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

元好問據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後代，其先祖相繼遷居洛陽、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等地。至元好問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時，又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託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著有《東岩集》。

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1190年8月10日），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的士大夫家庭里。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后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據記載，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他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之職，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并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

貞佑二年（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通過應試的機會，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其中《箕山》、《元魯縣琴台》等篇，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興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正大元年（1224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后，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其後因母親張氏身故，元好問丁憂閑居內鄉白鹿原。又應鄧州節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移刺瑗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天興二年（1233年），蒙古軍圍汴京，元好問被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后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脅迫朝臣為自己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

金亡后，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后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行動也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並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家鄉隱居，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

元憲宗二年（1252年），元好問覲見“駐桓、撫間”的忽必烈。希望說服忽必烈尊信儒學，並請他為“儒教大宗師”，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國。

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后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

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陽》之二“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歧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筆筆皆為血淚，字字飽含悲憤。正如清代大文學家史學家趙翼在《題遺山詩》中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當然，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黃華山》“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詩人以大氣磅礴、力度千鈞的筆勢，寫出了黃華山瀑布的奇觀，給人以雄壯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鍊、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託了畫作的內涵。比如《秋江曉發圖》“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轆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由詩中可以看出，畫的內容是秋江無際、扁舟曉發，但詩人只把這種畫面作為引子，而把道路艱難、世路艱難作為詠嘆的真正對象，使得畫圖的意境和內涵都擴展了許多。

元好問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他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他對自己的詩才極為自信，有著與杜甫相提並論的傲氣，有過“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詩句。

此外，他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詩歌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

他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留下詞377首，是金代作品最多的詞人。元好問詞的內容不及其詩內容廣大，但在金詞壇卻是題材最豐富的一家，藝術上以蘇軾、辛棄疾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抒懷、詠史、山水、田園、言情、詠物、贈別、酬答、弔古傷時，無歷不控。

作為金詞壇現實主義詞人，他的詞筆首先是面向現實的。有“兵塵萬里，家書三月，無言強首。幾許光陰，幾回歡聚，長教分手。料婆婆掛械多應笑我，慌仲隊金城柳。”

元好問多作懷古詞，形式以長調為主，奇慨遙深，如《木蘭花慢》“渺漲江東下”。田園詞則往往表現出恬談、閑適的情趣。描繪山河壯麗、抒發愛國豪情，是遺山詞一個重要內容，如遺山代表作《水調歇頭·賦三門律》等。

元好問的水詞之所以能如筆下山水那樣頂天立地，在於它不僅是雄渾的山水畫眷更有寄慨、壯思、理想自畫卷中選出。即如此首下聞純為感慨，詞之內涵亦因此而深化。在詞文上，元好問的愛情詞是別具一格的，如其著名的《雁丘詞》等。

元好問還寫過小說，所著志怪短篇小說《續夷堅志》四卷二百零二篇，其中除四篇有目無文和一篇內容殘缺者外，實有一百九十七篇。從《續夷堅志》和元好問的其他詩文中，我們發現他的思想和文學創作受《列子》的影響相當大。他的《續夷堅志》的書名，與其說是仿南宋洪邁的《夷堅志》，倒不如說直接取之於《列子·湯問篇》的“夷堅聞而志之”一語更確切些。他繼承和學習了《列子》、《搜神記》和唐代傳奇、南宋《夷堅志》的志怪搜奇的傳統。這書的大部分篇幅雖然也是荒誕不經的東西，但元好問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宣揚有神論、天命論，而是也如《中州集》一樣，在於以小說存史和鞭笞社會的醜惡現象。元人朱方石在《續夷堅志》跋中說“《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即洪邁）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為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此書記載自金世宗大定年間（1161—1189年）至蒙古國蒙哥汗（元憲宗）元年（1251年）之間的種種傳聞故實。內容除了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者之外，還有不少是關於地理、歷史、文物、醫學、天文、藝術等的記載，於理解金元時代的實際情況很有裨益。如《王增壽外力》，記金代“括田”、“簽軍黟”等弊政外，還有“括駝”，印證了《金史》的記載。《戴十妻梁氏》則記述蒙古統治集團的橫暴恣肆。其他如《天裂》、《湯盤周鼎》、《救熏死》、《背疽方二》、《駢胎》、《測影》、《鏡辨》、《驢腹異物》、《古錢》、《呂氏所記古印章》、《古鼎》、《泗州題壁詞》，《稻畫》、《華陀貼》等篇目，均有補於文、史及自然科學、藝術的研究。

元好問所撰散曲，今僅存九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元好問創製的《驟雨打新荷》散曲，元韌曾廣為流傳，為元散曲家趙孟頫等人所激賞。《陶南村倔耕錄》曾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制，而名妓多歌之，藉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元好問是善於創製新曲的，《古今詞話頂好問》條引《金源言行錄陽：“有《錦機集》，其《三望子》，則《小聖樂》、《松液凝空》皆自製曲也。”如《三奠》曲自元好問創作后，劉秉忠、王惲等人曾依格填作。可見元好問就北曲而言，正是行家裡手，自成一家。故《太和正音劇評》述元獨家創作，謂：元遺山之詞如窮星孤松，列元好問於元散曲名家之列。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跡的保存。

