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夫

姜克夫少年喪母，隨父親在吉林大賚長大。

姜克夫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流亡北平，先後就讀於東北難民子弟學校、東北中山中學、東北大學文學院預備班，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5年7月，經擔任北平中共東北特別支部負責人的於毅夫介紹參加了中共東北特支的外圍組織“東北人民抗日會”。同時參加的還有著名作家田師手等東北愛國青年。9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七七事變后投筆從戎，回到山東參加范築先部隊，歷任壽張縣政訓處組織股長、民先隊范濮壽陽四縣分隊長、壽張特務大隊指導員、游擊10支隊宣傳股長、民先隊中心隊長、魯西北軍政幹部學校指導員。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11月，他從武漢到達延安，在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任《八路軍軍政雜誌》編輯。1942年，調任延安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編輯和特派記者兼三邊分區通訊處主任。

在這個新的要害崗位上, 姜克夫施展了他的新聞編輯才華。我黨很多重要的歷史文獻都是經他手在《解放日報》編髮的，由他經手編輯發表的許多重要歷史文獻原稿得以保存。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主席手書起草，以朱德總司令名義發布的渡江令等兩份手稿。這兩份手稿，一份是毛主席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的，另一份是用粗鉛筆起草，也是寫在宣紙上。現在這份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獻保存在北京革命軍事博物館。

因離開山東時失去組織關係，於1941年7月重新入黨。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新聞研究室學習，后在《解放日報》任編輯、特派記者、三邊分區通訊處主任。抗戰勝利后隨軍赴東北，歷任吉江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安廣縣副縣長、賚廣聯合縣第一副縣長、安達縣副縣長、長春籌備工作委員會秘書主任、長春特別市政府秘書處長、房地產管理處長、敵偽產業處理委員會副主任。1953年，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后奉調入京，任建築工程部學校教育局辦公室主任兼教學指導處處長。

1957年任中科院宣傳局副局長、哲學社會科學部辦公室主任。

1958年，姜克夫調任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1959年後，他參加了《文史資料選輯》的編纂，主持審讀稿件。1972年，調任民國史研究室副主任，分管《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的編寫工作。1982年10月離休后，精心撰著了《民國軍事史略稿》和《東北大學史稿》。198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向他頒發了“老有所為精英獎”。

1993年12月12日凌晨5時，審閱第四卷校樣至第764頁時伏案而終，享年八十歲。

《民國軍事史略稿》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華書局合作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之一，以年代為綱，記載了上起晚清創建新軍，下至解放軍進軍西藏為止數十年間各主要軍事集團發展、重要戰役和軍事事件，以及時期部隊編製、裝備、序列演變情況，是迄今為止少見的民國時期軍事通史。全書共分四卷。

嚴師諍友 終生難忘

姜克夫

於毅夫同志是我東北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我與毅夫相處約有半個世紀之久，他既是嚴師又是諍友，對我的成長幫助最多，真使我終生難忘。

我知道毅夫的名字是1930年夏在齊齊哈爾念初中的時候，當時在文學研究會編的一本雜誌上讀到他撰寫的文章《狼》，這篇散文記述了毅夫家鄉依安縣農村的景象。文內散發著鄉土氣息，讀起來如同置身於開闊的烏裕爾河大草原上，飽享祖國北大荒自由的風光。

認識毅夫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我們都流亡到北平以後的事了。1935年春夏之交，我去北京飯店看望從南京來的我的盟叔。在他的房間看到一位約30幾歲，鼻樑上架著近視眼鏡，身穿筆挺的古銅色西服的紳士。盟叔介紹說：“這是咱黑龍江同鄉於毅夫先生。”毅夫站起來和我拉手。盟叔又向他介紹：“這是我們大賚縣的小共產黨姜紹虞（我的原名）。”又說：“你別看他是個中學生，可能說啦，儘是過激言論。”

毅夫在旁插話：“也不能怨青年人過激，日軍步步進逼，眼看華北就要淪陷，哪個愛國的中國人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呢？”

