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轉世制度

按佛教說法，轉世的活佛主要是具有一定名望的大喇嘛和活佛。活佛轉世的創立者是噶舉派.13世紀中期便開始活佛轉世。活佛轉生是通過降神、占卜選定靈童，繼承法位,.到了清代，由於政府奉行興黃教"輯藏安邊"、"安眾蒙古"的懷柔政策，藏傳佛教格魯派勢力發展很快，為了適應格魯派勢力發展和教派首領的穩定，很快便形成了格魯派四大活佛轉世系統：達賴喇嘛轉世系統,班禪額爾德尼轉世系統，章嘉轉世系統，哲布尊丹巴轉世系統。這四大轉世系統均源於該派創始人宗咯巴四大弟子。活佛轉世制度形成之後，格魯派各主屬寺廟都爭相效法。於是蒙藏各地都出現了不同等級的大大小小的活佛。據史書所載，到清末時。僅在蒙古地區的"喇嘛寺廟就數以千計",大小活佛不計其數.

藏傳佛教的高僧法位繼承方式有好幾種，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家族式傳承，它包括師徒傳承和家族傳承方式，一是非家族式傳承，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活佛轉世方式。

13世紀以前，藏傳佛教的各教派都採用家族式傳承方式，如藏族歷史上最早形成的教派寧瑪派的傳承最初是家庭世代繼承，寧瑪派的創始人“三素爾”就是祖孫三代，素爾波且之後是由其養子窮·喜饒札巴襲養父之業，再後由素爾窮之子卓浦巴·釋迦僧格領導寧瑪派。三素爾之後，由於寧瑪派的勢力日漸興盛，寺廟也逐漸多了起來，傳承就以師徒相傳為主。薩迦派採用的是基本上以昆氏家族為基礎的家族內部傳承方式。如“薩迦五祖”中的初祖貢噶寧波是該派創始人袞卻傑波的兒子，二祖索南孜摩、三祖扎巴堅贊，都是貢噶寧波的兒子，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是扎巴堅贊的侄子，五祖八思巴·洛追堅贊則是薩迦班智達的侄子。噶舉派雖然支派很多，但大多採用師徒傳承的方式。藏傳佛教其他的一些小教派，如希解（zji-byed-pa）、覺宇（good-yul）、覺囊（jo-nang）等等，也都採用師徒傳承的方式。

（非家族式傳承）

隨著藏傳佛教教派間爭鬥的加劇和教派內部一師多徒爭襲上師法位的矛盾加深，為了保證教派的穩定和領導權的和平傳遞，傳統的師承方法和世俗社會的世襲制度都有一定局限性，於是出現了藏傳佛教最有特色的活佛轉世制度。

活佛轉世制度可以說是藏傳佛教的一個創舉。在這裡，活佛的傳承既不是通過家族式的繼承，也不是通過現代意義上的選舉，而是通過“轉世”這一宗教化的手段完成的。這種傳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義、儀軌和藏族宗教上層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協調起來，巧妙地解決了宗教首領的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力的傳承和延續問題。因此活佛轉世從一開始出現，就和政治有著不解之緣。

按照一般的字面意思理解，“活佛”就是“活著的佛”的意思，英文也是這麼翻譯的——Living Buddha。這樣的理解有些偏差，實際上“活佛”是指已經修行成佛的人，真正的藏語名字叫“朱古”（sprul-sku），“朱”有幻化的意思，古的意思是“身體”，朱古連起來就是指“幻化身”“化身”。我們所熟知的“轉世活佛”只不過是漢語對“佛的化身”這一名詞的形象稱呼。

活佛轉世制度的採用有它一定的理論基礎。佛教產生以前，古印度就其他宗教流行。根據《印度通史》的作者介紹，公元前30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摩亨殊達魯人中已有母神崇拜，“靈魂之說也很流行：樹木、野獸和蛇蠍都受到崇拜。和宗教密切相關的是處理屍體的習慣，印度河流域的史前居民已經知道了三種方法：整屍埋葬、分屍埋葬和火化后埋葬”。雅利安人到達印度河流域后，出現了種姓制度，它將人分成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三族，以及地位低賤的首陀羅種姓。婆羅門高高在上，主持宗教儀式。於是到釋迦牟尼生活的時代，便出現了反婆羅門教的代表不同階級和階層利益的六個教派。值得注意的是：這六個教派都涉及靈魂、轉世、輪迴等學說。