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

金朝滅亡后，元好問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並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相當多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后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成《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二百五十餘人寫了小傳，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空白。

《金史·藝文傳》就是以《中州集》為藍本寫成的，後來《全金詩》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可惜，正當他滿懷信心地說只需破費三數月功夫，查閱抄錄了《金實錄》上的有關內容，即可著手《金史》的著述時，他的一個朋友卻從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萬戶、漢軍首領張柔處見到金實錄，以致功虧一簣，使他抱恨以歿。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修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此外，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為後人所仿效。

元好問學問深邃，著述宏富。據說他迄今流傳下來的作品的有：詩1380餘首，詞380餘首，散曲6首，散文250餘篇，小說《續夷堅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詩鼓吹》10卷，《遺山樂府》（又名《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此外還有《遺山詩集》、《樂府》、《續夷堅志》等。傳世《遺山先生文集》、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

另有已經散佚的著作多種：《錦機》《東坡詩雅》《杜詩學》《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金朝君臣言行錄》《南冠錄》《集驗方》《故物譜》等。

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哀宗棄城而逃。次年正月，留守汴京的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崔立認為他的行為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為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於頌功的立場。

汴京城破后，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五十四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並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後來的事實證明，那五十四名知識分子中有十五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元好問的朋友遍及當時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權臣，也有一般的畫師、隱士、醫師、僧道、士人、農民等，據有人考證，其有文字可據者達五百餘人，例如被尊為金元四大醫學家之一的李杲、張從正，可以說元好問也是相當活躍的社會活動家。

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十六歲的元好問赴并州趕考，途中碰到一個捕雁的人說，他今天捕殺了一隻雁，另一隻逃脫的雁悲鳴不止，然後投地而死。少年聽后非常感動，從獵人手裡買回了那隻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邊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並寫《雁丘》辭一闋，其後又加以修改，成了一首傳世之作《摸魚兒·雁丘詞》。

據《遺山故物譜》稱，元好問家多藏書，皆宋元祐以前舊物。貞祐四年（1216年）兵亂，將書藏於牆壁間而得免。有雜書及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書尚有千餘冊，畫有百軸。建書屋為“野史亭”，藏書著述其中。又就順天張萬戶家。取金歷代實錄，晨夕抄集，至百餘萬言，未成而卒。

元好問墓區位於山西省忻州市東南5.5公里處的韓岩村北，於1962年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區。墓區分墓地和野史亭兩部分，坐北朝南，面積約4096平方米。

元好問墓封土高3米，直徑6米，墓前設有卷棚頂享堂三間，享堂內有明代詩人訪元好問之墓殘碑以及明清兩代元好問家族碑刻。元代石虎、石羊、石翁仲各一對。墓內有元好問塑像和元好問生平事迹碑刻。

野史亭又名青來軒，創建於元代，為元好問五十一歲時為修《金史》而建，“朱門萬戶凄涼盡，惟有元家野史亭”。民國十三年（1924年）重修，東西寬144米，南北長171.7米，佔地面積2.47萬平方米。八百年間，多次有人前來憑弔或修繕。亭內有金、元、明、清以來大量的名家詩文石刻、碑記。

《金史》：“①為文有繩尺，備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並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后，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②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

《阮詩別裁序》：“遺山未嘗仕元，而巨手開先，冠絕於時，固不必言。”

《元詩選》：“先生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雜弄金碧，糅飾丹素，奇芬異彩，動蕩心魄。以五言為雅正，而出奇於長句。雜言樂府不用古題，新意特出。歌謠慷慨，挾幽並之氣。晚年尤以著作自娛。……自中原板蕩，風雅道衰。汴京之亡，故老都盡。先生蔚為一代宗工，以文章獨步者幾三十年。由是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百年以還，名家輩出。別裁偽體，溯流窮源，論者以先生為標準，不亦宜乎！”

《四庫全書總目·遺山集》評：“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宋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志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

《中國文學史》：”一時稱者以其詩直配蘇黃；而文則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東坡之後，繼以元子，可也。然好問詩文，非東坡之流亞也；蓋志不在東坡之快利，而出以重緩；又不為山谷之生拗，而力求弘潤；沉著痛快，固不僅浩浩直達，如趙秉文、王若虛之為蘇軾者也。文為韓愈之排（闕），而無其妥帖。詩得杜甫之沉鬱，而遜其淵永。“

《金史》，多本其書，故獨稱雅正。詩文史學，萃於一身，非第元明之後無與頡頏，兩漢以來，固不數數覯也。”

徐世隆：“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新頓挫，閑宛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

李冶：更譽其為二李（李白、李邕）後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