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城集

入為秘書少監。錢勰草制，極稱其詞藝之富。後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孫覺、胡宗愈、蘇軾、范百祿交薦之，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乃召拜中書舍人。蘇軾草制，稱其能讀典、墳、邱、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其沒也，曾鞏祭文有曰：“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盈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傍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眾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麈揮”云云。蓋一時廷評士論，莫不共推。即朱子於元祐諸人，自洛黨以外多所不滿。而《語錄》云：“貢父文字，工於摹仿，學《公羊》、《儀禮》亦復稱之。”豈非攽學問博洽，詞章奧雅，有不可遏抑者乎！史載所著諸書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議》七卷、《東漢刊誤》四卷、《詩話》二卷，《漢官儀》三卷、《芍藥譜》三卷。今所存者自《詩話》以外，惟《東漢刊誤》散附北監本《後漢書》中，近日始有刻本。《芍藥譜》亦僅而不亡。《文集》則《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俱作六十卷。明《文淵閣書目》有《彭城集》十五冊，不列卷數。今所傳《三劉文集》，僅有《公非集》一卷，凡詩四首、文二十三篇。蓋掇拾於散佚之餘，多所闕漏。即《宋文鑒》所選者且不盡載，其他可知。至以劉顏之《輔弼召對序》誤屬之攽，舛謬尤屬顯然，殊不足據。今檢《永樂大典》所載，篇章尚富。蓋即據《彭城集》收入。謹掇拾排比，厘為四十卷。較之原書，所少不過十之一二。與新編其兄敞《公是集》，鉅制鴻裁，舊觀盡復。在北宋諸家中，可謂超軼三孔，而憑陵兩宋者矣。

----出《四庫總目提要》

劉頒，字貢文，號公非。生於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卒於哲宗元四年（公元1089年）。臨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父親劉立之，字斯立，曾經任知縣、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史等職。劉頒的哥哥劉敞，字原文，號公是。歷任右正言、起居舍人、翰林侍讀學士等職務。劉敞博覽群書，無所不讀，對於儒家經典，諸子百家、古今傳記以及天文地理、醫算卜筮等都有涉獵。特別精通《春秋》。著有《公是集》、《七經小傳》、《弟子記》和有關《春秋》的著作多種。

劉頒二十四那年，和劉敞一起考中進士。以後一直在地方上任職，填到仁宋嘉八年（公元1063年），才從地方調至京城汴梁，任國子監直講。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由歐陽修、趙概的推薦，參加館職考試，被任命為館閣校勘。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實行變法改制。這時候，劉頒任判尚書孝功、同知太常禮院的職務。劉頒和王安石、司馬光都有著良好的私交，但在政治觀點上，劉頒更傾向於反對新法的司馬光。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有青苗法等，而青苗法遇到了極大的阻撓，王安石為此曾寫過《答曾公立書》，極力維護青苗法。劉頒在讀過這封信后，曾致書王安石，認為王安石“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而實際上青苗法“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對青苗法表示反對。劉頒還反對改革學校貢舉法，並得到太常禮院同僚的支持。由於政見之不同，王安石便把劉頒貶為泰州通判。不久又轉為曹州知州。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擔任開封府南司判官。后又離開京城，去地方擔任京東轉遼使、兗州、毫州知州等職務。不久，由於繼他擔任京東轉運使得吳居原的控告，劉頒被貶往衡州任鹽倉監倉。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逝世，哲宗繼位。執政的宣仁皇太后高氏起用司馬光、呂公著、劉摯等人，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劉頒不久即被起用，先是任襄州知州，很快就回到汴京擔任秘書少監。擔任秘書少監不久，即因病辭職，去祭州擔任知州，但蘇軾、范百祿、孫覺、胡宗愈等人聯名上奏，挽留劉頒，於是被命為中書舍人，而中書舍人掌管起草詔令，而且如果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可奏請皇帝重新考慮，是一個重要的職位。但這時劉頒已年過六十，且身體多病，到了元四年（公元1098年）因病去世，卒年六十七歲。

劉頒學問廣博，著述豐富，特別精於史學，受到時人的器重。歐陽修認為他“辭學優瞻，履行修謹，記問該博。”王安石寫詩稱讚他“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嘗記五車書”，“才高意大方用世”，“能言奇字世已少”。曾鞏推薦他“廣覽載籍，強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此。”

劉頒的歷史上的主要貢獻是參與司馬光修撰的《資治通鑒》。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為了編修《資治通鑒》，奏請劉恕、趙君錫同修，得到英宗皇帝的應允。而趙君錫因父死而憂，便決定由劉頒接替趙君錫。劉頒的工作主要是分段進行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刪定工作，以及某些考證工作。司馬光在劉頒等人已做工作的基礎上，再一起共同研究，勒成《長編》。劉頒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編撰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主要是在兩漢階段，司馬光之子司馬康曾給予以高度評價：“《資治通鑒》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文；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五代則范淳甫”。