以後，我就和毅夫接近起來。當年秋天，他介紹我參加了中共東北特支的外圍組織“東北人民抗日會”。“民抗”是個發展會員不多的抗日組織，記得在東城青年會小禮堂參加一次全體會，到會人員不足百人。毅夫領我宣誓后把我和孟述先、田質成（即師田手）、劉大庸等編成一個小組。毅夫經常出席我們的小組會。我參加“民抗”后，即在毅夫直接領導下做工作。當時“民抗”的機關刊物叫《東北之光》，后改名《東北生活》。毅夫叫我幫他辦這個刊物，我當時還是個中學生，文字水平是很低的，毅夫手把手教我如何寫文章和修改稿件。慢慢地我學會了寫稿、改稿、校勘、划版、發行等一整套的辦刊物業務，我一生長期從事報刊的編輯工作，可以說是這時打下的基礎。1936年末發生了西安事變，很快地和平解決，全國人民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張學良，國共合作，對日抗戰。東北特委為此發動簽名運動，毅夫交給我一批宣言，由我和同志們串聯東北同鄉、同學簽名，共計1700餘人簽了名。然後由毅夫和李春華校友於1937年2月攜帶宣言去南京向國民黨三中全會請願。此外，我在東大讀書期間去綏遠援助傅作義抗戰，拒絕臧啟芳接收東大和南下請願的鬥爭也曾獲得毅夫的指導。抗日戰爭前在黨的領導下參加火熱的鬥爭歲月，使我受到極大的鍛煉，對我以後成長為黨的幹部起了決定作用。在這個時期的鬥爭中，毅夫可以說是我的引路人。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我國人民盼望已久的抗日戰爭終於到來了。全國人心激奮，處於國防前線的平津青年學生更是熱血沸騰，黨領導的各救亡團體紛紛組織慰問團、服務團等去前方進行宣傳、鼓動。毅夫和東北特委領導下救亡團體成員，更是盧溝橋戰地服務的急先鋒。但正在黨的北方局策劃宋哲元二十九軍像西班牙人保衛馬德里那樣，動員市民構築街頭保壘準備巷戰，保衛平津兩城市之際，不料宋哲元這個懦夫於7月28日夜，竟丟下千千萬萬的抗日鬥士，率領其二十九軍悄悄逃走了。對於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廣大市民恐慌不安，救亡團體成員更惶惑不知所措。當時我們都是參加黨的活動不久的青年人。日本憲兵馬上就要進城捕人了。29日傍晚從門縫塞進一個紙條，上寫“馬上離開公寓。”我一看是毅夫的字，當晚即到我父的老朋友家藏匿。

8月5日，日軍侵略軍舉行入城式，騎兵、坦克、步兵從前門耀武揚威地闖了進來，恐怖氣氛瀰漫全城，老百姓惶惶不可終日。8月7日平津正式通車，我們決定冒險出走，8日上午我們在前門上了火車，下午6時到達天津東站。12日下午英商怡和洋行的恆生輪由津開上海，我們買了青島登岸的船票登輪開出天津。黃昏前開出大沽口。但一覺醒來又傳來噩耗，恆生輪停在海心不動了，船長借口上海已經爆發了八一三抗戰，青島也宣布戒嚴，決定將船開回天津。同學們剛逃出虎口又返回去，哪能答應呢？遂紛紛包圍船長室，要求開船。這時，毅夫和張友漁、張郁光等左派人士挺身而出，毅夫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對船長說：全船上千名乘客大部份是抗日積極分子，英國應幫助中國抗戰，不應再返回日本佔領區，如青島佈雷，可在煙台登陸。船長被毅夫等說服，遂駛往煙台。

