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經濟學

日本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國家，經常火山爆發。火山爆發會燒焦山林和土地，引起火災，給人類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然而另一方面，正因為日本火山多，所以才成為世界知名的溫泉之鄉，有風光明媚的山水和令人心曠神怡的療養聖地。另外，地震、打雷、颱風、海嘯等，很久以來就一直是可怕的自然風險。近年來，又出現了放射能、艾滋病、地球溫暖化等新的自然風險。

典型的社會風險是大量不良債權導致銀行和企業破產並造成大量的失業。現代社會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其結果是企業大量地產生產業廢棄物，家庭大量地產生生活垃圾，這是一個令人類羞恥的現實。其次，因衛生管理不力，近年來屢次出現了牛奶中毒的事件。另外，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幾乎每天都面臨“交通戰爭”的威脅，動輒發生交通事故和列車晚點。

過去，常說“地震、打雷、火災和老頭子是四大災星”。其中，地震和打雷屬於自然風險，火災有的是自然火災，有的是人為火災，即包括不慎引火和有意放火。可見，自然風險和社會風險並非是截然分開的。過去，在家庭中老頭子曾經是“打雷發火”的恐怖形象，而近年來則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慈祥父親”。由此可見，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人際關係密切的

社會風險也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現代最令人恐怖作嘔的，恐怕就是用侵略和恐怖手段凌駕於國民之上的“獨裁者”、“當權者”。

特定風險是特定人物特定特長發生的特種風險。例如，著名歌星經常面臨音帶損傷的風險；在棒球、足球、相撲等碰撞激烈的體育比賽中，經常發生骨折、受傷等身體傷害。為防範這種“體育風險”，世界各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體育保險。另外，在海外旅行中，為防範遇盜、意外傷害和患病住院，參加海外傷害保險已成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人類是“倫理性弱的動物”，參加火災保險后，往往對防火掉以輕心，有的人甚至為欺詐保險金而故意殺人放火。在現代社會中，由於社會保險的普及，國民都能夠放心地醫療各種疾病。但隨之而來的，卻出現了“開大藥方”、“過多檢查”等“過剩醫藥”的現象。報紙和電視幾乎每天都報道政府官僚和國會議員行賄受賄的醜聞，在缺乏有效監督的社會中，取巧豪奪、非分之想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見，風險是多種多樣的。對於人類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來說，風險往往帶來“不理想”的後果。然而另一方面，就像“有苦味才是葯”這句話所說的一樣，不理想的背後也往往同時存在著理想的結果。例如，正因為日本是世界數一數二的“地震國”、“颱風國”，日本才有世界最發達的地震學，衛星天氣預報的準確率也很高。自古以來，日本人就在應付各種風險的過程中鍛煉了駕馭自然的本領。因此，儘管風險是不可迴避的，但只要沉著地面對風險，勇敢地向風險挑戰，就能夠最大限度地化解風險。

在現實社會中，正視風險的存在，“勇於挑戰風險、以戰勝風險為樂”者大有人在。遊戲機、賽馬和自行車比賽之所以倍受青睞，這隻能用伴隨賭博行為的“放鬆”和“精神勝利法”來解釋。一到年底，彩票就搶購一空，而且越是不景氣，彩票就越好賣。

“所謂風險，就是指在一定狀態下一種行為所產生的多種結果。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經濟來說，風險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因素。所謂風險大，就是指多種結果間的變化差異大，並且各種結果的影響程度也大。”

風險本來是一個中性詞。然而遺憾的是，多年以來，人們往往只考慮其負面因素。今後，應該改變這種偏向。仔細想來，在人們從早到晚的日常生活中，總是無時無刻地面臨著各種風險。不是徒勞地迴避風險，而是正視風險，以風險為樂，這是很重要的。

簡單回顧一下風險經濟學的歷史，第一階段可追溯到1700年以前。這一階段可說是黎明前黑暗的階段。之所以這麼說，乃因為當時經濟學本身還沒有成為一門學問，在民眾中還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早在風險經濟學確立之前，就已存在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問題。“祗園精舍聽鐘聲，諸行無常有迴音”，這是“平家物語”中的名句。這句話告誡人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炫耀榮華富貴的人總是要垮台的。其中，“無常”就是一種風險，是說所有事物都是變化的，有盛有衰。

關於黎明前黑暗階段的背景可參見表1。當時，馬克·勃羅的遊記《東方見聞錄》極大地刺激了歐洲人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特別是其中描寫的“黃金之國日本”，引起了很多人的憧憬，一時形成了一種淘金的狂熱，這對後來的“航海時代”有很大的影響。哥倫布1492年成功地發現了新大陸，他所挑戰的航海可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當時，他既有“要獲得榮譽和黃金”的野心，也冒著遭遇海盜和挫折的巨大風險。其後，麥哲倫和部下經過不懈的努力，於1519－1522年成功地實現了環球旅行。

