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一川

於一川：原名安吉善（1917-1990.1.19），男，漢族，1917年1月生18日出生於河北省南皮縣淄博鎮鳳翔村（原屬山東樂陵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博聞強記。據他中學時的老師李延九回憶，於一川一直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他喜讀歷史書籍，崇拜英雄人物，關心人民疾苦，正義感很強。河北省滄州市南皮縣潞灌鄉前羅家寨村（該村原屬山東樂陵，解放后劃歸河北省南皮縣）人。

1931年“九。一八”事件極大激起了他的愛國熱忱，當時他的寫作和日記都是以抗日救亡為題材，內容中充滿了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暴行和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不滿。1933年4月在濟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他是一名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並於1934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北平師範大學肄業。少年就讀於外祖家馬村鎮（今馬東村）高等小學。高小畢業升入樂陵中學，1933年畢業，以優異成績同時考人濟南高中、濟南第一師範，因家境貧困，只好進公費的濟南第一師範。1934年7月，濟南第一師範學校中的尹璋介紹他加入了共青團，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5年初，為了實現升大學的夙願，轉入了濟南高中。這年年底，在濟南高中經林浩介紹重新加入了共青團。積極參加“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運動，罷課，遊行，成為領導者之一。1936年夏考入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學習之餘，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為名義，組織群眾，宣傳抗日救亡。抗日戰爭爆發，受上級黨的派遣，到駐紮在河北、山東一帶的國民黨石友三部隊工作，公開身份是團政治部主任，在部隊中秘密發展中共黨員，建立黨組織，自任黨支部書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於一川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赴國民黨西北軍將領石友三部開展統戰工作，黨內身份為中共地下工作委員會委員，公開身份是石部第四團政治部主任，他秘密發展中共地下黨員，建立黨組織；他堅決執行黨的抗日統戰政策，特別是制定了利於團結抗日的紀律守則，為國軍官兵作愛國主義講演，激發了官兵的愛國熱忱和抗日鬥志，從而在地方抗日民眾組織和群眾的支持下，四團取得了幾次對日寇戰鬥的勝利，還繳獲了一些武器彈藥，因此受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表揚。1939年初，由於石友三預謀迫害共產黨政工人員，於一川經上級批准撤至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在離開國軍四團時，為躲避敵人追捕，經黨組織同意，由原名安吉善正式更名為於一川。此後，於一川同志進入中共晉冀魯豫區委黨校學習。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著作，努力鑽研理論，並成為學員支部的輔導員。據當時的黨校同學張俊卿同志回憶：“一川的讀書鑽研精神令我很佩服。凡是他看過的書，每本都有摘記和心得，他在我們那裡是看書最多、學習最好的學員。”結業時，中共晉冀豫區黨委書記李雪峰同志說“一川是黨的秀才，革命才子，留校教馬列主義。”因此，他被留在黨校從事管理和教學工作，擔任校黨委委員，負責講授馬列主義常識、黨史和黨建課程。於一川同志除完成教學任務外，在教學方法、學校管理和制度建設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改進工作，為我黨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1940年夏在冀魯豫邊區（后改為太行區）黨校從事管理和教學工作。1940年8月任中共太谷縣委書記。后調任中共黎城縣委書記。當時正趕上百團大戰打響，他帶領戰地工作隊和縣民兵武裝積極支援百團大戰，受到了上級表揚。百團大戰快要結束時，上級緊急調於一川同志任中共黎城縣委書記。當時的黎城剛經歷過日寇瘋狂的報復性“掃蕩”，群眾生活困難、情緒低落。為扭轉困難局面，於一川同志帶領縣委全體幹部深入鄉村，廣泛宣傳黨的政策，耐心做群眾工作，同時對“清債退押”、“減租減息”和發展生產作了具體部署，減輕農民負擔，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使黎城形勢發生了明顯變化，時間不長，黎城全縣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權體系，開創了新的局面。1941年10月，黎城縣發生了“離卦道”暴亂，500多名道徒包圍抗日政府，企圖奪取槍支。於一川下令堅決鎮壓了暴亂頭目，對多數群眾則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採取最大限度爭取群眾，孤立打擊少數頑敵的辦法，使“離卦道”徹底瓦解。通過處理“離卦道”事件，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團結在黨和民主政府周圍。主動配合八路軍主力，取得了反“掃蕩”鬥爭的勝利。於一川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的肯定與讚揚。1942年10月調到中共太行第四地委（太南地委）工作，先後擔任地委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地委書記兼太行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司令員石志本）。1943年秋，太南地委書記王孝慈同志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於一川同志接任太行四地委書記兼太行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司令員石志本，副政委楊紹曾）。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加強黨的領導，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發展和壯大抗日武裝，組織開展敵後游擊戰和反“掃蕩”，組織開展連續的剿蝗大戰和生產自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減輕人民負擔，使根據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1943年底在整風後期的審干運動中，受康生“搶救運動”的影響，出現了“左”傾擴大化的錯誤做法，在沒有調查研究、缺乏論據的情況下，一些幹部被打成姦細和特務。地委於一川同志對此提出問題並大膽地向區黨委反映了自己的意見。不久，中央指示糾正“左”的錯誤，他按照實事求是的方針，對被錯誤處理的幹部予以甄別平反。他這種敢于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和精神，得到了太行四分區廣大幹部群眾的衷心擁護。