由於等級觀念，婆羅門教認為在四大種姓中，低賤的首陀羅種姓的人是生生世世永襲不變的，而佛以為在業報面前，四大種姓的人等是平等的，都要經過輪迴之苦。在藏區的寺院中我們常可以看到昭示這種理論的生死輪迴圖（srid-pavi- vkhor-1o），它常畫在正殿門外側，圖為圓形，分內外四層。中心畫首尾相連的鴿、蛇、豬三動物，分別代表貪、瞋、痴；外層以白黑二色區別三善趣和三惡趣；次外層分上二下三五段，上二段表示天界和人界，下三段正中示地獄，右表畜生，左表餓鬼；最外層為十二緣起，畫著盲人、瓦匠、猴、船、空宅、接吻、眼中箭、飲酒、采果、孕婦、臨產、老人和死屍，次第表示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緣。

輪迴等思想在阿底峽所著《菩提道炬論》中反映較為突出，也為藏區此一理論的傳播推波逐瀾。此理論稱“三士道”。 “三士道”中的“三士”，是指上士、中士、下士。阿底峽將人分為三個層次。“下士”處於“下士道”，以解脫個人今世苦難求得今生快樂為目的。處於“下士道”的人，只要皈依佛、法、僧三寶，才可以在六道中上升一步——脫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趣，死後往人、阿修羅、天三善趣中投生。這只是修行的第一步。

當然，只求自身的解脫並不是佛的要求，還需要進入涅盤境界，這就要到“中士道”中。中士道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涅盤境界，它所要修鍊的內容是戒定慧三學。什麼是戒定慧呢？形象地說，戒就是一道牆，可以像擋風一樣把外在的危害隔開，使人的內心平靜下來，達到定。這時候，智慧之光便像蠟燭光一樣得到發揮，由定而達慧，從而進入涅盤世界。這時的人已經自我成佛，但還不具備轉生入世、教化眾生的本領和資格。

無論是“中士道“還是“下士道”，都處在六道輪迴之中，而佛的要求，不光是解脫自己，還要普度眾生，這需要發菩提心，實行布施、持戒、忍耐、精進、靜慮、智慧“‘六度”，得無上佛道。這樣既可度己，又可度人，脫離六道輪迴之苦。這才是修行的第三步“上士道”。活佛便屬於上士道。

“三士道”理論中中起關鍵性作用的仍是靈魂和來世。活佛轉世的理論同樣認為，人的神識在修行獲得高層次的成就后可以從自己的肉體中遊離出來，然後移往另一新生的肉體上。人的肉體可以衰老，但神識可以從衰老的肉體轉生到另一個新生的肉體上，這樣可以保證優異的神識連續不斷地存在下去。藏民族的原始宗教和本教中也有形形色色的靈魂不滅、鬼神靈怪等觀念，因此，靈魂、轉世、輪迴等觀念，於藏民族非但不陌生，而且極熟識親切，在此基礎上產生活佛轉世制度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上至佛學大德，下至黎民百姓，或是佛教各宗派，以及本教徒，都能接受。在這一點上，民族的文化形態起了重要作用，信仰的理論基礎統一，誰也不會懷疑，前世活佛死後他的靈魂照樣存在，他照樣可以轉生。於是同一靈魂在不同的生命身上反覆出現。

活佛轉世制度最初於13世紀由噶瑪噶舉派黑帽系創立，16世紀中葉為後期興起的格魯派採用， 17世紀中葉以後就成為藏傳佛教各教派普遍採用的主要傳承方式。概括說起來，活佛轉世的形成有兩個必要的因素：一個是佛教的三身學說和三世道理論，一個是13世紀藏族社會的特殊背景。

真正把活佛轉世付諸實踐的是13世紀的噶瑪噶舉派黑帽系首領噶瑪拔希（karma-pag-shi，1204—1283）。

噶瑪拔希出生於金沙江流域的一個佛教盛行的細離察多地方，跟隨噶舉派的創始人都松欽巴的再傳弟子崩扎巴（apom-brag-pa）學習讀寫和經典等，很快成為噶瑪噶舉派的高僧，廣收門徒，傳經講法，聲名顯赫。蒙古憲宗三年（1253）忽必烈進兵雲南大理途中，於1255年在康區的絨域（即嘉絨地區）色堆召見了這位在康藏有廣泛影響的名僧大德，並要他隨侍左右，但被他拒絕了。這原因得從十多年前的事說起。