隨著國際航線的發展，英國於1566年開設了倫敦交易所，1600年又建立了東印度公司，這是世界最初的商社。當時，從英國到印度的漫長航線，不僅是風險很多的海域，而且還經常受海盜的襲擊。1688年，英國勞埃德咖啡店生意興隆，從該店開始的風險經營萌芽了航海保險，這已是人所眾知的事了。

進入18世紀以後，風險經濟學告別了黎明前的黑暗，迎來了朝氣勃勃的萌芽階段。在這一階段，風險研究的重要成果開始傳播。風險經濟學迅速萌芽與風險經濟學的數學基礎－概率論的確立有很大的關係。拉普拉斯曾經說過：“概率論歸根結底，不過是把常識轉變為計算。由於概率論，有常識的人能夠非常正確地把握往往不是從理論出發而是從本能出發所感覺到的事物。概率論是從研究賭博而建立起來的學問，可說它成了人類最重要的知識。”

我們今天學習的概率論，其形成與生於同一時代的帕斯卡爾和菲爾瑪有很大的關係。1654年，帕斯卡爾的友人－社交界知名職業賭手S·D·麥萊，向他提出了一些賭博方面的有趣問題。為解答這些問題，帕斯卡爾與菲爾瑪多次通信切磋。這些信件作為概率論這門學問產生的契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其後，貝斯於1763年發表《主觀性概率論》，概率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812年，拉普拉斯終於完成了其巨著《概率論》。

從風險經濟學的角度看，代表萌芽期的知名學者是倍爾努伊和亞當·斯密。實際上，正是由於這兩個幾乎是同一時代的學者的創意，風險經濟學才進入了萌芽期。

倍爾努伊是繼阿伊扎克·牛頓之後的偉大數學家之一。倍爾努伊作為數學教授，於1736年在《貝特爾布魯格帝國科學學院論集》發表了其充分利用他人成果的劃時代的論文－《關於風險測定的新理論》。這篇論文通過提示所謂“S·貝特爾布魯格的反論”，論述了作為風險條件下決策標準的“期待效用基準”的有效性。儘管如此，但由於過於超越時代，在其後的200多年裡，風險經濟學一直也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可見，獨創是孤獨的，也面臨著被時代忽視的風險。

亞當·斯密堪稱“經濟學之父”，威望很高。斯密有兩大名著－《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現在，斯密道德情操論的影響遠遠低於國富論，但不要忘記斯密曾經是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的主任教授。而且，在《國富論》中，人們往往重視斯密所強調的分工和“看不見的手”，卻不知道他還是風險經濟學的創始人。

斯密非常重視彩票普遍成功的事實，認為人們普遍有誇大獲利機會的偏好，動輒追求“一攫千金”。與此同時，斯密也分析過當時英國不買火災保險的房屋和不參加海上保險的船舶特別多的事實，並指出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往往容易過低評價損失風險。由此可見，斯密對風險的觀察是非常敏銳的，說斯密開創了風險研究的先河，這並不過分。

1700－1940年的240年間是一個激動和戰亂的時代。“新大陸”的美國發生了獨立戰爭（1776年），“舊大陸”的歐洲爆發了法國革命，各地發生了暴動和衝突（1789年）。日本經過幕府末期的動亂，也發生了明治維新（1868年）。由於福澤諭吉的啟蒙宣傳，日本建立了最初的海上保險（東京海上保險公社）（1879年）。戰爭關係到最大的人命風險，其規模愈益擴大。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和俄國革命（1917年），其後不久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6－1945年）。人類如不痛改前非，還有可能發生新的戰爭悲劇。

以上述激動的時代為背景，風險經濟學雖然尚未廣泛傳播，但卻結出了豐碩之果。與D·倍爾努伊和亞當··斯密同時代的貝斯論述了主觀性概率論，拉普拉斯發表了《概率論》，這是奠定概率論基礎的金字塔。

在馬歇爾的巨著《經濟學原理》（1940年）中，多處章節談及到普通人行為的半合理性和反合理性問題，對風險研究者來說，這是一部饒有興趣的文獻。馬歇爾經濟學與其說是“研究財富”，莫如說是“研究人”。馬歇爾說：“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這不是抽象的人或‘經濟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這種人性觀是斯密以來的傳統。有血有肉的人的行為，不能簡單地用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來解釋。活生生的人在盡量避免風險的同時，也有賭博的熱情。於是，敢於向困難的風險挑戰的冒險家和企業家就前仆後繼、輩出不窮。

由衷欽佩劍橋學派的始祖馬歇爾並展開獨創性研究的，是芝加哥大學的創始人奈特。奈特對概率分佈不能表達的“不確定性”效果進行了研究，論述了敢於挑戰不確定性的風險經營的作用。奈特的論述至今仍頗有影響，後文將詳細論述。

