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內石駙馬大街羅圈衚衕寓所。四歲時隨祖母張太夫人及母親許氏由京師回到故鄉常熟。翁同龢自幼稟性好學，通讀四書五經，並以優異成績考入常熟縣學游文書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應院試考中秀才。咸豐二年（1852年），應順天鄉試中舉人。

咸豐六年（1856年），殿試一甲一名，考中狀元，授修撰，任實錄館協修。咸豐八年（1858年），任陝甘鄉試副考官，旋授陝西學政。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會試同考官。六月，擢升為右春坊右贊善。七月，任山西鄉試正考官。十月，任日講起居注官。父去世回去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期滿，轉左贊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講。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國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僕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賞頭品頂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憂期滿，仍在弘德殿行走，補內閣學士。

光緒元年（1875年），任刑部右侍郎。

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皇上在毓慶宮致力於學，命與夏同善授讀光緒帝，再辭，不允。隨即遷任戶部，充經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調工部。

光緒五年（1879年），雲南巡撫杜瑞聯就雲南非法軍費報銷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攜巨款赴京打通關節。崔、潘二人進京后在軍機處、戶部四處活動，最後以向軍機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戶部經辦司員、書吏行賄8萬兩為條件，了結此項報銷。

光緒六年（1880年），廷臣爭俄約久不決，懿旨派惇親王、醇親王及同龢與潘祖廕每日在南書房看摺件電報，擬片進呈取進止，至俄約改定始止。

光緒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軍機大臣。翁同龢此次出任軍機大臣，主要參與了兩項重大政治活動。一是參與處理雲南軍費報銷舞弊案；二是參與中法越南交涉事宜。翁同龢因曾國藩及李鴻章曾經檢舉其兄，因而終身與李鴻章有私怨。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北洋水師。

光緒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張一面進兵，一面與議，庶有所備。又言劉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關不可。旋與軍機王大臣同罷，仍直毓慶宮。前後充會試總裁、順天鄉試考官，兩蒙賜“壽”，加太子太保，賜雙眼花翎、紫韁。嘗請假修墓，傳旨海上風險，命馳驛回京，恩眷甚篤。

光緒十六年（1890年），戶部上奏，以海軍規模已具和國家度支艱難為由，請求暫停海軍向國外購買軍火，致使北洋海軍的發展就此停滯，落於世界之後。當時有一副譏諷對聯描寫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鴻章，下聯“常熟”即江蘇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導致日後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的失利，當時英國人建議中國:“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制勝”，未料翁同龢不斷拖延，兩艘快船為日本購去，新日艦速度快、炮門多，其中一艘日艦“吉野號”成為甲午戰爭中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船艦。

光緒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軍機大臣，深得光緒帝信任。在甲午戰爭中，堅決主戰。次年，清軍戰敗，中日和議期間，翁同龢與李鴻藻極力反對割地，指出：“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又聯合俄、英、德三國謀阻割地，最終情勢無法挽回。次年，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以協辦大學士，兼任戶部尚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皇上開始召用主事康有為，議行新政。四月，硃諭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八月，發動政變，太后復訓政。十月，又奉硃諭，革職，永不敘用。

光緒三十年（1904年），卒於家，年享七十有五。宣統元年（1909年），詔復原官，后追謚文恭。

選拔人才

自隋朝開科考試至晚清的1200年間，狀元難計其數。然而，中國的歷史卻不是在學術考試中獲取高功名的狀元們書寫的。在狀元們紛紛被歷史的煙塵掩埋的時候，有限的幾位狀元，卻為後代留下了顯赫的歷史功績，而翁同龢就是其中的一個。

翁同龢中狀元后，被授為修撰，在翰林院供職，參加庶吉士學習。咸豐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參加庶吉士學習的翁同龢被咸豐皇帝破格任命為副考官，奉命典試陝西，正考官則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蔭。這對翁同龢來說，是一種殊榮。可並沒有引起他多大的熱情，因不久前他的愛妻湯孟淑不幸病逝，此時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聖命不可違，且按規定考官必須準時到達考點，容不得半點推延。七月底，翁同龢極力剋制自己，打點行裝，辭別親友，同潘祖蔭一同踏上了西去陝西的旅途，經近一個月的車馬勞頓，到達陝西省城西安。八月中旬考試開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個考場，要求極為嚴格。十月初，翁同龢帶病上任，足跡遍布800里川，經過兩個多月的勞累，至咸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視學完畢。鑒於病魔纏身，他便上書奏請開缺。