在此前，即公元1240年，時為西涼王的成吉思汗之孫（窩闊台之子）闊端派大將多達那波入侵吐蕃，遭到藏人的竭力抵抗，加之青藏高原氣候惡劣，多達那波認為難於以武力取勝；採取宗教羈縻策略才是上策。闊端聽從了多達那波的計謀，於是便有了著名的公元1247年與薩迦·班智的涼州會談。1251年，薩班和闊端先後謝世后，蒙哥即汗位，將原來闊端所統轄的藏地交由忽必烈統領。此時跟隨薩迦一起參加涼州會談的年輕的八思巴聰明睿智，才華橫溢，遂得寵於忽必烈。

薩迦、噶瑪噶舉兩派都是藏傳諸教中具有一定勢力、地位和影響的教派。或許是由於兩個教派的權力之爭，或許是由於忽必烈南征時燒殺虜掠而使噶瑪拔希厭惡痛恨，還是由於忽必烈當時並不是蒙古大汗，噶瑪拔希最終拒絕了忽必烈的要求，離開他到寧夏、內蒙交界地帶傳教，建立處囊朱伯位康寺（vphrul-snang-sprul-pavi-1ha-khang），后又往甘州、靈州等地傳教，當公元1256年蒙哥汗召見他時，他便去蒙古和林會晤蒙哥汗。據說蒙哥汗賜給他一頂金邊黑色僧帽和一顆金印。這為他與忽必烈的交惡埋下了伏筆。

1259年蒙哥汗死，翌年，忽必烈自稱大汗，立即封一直竭誠追隨他的八思巴為國師，並賜玉印。這種變故對噶瑪拔希十分不利。此後，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也自稱大汗，兄弟間為爭汗位而發生戰爭。1261年，阿里不哥兵敗，噶瑪拔希因有幫助阿里不哥作亂之嫌，被忽必烈逮捕入獄。大約是考慮到噶瑪拔希在整個藏區的顯要聲望和宗教政治勢力，忽必烈於1264年釋放了他。噶瑪拔希輾轉了8年才回到粗卜寺，1283年，他終於走完了坎坷的一生，圓寂於該寺。

為了鞏固噶瑪噶舉派的勢力，使其不致於因噶瑪拔希的逝世而衰落，也為了使噶瑪噶舉派在對外鬥爭中和和薩迦派抗衡，以免被薩迦派瓦解、吞併；噶瑪噶舉派的僧人門第一次採用了活佛轉世制度，將1284年生於后藏貢塘地方的讓瓊多吉（rang-byung-rdo-rje，1284-1339）立為噶瑪拔希的轉世活沸，並追認都松欽巴為第一世活沸，噶瑪拔希為第二世活沸，讓瓊多吉就為第三世活佛了。因蒙哥汗賜於噶瑪拔希的那一頂金邊黑帽，此派便稱為噶瑪噶舉派黑帽系，至今已傳十七世。

活佛轉世雖說是由噶瑪噶舉派首先運用的，但真正使活佛轉世形成制度並且影響整個蒙藏地區的，卻是格魯派。不過，格魯派也不是一創立就形成活佛轉世制度的，而是在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1543—1588）時期奠定的。

索南嘉措的“前世”根敦嘉措生活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1475—1542），這時，格魯派的寺院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但支持格魯派的帕竹地方政權卻日漸衰落，而且受到支持噶瑪噶舉派的后藏的仁蚌巴、辛廈巴等家族的限制。為了生存和發展，根敦嘉措積極活動，一方面尋找新的支持力量，一方面在遊歷中不斷向群眾宣傳格魯派教義、修建寺廟，以擴大格魯派的影響。這樣，根敦嘉措在圓寂前實際上已成為格魯派一位較有聲望的領導人了，因此，他1542年圓寂后，迫切需要有人繼承他的偉業，鞏固格魯派的地位，活佛轉世自然成為格魯派最佳的選擇了。1544年，哲蚌寺認定堆隆地方（今拉薩市的堆隆德慶縣）的貴族子弟為根敦嘉措的轉世，並在1546年把這個年僅4歲的男孩接到寺內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他便是索南嘉措。這是格魯派主要基地哲蚌寺正式採用活佛轉世制度的開始。萬曆六年（1578），索南嘉措應邀赴青海，和蒙古土默特部首領順義王俺答汗會面，彼此互贈尊號。俺答汗尊索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於是出現了達賴喇嘛的稱號和其轉世系統，索南嘉措算作第三世達賴喇嘛，追認前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為第二世，根敦珠巴為第一世。該轉世系統至今已歷十四世。