馬歇爾的弟子J·M·凱恩斯在《概率論》（1921年）中，也分析了作為信賴度的主觀性概率論，其觀點與D·菲乃德的《個人概率論》是一樣的。另外，凱恩斯在其名著《通論》中，也重視市場經濟中期待的作用，分析了股市投資被投機的狂潮所吞噬、有可能產生不穩定泡沫的現象。

在各種博弈的決策中，諾伊曼和摩爾根休特輪重視的是“期待效用基準”。這實際上是250年後再次提出了倍爾努伊的理論。所不同的是，博弈論是分析兩人以上博弈中的衝突，各方的效用水平不僅受各自戰略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他方戰略的影響。其後，儘管博弈論的發展也經歷過若干挫折，但現在已成了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首先，納修精心研究了“非零和博弈”，賽爾丹也研究了“不完全信息版”。在此基礎上，斯泰格拉又進一步研究，促進了產業組織論的飛躍發展。

在諾伊曼和摩爾根休特輪時代，期待效用理論的研究倍受關注，其有效性和局限性的論述越來越清晰了。經濟學家費里德曼和統計學家薩貝基在其合著的著名論文中，時隔250年再次提出了斯密以來的問題－“人們既然參加了保險，又為什麼要賭博呢？”論文在分析這一問題時，論述了分析效用曲線凹凸的重要性。其後，普拉特等又研究了“迴避風險的測度”，托賓、馬考威茨也分別研究了在有多個概率函數時特別有效“平均、分散分析”。

1940－1970年，雖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卻是風險經濟學發展的輝煌時期。這一期間的代表性著作，是天才數學家F·諾伊曼和秀才經濟學家摩爾根休特輪（1902－1977）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1944）。由二人的名字命名，這個時期被稱之為“諾伊曼和摩爾根休特輪”的時代

博弈論是輝煌20世紀社會科學歷史的一幢知識大廈。諾伊曼和摩爾根休特輪都是經歷歐洲戰亂和社會變革而僥倖活下來的人。20世紀初歐洲的對立軸，是以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為首的“日爾曼文化圈”和以法蘭西共和國、英吉利王國等為首的“非日爾曼文化圈”之間的對立。勝負、對立和糾紛是持久的“零和博弈”。在不充分了解對手行為的情況下，在各項爭奪中採取何種戰略才好呢？

1944年，美國對日本的轟炸越來越厲害，1945年3月13日大阪也遭到了轟炸。美軍8月6日在廣島、8月9日在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奪去了幾十萬平民的生命。正當日本面臨生死存亡風險的時候，博弈論的巨著在和平的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出版，這不啻是一個歷史的諷刺！

博弈論序言寫道：“在本書中，我們概述了博弈論的數學原理，嘗試了各種應用。博弈論雖然是著者個人從1928年以來建立起來的，但全書的出版直到今天才成為可能。有如下兩類應用問題：第一是對博弈固有領域的應用，第二是對經濟社會問題的應用。從博弈論的方向進行分析，這乃是我們最好的期待。”

在風險經濟學的歷史上，1970年是劃時代的一年。這一年，學問淵博的阿羅的名著《風險負擔理論文集》和怪才阿卡洛夫的玉稿《檸檬－品質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相繼發表，一時出現了洛陽紙貴的局面。這標誌著風險經濟學作為一門學說已經成熟了，可說是放開手腳、大顯身手的時代了。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20世紀末。阿羅和阿卡洛夫，再加上才子斯潘斯和豪傑斯泰格利茨，70年代以來風險經濟學英雄輩出。由於上述知名學者姓名的英文字頭都為A或S，因此，成熟期可稱之為AS時代。

在風險的世界中，信息至關重要。然而問題是，信息在人與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公平，就像格萊夏姆法則所說的一樣，這也許是“舊幣驅逐新幣”。阿卡洛夫認為格萊夏姆法則在舊車市場起作用。舊車和新車不同，從維修周到的新車到名為“檸檬”的劣質車，其間的質量差別很大。舊車賣主利用買主的無知，硬是把檸檬這種劣質車也說成是新車，千方百計地推銷。其結果，舊車市場檸檬類劣質車泛濫，最後導致交易減少乃至市場關閉。阿卡洛夫深刻而尖銳地分析了這種現象。

這種“信息不對稱性”在其他市場也同樣起作用。就醫療服務而言，相當於賣主的醫生基本上壟斷了醫療情報，患者一般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所謂醫生開處方時“須向患者說明並徵求患者的同意”，只不過是緩解這種信息不對稱局面的一種對策而已。再以保險市場為例，人壽保險公司很難事先判斷投保者的健康狀況（是不健康的高風險的投保者，還是健康的低風險的投保者），而且，一些人投保后往往對健康和安全掉以輕心，有的人甚至欺詐保險金，從而使保險公司面臨所謂的道德風險。

