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若璩

崇禎九年（1636年）十月十四日（11月11日）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太原西寨村人），是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飲牛叟，明末貢生，以詞章名，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祠》行世。母親丁氏亦能詩文。家學淵源，使閻若璩自幼就置身於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體弱多病，口吃，秉性遲鈍，甚至“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但仍自強不息，勤勉不怠，“潛心鑽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當同學日暮抱書歸家之後，他仍“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甚至“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粘幾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積思自悟，他終於在15歲的一個冬夜“心忽開朗，如門牖頓辟，屏障壁落”。從此穎悟絕人，讀書過目不忘。

順治八年（1651年），15歲的閻若璩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此後更是鑽研經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於柱上，以此來鞭策自己發奮學習。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使他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後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時海內名流過淮，皆與之交接，當地的學者如李明睿、方文、閻爾梅等，亦折輩和他來往，一起討考古今，切磋學問，使他獲益匪淺。康熙元年（1662年），閻若璩改歸太原故籍。以後，他數次返籍鄉試，但都名落孫山。值得慶幸的是他也並未虛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兩次到太原松庄拜會了傅山，兩人切磋學問，考辨金石遺文之學，情誼篤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歸故里，恰逢顧炎武游太原，他們一道考晉祠古迹，辨晉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晉之分封。顧炎武還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科，閻若璩應薦赴試，落策后仍寓居京師，日以論學為事。其時國內名流學者鱗集北京，閻若璩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內閣大學士徐乾學嘆服他的學問，特意將其邀至家中，待為上賓，“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是年，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閻若璩應邀參加，並隨書局前往洞庭東山、嘉善、崑山等地。這一時期閻若璩與精於地理學的顧祖禹、黃儀等晨夕相處，對地理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參加撰書的學者們大為讚賞。在修纂《大清一統志》的同時，閻若璩還與萬斯同、顧祖禹、胡渭等學者相與討論，排比正史，參考諸書，協助徐乾學完成《資治通鑒后編》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徐乾學去世，一統志局的諸學者雲散，年近60歲的閻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陽縣。其後，他常常“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倘佯湖山煙水之間”。此時，他已“名動九重”，但使他深以為憾的是“績學窮年，未獲一遇”，名成而功未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時，他先後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願。後來，皇四子親王胤禛（即以後的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以手書相邀。已69歲的閻若璩感到不勝榮幸，不顧年老衰病之軀，日夜兼程，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趕赴京師。三月，被胤禛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閻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請御醫為他醫治。六月八日（7月9日），閻若璩因醫治無效卒於京師。胤禛遣官經紀其喪事，並親撰輓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閻若璩不僅精通經史，而且“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他所著《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四書釋地餘論》諸書，窮力於古，考辨精實，校正了前人對古地名附會的許多錯誤，同時涉及到四書中的人名、物類、訓詁、典制等，被後人稱為歷史地理學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閻若璩還著有《潛丘札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經學和史學上的成就。在清初的學術史上，閻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的直接先驅，閻若璩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學術思想

18世紀初，清朝的統治已趨穩定，經濟逐漸恢復，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漸漸緩和，思想界、學術界也處在從清初務實經世而反對空談的學術思想和學術作風，轉為重視漢學及考據學。閻若璩可以說是清代漢學研究的先導。他的學術思想有如下特點：一、繼承了明末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指責“道學寡陋”，認為“訓詁之學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康成，認為他們“兼群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眾家，意義深遠矣”，明確表示“主漢不主宋”。二、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的博古通今的學風，離開了他們主張的經世致用的目的。閻若璩博極群書，精於考證，淹貫經史，“於漢唐諸儒註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他的著述頗豐，但大都是對古文的詮釋、整理、考證，離現實很遠。三、主張對古書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實。閻若璩以懷疑的精神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籍、經注、經說問難，認為其中“不無錯誤處”。他希望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辨偽存真。以此目的出發，他讀書注重解義，凡有“一意未折，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論一事，每立一說，都要詳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時甚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