1944年，抗戰進入準備反攻階段。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市工作指示》，把奪取大城市與交通要塞，已成為驅逐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步驟。為加強對敵占城市的工作，太行第四地委於一川書記充分發揮地委敵工部（1944年3月改為城工部，部長為於林）和軍分區情報處及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站的作用，圍繞準備裡應外合解放城鎮據點為中心開展工作。先後派出幾百名城工、情報和敵工幹部，打入長治、潞城和石矻節煤礦、韓店、張庄、老頂山等敵人據點，開展地下工作。潛入長治城的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部長於林）、軍分區情報處（處長李新農，後為江濤）和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站（站長王培仁）的同志，在敵偽警察局、保安隊等軍政要害部門建立了地下關係，繪製了敵方軍事部署圖，瓦解、策反偽軍、偽組織，控制了城門入口。為積極準備大反攻和上黨戰役的勝利奠定了基礎。1945年2月，在石志本司令員、於一川政委的領導下由軍分區情報主任江濤同志組織分區偵察隊，裡應外合智取了老頂山據點。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於一川書記得知盤踞在潞安石矻節煤礦的日軍撤退前要炸毀礦山，立即派中共太行四地委城工部部長於林同志組織有關人員配合八路軍主力，裡應外合收復了石矻節煤礦，不久即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1945年8月至9月進行了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上黨戰役，於一川同志作為太行四地委書記兼太行軍區第四軍分區政委，擔任了上黨戰役的後勤指揮部總指揮，遵照8月17日太行區黨委和太行軍區關於迅速動員參軍的指示精神，他派出太行四地委大批幹部深入到各縣農村廣泛發動群眾，動員青壯年入伍，組織民工支前，在短短7天時間內動員了上黨地區4800多人蔘軍，組織了幾萬人的支前民工，配合主力部隊攻克了潞城、襄垣及白晉線上的敵偽據點，為上黨戰役和其後發動的邯鄲戰役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

1945年11月，於一川同志任太行第三地委（當時三地委轄長治市和襄垣、黎城、潞城、壺關、長治、平順縣）書記兼太行第三軍分區政委（軍分區司令員為韓衛民）。他依靠人民組織領導了大規模的反奸清算鬥爭，進行減租減息等多項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運動，發動群眾參軍參戰支援自衛戰爭。

