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集

黃庭堅，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詩人，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著作現存《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另有南宋時任淵等三人整理加註的《山谷詩集注》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又《山谷詞》一卷。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他出身於一個文學空氣很濃的家庭，父親黃庶是專學杜甫、韓愈的詩人，著有《伐檀集》二卷；舅父李民也是詩人，而且是有名的藏書家；兩位岳父孫覺和謝師厚也是積學知名之士。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從小就博覽群書，三教經典以及小說雜書無所不讀。所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他的詩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黃庭堅在治平四年（1067）考中進士后，於熙寧初任汝州葉縣的縣尉，熙寧五年（1072）任北京國子監教授，得到大臣文彥博的器重。元豐元年（1078），他寫了一封信給徐州太守蘇軾，表示仰慕之意，並呈詩二首。蘇軾當即複信，稱讚他的“古風二首，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答黃魯直書一首》）。

兩人從此締交，終身不渝。元豐三年，他出知吉州太和縣，路過舒州時，遊覽了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愛其風光，便以山穀道人作為別號。元年間。他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館閣，司馬光讚賞其好學有文，邀請他參與校定《資治通鑒》。他在京將近九年，任《神宗實錄》檢討官、加集賢院校理，升起居舍人、秘書丞，兼國史編修官。這一時期，蘇軾兄弟是朝廷顯要，他始終追隨著蘇軾，常相唱和，成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紹聖年間，政局發生了變化，章?、蔡卞等新黨得勢，肆意迫害元？黨人，他被貶為涪州別駕，從此又自號涪翁。徽宗時，蔡京擅權，大興黨禍。轉運判官陳舉承宰執趙挺之的風尚，告發他所作《荊州承天院塔記》中有幸災謗國之意，因此被撤銷一切職務，流放宣州編管，他的著作也因此遭禁。崇寧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他死於貶所，終年六十一歲。

黃庭堅在政治思想上受蘇軾的影響很大，並屢次與蘇軾一同被貶。但他主張新舊的兩黨互相寬容：“人材包新舊，王度濟寬猛。”（《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他雖然不很贊成新法，但不像司馬光等那樣極端保守，堅決反對，並認為新法的流弊不是王安石的過錯。在《跋王荊火禪簡》中，他對王安石的人品十分推崇敬佩：“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他這種不抱偏見地對待王安石的態度，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黃庭堅的世界觀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混合體。他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傳統的儒家學說。但在激烈的新舊黨爭中，他沒有勇氣也毫無辦法去解決矛盾，於是便逃遁到仙鄉佛國中去尋求精神上的寄託。

他和法秀、祖心、惟清、悟新等禪師交往，接受了禪宗的影響。其詩歌創作中，除了儒家經典外，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抱朴子》、《淮南子》、《黃庭經》等，佛家的《金剛經》、《法華經》、《楞嚴經》、《維摩經》、《華嚴經》、《涅？經》、《般若經》、《傳燈錄》等都是他所喜歡涉獵的，可見他所接受的思想影響也較複雜。黃庭堅是作為宋詩的代表作家之一而載入史冊的。北宋中後期，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跟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反覆鬥爭，黃庭堅屬於舊黨中人，他的政治生涯也隨著舊黨勢力的消失而升沉變化。他一生從未居要職、握大權。

他在地方任上，有機會接近下層，能關心百姓的疾苦，為農民做過一些好事。他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也比較客觀，在新黨當政時，黃庭堅執行了新法，但在具體實施時敢於作出一些便民的修改，舊黨得勢時，他時變法被全部廢棄而感到惋惜。因而在黃庭堅的詩歌中，有一些較真實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歷史情況和社會現狀的好作品。如《流民嘆》、《戲和答禽語》、《上大蒙籠》、《送范德孺知慶州》、《蟻蝶圖》等，都深深打下了時代的烙印，反對統治階級的苛政，對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關心宋朝與契丹、西夏之間益尖銳的民族矛盾鬥爭。但這些“愛國憂民”的詩篇在黃詩近二千首作品中數量不多，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在黃庭堅詩歌中，描述個人的生活經歷如親友間的友誼的作品佔有三分之二以上。這些詩歌表現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抱負、抒發了失意時的感慨。詩人珍惜那金石般堅貞的親情友誼，把詩當成日常往還的書信，“次韻”、“和答”、“有贈”、“有懷”，熱情的鼓勵，親切的勸勉，共同分享生活中的歡樂與悲哀。儘管處處是羅網，每句詩都可以造成文字獄，但詩人們深摯的情誼卻依然維繫著，即使因此而被貶官，被流放，還是感到“難答故人情”！對坎坷的人生，詩人在執著地探索著，總想追尋出它的秘密，當他無法找出答案時，就只好在老莊哲學和佛學中去獲得精神的解脫，這就是黃詩經常羼雜著禪學說教的原因吧！

