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行志

趙行志（1917-2009），江蘇武進人，大學文化程度，1938年8月參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在陝北公學和晉東南抗大一分校學習。曾任山東縱隊政治部會計、民運幹事、組織幹事，山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部科科長、警衛旅二團政委。1949年5月，參加接管上海工作，任市軍管會文教管理委員會秘書主任。以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人事處處長、部黨委副書記，上海市政府人事處處長，市人事局副局長，市人委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副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外事小組副組長，市人委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1961年12月起，先後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外交部亞非司副司長、中國駐喀麥隆大使、中國駐伊拉克 大使。“文化大革命”期間遭迫害。1976年12月，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長、市政僑副主席。在任副市長期間（1977.1-1983.3），分管外事、體育等工作。1986年4月，任中共上海市委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共上海市委原書記，上海市原副市長，第五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原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趙行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2月20日4時32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2歲。

2009年2月27日上午，各界人士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龍華殯儀館，為趙行志同志送別。

俞正聲、韓正等向趙行志同志遺體三鞠躬，作最後送別。

趙行志同志逝世后，送花圈、花籃或發唁電、唁函悼念的還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外交部等，以及張勁夫、彭沖、錢其琛、倪志福、韓杼濱、陳錦華、徐匡迪、楊潔篪、趙啟正等。

趙行志同志，1917年8月出生於江蘇武進。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8月起在陝北公學分校、晉東南抗大一分校學習。

1939年5月起任八路軍山東縱隊政治部會計、民運幹事、組織部幹事，山東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事、後勤部黨總支書記、組織部副科長。

1945年12月起任華東軍區組織部幹部科科長、特務團政治處副主任、警衛旅二團政委等職。

1949年5月至1950年8月任上海軍管會文管會黨委副書記、秘書處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黨委副書記、人事處長。

1950年8月起任上海市政府人事處處長、人事局副局長、文教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副部長兼市體委黨委書記、副主任，上海市委外事小組副組長，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1960年8月至1961年12月在中央調查部學習。

1961年12月至1966年10月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

1966年10月至1970年12月遭受迫害。

1970年12月至1976年11月任外交部亞非司核心組副組長，中國駐喀麥隆大使、中國駐伊拉克大使。

1976年12月至1977年1月任中央派駐上海工作組成員。

1977年1月起先後擔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第五屆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顧問委員會籌備組副組長。

1986年3月至1992年12月任上海市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趙行志同志是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六屆黨代會代表，上海市第十屆、第十一屆人大代表。

趙行志同志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奮鬥了七十多個春秋。早在青年時期，他深受父母兄長進步思想的影響，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毅然從香港奔赴延安，追求民主平等和民族解放的理想。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出生入死，不怕犧牲，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奉獻了青春年華，對黨忠貞不渝。上海解放后，他隨部隊進城參加軍管，在文管、財政、人事等戰線上，為新上海經濟文化事業的建設，作出了不懈努力。在外交等領域工作期間，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提出獨到見解，為中央制定正確的外交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決策意見。在“文革”中，他雖然遭受迫害，仍然堅信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堅決抵制“四人幫”的倒行逆施，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堅強黨性和無私無畏的革命氣概。在擔任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政協的重要領導職務期間，認真貫徹黨中央各項方針、政策，提出了許多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指導意見，為擴大上海與世界的友好交往，密切國際間交流合作，不斷提高上海競技體育運動水平，調動海外僑胞、港澳台同胞熱情參與上海建設的積極性，為發展上海政協事業和擴大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救國，奔赴延安，參加革命

1917年8月，趙行志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親根據共產黨的指示，利用與國民黨四川省長張群從小同窗好友的關係，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共產黨的多黨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母親曾沉著應對憲兵搜查，掩護在家開會的共產黨人。他的三個哥哥思想進步，先後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二哥趙忍安為中共地下黨武漢創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來、錢瑛領導，他以武漢合成銀行行長的身份為掩護，潛入國民黨湖北省黨、政、軍上層，為黨送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情報，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因其“西裝革履，高大英俊，夫人翁和新旗袍燙髮，漂亮高雅”，被當地人稱為“中共地下黨中的一對‘金童玉女’”。至今武漢市的不少老同志還對之讚美有加。