主要著述

閻若璩一生治學，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的問世。《古文尚書》系用古文字書寫，西漢時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比當時流傳的今文《尚書》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來學者傳誦的系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漢代孔安國的《尚書傳》。但自南宋吳（木或）、朱熹開始懷疑此書是後人偽作，元吳澄著《書纂言》、明梅（上族下鳥）著《尚書考異》考辨其偽，但尚無定論。閻若璩年二十讀《尚書》，即疑其偽，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尚書古文疏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考證，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是後世偽作的定論，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視，閻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則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四庫全書總目》因此稱讚他“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覆厘別，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此外，偽《古文尚書》一千多年來被人諷誦學習，視作神聖的經典，也是宋明理學的重要依據。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確證了《古文尚書》是偽作，使理學家們進退失據，非常狼狽，沉重的打擊了宋明理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其思想影響也是比較深遠的。

相關寓言

閻氏《疏證》的“科學方法”絕不科學。毛奇齡“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是對閻氏方法的準確描述。胡適“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則是閻氏方法的“升華”，是侫人學術“有罪推定”原則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絕大諷刺意味的是，在《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中已經出現傾向於“無罪推定”的思想。在《大禹謨》中，皋陶對帝舜的一段話完整表述了這種傾向：“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這是一個偉大文明開創時期充滿道德和智慧的治政方略。兩種思路之間，一則博大仁愛，一則刻薄猥瑣。有多少中國學者可以區分？我們是一個什麼樣文明的傳人！本文副標題是“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實際上，《古文尚書》問題貫穿中國經學史的全過程。怎麼認識孔子之前《書》的性質、用途和影響？孔子是否編定過《書》？其中是否包含“二十五篇”？這“二十五篇”在什麼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三代史的史料？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什麼意思？兩漢學術今古文之爭（三個世紀）在多大程度上是學術之外一邊倒的權勢利祿之爭？如果從魏晉南北朝到隋代（四個世紀）《古文尚書》對《今文尚書》的文獻替換過程是人們對二者文本質量的選擇結果，也就不存在“作偽”問題。如果事實如此，那麼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就是對以往四個世紀選擇結果的正確和重要的確認。這就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唐代學術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中的意義和地位。宋代學術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孟子風格”，《大禹謨》“十六字心法”以唐人文本選擇為前提，朱熹對“二十五 篇”行文平易的“猜想”則是對同一前提的逆反。“懷疑精神”在學術史中絕非壞事，關鍵問題是清代學術對朱熹“猜想”給出了一個什麼樣的研究結果。本文至少可以證實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但是，閻氏的方法和結論卻在一定程度上為此後的清代學術提供了依據，包括乾嘉考據對“漢學”的復古，包括“古文學”和“今文學”的興替。閻氏之後清代考據學被稱作“漢學”，江藩將閻若璩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人。事情開始有些荒唐：考據學鼎盛時期為什麼無力糾正閻氏《疏證》中大量十分明顯的考據錯誤？清代“漢學”古文家、今文家的學術定位有幾分明白幾分糊塗？兩個世紀清代學術在多大程度上以閻氏《疏證》為支點？閻若璩在《疏證》中（第八十）講了一個故事。先說鄭康成於病重時以書信告子：“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多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然後講他自己“《疏證》第五卷寫成，年五十有三”。再說卜葬其父的過程。最後說：“后三年，果有……善寫生者適至，屬寫二圖，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觀者咸嘆其秀眉明目，以為康成遺照，而不知實以余像代之。因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視我世世子孫雲。”鄭玄書信見《後漢書》本傳。“末所憤憤者”是鄭玄於病重時交待遺願。“其可圖乎”是囑其子設法了卻暮年心愿（和畫像沒有關係）。我讀《疏證》三遍。初見上文，哂其誤解文義，行事荒唐；連“秀眉明目”都要掉書口袋。復見，觀其自比康成，沐猴而冠，竊竊私喜之狀。三讀，驀然警醒，終於覺察到他移花接木、惡意戲弄的快感：我逗你們玩兒吶。《疏證》五卷寫成，他已經蜚聲海內。這就怪不得他敢於寫下這樣的寓言。大約在此之後，他開始往《疏證》中“注水”。由於閻氏寓言戲弄成分過於露骨，被他孫子閻學林在集資所刻西堂本中刪掉。其動機是對家祖的溫情與敬意。閻氏之後，中國一些知識精英逐漸喪失對中國文明的溫情與敬意。歷史學家最終成為歷史的殺手。這樣的歷史研究轉化為酷吏斷案深文周納的筆墨文書。“莫須有”的作偽故事如此這般編造下來，形成一種極不審慎的惡劣學風，於是有了康有為先生的作偽故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顧頡剛先生的作偽故事（“層累”說）。於是一些今文《尚書》篇章和更多的古文獻也最終成為“偽書”。時至今日，中國史學界似乎仍然搞不清楚誰是歷史學家，誰是佞人遺種，什麼叫客觀慎重的科學研究，什麼叫酷吏斷案的筆墨功夫。一門健全的學科必須要有一個知識的輪廓，要有一套獲得和分析經驗的相對成熟的方法，一套修復謬誤和良性生長的機制。難道沒有地下出土的“物證”，我們就沒有能力解決問題？說來有些荒唐，實則大可悲哀。