在此前後，格魯派的另一大轉世系統，即安貢（dben-gon）活佛轉世系統（后演變為班禪活佛轉世系統）也逐漸形成。該系統迄今已歷十一世。

由於格魯派的推動以及明朝中央曾一度限制非轉世活佛的教派首領朝貢入次，到17世紀中葉，各教派都普遍採用活佛轉世制度，形成眾多轉世系統。格魯派六大寺院每個扎倉就有一至幾個活佛轉世系統，一個大寺院里大小活佛數以百計。後來，凡取得格西學位，或擔任扎倉堪布、小寺住持，有一定財力的都可以轉世。清乾隆年間，在理藩院註冊的呼圖克圖一級的大活佛有148位，清末增至160位，其中駐京呼圖克圖有14位。僅格魯一派就有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等全國級的四大活佛，分別管理前後藏、內外蒙的釋教事務。活佛都有其府第、財產，有些還佔有土地、屬民，成為一種勢力，與政教合一的制度有密切關係。活佛無論大小，其寺產和自身財產及聲譽均可通過轉世的形式繼承。

無論是大活沸、小活佛，對學位的要求都是一樣的，都要經過考試才能達到格西（dge-bshes）學位。格西學位的取得與否，說明佛學水平的高低，因此作為現世生活中的這些佛，不能不受到世人對學問的要求。於是，無論是大活佛、小活佛，一旦坐床，就要經過嚴鉻的經學訓練，一般都有自己專門的經師和管家，有些有數名經師。經過一定的學習后，和其他僧人一樣，要經過辯論——格魯派寺院多用對辯（tshogs-1angs）和立宗辯（dam-bcav-ba-shag）兩種形式——獲得學位。

無論是大小活佛或其他僧人，有了高深的學問，就有可能得到赤巴（khri一pa）法位，藏族有句諺語說：“只要你有學問，甘丹赤巴的座位空著吶。”不過，要得到如此法位，沒有四五十年的辛勤努力是不可能的。中小活佛執掌地方政教大權的基本條件是：（1）任過大寺院的赤巴、堪布的；（2）被清廷封為呼圖克圖和被達賴喇嘛等大活佛封為赤巴的；（3）名僧、佛師；（4）追隨大活佛或修建寺院有功僧人等。

隨著活佛轉世制度的普遍採用，在靈童尋認、坐床等具體操作方法上，逐漸形成一套比較規範的完整制度。元代以來，教派首領或大活佛，大都得到過中央的封號和印信，以後，請封、襲封便形成一種制度。為排除尋找靈童時可能發生的弊端，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中，又明確規定了達賴、班禪等大活佛的轉世靈童，最終須由金瓶掣籤確定。凡遴選達賴或班禪等活佛的轉世靈童，均須按宗教儀式，經過依照前世預言、自現徵兆、護法神諭進行密查暗訪、遺物認證等選認程序，然後將初選者名簽放置在御賜的金本巴瓶中掣定后，報中央批准。掣籤、坐床由駐藏大臣監督。自尋認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的轉世靈童開始，又增加了到山南桑日縣天母湖即納姆措觀景的程序。中、小活佛的轉世則由各寺院認定后，報西藏地方政府呈達賴喇嘛批准即可。

新時期，活佛轉世工作備受矚目，西藏自治區的主要活佛轉世活動包括班禪額爾德尼、噶瑪巴、熱振、德珠、瓊布等活佛的轉世。此外，四川、甘肅、雲南、青海等藏區也完成了多位活佛的轉世工作。

2007年7月，國家宗教事務局頒令於當年9月1日起施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標誌著新時期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更加規範、明晰和全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辦法》體現了尊重藏傳佛教宗教儀軌和歷史定製的原則，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辦法》頒布以來，第一位以金瓶掣籤方式確定的大活佛轉世是2010年7月4日的第六世德珠活佛的認定。李德成對第六世德珠活佛的尋訪認定曾撰文詳細記載，他表示，這一過程自始至終堅持了宗教儀軌和歷史定製，標誌著社會主義條件下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的規範化、法制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

“達賴喇嘛”一詞是蒙語和藏語的結合詞。達賴（tva-lavi）是蒙語大海的意思，喇嘛（bla-ma）則是藏語“上師”的意思。達賴喇嘛轉世系統的出現顯示了格魯派勢力與藏傳佛教其它教派的鬥爭中旺盛的生命力。雖然仁蚌巴及後起的辛廈巴地方政權都反對格魯派而支持噶瑪噶舉派，格魯派對自己的領袖人物的這種轉世確定，世代相傳，無疑對穩定自己的門徒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三世達賴索南嘉措死後，俺答汗的曾孫被定為他的轉世靈童，是為四世達賴雲丹嘉措（1589一1616）。1603年，四世達賴到達拉薩，遭到第悉藏巴政權的反對。公元1616年，四世達賴死。公元1617、1618年，藏巴汗彭措南傑攻下三大寺，殺僧俗5000餘人，被禁止轉世的五世達賴得以轉世，這便是藏族史上具有顯赫地位的《吐蕃王臣記》的作者阿旺羅桑嘉措（1617一1682）。