受革命家庭的熏陶，青年時期的趙行志勤奮好學，思想進步，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生抗日救國運動。1938年7月，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毅然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隻身從香港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長為一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忠誠戰士。1938年底，他隨徐向前同志到山東沂蒙山八路軍115師抗日根據地，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八年的浴血奮戰。

1941年冬，日寇集中兵力對山東革命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我軍除幫助老百姓安全轉移、堅壁清野外，還派得力幹部將機密文件秘密埋藏。當時軍區政治部主任江華（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將這一重要任務交給趙行志，並鄭重叮嚀：克服艱險，完成任務。次日清晨，鬼子進村，部隊掩護老百姓轉移，趙行志與老班長迅速挑起兩筐機要文件向後山奔去，翻越兩座大山在樹林隱蔽處，掩埋好文件。走出沒多久，被鬼子發現，他隨即掏出手槍向鬼子開火，掩護老班長轉移並做好了犧牲的準備，歷經風險后終於回到部隊……

隨陳粟大軍解放、接管上海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后，趙行志隨三野部隊在江蘇丹陽作短暫休整，聽取陳毅司令員、粟裕副司令員等領導關於解放、接管上海的入城紀律和穩定物價、穩定民心、穩定社會的報告，隨部隊進入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陳毅為主任、粟裕為副主任的上海市軍管會宣告成立。趙行志任市軍管會文管會黨委副書記、秘書處處長，兼市軍管會人事處處長。同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趙行志任市人事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他先後擔任上海市文教辦、市體委、市外辦等單位的領導，為上海的治理整頓、恢復生產、社會穩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馳騁外交，勤奮工作，獻身使命

1961年，趙行志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他與同事們一起，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擴大影響，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國際友人的好評。他回憶說：“在日內瓦工作期間，我們夫婦經常到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家做客。每次到他家，他都會在家中莊嚴地升起五星紅旗，以此表達對中國人民的美好感情和祝願。”

1967年初，一些大使對造反派揪斗陳毅同志很不滿，並擔心周總理的處境。大使們約定起草向造反派開戰的大字報，由仲曦東、曾濤、康茅召執筆，趙行志抄寫，開始是耿飈、黃鎮、仲曦東、曾濤、康茅召、趙行志等7人簽名，后又有19人簽名。這就是當時外交部著名的“26人大字報”。這批人後被“四人幫”打成耿黃反黨集團，並將前7人批鬥了好幾個月。因這7人都高大魁梧，頭髮花白，昂首挺胸，不畏強暴，故被人稱為“外交部七君子”。

1971年7月，為加強非洲的關係，經周恩來總理批准，趙行志任中國駐喀麥隆共和國首任大使。1972年8月，他陪同由喀麥隆外交部長樊尚·埃豐率領的政府代表團訪華，受到周總理的親切接見。

1973年3月25日，喀麥隆共和國總統阿希喬和夫人應邀來華訪問，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副總理親切接見，並簽訂了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等協議，加深了中喀人民的友誼。隨後，阿希喬總統一行在中國陪同團徐向前、何英、趙行志的陪同下，先後對上海、杭州、廣州進行了友好訪問。杭州訪問結束，趙行志身體不適，徐帥勸其留下治療，但他考慮，身為駐該國大使，應完成任務，不辱使命，故堅持陪同。第二天中午，到達廣州白雲機場后，他高燒達41度，尿血，已處於昏迷狀態，被人用擔架抬下飛機。對此，徐帥十分焦急，電告中央速派醫療小組來穗搶救。當晚，經趕到的醫療小組與廣東省人民醫院確診，他患了非洲瘧疾，而國內不生產此葯。徐帥急派人赴港買葯，但香港來電無貨，搶救陷入困境。此時一藥劑師反映，60年代初，廣州東方紅藥品研究所曾為在熱帶叢林中作戰的越南人民軍研製此葯，效果不錯。真是“柳暗花明”，該所還有此葯。經一個療程的服用，他身體康復。1974年7月，阿希喬總統接見即將離任的趙行志大使，並親自贈送他一根用非洲紫檀木雕刻製作的手杖，以表彰他為喀中友誼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1974年8月，趙行志任中國駐伊拉克共和國大使。在任期間，他深入了解、分析研究伊拉克民情、國情和政情以及海灣形勢，並提出真知灼見和建議，為中央制定正確的外交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稱讚。

