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盜史

明清以來，民間海盜中梟雄輩出，他們依靠各種形式的海上營生手段，積累了巨額財富，並擁有了強大的武裝團隊，一度控制了往來的商路，成為海上不可忽略的力量。但關於這些人物的資料和記錄，像雪花和碎片一樣隱匿在國外史料或各種地方志之中。雪珥說：“2007年，我在為撰寫其他史書，翻閱國外史料時，很吃驚地發現，原來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不敢貿然去惹中國海盜。他們的實力、裝備、規模、戰鬥力對英國人有很大的威懾力。”而歷代中國海盜中的一部分首領，在多次實戰中表現出的智謀和果斷，絲毫不遜色於神機妙算、能征善戰的統治階層的精英。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直派人傳話給明朝政府，表示願意聽從命令，協助剿除松江各處流民，並希望以此換得明政府開放沿海貿易的許諾。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就是中國海盜（商）集團的頭子，他假意投降明朝，其實是為了消滅其他的海盜團伙，稱霸中國沿海。鄭芝龍的手下達到10萬人，是當時世界海盜中的“巨無霸”。後來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奪取台灣島作為反清基地的主力就是鄭芝龍的海盜集團。

明朝中葉的中國海盜和現代的海盜不一樣，他們代表著商業的新興力量。很可惜，這些商業力量並不成熟，鄭氏集團到達台灣之後並沒有繼續發展商業，而是把金錢換成了土地，錯過了建立海上商貿帝國的時機。

《明史·佛郎機傳》記載，佛郎機人兇險，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諸番無敢與之對抗。“佛朗機”是明朝對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稱呼。16世紀初，葡萄牙殖民者航海到遠東，準備侵略中國，妄圖“絕滅廣州人，攫取全中國”。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廣東東莞縣，佔據屯門島，剽竊行旅，搶掠商船，把海邊年輕女子劫走，擄掠中國人運往印度和歐洲充當奴隸。

這些罪惡行徑激起了瓊州民眾的憤怒。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葡萄牙艦船三艘泊鋪前港。海盜施和得悉，即率領部眾攻襲葡萄牙艦船，擊傷艦船，使其桅杆折斷，不得已退入內港，尋求明王朝官府保護。此時的明朝瓊州指揮高卓站在了葡萄牙人一邊。他統領所部官兵與土司王紹麟所率黎兵一起出動，攻擊施和船隊。然而施和設伏擊敗了官兵，高卓隻身逃走。

“和西方統治者依靠海盜的力量來擴展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國歷代封疆統治者對中國海盜的態度，不是招安、圈禁，就是‘雖遠必誅’的無情絞殺。像‘七海霸主’陳祖義、‘凈海王’王直、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叱吒風雲的海盜到了統治者手中，大多未得善終。而當他們流亡海外，期望在東南亞等地落地生根時，還會遭到西方殖民者和各種勢力的迫害。”大連海事大學教授、中國航海學會航海史研究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光圻認為，“如果明清兩代，能夠真正地利用中國海盜的力量，今天的南海問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當年遠航歸來的鄭和，向明成祖朱棣獻上在舊港擒獲的海盜首領陳祖義。隆重的獻俘儀式上，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者的稱頌中，明成祖下令斬下了陳祖義的頭顱。在孫光圻看來，這種在正史中視剿滅海盜、維護航道安寧與和平的政治功績，實際上是幹了一件大蠢事。鋼刀橫空，碧血四濺，劊子手的鬼頭刀，斬下的不僅是陳祖義的腦袋，也斬下了中華在海洋上崛起的命根。“對照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當時的其他航海強國，其崛起的過程無一不是充分利用海上的民間力量，我們不但不重視，還千方百計要把它消滅掉。”

如果從西方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些湮滅於中國正史中的叛民、流寇，完全有可能成為與哥倫布、麥哲倫、德雷克齊名的海上英雄。

和陳祖義命運相仿的，是明朝海盜的頭一號人物汪直。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到“招安”，還蒙在鼓裡的他，被監斬官遣人用轎子抬上了法場。他建立的海上帝國在朝廷的陰謀中隕滅。

“汪直是典型的中國海盜代表，他把海上的經營做到了極致。他所處的正是中國海盜活動最頻繁的時代，時勢造英雄，但他身上也帶有著典型中國海盜的弱點，所以導致了他最後的命運。”雪珥這樣總結王直的一生。根據史書記載，在汪直最鼎盛的時期，他手下船隊的貿易總量超過了當時明朝最重要的貿易省份浙江和福建。

“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伙愈盛。”和清代的閉關鎖國相比，明代雖然並沒有中斷海外貿易，但統治者把生意攏到了自己的手中，強令百姓“片帆不得下海”。於是，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的沿海百姓，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從宋朝起已經相當繁榮的漁業、商業都被“關停並轉”，明政府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百姓面臨的是“進亦死、退亦死”的兩難。而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以及東南亞等地急需各類貨物，“走私”成了一項利潤豐厚的生意，一柄刀從中國販賣到日本，差價可以達到十倍。沿海的民眾很多人都投入到了“非法”海上營生之中。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只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出生於徽州的王直不願意通過科舉求取功名，而是南下去海洋中尋找機會。天資聰穎的他，學會了日語，與日本人做各種生意。之後，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他還包攬了日本的軍火生意，並組織起了自己的武裝。在中日之間的海域中，確立了自己的名號，甚至一度以琉球為據點，自封為“徽王”、“凈海王”。處江湖之遠的王直，與居廟堂之高的統治者一樣，都看到了導致明朝“倭亂”的根源——海禁。他在用軍事手段應對圍剿的同時，不斷地向統治者表示：“他無所望，唯願進貢開市而已。”