——阿旺羅桑嘉措

五世達賴年幼時，一切格魯派宗教事務由札什倫布寺主羅桑卻吉堅贊（1567一1662）主持。公元1633年，蒙古騎兵2000餘人攻入衛地。聯合第巴吉雪巴，殺藏巴汗軍隊數千人。公元1645年，和碩特部固始汗（1582一1654）贈羅桑卻吉堅贊以“班禪博克多“的尊號，這便導出班禪活佛系統。於是追認克珠傑為一世班禪，索南秀朗（1439一1504）為二世班禪，恩薩巴羅桑頓珠（1505一1566）為三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則為四世班禪。四世班禪為格魯派勢力在特殊環境中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

五世達賴成年執掌格魯派宗教事務后，為吞併其它教派勢力，整頓寺院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公元1652年，受清順治皇帝的邀請到北京，冊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格魯派勢力的發展更為迅猛。五世達賴時，任命桑吉嘉措為第巴，雖與蒙古汗爭奪權力，但格魯派在政治上已居主要地位。至六世達賴，廢除世俗藏王、郡王、貝子與宗教領袖共同掌政之制度，改由七世達賴總理政教事務。其它教派中多有改宗信奉格魯派的。格魯派再度穩定發展。據《聖武記》卷五記載，乾隆二年（1737），七世達賴報理藩院的寺廟數字“達賴喇嘛所轄寺廟三千百有五十餘所，剌嘛（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剌嘛（喇嘛）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六百五十二戶。”〔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第19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可見格魯派勢力之強大。至今，達賴已傳十四世。　1662年，獲得“班禪博克多”稱號的四世班禪羅桑確吉堅贊圓寂，其弟子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為其尋找轉世靈童，班禪活佛轉世系統正式建立。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聖祖派人進藏冊封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並賜金冊金印，正式確定其宗教地位。班禪·額爾德尼一詞中的“班”為梵文“班智達”的略稱，意為“通曉五明的學者”；“禪”藏語意為“大”；“額爾德尼”為滿語“珍寶”之意。此後，歷世班禪需經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製。雍正六年（1728）清朝重新劃定班禪在後藏的轄區，至此，班禪與達賴同為西藏地方政教領袖，至今已傳十一世。

尋訪轉世靈童是活佛轉世制度中一個重要的環節之一。一個活佛圓寂后，首要的事情就是尋訪他的轉世靈童。藏族有一整套完善的測試和挑選轉世靈童候選人的方法，活佛轉世靈童的尋訪程序大同小異，即都通過預言和象徵，以及集中觀察某些特定地區的預兆得到啟示和引導，然後再集中注意這些地區的特殊建築物、景觀等得到指引。不過，對一些著名的活佛，尤其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這樣的活佛轉世系統，尋訪的程序就更細緻、更複雜些。如尋找轉世靈童時，一般都要向神或活佛卜問，普通活佛可由某位知名度很高的活佛來卜算，以決定靈童轉世的方向和姓名，但達賴喇嘛和班禪活佛必須經過西藏的主護法神乃窮護法神的卜算才能算數。我們以尋訪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為例，一般要經過以下幾個重要的步驟。

達賴喇嘛圓寂前後會出現一些徵兆，如把一些很明確的暗示告訴隨時聽候在他身邊的心腹官員；或者圓寂後用身體呈現的某種姿勢來暗示他即將轉世的方向。

神諭又稱護法神，據說能預卜人間世事，在西藏倍受人們的敬重。藏族對這一習俗堅信不疑，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時，總是樂於求得神諭的指點。西藏地方政府對這些神諭預卜的可靠性和重要性也信得無以復加，因此向神佛卜問是尋訪靈童不可缺或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樣的卜問在達賴喇嘛圓寂后立即開始，要向眾多的活佛和護法神卜算，而且不止一次。這其中，乃窮護法神的占卜驗證最為重要。乃窮護法神不僅要多次卜問達賴喇嘛靈童轉世的方向，而且要卦卜靈童的誕生地及其周圍環境的具體特徵。