毅夫和東北救亡總會黨組書記劉瀾波則設立東總駐濟辦事處，負責登記東北籍抗日積極分子。當時黨領導的紅軍已在陝北，根據黨的指示：黨員要在當地利用一切合法名義與友黨友軍合作，動員群眾堅持抗戰，很快東總辦事處登記3000餘名東北籍抗日積極分子，派遣到馬占山、于學忠、萬福麟、繆澄流、吳克仁等東北軍和與黨建立起統戰關係的馮玉祥第六戰區長官部、石友三第一八一師和閻錫山的犧盟會。我夫婦到濟后，即住在姑丈母家，毅夫即指定我夫婦負責通訊聯絡。因之，我住的青龍街734號，每天都接到大批信件、報刊和接待來取聯繫的同鄉。當年10月我和500多名平津流亡同學考入中共中央軍委華北聯絡局與韓復榘合作辦的第三集團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到黃河北戰地發動游擊隊去了。當年冬瀾波、毅夫也離濟到武漢設立東北救亡總會。

1938年8月中旬，我到武漢就找到了毅夫，他招待我住在武昌明月橋他的房間內。我向他說明範築先將軍高級參謀張郁光讓我寫介紹魯西北抗戰情況的文章后，他說，目前大後方進步報刊正需要介紹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文章，叫我大膽地寫。當時日軍圍困武漢的戰鬥正酣，天剛冒亮日軍重轟炸機就成群結隊來武漢上空投彈。毅夫不等天亮就把我叫起一塊奔向郊外去躲飛機。我們二人每天口袋裡裝上幾塊稻米面做的餅子坐在稻田埂上，他修改各地的來稿，編輯《反攻》半月刊，我撰寫敵後抗戰的稿件，分別投向新華日報、《全民抗戰》、救亡日報和《反攻》等，並搜集後方出版的進步報刊和我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捎回聊城。

9月底起溯長江西進的日軍突破田家鎮要塞后，日機更加緊對武漢三鎮的轟炸，武昌一片瓦礫，很難存身，遂與毅夫、瀾波等遷到漢口法租界明德里。經與毅夫研究決定隨瀾波去西安轉延安。在武漢、西安三個多月中，毅夫對我幫助太大啦，在西安候車期間我寫了介紹魯西北抗戰的小冊子《抗戰根據地魯西北》,託人帶到重慶交給毅夫，他請鄒韜奮先生在生活書店出版，可惜只印了兩版就被國民黨頑固派給查封了。

日本投降后，我們分別從延安和蘇北回到闊別14年的家鄉黑龍江。1946年6月我去省委開會，又和當時已任嫩江省主席的於毅夫在齊齊哈爾相會。這時我軍在四平失利撤出長春，東北局準備由哈爾濱撤退佳木斯，省委決定我們安廣縣和大賚縣合併為賚廣聯合縣，將縣政府遷往乾安，兩縣的縣大隊合併為一個騎兵團由張學文和我率領與新四軍三師派到地方的40幾個幹部打游擊。毅夫找我談話，分析了我軍必勝蔣軍必敗形勢后，指示我：“你和學文都是本地人，應很好地團結南方幹部，進行土地改革，動員農民群眾，堅持鬥爭，以等待主力補整完畢過江反攻。”

為免於國民黨還鄉團來報復，他還叫我把家屬送到後方，重要文物交他代為保存，以免遺失。這樣我就將我編解放日報要聞版時積存的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同志寫的文稿選了一部份交我胞弟帶給毅夫。建國后革命軍事博物館陳列的周總理為軍委起草的抗戰勝利對日軍反攻命令，即系毅夫隨身保存獻給中央檔案館的。（記得好像是兩份手稿，宣紙，一份為毛筆，另一份是鉛筆所寫，對應《毛選》查對，似都是主席所寫，不過其中一份是以朱總司令名義發布的渡江命令。折迭起來，在書房中壓在眾多書櫃里的雜書叢中，其子從沒翻看過這份迭起的宣紙，只以為是沒用的舊物，也曾閃過處理之意。好在，是其次女假期回家后，翻看書櫃，發現是主席手筆，可對照《毛選》，告知其父，其父才知文物尚在，忙掛號郵至軍博。文稿內容與作者回憶有所差別，待考證吧。）