金毓黻也對《資治通鑒》兩漢部分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通資》（兩漢部分）則不然，凡前漢十二帝之紀事，雖不出荀悅所記之範圍，而與《漢紀》之面目則大異，蓋取史、漢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於一爐，創為新作。試取其書觀之，無一語不出於《史》、《漢》，而無一處全襲《史》、《漢》，非特全漢為然，全書無不如是也。”

不僅劉頒精通漢史，其兄長劉敞、侄兒劉奉世也精通漢史，時人稱之為“三劉”，三人合著有《漢書標準》六卷。

除參與《資治通鑒》的編撰外，劉頒還校勘過《魏書》、《北齊書》。著有《東漢刊誤》、《〈後漢書〉精要》、《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義》、《漢官儀》、《中山詩話》、《芍藥譜》。

劉頒“為人疏俊，不修威儀”，性格詼諧幽默，出語無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至死不改。

劉頒不僅是一位史學家，在文學上也有一定的造詣，一生寫下了不少詩歌，有《彭城集》傳世。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史·藝文志》和《文獻通考》均著錄為六十卷，明朝《文淵閣書目》中著錄《彭城集》十五冊，不列卷數，《四庫全書》收錄《彭城集》四十卷。

在四十卷《彭城集》中，卷一至卷十八是詩歌，其中包括七言絕句、五言絕句、七言律詩、五言律詩等。劉頒不僅是一位史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有造詣的詩人，他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詩篇，其中有不少上乘之作，作品中充滿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切和對人民群眾生活的同情，富有極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幽州圖》一詩中，他寫道，“鄙夫平居常嘆息，薊門幽都皆絕域；安得猛士守北方，力排敵人復禹跡。”表達了詩人企圖早日收復祖國領土的強烈愛國主義感情。在卷十三《京北流人》詩中，劉頒寫道，“嗟爾流人亦可悲，白頭老叟抱中兒。不羞遠作投荒客，自恨生遲外戶時。魚失江湖相煦沫，鳥囚籠檻苦啼飢。鄉原日日生荊棘，說似旁人猶涕垂。”

詩中充滿了對人民不幸生活的無限同情。在《關西行》里，詩人寫道，“關西居人多閉屋，屋底老翁相向哭。縣官禁錢錢益輕，百姓無錢食不足。平時斗粟錢百數，今者千錢人不顧。大家蕭條無十金，小家流離半逵路。憶初鑄錢為強國，盜賊無端皆得職。邇來救弊因寬民，盜賊自苦民逾貧。安得萬物皆為銅，陰陽熾炭造化工。鑄錢萬萬大似展，官定足用民家豐。”不僅表達了對人民生活的同情和解除人民痛苦的希望。而且還譴責了官府的弊民政策。這樣的詩篇在《彭城集》中還有不少。如《漁翁》詩，“老翁年勤耕作苦，官田稅多不敢住。身攜兒孫事漁釣，編竹為家寄江浦。朝尋菱芡逗煙水，暮飠卞魚蝦宿風雨。”揭露朝廷稅收太重，逼得百姓只好下湖捕魚度日。在《自古》詩中，劉頒對皇帝因嬖倖而封侯進行了嘲諷，“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骷髏。”；“漢約無功不得侯，奸雄惡少善為謀，卻令驕主輕人命，奴僕行師海北頭。”

從卷十九至卷二十三是劉頒為皇帝起草的各種各樣的制誥。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一是劉頒撰寫的奏議、疏、表、制、啟、書。這些都是劉頒對當時朝政發表意見的文字，於此可見劉頒的政治觀點和立場。有些則是劉頒談論學術的文字，如卷二十七《與王深甫論史書》認為“古者為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就也，謂之傳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諱國惡耳。夫《春秋》，聖人所特作，以見一王之法，不當引為史例。然其諱國惡，猶但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為藏匿，使不可知也。后之史官不達此意，猥自於聖人，以是為史未嘗直書。上則顧時君忌諱，退又惡斥言當世權勢大人罪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悅生者而背死人，不顧是非。”這裡是論述中國史學中的曲筆產生的原因和過程，有著獨到的見解。有的書信則是談論當時的朝政大事，如《與王介甫書》中批評王安石實行青苗法帶來的種種不便，指責王安石“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

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是序、論、行狀、墓誌銘、神道碑；卷四十是雜著。在上述序、論中，有些表達了劉頒的學術觀點，如《〈後漢書〉精要序》、《公是先生集序》、《王天下說》、《處士論》（上、下）等。在行狀、墓誌銘、神道碑中記錄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言行事迹，是了解北宋社會、經濟、風俗的原始材料。雜著則內容不一，有讀書筆記，有進士策問，有旱禱文、祭文、哀辭等，不一而足。

《彭城集》的被禁毀，和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山詩話》一樣，除了書中的內容有問題外，主要是作者是政治上反對新法的舊黨人物。因此，當崇宋二年徵宗下詔禁毀元黨人的書籍時，《彭城集》也就在劫難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