護法神是藏傳佛教的神靈系統之一，它的種類非常多。這些護法神大多是被塑造在寺院里，享受香火，供人敬奉，當然也有的護法神只有名稱而無塑像，他們有的是人間的救主，有的可以保佑寺院、僧人平安無恙，震懾八方邪魔，有的掌握著眾生之生命等，但惟有乃窮護法神與眾不同，他不是以塑像或者是佛教傳說來存在的，而是曾幻化於空行母天地，隨後降世保衛佛教的神。所以在藏族人的信仰中，他就是所有護法神中的主要護法神，人們有時也稱他為乃窮大法王。?據說，乃窮護法神保護佛教的方法是預示達賴喇嘛或者是班禪的轉世，使藏族人可以準確找到他們教主；他也擔負著來自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占卜任務，總之只要遇到重大的事情，無論哪方面，人們都需要聽他的神諭。因此，乃窮護法神在西藏的內外事務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他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的一生中就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當開始尋訪十二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時，是乃窮護法神說出了靈童父母（即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父母）的名字，以及靈童家宅方位的一些細節；是乃窮護法神發現了一個旨在謀害達賴喇嘛的陰謀；同樣也是乃窮護法神在1931年就預言了達賴喇嘛的疾病和圓寂。

這是尋訪達賴喇嘛靈童過程中最神聖又最神秘的程序之一。在原始信仰一節中我們已經介紹過藏族的聖湖信仰，確實在藏區有很多聖湖，尋訪達賴喇嘛或班禪轉世靈童的時候必須要到藏族最著名的聖湖之一拉姆拉錯尋找重要的線索。拉姆拉錯因位於二世達賴喇嘛根敦嘉措所建的曲科結寺東北約5英里處的山岩林立的禿山山腳下，所以也叫曲科結寺神湖。曲科結寺座落在群山之中，四季雪山環繞。在禿山山腳下的拉姆拉錯三面岩石環繞，湖呈奇特的頭顱狀，因而被視為神湖。湖水平常湛藍湛藍的，湖面平靜，周圍地區一片寂靜，透明的湖水中有藍天漂亮的倒影。根據藏文傳記的記載，在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時，突然刮來的陣風將拉姆拉錯湖中的積雪一掃而光，這樣就便於尋訪者找到他們所需的答案了。

觀看聖湖顯影后，尋訪工作就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尋訪靈童階段。一般而言，觀巡聖湖的人員返回拉薩后，經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商討后，尋訪工作才開始進行。一些高級喇嘛和顯要人物便開始被派往藏區各地，他們心中牢記湖中幻影的秘密，尋找觀湖在湖水中見到過的那個地方。

通常來說，尋訪到的靈異兒童不止一個，因此辨認遺物這一關也是個必不可少的程序。所謂遺物是指靈童前世的聖物，一般要辨認的聖物是他前世常用的東西，如手鈴、小鼓、念珠和金剛（象徵不可摧毀的權力）等。辨認時，兩件東西並排放著，一件是他前輩用過的東西，另一件則是前者惟妙惟肖的複製品，如果靈異兒童順利通過了這些檢驗，這表明他確實有出眾的地方。一旦有幾個兒童通過檢驗，還需經過另一道關鍵的手續——金瓶掣籤。假如通過檢驗的兒童只有一個，亦須將一個有靈童的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置瓶內，假若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

金瓶掣籤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原因是活佛轉世的一些弊端：在靈童的尋找過程中，有很多人為的因素可以左右轉世靈童的尋訪。一些人為了某種利益，就不擇手段地採取各種措施，尋找轉世靈童傳統程序中的薄弱點。《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的作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針對當時的不良風氣，就指出過：“現今多數尋認活佛轉世者，總是努力在前輩活佛去世后不久出生的有錢有勢的家族的孩子中尋找，一經找到，就不顧護法神、活佛圓寂時的授記，真偽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認定。另外在執行問卜認佛等程序時，有的以重金賄賂活佛的左右侍從和扮護法神者，讓他們按自己的意願作出預言，甚至偽造蓋了印的假文書等，種種弊端如妓女的舞步，花樣翻新，不勝枚舉。”?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當活佛所帶來的利益太誘人了。

政治方面

從政治方面來說，西藏是一個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政治和宗教的關係密不可分，誰要是有辦法控制大活佛，就可以擴張自己的勢力，並鞏固所獲得的特權。我們知道，在尋訪轉世靈童的過程中，乃窮護法神的作用非同小可，因此可以通過賄賂乃窮，讓他在跳神中，假借神諭，指定活佛的轉世靈童出在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貴族家中，有時甚至還是乃窮家族中的人。比如六世班禪、札什倫布仲巴呼圖克圖和噶瑪噶舉紅帽十世活佛三人是親兄弟；三世達賴由青海蒙古王公俺答汗贈“達賴”名號，四世達賴轉世就是俺答汗的曾孫；七世班禪、八世達賴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倫丹澤班珠、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均是姻親。這種大活佛幾乎都出自一家的現象，是促使乾隆皇帝下決心整治西藏活佛轉世制度的流弊的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方面