由於上述原因，風險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的關係非常密切。馬爾歇克和拉多納從信息傳遞的角度創建了獨自的組織論（1972），哈威奇以道德風險為突破口，建立了獨特的比較經濟體制論。

風險經濟學的成果應用於消費與儲蓄理論、金融衍生商品理論和生產與企業理論，又不斷產生了新的成果。其中主要有桑德茂的分析（1971）、布拉克－肖爾茨公式（1973）和威博斯的業績（1984）。

我們終於進入了21世紀。2001年是新千年的開始。新世紀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現在還很難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經濟還是經濟學，現都處於閉塞的狀態，兩者都需要新生。因此，可把2001年後視為風險經濟學的新時期，前途未卜。今後，能否在未知中開闢道路，現在尚不得而知。因此，今後幾年乃至幾十年，可說是未知的時代。

新世紀是否是舊世紀的延伸？有一句俳句：“去年今年，像似一根棒連在一起”。只要看一下2002年的“9.11事件”和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很難想象人類的英知在過去100年到底有多大的進步。說又倒退到了200年前的“帝國主義時代”，恐怕也不為過分。

“環境經濟學”的新發展也很引人注目。在現有經濟學中，自然環境被視為構成人類社會的外部因素。自然環境的變化經常影響著人類的活動，例如，農業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氣溫、光照時間、雨量、颱風、病蟲害等的影響。因此，長期以來，許多人認為對於大自然來說，自己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吝嗇生物”的人在強大的自然面前，是否只能逆來順受呢？回顧20世紀，自然界中人類的影響越來越大，人類活動反而明顯地影響了自然環境，出現了所謂的“逆向影響”。例如，原子彈是人類製造的威力巨大的炸彈，其投放產生大量的放射能，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另外，大量的工業污水和家庭排水嚴重地污染了河流、海洋和湖泊，使自然和生態平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類如果放任這種破壞自然的行動，新世紀就難免會面臨越來越大的環境風險。

在現有經濟學中，人被視為“內部因素”，自然界被視為“外部因素”，兩者之間有一條明顯的界限。然而，隨著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發展，所謂“內部”和“外部”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今後，人類也將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即需要把自然也視為內部因素。

現行博弈論流行“零和博弈”，多使用納修的均衡概念。然而，正如F·諾伊曼和毛利坎修泰倫所指出的那樣，“N人非零和博弈”有可能埋名在“N+1人零和博弈”之中。如果這追加的一個人就是自然的話，那麼自然本身就會以其自然形態而被視為內部因素。如果是這樣，那麼零和博弈的重要性就會再次受到重視。正因為如此，我主張“應該回到零和博弈的原點”！

風險經濟學的問題首先是風險。對於人類生活來說，風險雖然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但卻很難說“這個概念百分之百準確”。為什麼風險這個概念如此之難呢？在第二部分中，我們回顧了風險經濟學的歷史，那裡提到的基本上是限定的概念。之所以這麼說，乃因為就像說“交通事故的概率是13%”，或者說“死亡時領取保險金的金額為8000萬日元”一樣，以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專門從數量或金額方面來判斷風險的大小。然而，世界上的各種風險是曖昧而模糊的，很難知道其真實的面目。總而言之，所謂風險，必須從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把握。

需要強調的是，在現實世界中，風險和不確定性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而是渾然為一體的。所以，從客觀的意義上說，要問概率計算可能還是不可能，也許是不合邏輯的。與此相比，莫如說“如果適用於概率計算可以這樣分析，如果不適用於概率計算，則可以那樣理解”為好，即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是最為現實的。在真正的不確定性中，混雜著各種各樣的心理性因素，如何對其進行綜合性的分析，乃是留待今後探索的重大課題。

“士魂商才”從字面解釋，就是“請用武士的靈魂，努力從商”，這是滋賀大學經濟學部80年來的傳統和校訓。這句話從文字方面看似乎不大通順，但要說日本人什麼都理解，這乃是不可思議的。

21世紀的風險研究，不論在經濟學領域還是在心理性領域，都將進一步發展。這是令人歡欣鼓舞的。然而，作為一個執教在近江商人學舍的學者，如果只滿足於一般風險理論的研究，乃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作為薄弱環節的一個研究方向，應該從風險經營的角度重新構築近江商人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雖說是古稀之年，我願獻身於這一未知的領域。也許有路，也許沒有路。現在需要的不是猶豫徘徊，而是邁出新的一步的熱情和勇氣。對於一些人來說，風險經濟學研究也許有某些不安和風險。不過，既然作為風險研究者，就應該是一個向風險挑戰的勇士。不要畏縮不前，追求理想和輝煌業績的人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