歷史評價

閻若璩是我國清初一位著名樸學大師。他畢生研究經學、古地理學，治學嚴謹，善於思考。他常說：“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他20歲時研讀《尚書》時，對《古文尚書》產生了懷疑，於是花了三十年時間進行考證，終於寫成了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對東晉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辯出偽跡一百二十八版權法，得出《古文尚書》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偽作的結論，翻了一千多年經學史上的一個大案。名儒黃宗羲看后，大加讚賞說：“一生疑團，見此盡破矣！”並親自為此書寫序。近代學者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評述說：“閻百詩的《尚書古文疏證》，不能不認為是近三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證方面的成就，使他成為一代宗師。康熙二十九年，內閣大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閻若璩因精於地理學，應邀參與編纂。此後，他又和著名史學家萬斯同協助徐乾學編撰《資治通鑒后編》一百八十四卷。閻若璩一生勤奮治學、著書，除著有《尚書古文疏證》外，尚有《四書釋地》、《潛邱札記》、《困學記聞注》、《孟子生逐年月考》、《眷西堂集》等。他治學嚴謹，“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無一字假”。這種學風，對乾嘉學派的形成影響很大。紀昀對他在考據學上的貢獻給予很高評價：“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江藩《漢學師承記》將閻若璩推為清代漢學家第一。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清代考據學的一面旗幟。它與顧炎武等人橫掃了當時流行的空疏無本的心學，開創了清代樸實學風的道路，後來形成了乾嘉考據學派。他研究學問的方式我們今天仍在借鑒使用。他那種批判的精神，嚴謹的態度，詳細的佔有資料，縝密的考證，實事求是的學風，是我們的寶貴的文化遺產，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後世紀念

閻若璩逝世后，淮安人對他十分崇敬與懷念，在新城文昌宮內為他建了“閻先生祠”，供人憑弔祭祀。到了清末 光緒初，段朝端、徐嘉等人因為“閻先生祠”地點過於偏僻，倡議改在城內奎文書院(遺址在今淮安市中學)並附祀已故淮安地方文人李鎧、張弨、顧諟、楊開源、任瑗、吳玉搢。建成后，由路伾(峽)題額，名為“閻征君暨六先生祠”。光緒22年(1896)，山陽縣知縣盧維雍捐銀七十兩給閻征君祠，銀存於典鋪，每年以利息作祭祀費用。光緒27年(1901年)，河下王全熙邀集一些文人，募集經費，在河下竹巷狀元里閻若璩故里另建“閻征君祠”，事未辦成即病逝。後來他的兒子王朝征繼續操辦，終於在光緒34年(1908)建成。故居故居位置：儲庫營衚衕（皮庫營衚衕）15號 閻祠在山西太原會館內，幾經變遷已難窺舊貌，現為民居。《清史稿·列傳》“儒林”條下亦有閻若璩的傳。閻若璩是太原縣西寨閻氏第12世孫，今晉源區西寨村“閻氏宗祠”正殿南面靠牆，置有閻若璩的半身仿銅像和裝人鏡框的文字介紹；西寨村口置有“閻潛丘故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