在經濟上，當活佛也有相當豐厚的利益。誰的家裡有幸出了個活佛，那麼這家就可以一步登天，財源滾滾，享受奢侈的生活。對像達賴喇嘛、班禪等這樣大的活佛轉世系統尤為如此，這就是所謂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西藏大貴族中就有一支特殊的家族系統，即亞溪家族。亞溪（yab-gzhis）的意思是指父輩的莊園，特指給達賴喇嘛的父親或兄弟冊封的大莊園。1729年，清朝封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為“輔國公”，並賜給大量的莊園和農奴，從此開創了西藏最大的貴族家族系統——亞溪家族。到目前為止，西藏共出現過六個亞溪家族，即七世達賴喇嘛家族“桑珠頗章”（bsam-grub-pho-brang），八世達賴喇嘛家族和十二世達賴喇嘛家族“拉魯”（lha-klu），十一世達賴喇嘛家族“彭康”(phung-kang)，十三世達賴喇嘛家族“朗頓”(glang-mdun)和現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當拉木登珠被認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后，他的一家人都跟他到了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按照舊規也撥給他家許多封建莊園和農奴，同他們的前一世家族一樣，拉木登珠一家也成了西藏的大貴族，民間一般稱“達拉”。這跟他們家以前的務農生活豈不是天壤之別？難怪誰都想挖空心思在家裡弄出一個活佛呢！?

主要原因

不過，使乾隆痛下決心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籤制度的，是噶瑪噶舉紅帽系活佛確朱嘉措叛國、勾引廓爾喀人入侵西藏事件的發生。?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禪遠赴北京參加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慶典，所獲的金銀財寶無以計數。當年深秋，六世班禪因患天花不幸在北京圓寂，他的所有財物均由其哥哥札什倫布寺的扎薩大喇嘛仲巴呼圖克圖押送回西藏札什倫布寺，其中的大多數珍貴財寶被仲巴呼圖克圖攫為己有，而六世班禪的弟弟噶瑪噶舉紅帽系第十世活佛確朱嘉措因不屬同一教派卻分毫未得，這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他一氣之下，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外逃投靠了廓爾喀國。在廓爾喀，確朱嘉措大肆渲染札什倫布寺有無數金銀財室，西藏邊務如何空虛，挑唆廓爾喀國王發兵西藏。?

廓爾喀人第一次侵藏獲利不多，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爾喀兵再入侵西藏，把札什倫布寺洗掠一空。乾隆皇帝得奏報后十分震怒，派嘉勇公福康安為大將軍，率17000多滿漢清兵入藏，將廓爾喀兵逐出西藏，並挾軍威，一路掃蕩，最後兵臨廓爾喀首都加德滿都城下。廓爾喀國王幾次乞降，並將確朱嘉措的屍骨、妻小及掠去的札什倫布寺部分財物一併送至福康安軍前，表示永不敢犯邊界，並許諾向大清國五年一朝貢。至今，在札什倫布寺的大院內還豎立著一塊石碑，上面記述的就是福康安大將軍進藏驅逐廓爾喀入侵者的軍功。

福康安班師回藏后，按乾隆皇帝旨意對西藏事務進行了整飭。首先嚴懲確朱嘉措的叛國行為，廢除了噶瑪噶舉紅帽系活佛轉世系統。為了使西藏長治久安，對外不受外入侵擾，對內治理有法可依，乾隆皇帝還著大將軍福康安、四川總督孫士毅、駐藏大臣和琳、惠齡四人，會同達賴、班禪以及西藏地方的僧俗要員，商議並在1793年制訂出《欽定二十九條章程》。《欽定二十九條章程》第一條就立下了金瓶掣籤制度。

關於尋找活佛及呼圖克圖靈童的問題。依照藏人舊例，確認靈童必問卜於四大護法，如此難免發生弊端。大皇帝為求黃教得到興隆，特賜一金瓶，今後遇到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於簽牌上，放進瓶內，選派真正有學問之活佛，祈禱七日，然後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牟尼像前正式認定。假若找到的靈童僅只一名，亦須將一個有靈童的名字的簽牌，和一個沒有名字的簽牌，共同放置瓶內，假若抽出沒有名字的簽牌，就不能認定已尋得的兒童；而要另外尋找。達賴和班禪額爾德尼像父子一樣，認定他們的靈童時，亦須將他們的名字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牌上，同樣進行。這些都是大皇帝為了黃教的興隆，和不使護法弄假作弊。這個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護凈潔，並進行供養。”

乾隆皇帝還特別設立了兩個金瓶，一個放在北京雍和宮，專供蒙古地區大活佛轉世靈童掣籤用。另一個放在拉薩大昭寺，專門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籤定大活佛轉世靈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御前侍衛惠倫等奉旨護送金瓶到達拉薩，受到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以及西藏地方僧俗官員的隆重接待，金瓶安放在大昭寺。?