咸豐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開缺，返京調養。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年）翁同龢被任命為鄉試正考官，典試山西。這以後，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屢次充任考官，所以門生故舊遍布朝野，為清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

參與政事

翁同龢之崛起，自然得益於其父翁心存。翁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為同治帝師。自此，翁氏家族進入鼎盛時期，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既然百分之四十一的清朝狀元都來自江蘇等吳地，翁家的興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兩代累任高官。當咸豐六年（1856年）翁同龢以27歲中一甲一名進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從教授光緒啟蒙識字到被撤職回鄉，翁同龢與皇帝之間以師生關係相處長達24年。僅憑這層關係，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內政外交中發揮重大作用。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時期，翁同龢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官僚士紳形成了與后黨抗衡的帝黨集團，進一步加強了在政壇中的地位。

舉凡翁同龢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捲入甲午戰爭洪流；支持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再就是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擬《明定國是詔》。

南派清流

清末光緒年間統治階級內部的清流派，前清流多北方人，稱“北派”；后清流多南方人，稱“南派”。前清流形成於光緒初年，中法戰爭結束前後，前清流對慈禧太后已失去存在的意義，宣告瓦解。1894年中日戰爭前夕，以日本侵略朝鮮為背景，一部分堅決主張抵抗日本侵略並反對當時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紛紛投靠戶部尚書翁同龢門下，形成后清流派。其中以侍讀學士文廷式、禮部侍郎志銳和“南通才子”張謇為骨幹，國子監祭酒盛昱、刑部主事沈曾植以及翰林院編修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李文田等均為其中健將。且翁同龢為光緒帝師傅，志銳為光緒帝愛妃珍妃兄長，文廷式為珍妃師傅，因此該派屬於帝黨的一部分。與前清流一樣，主張“厲以風節”，反對貪官污吏；敢於揭露弊政，甚至有時還直接指責慈禧太后。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力主反擊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多次斥責李鴻章“避戰自保”。甲午戰爭中，因與李鴻章有隙，被人懷疑故意掐斷了北洋艦隊的糧餉與軍火，導致甲午海戰大敗。翁同龢對於慈安太后與慈禧太后推行的洋務運動頗為排斥，對於該運動也有所批評，並影響往後光緒帝親政后的舉措。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北洋水師。當時有一副譏諷對聯描寫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上聯“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鴻章，下聯“常熟”即江蘇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間接導致日後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的失利，當時英國人建議中國：“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制勝”，未料翁同龢不斷拖延，兩艘快船為日本購去，新日艦速度快、炮門多，其中一艘日艦“吉野號”成為甲午戰爭中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船艦。

翁同龢工詩，間作畫，尤以書法名世。譚延闓、澤闓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廬藏翁氏墨跡》行世。

翁同龢早年從習歐、楮、柳、趙，書法崇尚瘦勁；中年轉學顏體，取其渾厚，又兼學蘇軾、米芾，書出新意；晚年得力於北碑，平淡中見精神。他博採眾長，對唐代顏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參以己意，並吸收劉墉、錢灃、何紹基等人之長，將趙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暢溶入其中。他深得顏真卿書法之精髓，寫出具有自己個性的書法藝術作品，從而形成了翁字的獨特書風，成為晚清頗具影響的書法家。

翁同龢在京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書，居官朝中時常去琉璃廠訪書，陸續購進許多好書。其中有乾隆進士、嘉慶帝師彭元瑞的知聖道齋藏書，怡親王死後流散出府的樂善堂舊藏，其中不乏極其珍貴的海內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為明末睢陽袁樞（袁可立子）、袁賦諶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傳至今。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證睢陽袁氏舊藏南宋《松桂堂帖》時，跋語中竟因資料匱乏無考睢陽袁氏而將袁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和袁賦諶（袁可立次孫）誤斷“其為一人無疑也”的千古學術錯誤。清朝末年，時值戰亂，公私藏書多有散出，現存翁氏藏書的主要部分，都為此時購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學界認為“學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善本，以國內標準論應屬國寶級重要文物，是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內的國內外圖書館所無的珍籍”。翁同龢富藏書；詩文簡煉凝重；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顏真卿風骨。

