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氏。家族殷富興旺。世代為鄉里豪紳。習鑿齒年輕時就頗有志氣，博學多聞，以文章著稱。荊州刺史桓溫召為從事，江夏相袁喬十分器重他，多次在桓溫面前誇獎他的才幹。

永和二年（346年）左右，桓溫升遷習鑿齒為西曹主簿，關係親密，待遇優厚。此後，習鑿齒多次升遷擔任別駕。桓溫出兵征戰，習鑿齒有時行軍有時留守，所任職務，常常處在機要之位，任職理事頗有功績，擅長寫書信論議，桓溫十分器重信任他。當時著名的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皆與習鑿齒交情深厚。後來習鑿齒奉桓溫之命出使至京師，時任丞相司馬昱（即後來的簡文帝）也十分敬重他。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收復滎陽。當初，習鑿齒與兩位舅舅羅崇、羅友皆為州從事。及至習鑿齒遷職為別駕，其職位在二位舅舅之上，習鑿齒多次為舅舅向桓溫陳請升職。桓溫到後來被習鑿齒激怒后，便提拔他的兩位舅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卻任命習鑿齒為滎陽太守。

興寧元年（363年），滎陽又被前燕攻佔。習鑿齒至遲在此前應已離職，返回襄陽。桓溫之弟桓秘也頗有才氣，素來與習鑿齒相好。習鑿齒免去郡守之職后返回襄陽，給桓秘寫信。信中追思諸葛亮、龐統、鄧攸、羊祜、崔州平、徐庶等古人的風采，並與桓秘共勉。

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僧人釋道安來到襄陽。他俊逸善辯有高才，從北方到荊州，與習鑿齒初次會見。習鑿齒說：“四海習鑿齒。”釋道安答道：“彌天釋道安。”當時人認為這是絕妙對句。（《晉書·習鑿齒傳》則作道安出上聯、鑿齒對答，此從《高僧傳》及《金樓子》）

當時桓溫圖謀篡位，習鑿齒閑居襄陽郡里，撰寫《漢晉春秋》裁定正逆來節制桓溫。該書起於漢光武帝，終止於晉愍帝，一共五十四卷。書中記述三國鼎立時，將西蜀列為正統，至於曹魏，雖然上承漢朝皇位、下禪讓於晉，但仍為篡逆；並認為直到晉文帝平定西蜀時，漢朝才算覆亡，而晉朝隨即興起；還引證晉世祖司馬炎有炎興之義、後主劉禪有禪讓之兆，這樣就宣明皇位是不能憑藉強力奪取的。後來，習鑿齒因患腳病，成為里巷殘廢之人。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陽被前秦苻堅佔領。苻堅平素多聞習鑿齒的大名，便用轎子將習鑿齒與釋道安一起送到長安。相見后，與他交談，十分欣賞他。賜贈禮物非常豐厚。苻堅給各鎮的文書中說：“從前晉朝司馬氏平定吳國，利在獲得陸機、陸雲二位才士；今日我平定漢南，所獲得僅僅是一個半人而已。”那半個人指的就是跛足的習鑿齒。不久習鑿齒因病返回襄陽。

太元九年（384年）四月，襄陽、鄧州回歸東晉。晉廷打算徵召習鑿齒，讓他主管撰寫國史。不久（一說即同年十月），習鑿齒病死，此事便告中止。習鑿齒臨終前，還留下遺疏一件，詳細論述晉承漢正統的問題。

尊漢正統

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敘評三國史時，以蜀漢為正統，以曹魏為篡逆，並認為晉雖受魏禪（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但應繼承漢祚，即認為晉越魏而繼漢，否則晉朝國統不正。在臨終前又作《晉承漢統論》上疏晉帝，系統地闡述了關於晉承漢統的思想，形成了一種新的封建正統史觀。