根據《番僧源流考》的記載，金瓶掣籤的程序是這樣的：

“進門（佛殿門）先挨次入坐，獻清茶，次獻酥油茶，畢。令滿印房人將原文呈閱（中央政府對所報請入瓶掣籤兒童情況的批文），合對入掣牙籤上所寫滿洲字、蒙古字、西番字的名字、年歲相符，又令官送至達賴（或）班禪閱看后、將該入掣各本家之人喚來跪看簽上名字，年歲有無 誤，祛彼疑心。后交滿印房官人見面，用黃紙包妥，供在瓶前，又俟番僧誦經念至應將簽入瓶時，喇嘛回請幫辦大臣，起立行至瓶前，行一跪三叩首禮畢，不起立即跪，將簽雙手舉過額入瓶內，以手旋轉二次，蓋瓶蓋，起立仍歸舊座。其幫辦大臣將簽入瓶時，正辦大臣在左旁侍立禮畢，同歸本座，又俟念經至掣籤時，喇嘛回請正辦大臣，亦行一跪三叩首禮畢，跪啟瓶蓋，用手旋轉，掣籤一枝。幫辦大臣在左待立、拆開黃紙、同眾開看，喚掣得本家人跪聽，令其觀簽后，又使滿印房官人送至達賴（或）班禪前閱看，將簽供設瓶前，又將未曾掣出之簽拆閱與眾人觀看，又給各本家之人觀看，以除疑義，後用紙擦去。”

採用金瓶掣籤制度以後，共有三個班禪和六個達賴的轉世靈童用金瓶掣籤的方法加以認定。有關內容請見下表：

達賴、班禪活佛轉世系統“金瓶掣籤”情況一覽表

金瓶掣籤主持人、驗視金瓶的中央代表、主持坐床的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八世班禪

主持人：熱振呼圖克圖、色 本諾們罕朗結曲丕

坐床時間：1857年

駐藏幫辦大臣赫特賀；駐藏幫辦大臣恩慶；熱振呼圖克圖

1860年

九世班禪

第穆呼圖克圖、蘇 諾們罕羅桑頓珠

1888年

駐藏大臣文碩

駐藏大臣升泰；第穆呼圖克圖

1892年

十世班禪

免於金瓶掣籤

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的代辦馬繼融

1949年

九世達賴

免於金瓶掣籤

特清額；喀拉沁王滿珠巴咱爾；濟嚨呼圖克圖

1808年

十世達賴

七世班禪、噶勒丹錫 圖薩瑪第巴克什

1822年正月十五日

駐藏大臣文干、駐藏幫辦大臣靈海；成都副都統蘇沖阿、章嘉呼圖克圖；噶勒丹錫 圖薩瑪第巴克什

1822年

十一世達賴

七世班禪、噶勒丹錫 圖薩瑪第巴克什

1841年五月二十四日

駐藏大臣孟保、駐藏幫辦大臣海朴

章嘉呼圖克圖；噶勒丹錫 圖薩瑪第巴克什

1842年

十二世達賴 熱振呼圖克圖

1858年正月十三日 中央代表：駐藏大臣滿慶；地方代表：駐藏大臣滿慶；熱振呼圖克圖

1860年

十三世達賴 免於金瓶掣籤

中央代表：駐藏大臣松；地方代表：駐藏大臣松桂；濟嚨呼圖克圖

1879年

十四世達賴 免於金瓶掣籤

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熱振呼圖克圖

1940年

十世班禪在塔爾寺舉行坐床典禮，因此國民政府委派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為坐床典禮副使，後由馬繼融廳長代馬步芳出席十世班禪的坐床典禮。

2020年12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國會通過的所謂“2020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該法案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胡說所謂“轉世的人對他在何處如何重生以及如何確認轉世，或是否需要十五世達賴喇嘛，擁有唯一的合法權力”，誣衊中國政府依法管理活佛轉世事務是“侵犯”所謂藏傳佛教徒的“宗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