社會學専修課程

社會學研究室

盛山和夫（せいやまかずお）-教授，專長計量社會學、數理社會學。

上野千鶴子（うえのちづこ）-教授，專長文化社會學

松本三和夫（まつもとみわお）-教授，專長環境社會學、技術社會史

武川正吾（たけがわしょうご）-教授，專長社會政策學、福祉社會學

佐藤健二（さとうけんじ）-教授，專長歷史社會學

白波瀬佐和子（しらはせさわこ）-教授，專長社會學

夏目漱石（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日本作家。他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稱為“國民大作家”。他對東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詣，既是英文學者，又精擅俳句、漢詩和書法。寫作小說時他擅長運用對句、迭句、幽默的語言和新穎的形式。他對個人心理的精確細微的描寫開了後世私小說的風氣之先。他的門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龍之介也曾受他提攜。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なつめきんのすけ），生於江戶的牛込馬場下橫町（今東京都新宿區喜久井町）一個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1874年，七歲，入淺草壽町的戶田學校。夏目自幼喜歡漢學，14歲開始學習中國古籍，少年時曾立志以漢文出世。

1890年他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現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習英文。1889年，就學期間的夏目因受好友正岡子規等人影響而開始寫作；同年9月9日，他的漢文暑假遊記《木屑錄》脫稿。《木屑錄》不僅是漱石最早彙集成冊的作品，且署名為“漱石頑夫”。漱石二字來源於唐代《晉書》的故事漱石枕流，一開始是子規的筆名，為夏目借用，並最終成為了他的正式筆名“夏目漱石”。1895年，在愛媛縣松山中學任教，后又去熊本縣執教；這段經歷後來體現在他的小說《少爺》中。1899年10月28日，33歲的夏目抵達倫敦，開始了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留學生活。1902年12月5日，夏目啟程歸國，結束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夏目歸國后，在東京帝大講授英文，並開始文學創作。1905年的《我是貓》令他一舉成名。1907年，開始為《朝日新聞》寫連載小說（包括《虞美人草》、《三四郎》）。

1911年，夏目漱石拒絕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稱號。1916年，因胃潰瘍去世。夏目死後，家屬將他的腦和胃捐贈給東京帝大的醫學部。他的腦至今仍保存在東京大學。1984年，他的頭像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紙幣上。芥川龍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號“澄江堂主人”，筆名“我鬼”，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寫了超過150篇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篇幅很短，取材新穎，情節新奇甚至詭異。作品關注社會醜惡現象，但很少直接評論，而僅以冷峻的文筆和簡潔有力的語言來陳述，讓讀者深深感覺到其醜惡性，這使得他的小說即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又成為當時社會的縮影，其代表作品如《羅生門》和《竹林中》等已然成為經典之作。

芥川龍之介於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學習英國文學，學習期間開始寫作。芥川龍之介自殺去世8年後的1935年，他的畢生好友菊池寬設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新人獎“芥川賞”，現已成為日本最重要文學獎之一，與“直木賞”齊名。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1972年4月16日），世界知名的日本新感覺派作家。他在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此獎項的日本人，也是繼泰戈爾之後第二位獲此獎項的東方人。

川端康成生於京都附近的大阪府，祖輩為地方有名的富貴，家道中落後遷於東京，其父親習醫。川端康成兩、三歲時父母病故，祖父將他帶回大阪府扶養，他唯一的姐姐則寄養在另一親戚處。由於身體孱弱，川端康成的幼年生活是封閉式的，幾乎沒有與外界的接觸，而這種過分的保護並沒有改善他的健康，反而造就了他憂鬱、扭曲的性格。上學后這種生活有所變化，但不幸又接踵而來，川端康成的祖母、姐姐，祖父相續過世，這種對於死亡的體驗給他留下的恐懼的影響是一生的。