最初，西晉陳壽做《三國志》，尊曹魏為正統，應其直承東漢。但習鑿齒則改尊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鑒》，又消極地承認了曹魏的正統性，而南宋朱熹《通鑒綱目》，復挑起二者孰為正統之大討論，並成功地一改舊制，尊蜀漢為正統。這種史學觀一直綿延數百年，在《三國演義》里達到了一個巔峰。所以，蜀漢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實在應該感謝習鑿齒。

習鑿齒這種正統的政治歷史觀，不僅直接影響了三國故事在民間的流傳及《三國演義》，而且對中國史學和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明朝榜眼張春說：“（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謂晉雖受魏禪而必以承漢為正，此乃千古綱常之大論也。”《四庫總目提要》則總結三國正統之爭，說：“其書（《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

以史為用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肯定國家民族的統一，主張積極進取的人生精神。有學者分析稱，習鑿齒把史學看作是政治學，認為史學的任務就是臧否歷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鑒戒。而習鑿齒進行史學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義批評歷史，二是“原始要終”見微察著。

秉筆直書

對於魏晉禪代等史事，自王沈《魏書》即多用曲筆，尤其是回護司馬氏，而由於司馬氏承魏正統，又為曹魏回護。習鑿齒則秉筆直書，在《漢晉春秋》中對死諸葛走活仲達、司馬昭弒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劉知幾讚譽。然而，習鑿齒有時過於強調政治性，以主觀的利益裁割客觀的事實，“以今觀古”，仍難免出現記載失實的情況。

考證孔明

習鑿齒對諸葛亮深懷敬仰之情。他曾專程去襄陽城西的隆中憑弔過孔明故宅，並撰寫了《諸葛武侯宅銘》，其中記載了孔明舊居的情景，並論述了諸葛亮志在中興漢室，追求統一大業的功績，讚佩諸葛亮公正無私、執法嚴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思想作風。而習鑿齒對於孔明古宅地點的記載，也成為後世襄陽與南陽爭奪孔明“躬耕地”時爭論的話題。此外，在《漢晉春秋》中，習鑿齒收入了《后出師表》，因此對後來考證《后出師表》的真偽，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鍾瀚因習鑿齒對諸葛亮研究的貢獻，寫下了這樣一副對聯：“異代相知習鑿齒；千秋同祀武鄉侯。”

保存史料

習鑿齒所撰《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等書，保存了有關漢晉史實、襄陽及湖北地區的不少史料。不過，《襄陽耆舊記》由於含有一定個人創作的成分，其史料價值也受到一定的質疑。

習鑿齒年輕時即以擅長文學而聞名。有研究者認為他撰寫的《襄陽耆舊記》，史傳特徵並不突出，而具備較為明顯的小說品格。該書著重於人物的個性風貌，多選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來展現人物的獨特個性、品行，並且善於設置場景，將言行置於設定的場景中加以表現，且強調美化人物。這些特徵，體現出漢魏六朝雜傳創作中普遍的小說化傾向，而該傾向對於唐代傳奇小說的興起、繁榮有重要影響。

此外，習鑿齒還有詩文、聯語傳世，詳見“個人作品”。

習鑿齒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東晉著名佛教學者道安法師有至交。道安法師是般若學傳入中國初期影響最大的“本無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陽住了十五年。習鑿齒久聞道安法師的名聲，在道安法師率領僧眾開始即將到達襄陽時，就先致書通好。（見《弘明集》卷十二《與釋道安書》）在信中，習鑿齒表達了他本人以及襄陽僧俗對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鑿齒在信中還對肅祖明帝（司馬紹）倡興佛教給予了高度讚揚，表明了自己對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對明帝以來“始欽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師到達襄陽后，鑿齒便盡地主之情，對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護”。二人往來不斷，相磋佛經妙義。鑿齒又向他的好友謝安推薦道安法師，說道安法師不僅博通內外群書，於“佛經妙義，故所游刃”，“遠勝非常道士”，“乃是吾由來所未見”。二人對佛教義理皆有深研，甚為投機。（《高僧傳》卷五）