“中國的所謂海盜，從來不用骷髏旗，他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王直和所有中國海盜一樣，都有這個弱點。朝廷正是利用王直的弱點，對他誘騙招安。但奇怪的是，王直問斬的罪名不是“海盜”，而是“叛國”。但雪珥認為，這是明朝使用的“障眼法”，讓統治者真正不安的是他自封為王的舉動。“國內曾經為王直立碑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說他是漢奸，是叛徒。”孫光圻也認為，王直並沒有叛國。“王直的經商反而促進了中日經濟文化的交流。他是一個中國人，並沒有為日本人服務。日本人、葡萄牙人都聽命於他，為他的生意服務。”

中國古代海盜取得輝煌成果一直不為外人道。“在中國歷史上，首先造出萬人大船的就是中國海盜。用現代的流行語來說，鄭芝龍是‘世界史上第一個船王’。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在海上的力量十分強盛，最後還打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鄭廣南在大量查閱了西方歷史學家為西方海盜寫的傳記后說，“西方會謳歌海盜的事迹，其實我們中國海盜比他們更加英雄。”他舉例說，泰國北大年的皇宮裡有三門大炮，就是明朝海盜林道乾，受到當地人的重用，做地方官留下的。當地人還建廟來祭拜林道乾的妹妹。

“很多中國的海盜到南洋，當地人都很歡迎，因為他們並不像西方的海盜那樣去掠奪，而是非常尊重當地的習俗。”鄭廣南認為，中國古代的海盜和國外的海盜很不一樣，和索馬利亞海盜也不同。“我們的海盜幹了不少好事，比如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在雲南發生大災荒的時候，自己出錢來救當地老百姓，還帶領幾萬災民去台灣開荒，過新的生活。”

就在清朝鴉片戰爭前夕，珠江口還有像女海盜鄭一嫂所領導的紅旗幫這樣強悍的海盜團隊在活動，其裝備精良遠勝大清水師。紅旗幫屢敗官軍，還重創有美國雇傭兵的葡澳艦隊，把澳門圍困得幾近斷糧。1809年，英國艦船在中國的水域內橫衝直撞，官軍無能為力。此時，鄭一嫂卻果斷出手，痛擊了廣州內河的英國船隻，俘獲一艘英艦，斬殺數十英國士兵，戰鬥力之強令英軍震驚。然而，清朝統治者不但沒有尋思如何利用一支鐵血隊伍，反而一直在設法圍剿、分化紅旗幫。

在最後一次圍剿之中，清朝水師聯合澳門的葡萄牙人，組成中葡聯軍，合圍紅旗幫，一度將紅旗幫的主力船隊封鎖在大嶼山島。鄭一嫂的養子張保仔算準風向與潮汐，與鄭一嫂一起集結大船三百隻、火炮一千五百多門、部卒兩萬，海面炮矢橫飛，無人敢攫其鋒，於是揚長而去，官洋聯軍唯有望洋興嘆。最後，統治者再次利用了中國海盜慣有的弱點，利用“懷柔政策”招安了紅旗幫的盟邦，令紅旗幫勢力大減，鄭一嫂不得不接受清朝的招安。

在中國明朝其時，歐洲開始進入大航海時代。海盜成群結隊從歐洲出發，奔赴遙遠的“新大陸”，開啟了世界殖民史的一個新高潮，同時建構出的，是西方文明相對其他文明的強勢地位。一個在西方史觀中的所謂的“現代”世界也由此發端。西方的海盜也受到了統治者的禮遇。在西班牙，第一個完成環球航行的麥哲倫受到舉國敬仰。英國王室授予海盜梟雄德雷克“上將”軍銜。美國把海權理論(國家海盜理論)的創始者馬漢奉為先師。

費正清在《中國景觀》中說：“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混濁江河泛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屋、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護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這是有遠見的歷史學家並不願意看到的景象，鄭廣南、孫光圻、雪珥，在採訪中都表示：“一個國家的強盛是通過海洋的，完全依靠小農經濟是不行的。”

“如果我們對中國古代海盜有正確的評價，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必然會牽涉到戚繼光等人。”孫光圻說，“我們從小就知道他們是民族英雄，和倭寇打了很多仗，但他所謂的倭寇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民間海盜，他們只是打著倭寇的旗號而已。”明朝中後期，政治腐敗，官兵看到日本浪人就害怕，簡直“畏倭如虎”。中國的民間海盜就是看準了政府的這個弱點，打出倭寇的旗號來進行民間的海上商業和武裝活動。“這裡就包括了王直、徐海等一大批人。這些所謂的倭寇，他們的領導者都是中國人。船員中九成是中國人，他們的團隊中只夾雜了個別的日本浪人。”不過，為中國古代海盜翻案，不是一件史學界人人都能夠接受的事情。

“中國古代海盜應該是一項重大的歷史問題，對海盜正確定性和評價之後，能更加清醒地看今天。比如，我們應該如何支持民間的航運力量。”孫光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