1946年6月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書記。當時太行第二專區轄昔陽、和順、左權、武鄉、黎城、平順、壺關、長治、潞城、襄垣、平定、壽陽、榆次、太谷、祁縣、榆社等16個縣。於一川同志正確貫徹中共中央“五四指示”，部署土改工作，努力實現“耕者有其田”，使廣大農民更加擁護中國共產黨，為保衛翻身果實而踴躍參軍，積極投入對敵鬥爭。1947年夏隨劉鄧大軍南下，任中共皖西區黨委副書記（彭濤任皖西區黨委書記）。當時曾紹山任皖西軍區（二級軍區）司令員，彭濤同志任皖西區黨委書記兼皖西軍區政委。在強渡黃河前，鄧小平政委對於一川說：“進了大別山區，主力部隊在前面打，你在後邊紮根。”劉伯承司令員接著說：“紮下根還要發芽。”於一川牢記劉鄧首長的指示，決心克服一切困難紮根大別山區。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群眾基礎薄弱，環境異常險惡的條件下，他和區委領導採取建政權班子，建立人民武裝和開展土地改革並進的方法，很快地建立了政權機構，糾正了土改中“左”的做法，發展人民武裝，堅持在大別山積極開展游擊戰與國民黨主力周旋。至1948年，皖西形勢好轉，廣大群眾完全站到了共產黨一邊，各縣軍民空前團結，形成了抗擊國民黨軍的強大力量，戰鬥捷報頻傳。淮海戰役開始后，皖西區黨委抓住大好時機，在全區開展了群眾性的剿匪運動，在不長時間內，山區主要的頑匪勢力被基本消滅，剿匪取得了重大勝利。與此同時，在廣大山區農村，又抓了生產救災運動，幫助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安排好群眾生活，並注意發展工商業和文教事業。為支援淮海戰役和部隊向南挺進準備了大量人力物力。1949年3月上旬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3月下旬兼任中共確山地委書記（后改為信陽地委，王更生任信陽專員公署專員）。他一上任，便積極建立縣區政府，組建人民武裝，開展轟轟烈烈的剿匪運動，加快土地改革，全力以赴支援前線。於一川同志的支前工作使南下部隊十分滿意，當時駐信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38軍梁興初軍長、梁必業政委為感謝於一川的支前工作，在南下前特地贈給專署一輛中型吉普車（那時送汽車是非常重的禮品）。於一川同志在信陽時，還十分注意抓幹部的團結，當時的信陽幹部情況複雜，有野戰軍幹部和地方幹部，有二野的也有華野的，有老區幹部也有新區幹部，加上原新四軍5師的幹部。於一川同志將各路幹部緊密團結在一起，並充分調動他們的革命積極性。1950年底，於一川同志被當時的中共西南局書記鄧小平經請示中央后調到中共雲南省委工作。1951年3月任中共雲南省委秘書長，主要負責領導土地改革工作，兼任雲南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後歷任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中共雲南省委第二書記，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財委主任，主管全省經濟工作。於一川同志1954年10月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為謝富治）。1955年5月14日任昆明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副書記（司令秦基偉、政委閻紅彥）。1957年7月任雲南省委第二書記（書記閻紅彥）兼任雲南省省長。他積極配合宋任窮、陳賡、秦基偉、閻紅彥等同志，團結雲南各族人民，為建設邊疆、鞏固邊防，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1957年底至1964年8月任雲南省省長（1964年8月被指責為“右傾”停職，1965年2月被撤銷省委書記處書記，免去省長職務）。1955年5月13日至1965年5月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1960年5月至1965年5月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省軍區政治委員。1965年受到批判，並受到撤職處分。1966年被下放到鄭州柴油機廠勞動，任鄭州柴油機廠副廠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又受到衝擊。1968年擔任鄭州柴油機廠革命委員會主任。1974年調任鄭州市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部顧問，清閑了兩年。粉碎“四人幫”后的1977年底任中共鄭州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命委員會主任。197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分管經濟計劃和基本建設工作。1979年1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撤銷1965年對於一川的錯誤處分。1981年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當時為第一書記制），分管黨的組織工作。後任河南省第四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4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河南省顧問委員會主任。1990年1月19日因患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肺心病，治療無效在鄭州逝世，終年73歲。是中共第八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是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註：1939年“十二月事變”后，中共北方局將位於邯長路以南的原中共晉豫區黨委（書記為聶真）和原中共太南區黨委（書記為裴孟飛）合併為新的中共太南區黨委（相當於省級，后調整為晉冀豫區）。合併后的太南區黨委以及晉城、陽城、沁水、高平、陵川等縣委都撤至平順縣。當時的區黨委書記為聶真同志，組織部長為王孝慈同志，宣傳部長為張曄同志，秘書長為李超同志，太南區黨委公安處長為劉秉琳同志。當時太南區所轄黨組織的活動範圍包括平漢鐵路以西，同蒲鐵路以東，黃河以北，臨汾、長治公路以南的廣大地區。

中共太南區黨委下轄的太南地委在1940年（1943年10月改為太行第四地委）是對外公開的地委，地委機關駐太南根據地的腹心地區——平順寺頭。這是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區，包括黎城、平（順）北、壺關、林（縣）北，長治（東部）、潞城等縣。當時這塊根據地的中共地委書記為王孝慈同志，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為史向生同志（1941年調太行五地委），地委宣傳部長是任雷遠同志（1942年8月於一川接），1944年，太行四地委書記為於一川同志，組織部長為王謙同志（後為副書記），敵（城）工部長為於林同志，秘書長為孟憲德同志。

1917-1990)河北南皮人。早年曾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中共黎城縣委書記、太南地委宣傳部部長和組織部部長、太行四地委書記、太行二地委書記、皖西區黨委副書記。建國后，任中共信陽地委書記、雲南省委副書記、雲南省委第二書記、雲南省省長、中共鄭州市委第一書記、河南省委副書記、河南省委書記、河南省副省長、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共河南省顧委主任。1990年1月19日在鄭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