《漢晉春秋》

《漢晉春秋》五十四卷，《隋書·經籍志》作四十七卷。該書上起東漢光武帝劉秀，下迄西晉晉愍帝，記了近三百年的史事。篇幅浩繁、內容豐富，涉獵廣泛，歷史和文化影響深遠。

《襄陽耆舊記》

《襄陽耆舊記》，又稱“襄陽耆舊傳”，一般認為“襄陽記”是其簡稱。卷數存在爭議，一般認為共五卷。其內容主要是襄陽人物的事迹、襄陽地區的山川城邑。該書既可被視作掌故之書，又可謂方誌之作，其中保存了襄陽乃至湖北地區在自然環境、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豐富史料，也為此後地記的寫作樹立了範本。

《逸人高士傳》

《逸人高士傳》《舊唐書·經籍志》有著錄，共八卷，后散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存其殘文一節，文字略異。

《習鑿齒集》

《習鑿齒集》原有五卷，后散佚。嚴可均據諸書錄得習文二十餘節，載於《全晉文》中。

另據《魏書》《北史》，習辟強曾收留王慧龍，並和王慧龍等一起謀划舉兵奪取荊州，後計划流產。

桓溫有野心異志。將蜀地一位通曉天文術數的占星人請來，夜裡握住他的手詢問國家命運氣數的長短。桓溫對占星人的回答不滿意，過了一天，送給星人絹一匹，錢五千文。占星人便急忙找到習鑿齒，請他幫忙料理後事。習鑿齒問其緣故，占星人說：“桓公賜絹一匹，是讓小人自縊，給錢五千，是置辦棺材之費。”習鑿齒說：“足下差一點因誤會而死！足下曾聽說過干知星宿有不殺之義嗎？桓公這是用絲絹跟足下開個玩笑，賜錢是供路途費用。這是讓足下離開回鄉而已。”星人大喜，第二天天一亮就去辭別桓溫。桓溫詢問離去的本意，星人以習鑿齒之言作答。桓溫笑道：“習鑿齒擔心足下因誤解而死，足下倒是因誤解而得生。然而這真是三十年白讀儒書，不如一問習主簿。”

晉代一位著名大儒孫綽造訪桓溫，此時習鑿齒與他還不曾相識。於是，桓溫便讓他們兩人在家中相見交談。孫綽本性通達率真，喜歡開玩笑，開口便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這是《詩經·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動的荊州蠻族，要他們不可與中原大國作對。而習鑿齒恰好是湖北襄陽人，襄陽在古代屬於“蠻荊”之地。孫興公引用這兩句詩，是對初次見面的習鑿齒，開了一個善意而又帶嘲諷的玩笑。然而，習鑿齒更是飽學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玁狁，至於大原。”這則是《詩經·小雅·六月》中的詩句。“大原”即“太原”，“玁狁”則是周代北方的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討伐，被驅趕到山西太原一帶，而孫綽恰好原籍山西太原。習鑿齒移用涉及孫綽祖籍的詩句，也巧妙地笑諷回敬了孫綽。

又有一次，習鑿齒與孫綽同行。孫綽走在前面，回頭對習鑿齒說：“被沙石沖洗淘汰，瓦石就落在了後面。”習鑿齒說：“被簸箕簸揚，糠秕就飄在了前面。”

作為歷史文化名人，習鑿齒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曾獲當軸青睞或高官厚祿，而在於其對中國史學和文化領域的巨大貢獻，以及剛正不阿的精神情操。

桓溫：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苻堅：①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②安公一人，鑿齒半人也。

劉義慶等《世說新語》：①習鑿齒史才不常。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慧皎：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房玄齡①風期俊邁。②陳壽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慚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習鑿齒、俆廣等）俱雲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敢。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