黃庭堅對中國古典詩歌影響最大的還是在詩歌的藝術形式方面。他的自己大量的創作實踐，總結出一套較完整的詩歌創作經驗，指示人們作詩的規矩方法，以至形成了一個籠罩兩宋百年的文學流派——江西詩派，其流風餘韻遠被於近代，清末的“宋詩運動”，也許就是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的迴光返照。

黃庭堅詩歌的藝術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嚴密的謀篇結構的法度

宋人范溫《潛溪詩眼》引黃庭堅的話：“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宋詩本有散文化的傾向，黃庭堅也把寫文章的法度用了詩歌創作中，要求一篇上下，都有線索可尋，每句每段，也應安排得法。但這“布置”並不是要試貼那樣僵化的格式，村學究的“起、承、轉、合”，而是要曲折變化。“奇正相生”，富有法於無法之中，最後達到“無意於文”的渾成之境。我們讀黃詩時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作者的思路好象突然斷了，上下兩句，前後兩段接不上榫，這正像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鏡頭一下子轉換，場面突然改變，但其中還是有人內在聯繫的，需要我們用自己的想象補足它。這樣，文學就更簡煉，詩意也更會蓄。

講究修辭造句

黃詩有其特殊的句法，那是從杜甫一脈傳下來的。喜歡造拗句。在句子結構上，不按正常的語法規律，把主語、謂語、賓語的次序顛倒，或刪去一些句子成份，或把兩個意思緊縮在一句中，以使句意曲折，文氣跌宕，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其名句“風雨極知雞自曉，雪霜寧與菌爭年”（《再次韻寄子由》）、“黃流不解ネ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汴岸置酒贈黃十七》）等，都是佳例。黃詩很重視鍊字，“置一字如關門之鍵”，五言詩句的第三字，七言詩句的第五字，更要求工穩新警。置字有力，句中有“眼”，句子便顯得骨格峻峭，全詩為之而生色。還要煉虛字，尤重連接虛字的運用，以使行文跌宕有致。

重視律詩中對偶句

對偶，唐人已下過很多功夫，唐詩中有不少工整精美、膾炙人口的對句，宋人想突過它，只得另立新法，別出新意。黃詩的對句，自然生動，有些乍看起來像是散文的句子，毫不似對偶，但認真體味之，則覺字字工切，別有韻味。如“舞陽去葉才百里，賤子分公俱少年”（《次韻裴仲謀同年》）、“清坐一番春雨歌，相思千里夕陽殘”（《和答王晦之登樓見寄》）等。就是所謂的“以歌行之氣，運於偶句”了。

具有一種特殊的音樂美

詩的音律與感情是一致的，特殊的風格需要用特殊的音律來表現。黃庭堅的律詩，有許多不合“正格”的句子，不按照詩律規定的平仄來組句，“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這種拗句，用得好的，聲情並茂，在“不和諧”中更覺其美，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題落星嵐漪軒》、“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杯”（《過方城尋七叔祖舊題》）等，我們在吟誦時自會感到其音律的特殊美。就這樣，黃庭堅苦心孤詣，刻意出奇，用他那“奇正相生”的謀篇法度，用他那“以故為新”的句法字法，用他那險拗的音律，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人們把這種“峭刻生新”、“深折透闢”、“老辣硬澀”的詩風稱為“黃庭堅體”。在掃除五代、宋初柔弱華靡的詩風上，黃庭堅對中國詩歌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黃庭堅論詩，提倡“無一字無出處”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法，在宋代以至後來的詩壇上都發生過一定的影響。江西詩派崇尚瘦硬風格，要求字字有來歷，往往襲用前人詩意而略改其詞，以為工巧，就是繼承了黃庭堅的衣缽而變本加厲的。黃庭堅過於重視詩歌的技巧工形式，而忽視了文藝最本質的東西——作品的思想內容，所以無論怎樣力圖推陳出新、練字鍛句，把別人慣用的詞語、陳腐的調子引剝落乾淨，但實際上只不過是用自己的新瓶子裝了前人的舊酒。他在文字技巧上越陷越深，有些詩作生硬怪僻，或過於曲折隱晦，以致成為只供少數人欣賞的古董了。

黃庭堅的散文雖為其詩詞成就所所掩，但在北宋不失為一作手。他作文立意為本，並注重辨體，稱“荊公評文章常無體制而後文之工拙”（《書王元之〈竹樓記〉后》，故頗致力於學習前人的文章法度。在其記述性文章中，不僅寫景狀物形象生動，而且寓以哲理，啟迪人生，使文具有情理相生之趣。在他留下的眾多的書信中，以貶謫時期的居多，它們或述交誼行正，或談藝論文，多真情實感，非泛泛應酬酬作，從中表現出作者的人品與識見。他的題跋隨筆涉及面很廣，尤以詩論書畫美術者為多，涉筆成趣，常多慧心解悟之論，短章雋語，意味深長。總之，黃庭堅的散文雅健警煉，應當在北宋文壇上佔有一席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