1915年，一本雜誌刊登了他的幾首俳句。次年，他在當地的一份報紙《京阪新聞》上發表了幾首和歌和雜文。中學畢業后，川端康成前往東京的一所高等學校學習，在那裡他接觸到世界文學以及日本文學中最精闢、最前沿的浪潮。1920年（大正9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英文學科學習，同期生有北村喜八、本多顯彰等人。從1920年後，川端康成對於寫作風格不斷探究，短篇《招魂節的一幕》奠定了其在文壇的第一步。1934年，川端康成開始寫《雪國》連載，3年後出了單行本，並獲得第三屆文藝懇話會獎。1941年受關東軍邀請訪問滿洲等地，訪問結束后他自費留在中國，並將妻子一同接到中國，兩人前往北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回到日本。第二年，川端康成編輯了《滿洲各民族創作選集》。1944年以《故園》等文章獲戰前日本最後一屆菊池寬獎。1961年，川端康成前往京都寫作《古都》，同年獲得文化勳章。1968年10月17日，他憑藉《雪國》、《千羽鶴》及《古都》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此獎項的日本人，也是繼泰戈爾之後第二位獲此獎項的東方人。1969年4月，旅行期間，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一道被選為美國藝術文藝學會的名譽會員。1970年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不少作家趕到現場，只有川端康成獲准進入。川端很受刺激，對學生表示：“被砍下腦袋的應該是我”。三島自殺之後17個月，即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作為工作室的公寓中含煤氣管自殺。未留下隻字遺書。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日本當代著名的存在主義作家。1994年因他的作品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大江健三郎於1935年1月31日出生在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從小聰敏過人，愛好閱讀文學書籍，如《三宅學嶺隨想集》等書，一生中購得的第一本書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高中於故鄉松山完成學業。於1954年4月考入東京大學文學部（第二類法文系），以其優異表現獲得東京大學的獎學金，生涯的第一篇正式作品是在入學同年九月為同學演出所寫的《天嘆》，此後在校內文藝部參與校刊編輯，寫過詩和評論。

1955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東大教養學部校友會的會刊《學園》上曾以《火山》一文奪得銀杏並木賞。1957年5月在《東大新聞》中發表《奇妙的工作》，獲文藝祭獎。1958年大江再以《飼養》短篇小說獲得第三十九屆芥川賞，逐漸受到日本文壇的關注。翌年三月畢業，畢業論文是《沙特小說之感想》。在求學期間的大江已是多產的作家，除了上述作品外還有《死者的奢侈》、《他人之足》、《石膏假面具》、《偽證之時》、《運搬》、《鳩》、《毀芽棄子》、《意外的芽》、《喝彩》、《戰爭的今日》、《北之島》、《夜慢行》、《此外的地方》、《我們的時代》等短篇或長篇作品，雖不過大學生卻十分勤於寫作，部份作品甚至發表成了單行本。

黃現璠(1899-1982)，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壯學之父。原名甘錦英，廣西扶綏人，壯族。1935年留學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東洋史專修科（當時屬文學部下屬機構），成為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代表學者之一。留學期間，結識學部生榎一雄、田坂興道、岸邊成雄、三上次男、矢澤利彥等人，尤與榎一雄、岸邊成雄交往密切。1937年回國后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校史學教授，成為中國“壯族首位大學教授”。先後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校圖書館館長、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他從事歷史學和民族學研究五十年，通曉官話、粵語、英語、日語、壯話、瑤話、侗話，在通史、社會史、生活史、學運史、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和語言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貢獻卓著，成為壯學開山祖師和中國第一個民族學派“八桂學派”的開派領袖以及當代歷史學界“無奴學派“（簡稱無奴派）創始人。他在大學致力於教育事業近五十年，晚年又在桂林創辦灕江業餘大學，桃李滿天下，影響深遠。

（圖片說明：東京文獻學派初代和二代部分成員合影，1936年2月16日攝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樓前。從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黃現璠、松田壽男；後排榎一雄、田坂興道、岸邊成雄、三上次男、矢澤利彥）

常任俠(1904～1996)中國東方藝術史家。1904年1月31日生於安徽潁上。1922年入南京美術專門學校學習，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學習古典文學與宗教、民俗藝術史。1935年赴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當時屬文學部下屬機構）研究東方藝術史。翌年回國。后從事抗日宣傳工作。40年代中期赴印度聖蒂尼克坦國際大學講學，研究印度佛教藝術史。1949年應周恩來電召回國。他主要從事中國以及中亞、東亞、東南亞諸國美術史以及音樂、舞蹈史的研究，對中國與印度、日本的文藝交流史研究作出了開拓性貢獻。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樺美智子和東京大學學生