1947年夏東北戰場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我民主聯軍繼三下江南后，發動了夏季攻勢。我於當年初調到安達工作，這時正率領一個工作隊在薩爾圖“挖大樹、刨壞根、查夾生飯”，深入發動群眾。接到毅夫電話，命令我馬上去松花江邊率領民夫隨部隊作戰完成支前任務。我連縣城都未回，立刻騎馬奔赴前方。兩天後趕到松花江邊，三天後趕到伏龍泉追上二縱隊。然後追隨這支英雄部隊參加了奪取懷德、黑林子、昌圖、開原，殲滅蔣軍戰役。8月初我因病去齊齊哈爾住院休養，毅夫同志親自去看望，給了我很大安慰。

總之，日本投降后我在黑龍江幾個縣從事政權工作期間，毅夫曾不斷地對我進行幫助教育，幾乎每次去東北局開會回省路過我縣，都下車到縣政府看我。當時任省政府副主席的顧卓新同志曾開玩笑地說：“於毅夫見了姜克夫總得講些體己話。”體己話，無非是告誡我謙虛謹慎，站穩黨的立場，團結同志，努力工作，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嘛。

1948年5月，我被調到東北局。我們就再無機會在一塊工作了。只知道他晚年身體不好，還帶病在吉林省堅持工作。不料晴天霹靂，1968年3月2日毅夫竟被誣為“特務”捕入北京城郊監獄。1975年夏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釋放在押的黨的骨幹，我聞訊后託人便轉告在長春的杜貴紱同志，使她和孩子們寬心。逮捕“四人幫”后第二年春毅夫來京檢查身體，我去招待所看望。他坐獄多年腿腳已不靈，我抓住他的手，眼淚就出來啦。後來，我動員他撰寫關於黨的東北特支和其外圍組織“東北救亡總會”的史料，留給兒孫後代，他答應了。

1978年春，在中央組織部關懷下，毅夫去廣東從化療養。身體稍事恢復，他即提筆撰寫回憶錄,1979年10月撰寫成《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東北救亡總會》給我寄來。貴紱的來信說，毅夫因趕寫史料，健康狀況又逆轉，這可能是毅夫的絕筆了。果然不久就聽說毅夫病重，好轉后，習仲勛同志派專人送他來北京了。我急忙去北京醫院看他。毅夫同志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不能行動，后經醫生治療，病情有了轉機。我去醫院看他，動員他撰寫皖南事變新四軍遭到國民黨反動派圍攻，周總理派他去新四軍任聯絡部長，活動於京瀘敵人心臟，瓦解偽軍，孤立國民黨頑固派以協助新四軍在華中發展的史料。他說：“這些黨都清楚，我不能寫，帶在腦袋裡見馬克思去吧。”

毅夫在北京醫院住了一年多，於1980年4月返回長春，臨行前我曾去看他。1981年秋天又得到毅夫健康逆轉消息，並聽說他在病中念叨：“寄給克夫的文章，不知是否已經發表？”我找抗戰期間常在重慶東總避難的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范涌同志提前打出清樣給他寄去。毅夫看后笑了，說：“克夫不用原標題，改為《 周恩來同志與東北救亡總會》，這題目好，很醒目。”不料沒到一年，毅夫竟與世長辭了！

毅夫是個黨性純正的共產黨員。他畢業於燕京大學，青年時期即積極探索革命道路，抗戰前被吸收入黨后，時刻以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要求自己。他具有黨的高度原則性，愛憎分明，剛直不阿，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勤奮好學，撰寫了大量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他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從來不謀個人私利。他待人寬厚，平易近人，到處與群眾打成一片。不僅我個人受到毅夫的培養教育，終生難忘，我想他也是知識分子應當學習的模範。

1982年12月12日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原刊《黑龍江日報》198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