家世代富藏書，稱清末民初中國著名藏書家之一，他寓居京師時，左圖右史，典籍充棟。藏書室有“一經堂”、“韻齋”，在家鄉祖居有“寶瓠齋”，自己築有“瓶廬”。戊戌變法失敗后，革職歸里，典籍碑帖，悉留於京師舊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數百種，且珍秘罕見。如宋版孤本《集韻》《會昌一品詩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顧注蘇詩》、《長短經》《愣嚴經》等，世無二本。去世后，藏書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記》和《自定年譜》手稿悉歸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書由侄孫翁弢夫續管。弢夫去世后，子翁之熹珍藏遺書又數十年。解放后，北京圖書館趙萬里研究員勸翁之熹將藏書歸公，翁之熹慨然答應。翁氏藏書，遂盡歸於北京圖書館。藏書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禪”、“松禪居士”、“翁同龢觀”、“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攬秀堂翁氏藏書”等。拓曉堂著有《翁同龢鑒藏大系略稿》對其藏書事迹有記載。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簾聽政”的慈安、慈禧兩太后諭令翁同龢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實錄館協修徐桐負責教育年僅10歲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師，這是朝廷對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賴，翁同龢非常高興，向兩太后表示，一定竭盡全力，輔導皇上，報答皇恩。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進宮授讀。天剛剛廉亮，翁同龢就來到弘德殿候駕，倭仁、徐桐也隨後來到。待同治帝駕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禮，同治帝喊了一聲“師傅”，隨後君臣趨步進入書房。同治帝坐兩面東，師傅們坐東面西，一天的授讀正式開始。

這一天首先授讀的是倭仁和徐桐，講授的是《尚書》和《孟子》的有關章節。膳后，翁同龢接著講授，他講的是《帝鑒圖說》。此書內容更深，但圖文並茂。翁同龢針對同治帝年幼的特點，深入淺出，使同治帝聽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學問，翁同龢第一次授讀成功。

翁同龢講完《帝鑒圖說》后，又給同治帝講授了《聖祖廷訓格言》《清朝開國方》《經史語錄》《毛詩》《孝經》等課程，並指導同治帝學詩作論。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心殿為兩宮皇太後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的有關章節。對翁同龢來講，給垂簾聽政、掌握實權的兩宮皇太後進講比給年幼無知的同治帝進講更為榮耀，但一旦出錯，不但貽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職為民，身敗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給兩宮皇太後進講的前夜，他將要進講的內容溫習再三，幾乎一夜沒睡。他第一次進講的題目是《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在進講中，翁同龢反覆闡述了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與國家利益的關係，講得不僅儀節規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語言流利、剖析精當，兩宮皇太后及在場王公大臣無不感到滿意。此後，他還給兩宮皇太後進講了關於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個專題。在進講這些專題時，他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並借兩太后的提問，根據個人所見所聞，如實陳述，大膽批評當朝弊政，並相應提出改正意見，其中許多意見後來被採納。他如此敢於直言進諫，這在當朝上大夫中是極少見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當翁同龢為進講再作努力之時，其母許氏病逝，翁同龢上奏獲准回籍治喪，離開弘德殿上書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喪期滿才回京復職，再次入值弘德殿，擔任同治帝師傅，直到同治十三年（1787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翁同龢也隨之結束了弘德殿行走的帝師生活。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間，處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他為當時轟動全國、百餘年來家喻戶曉的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緒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緒帝讀書。不久，遷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歷任刑部、工部尚書。光緒八年（1882年），充任軍機大臣。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中，主張進兵結合談判，不可一味依仗劉永福之黑旗軍。不久，罷直軍機。歷加太子太保，賜雙眼花翎、紫韁。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複審疑獄有官員間相袒護的事實”聯名向都察院控訴。於是皇帝和太后開始關注此案。此時，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辦，他細閱全部案卷，發現供詞與訴狀的疑點和漏洞甚多。在詢閱了楊乃武姐姐的呈詞和浙江紳士的聯名控訴，走訪了浙江籍的京官，聽取了刑部經辦人員的各種意見之後，經過認真研究，訊問犯人，調查證人，重新檢驗屍骨，終於查清葛品連繫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辦理此案的大小官員以及做偽證的證人全部受到懲治。