日本人民最優秀的女兒、東京大學文學部的學生樺美智子（かんばみちこ、1937年11月8日-1960年6月15日，日本安保鬥爭中犧牲的東大文學部女子學生[1957年東大文學部二類入學生]），在日本人民反美反岸的愛國鬥爭中，英勇犧牲了。她是日本人民的驕傲。在向她靜默致敬的時候，不禁使我憶起一九五0年前後，我在東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系任教時間的一些往事。東京大學的前身，是東京帝國大學，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培養文官的地方。東京帝大的大門，是漆成紅色的。帝大的學生絕大多數是上層社會的子弟（也沒有女生），一畢業就有官做，所以他們認為“一登紅門，聲價十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改為東京大學，也兼收了女生（但還沒有女教師）。我每次到文學部上課，走的是另一個校門。校園裡樹木很多。因為學校里的暖氣管在侵略戰爭末期被拆下“捐獻”做了武器了，課室里很冷。我總記得在滴淅的雨聲之中，屋裡相當陰暗。穿著黯舊的服裝的學生們，仰著凍得通紅的臉在聽講，又低下頭去，呵著凍僵的手去寫筆記。他們中間也有少數的女生。在我班裡的同學們，漢文都很好，有的還會說很流利的漢語，這次來訪華的竹內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對於新中國的一切，都感著極大的興趣，每逢討論到新中國的文學作品，都有提不完的問題，說不完的話。在這一時間內，大家心頭都是熱烘烘的。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文匯報》上，我讀到了這次訪華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兩位團員——竹內實和大江健三郎（備註：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先生的文章。他們都以同學的身份，來哀悼樺美智子。竹內實先生提到，在一月十六日，岸信介偷偷地溜到美國去簽訂新日美“安全條約”的時候，愛國的學生們衝進了羽田機場去阻止這個賣國勾當，曾受到警察的強迫解散與逮捕，在這個隊伍當中，參加鬥爭的唯一女生是樺智美子。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文章里說：“包括樺美智子在內的所有東京大學學生的教科書，具有著真的革命意義的教科書的作者——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和我們談話時，也常常提到樺美智子的名字。”他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人民對於樺美智子所表示的尊敬和哀悼，感到永不能忘的激勵，同時也說明了所有的東京大學的學生對於“具有真的革命意義”的毛主席的著作，是當作教科書一般來精讀研究的。

早在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就領導我們說：“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員……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在這次的日本如火如荼的反美鬥爭中，知識分子，尤其是學生，是和工農民眾緊緊地拉著手前進的。一個樺美智子倒下去了，千萬個樺美智子英勇地站了起來！在全世界主持正義愛好和平人民的互相團結，互相支持下，日本人民、日本學生的反美鬥爭，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樺美智子的血是決不會白流的！

2.《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毛澤東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一日）

非常歡迎你們。對日本人民的英勇鬥爭感到很高興。你們的鬥爭對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都是一個極大的支持，你們鬥爭的對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去年日本社會黨領袖淺沼稻次郎訪華時在北京發表演講，說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當時一部分人認為這種說法太過火。現在日本人民的鬥爭，大大超過了去年的這種說法，鬥爭的範圍和規模之大，是去年所沒有想到的。這次鬥爭是從反對“安全條約”爆發的，其基本性質是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因為條約是日美反動派在眾議院強行通過的。就是說日本革命的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罷工不是提經濟口號，而是提的政治口號，這在世界上是少見的。並且，有高級知識分子參加鬥爭，如東京大學校長茅誠司在“六一五”慘案發生的第二天，就召開了全校抗議大會，率領大家上街示威遊行。犧牲者是東京大學學生，叫樺美智子，現在全世界聞名。她父親叫樺俊雄，是中央大學教授，專攻法律。好像有好幾千名教授都組織起來了，婦女也趕上去了，還有和尚等宗教界人士也出來了，工人、學生是主力。明天還要有更大規模的罷工。（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