開拓創新，嘔心瀝血，勤政外事

粉碎“四人幫”后，趙行志調中央派駐上海工作組。他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工作組同志們一起積極清查“四人幫”及其餘黨的反革命罪行，平反冤假錯案，及時起用老幹部，落實各項政策，為穩定局勢，傾注了大量心血，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趙行志任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后，堅決貫徹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關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提出了不少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指導意見和建議，為上海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擴大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合作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改革開放初期，趙行志到市外辦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有的同志擔心改革開放后，資產階級的東西也會隨之進來；有的同志對社會上出現的喇叭褲、牛仔褲、美容化妝等持反對看法。趙行志在肯定大家敢於提出意見的同時，對一些模糊的思想進行開導，他說：“改革開放就必須解放思想，發展經濟才能國富民強。先進的科學技術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要敢於引進，為我所用。喇叭褲、牛仔褲算啥呀，‘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隨著中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衣著將會更加鮮艷美觀、豐富多彩！”一些外辦的老同志，如今回想起他當初的這番話，敬佩不已。

為建立和發展上海同一些國家城市的友好關係，趙行志數次率上海市政府代表團出訪，先後訪問了日本橫濱市、大阪府、奈良市，美國舊金山市，南斯拉夫薩格勒布市，與各國市長簽訂友好城市協定、參加慶祝友好城市周年活動等，有力地增進了上海同各國人民的友情和合作交流。

1979年訪日期間，日本記者採訪趙行志：“來日本訪問，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他深有感慨地說：“日本是一個島國，土地有限，但日本人民勤勞智慧，敢於向大海要地（填海造地），向空中要路（高架交通）。”回滬后，他向市委作了訪日專題彙報，提出改造上海的交通除拓寬馬路、打通瓶頸外，建議在幾條交通主動脈上建高架道路、發展軌道交通，以徹底改善上海交通擁堵不暢的頑症，造福於民。這一建議，引起市委的高度重視。在歷屆市委、市政府的傾力支持努力下，而今上海的城市交通有了很大的發展，已先後建成內、中、外環線，軌道交通里程已達42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城市交通，一定會讓上海生活得更美好”！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隨著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大批外商來滬投資洽談，上海的酒店、商務辦公樓，顯得捉襟見肘，已出現一些外商“白天上海洽談，晚上蘇杭住宿”的窘況。為此，趙行志在市委辦公會議上建議，加大上海酒店和商務辦公樓的規劃和資金投入，加快建設步伐，以適應上海對外開放、發展經濟的需要。市委及時採納了這一建議。在歷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下，聯誼大廈、華亭賓館、貴都大酒店、花園飯店、希爾頓大酒店等商務辦公樓、五星級大酒店先後落成，為擴大上海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商務環境。

殫精竭慮，思想前瞻，發展體育

解放初期，趙行志任上海市體委領導；粉碎“四人幫”后，分管體育工作。他不僅將上海的全民健身活動搞得豐富多彩、有聲有色，而且提出了許多新穎超前的體育競技思想，為上海競技體育運動項目的深入發展、不斷提升，作出了突出貢獻。

他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情況，並參加國內、國際各項比賽的準備會。對排球，他首先提出了“兩次球”（即二傳一次到位，主攻二次扣死）的技術思想，以殺對手措手不及，並建議二傳點位多變，攻擊前後左右，多點扣球，以打亂對方陣腳，亂中取勝。這一戰術思想，經演練，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寶。當時，上海男女排球隊如虎添翼，多次奪得全運會和國內聯賽冠軍。對乒乓球，趙行志提出了“近台快攻，兩面起板，發球多變，一板打死”的十六字方針，原國家體委副主任、國際乒聯主席徐寅生回憶說：“趙老的這十六字方針，至今對乒乓球運動的發展仍很有意義。縱觀乒乓球發展史，打球不講道理，都是一板打死。當時，如不結合中國人的特點，深入研究，沒有超前思想，是不可能提出這一思路的。我對趙老很敬佩！”