此案可謂晚清中國獄訟、法制體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於職責、為平民平反的職業精神，也可謂一代帝師應有的風範。

甲午敗后，翁同龢千方百計逃避責任，將失敗的原因推到李鴻章的頭上，認為李接戰不力，甚至提議將其斬首，此外還稱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了海軍軍費，其實北洋水師多年未添寸艦，完全是翁同龢等人裁撤相關經費的結果，卻把污水潑到慈禧的頭上，因此為“后黨”深恨。

但罷免翁同龢，最終還是光緒的決定，一是此時光緒與康有為接觸甚密，翁同龢為了爭寵，向光緒進讒言，作為康有為的推薦者，此舉實不高明，給光緒留下出爾反爾的印象；二是翁同龢以帝師自居，對光緒言語失禮，據時人記載稱，一次與光緒爭執，翁同龢竟持硯投光緒，雖未擊中，但墨汁濺在光緒衣服上，此說雖屬孤證，但翁的跋扈應屬公開的秘密。

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三》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紀念館”，是一所保存比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築風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這裡度過了青少年時期。1990年，翁同龢的玄孫美籍華人翁興慶（萬戈）先生將世業捐獻給國家。其中的主體建築"綵衣堂"於199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翁同龢紀念館坐落在常熟古城區翁家巷門，系由翁氏故居修繕辟設而成，並於1991年11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翁氏故居佔地面積達6000平方米，建築面積3500平方米。其建築設計遵循我國古代官紳住宅以中軸為主的形制格局，分東、中、西三大部分。中部由大門進入后，沿中軸線依次為門廳、轎廳、綵衣堂、後堂樓和雙桂軒等，共為七進。其中轎廳為歇轎與備茶之用。

翁同龢紀念館陳列內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書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國內外研究翁同龢的論文、信息。同時輔以反映歷史原貌的清代紅木傢具陳設。

翁同龢墓在城區西郊約7公里之虞山鵓鴿峰山麓，與其父翁心存墓毗鄰。有羅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豎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寬48厘米，厚10.5厘米，鐫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特謚文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曾祖考叔平公，誥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湯夫人誥封淑人庶曾祖母陸淑人之墓”，“曾孫翁之廉、之循敬立。”1949年後屢修。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長約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單間衝天式花崗石坊一座，額鐫“翁氏新阡”。墓城四周喬松檜柏挺秀，風景極佳，環山公路南側有翁氏祠堂。1982年3月公布為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人民網（《翁同龢：一位清廉的政治家》）：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曾擔任晚清同治帝、光緒帝的師傅，主持宮廷教育長達40年，為培養同治、光緒兩帝付出了巨大辛勞。他曾兩次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還長期擔任工部、刑部、戶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重要職務，既管外事，又管內政，無疑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權貴人物。但他還是一位清正廉潔、律己愛民、公忠體國的政治家。無論是在晚清還是在今天，也無論是對他一生持肯定的人還是有所保留的人，對於他為官清廉這一點都是承認的。

《清史稿·翁同龢傳》：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

康有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

楊守敬：松禪學顏平原（顏真卿），老蒼之至，無一雅筆。同治、光緒間推為第一，洵不誣也。

譚鍾麟：本朝諸名家，直突平原（顏真卿）之上，與宋四家馳騁者，南園（錢灃）、道州（何紹基）、常熟（翁同龢）而已。

陳先行：翁同龢是對晚清中國發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長期以來，人們對他與戊戌維新關係的了解並不全面。清末從康有為開始就對翁氏早期活動評價不夠準確。其實，翁氏思想在甲午戰爭前後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甲午戰爭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他走向更張舊制的道路，在戊戌變法中極力拔擢維新派人士。這一轉變，才是歷史的原貌。

徐珂：①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為乾嘉以後一人……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翁方綱）、南園（錢灃）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劉墉）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②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

沙孟海：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夠兼收眾長--特別是錢灃的方法--有時還摻入些北碑的體勢。把顏字和北碑打通了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書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戰爭，一件是百日維新運動。翁同龢在清末兩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與李鴻章之矛盾，歷來為學人解讀不一。