劉知幾：至習鑒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

張子容：土地窮甌越，風光肇建寅；插桃銷瘴癘，移竹近階墀。半是吳風俗，仍為楚歲時；更逢習鑿齒，言在漢川湄。（《樂城歲月贈孟浩然》，一作王維詩）

習鑿齒的生年，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學界傾向於認為習鑿齒生年在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左右，而依據這個時間推算，習鑿齒轉任主簿時（永和二年左右，346年），大致二十九、三十歲，而這與《世說新語》的記載可以符吻合。關於卒年，《建康實錄》記載習鑿齒卒於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這可以和《晉書》記載的習鑿齒於襄陽被收復（太元九年四月）后不久去世可以相吻合。這樣，習鑿齒大約享年六十七八歲。

也有學者依據習鑿齒的《襄陽耆舊記》記載朱序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去世（一作十九年，394年），對《晉書》的記載提出了修正。《校補襄陽耆舊記》一書的作者黃惠賢曾持此說，但后因《建康實錄》等相關內容的披露，懷疑自己所依據的“心齋十種本”《襄陽耆舊記》的殘本中關於朱序卒年的記載是後人補錄而非習鑿齒原作，放棄了這種說法。

習鑿齒生於晉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卒於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年）的說法，出自江西新余《梅田習氏族譜》。但該族譜的刻印時間在清乾隆年間，內容與唐前典籍相矛盾，故反對者頗多，而認同該《族譜》者考信的史料也僅僅上溯到明代。不過，《晉書》因其尚文采、欠篤實，故也不可盡信，仍需進一步考證。

與習鑿齒卒年爭議聯繫在一起的，是習鑿齒晚年經歷、尤其是隱居地點的爭議。《晉書》、《建康實錄》記載習鑿齒終老於襄陽，而《族譜》稱習鑿齒晚年前往江西新余梅田隱居，並安葬在那裡。有研究者採信《族譜》。反對觀點則認為：若隱逸，襄陽的隱逸環境和文化都較江西白梅好得多；習鑿齒被苻堅視為國器，離開襄陽和進入東晉都非易事；江西習氏族譜有關習鑿齒為避苻堅所逼而遁隱江西新余白梅的記載漏洞百出，而這些材料的形成原因是白梅於明代出了兩位習氏顯宦，在循例纂修族譜時攀附先賢；至於分宜習鑿齒墓，應該是習氏族人祭祀習鑿齒的衣冠冢。兩派意見曾正面交鋒。

據《晉書》記載，習鑿齒曾被任命為滎陽太守。《隋書·經籍志》在著錄習鑿齒作品時，也註明是滎陽太守。不過，《元和姓纂》則作衡陽太守，清末也有人支持衡陽說。經學者考證，“衡陽說”之所以產生，是由於一些人並不清楚晉王朝在當時曾收復滎陽的史實，而滎陽說則應該是正確的。

習鑿齒治史不嚴謹，受到詬病。

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一方面大量引用習鑿齒《漢晉春秋》的內容並予以肯定，另一面也多有質疑。《高貴鄉公傳》中，既稱讚習鑿齒敘述司馬昭弒君之事“差有次第”，將其記載列於諸書之前，又認為習鑿齒記載的曹髦葬禮過簡，是誹謗司馬氏之言，與史實不符；《王凌傳》中，懷疑《漢晉春秋》所記載的王廣對王凌所說的話是習鑿齒自己編造的。在《董允傳》中，引用了《襄陽記》中所謂董恢教費褘對孫權語后，又說到此處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懷疑他治史不審慎。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一方面稱讚習鑿齒能夠秉筆直書，一方面也批評他治史不嚴謹，將文學性強、不可據信的內容收入史籍中，貽誤後人。

當代學者對習鑿齒著述的史料價值也有質疑。例如，《襄陽耆舊記》中含有一定個人創作的成分，這種“個人創作”與作品本身作為“郡國之書”、“雜傳”的性質，有一定關係。也有觀點認為，《漢晉春秋》等作品的失實之處，也與習鑿齒過於強調史學的政治性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