趙行志不僅關心體育事業的發展，而且關懷運動員，對他們工作、生活上的困難，給予儘力幫助。1980年，鄭敏之的丈夫患病想來滬治療，但因對上海的情況不熟，無奈之下，她寫信向趙行志求助。為此，趙行志十分重視，及時聯繫醫院，請專家會診，並上門看望，經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其夫身體好轉。離滬前，趙行志特去看望，鼓勵他們：“養好身體，為中國的體育事業再做貢獻。”回憶此事，被譽為“乒壇報春燕”的鄭敏之眼中飽含淚水動情地說：“想不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麼平易近人，關心他人，真是大得人心啊！”

當年，趙行志率領的上海市體育代表團在第一屆、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奪得數十枚金牌，同時為國家隊輸送了許多優秀運動員，得到中國體育界人士的廣泛讚譽。

心繫百姓，關注民生，體恤民情

趙行志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我們各級領導要心繫百姓，體恤民情，化解民怨，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解難題。他要求信訪部門和秘書要認真、細心、及時地處理人民來信，凡是群眾寫給他的重要信件，他都親自閱批，要求秘書及時轉請有關部門認真處理，並督促落實，使群眾的來信做到“樁樁有迴音，件件有著落，事事有結果”，在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架起一座連心橋，以取信於民，造福於民。

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大批冤假錯案平反落政。但“文革”中，被查抄的一些貴重文物、圖書等物品，發還遲緩。一些市民寫信向市領導趙行志、裴先白反映，希望能儘快將查抄物品歸還原主，取信於民。趙行志、裴先白對此很重視，經了解情況后，及時向市委彙報，提出落實專門部門，儘快發還的建議。經市委研究決定，要求市有關部門認真清理造冊，儘早將“文革”查抄物品歸還原主，併發文提出具體措施。通過市有關部門採取原物發還、開倉認領、經濟補償等方式，及時較圓滿地完成了這項工作。尤其是，由上海博物館代保管的從大收藏家、統戰對象家查抄的文物，基本悉數歸還原主。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劉靖基還將歸還的40件文物珍品無償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據統計，上海共清退“文革”查抄文物、工藝品67萬餘件，古籍、圖書236萬多冊，對無法找回的文物、工藝品和圖書，補償1902萬元人民幣，有6.56萬戶落實了政策，佔總數的近98%。上海對查抄文物歸還政策的切實落實，不僅化解了民怨，理順了民心，而且得到中央的肯定，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好評。趙行志擔任市政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期間，還注重調動海外僑胞、港澳台同胞熱情參與上海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初，不少台商來滬投資辦企業，一些台商還在滬安家立業，成為上海女婿。但是，他們來信反映，孩子難以就近入學之事成了他們的煩心事。趙行志看完來信后，認為台商反映孩子就近入學的問題，看似小事，實是大事，並批請市有關部門要舉一反三，為台商做好各項服務，以解除他們的生活之憂。為此，不少在滬成家台商的子女較好地解決了就近入學等生活問題，得到了在滬台商的廣泛讚譽。

老驥伏櫪，扶貧幫困，共創未來

趙行志離休后，還十分關心革命老區的建設。趙行志夫婦數十年來，不斷為延安、沂蒙山革命老區捐款捐物，資助辦抗大中、小學校、建立革命歷史紀念館、打深井建水窖等，還為遭受自然災害的老百姓捐款捐物。2000年，他擔任上海市百老德育講師團顧問，為關心下一代健康成長，滿腔熱忱地進學校、下社區、到企業，向青少年講述人生價值、弘揚中華美德，並題字勉勵全市中小學生：“寫好中國字”、“學海無涯勤作舟”，表達了一名老戰士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