翁、李矛盾之實質並非徇私

翁同龢，咸豐六年（1856年）狀元，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為晚清清流派領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幾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書皆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為兩朝帝師，時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咸豐九年（1859年），翁同龢長兄翁同書為安徽巡撫，時定遠為捻軍和太平軍圍困，同書棄城。次年，壽州團練苗沛霖因與其他團練仇殺而背叛攻壽州，同書允其請，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孫開泰、蒙時中首級交付苗氏，結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具折嚴劾，謂丟失疆土在先，受賊玩弄繼之，奏摺中更有“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句，筆筆刀刃，架當今於大義，置同書於不覆，具折人即為李鴻章。依大清律，同書被定“大辟”（斬首），實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據此推測翁同龢與李鴻章同朝為官，“徇私報復，傾陷排擠，無所不用其極”。更有將翁、李二人政見不同歸為私人恩怨，將民族大義無端庸俗化，進而捕風捉影，將莫須有之軍費問題說成戰敗理由，把罪責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種評判實在牽強附會，不負責任，顯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邏輯推測，凡同朝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為對手所參而致政治落馬的，為避嫌計，其人便須終身唯對手馬首是瞻而亦步亦趨，對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論乎？其論言出無據，極類街談巷議，無事生非，以訛傳訛，實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鴻章有隙，其實質是政見之不同，翁為清流派領袖，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形成與后黨抗衡的帝黨集團，李鴻章則為後黨重臣，翁、李之爭，說到底是帝、后兩黨政見之爭。再說翁同龢六十年為官，終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開甲午戰和之爭另述，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為晚清中國法制體系自我完善之典範；有支持盛宣懷（盛為李鴻章親信舊屬）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其主持之戶部撥銀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該行，為中國通商銀行最初營運資金；更有：康梁等維新主張亦皆由翁氏極力向光緒推薦，並從戶部撥銀1500兩作為強學會活動經費，又密奏光緒“教育為自強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復親自起草成立京師大學堂的奏章，主張廢除科舉，開經濟特科，採納康有為等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練新軍、辦學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開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緒擬《明定國是詔》，是詔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頒布，掀開戊戌變法一頁。

甲午戰事與翁、李之爭

甲午翁、李之爭。仍從翁氏作風講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心殿為兩宮皇太後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章節，第一次進講《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覆闡述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之後，又講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跡，以史為鏡，借答兩太后提問，指陳時弊，提出對策，直言進諫，為當朝少見，可稱直臣。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親政，翁仍赴毓慶宮書房授課。此間翁不斷向光緒呈送西學著作，並與光緒討論時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黨疑忌，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緒毓慶宮書房。翁氏行跡，可稱賢臣。今人有論，謂翁同龢當年急欲挫敗李鴻章，是以拚命主戰，將抗擊外敵誣為廷臣內鬥所致，其論荒誕而不經，不但於翁不公，於李也不公。可以斷言，主戰與主和，皆是出自國家利益，政見不一，不能形成合力，這是歷史的遺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屬必然。

甲午戰事既開，中方屢戰不勝。慈禧驚懼，乃令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據清人胡思敬記述：當翁問及北洋艦隊接戰事，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良久，反詰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對曰：“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紀檢官員）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於是，後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來做文章了。其實，翁氏確以財政困難為由，限制北洋水師經費支出，且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戶部，經費支出需統盤考慮，這是常情常識，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事為光緒十三年（1887年），其時為堵黃河鄭州段決口，乃將《海防事例》改為《鄭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輕孰重？鄭州工程結束后，總理海軍衙門和李鴻章本人均未及時提出購買新式船艦，及至甲午戰事起，翁氏即令戶部撥銀650多萬兩支持總理海軍衙門購買新式船艦。而李鴻章之淮軍所存銀錢800多萬兩並未用於甲午戰事，可見淮軍兵敗並非軍費所致。若誠如胡思敬所言，有鴻章反詰翁氏事，當屬情急搪塞之詞，鴻章之機變口才可知。故將甲午戰事中北洋水師及淮軍敗績歸咎於翁氏長期剋扣及拒絕給鴻章撥款所致，實屬荒誕不經之至。

顧視翁同龢平生經歷，自非長於軍事，李鴻章長期鼓吹北洋水師實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與王伯恭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及至屢戰不勝，方起疑竇，於離津前令其姻親、時任長蘆鹽運使季邦楨將北洋水師“將士之賢否，軍報之虛實，器械之良窳”實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極力主戰，正是出自對清朝海軍力量的自信，而與其一貫清流派思想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