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

gǔwénzì

解釋

古文：①五四以前的文言文的統稱（一般不包括‘駢文’）。 ②漢代通行隸書，因此把秦以前的字體叫做古文，特指許慎《說文解字》里的古文。

字：用來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漢字。字元。字母。字典。字句。字里行（hang）間。字斟句酌。

古文，是上古時代的文字，也是古代人民陸續造成的文字的總稱。

《漢書· 藝文志》尚書類後序：“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以其出於孔子壁中，故稱“壁中書”。因漆寫的筆畫，頭粗尾細，形似蝌蚪，故又稱“蝌蚪文”。

這些古文，包括了庖羲氏所作的“龍書”，神農氏所作的“八穗書”，黃帝所作的“雲書"，少昊氏所作的”鸞鳳書“，帝嚳所作的“仙人形書”，倉沮時代刻石(二十八字)，唐虞時代的字形(六字)，夏代的《琱戈銘》、《鉤帶銘》、禹篆二十字、《岣嶁碑》等不同的古文。除此之外，尚有所謂“奇字”一種。奇字，就是古文中比較奇異的字，或謂就是壁中古文的異體。

以上所說各種古代文字，僅是史書上的記載，且久己失傳，實無從稽考。縱有跡象，都為六國詭文，篆勢奇譎，殊難辨認。

骨刻文是指在獸骨上刻畫的符號——象形文字或圖形文字，在山東集中發現（赤峰、關中等地也有發現），是我國最早的以記事為主的可識文字。2005年，著名考古學家、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劉鳳君教授發現並命名，始稱“東夷文字”，后稱“骨刻文”，並認定刻畫工具為瑪瑙等銳角寶石，形成約在4600～3300年之間，是龍山文化時期流行的文字。自2010年底開始，著名東夷文化學者、山東省旅遊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丁再獻研究員將骨刻文成功系統破譯，從文字的起源和構造等方面較全面的論述了與甲骨文及現代漢字的傳承關係，論證是漢字的源頭。

前期骨刻文的特點是，骨片上的字數少，難有超過10個字的骨片，字的造型圖畫性很強，有的字很複雜接近繪畫。如果按照文字六書劃分，應該僅有指事字和象形字，處於文字產生的初始時期。

後期骨刻文大約距今3300年--3700年，處在岳石文化時期和商代早中期。後期骨刻文逐漸增多，一片骨頭上十幾個字常見，多的有50--60個字，形成一篇篇文章。這時期可能出現了會意字。字體的圖畫性逐漸減弱，符號性增強，與甲骨文造型相似，證明後期骨刻文已發展成較成熟的文字。其使用年代的下限和甲骨文直接銜接。

甲骨文是目前見到的最早而且較系統、成熟的文字。其形成於殷商時期。較更早期的陶文及刻在甲骨上而得名。因最早發現於河南安陽小屯的殷墟里，故又稱“殷墟文字。”系由清末金石文字學家王懿榮在作為中藥的“龍骨”上首先發現，並確定為漢文字的。因其所刻內容多為占卜、祭禮等，故又稱卜辭。甲骨文是用比較類利的刀具契刻于堅硬的龜甲、獸骨上的，因而其特點突出，筆畫以直衝的橫直斜線為主，間有曲弧線。筆畫瘦直，刀鋒畢露。對稱是甲骨文字結字的特徵，如中、羊等。同時其形體不夠固定，筆畫有多有少，寫法也有正有反，如：趾寫成 或，雖然結字較方正整齊，但其行文程式不一，有時依刻紋路而變，而且筆畫直硬，方筆居多。

此甲骨文為商代（公元前約十二——十一世紀）遺物，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成熟文字。它是用刀直接刻在甲骨上的。字形大小不一，分行布白自然，疏密得當，錯落有致，放逸得當，嚴整娟秀。刀法亦有方圓肥瘦之別，各字隨物異形，純樸和諧。

隨著社會的發展，字體也不斷地在演變。從殷商到秦統一之前的金文，就是在甲骨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金文是銅器銘文的通稱，古代的銅器多為鐘鼎，所以也叫鐘鼎文。金文筆畫也比甲骨文豐富多了，大小勻稱，也有了行款，並有了一定的裝飾性。

金文系指鑄造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又稱鐘鼎文。字有凹凸之分，凹為刀刻，呈陰文，凸為先用刀刻模型，然後澆鑄呈陽文。起源於殷商，盛行於周代。金文的多為記錄禮典、征伐、約契等。是承甲骨文體而又有新發展的文字。其特點是筆畫線條渾樸自然，結字壯美多姿，字體漸趨整齊雄偉純樸。但因字體筆畫尚未完全固定，往往一字，筆畫和寫法也各異目前可見到鑄造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較多，浩如煙海，比較有代表性的《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

大盂鼎系西周康王（公元前十一世紀——公元前十世紀）時期的金文。清道光初年在陝西省郿縣禮村的溝岸中出土，今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此鼎通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重153.5公斤，耳直對稱、圓底柱足，造型端莊凝重則迄今為止出土的西周時代形制最大的著名鼎器。內壁刻銘文9行291個字，記周康王23年，在宗周向盂敘述文、武、成三位先王的立國經驗和殷王亡國的教訓，告誡盂應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盂為感謝王命，於是鑄此大鼎，以記其事。

大盂鼎為西周青銅器之重器，且銘文數量多，字大，筆法方圓並用，粗細富於變化，起止銳圓因勢而異，體勢嚴謹，遹瑰雋美，流暢宏靈，行氣款形齊整，縱橫疏密相當，實為西周前期金文典範。散氏盤，又名矢人盤，西周厲王（公元前857~前842年）時盤器。清乾隆年間出土，舊藏乾隆府內府，現在台灣故宮博物院。

盤高20.6厘米，口徑為54.6厘米，銘文19行357字。記矢人將田地划付散氏所訂約契，故而得名。是研究西周土地制的重要資料。銘文大字，筆法、結字和章法意態恣肆，奇趣橫生。字大多取橫勢，這與大多取縱勢的銘文不同。字的重心突左突右，給人跳躍感。因而其章法上也出現了變幻多端的現象，給人以行止裕如，氣象飄逸之感。為西周晚期的重要銘文資料。毛公鼎為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時期的金文鼎。清道光末年在陝西岐山縣出土，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鼎通高53．8厘米，口徑為47．9厘米，形制圓腹，足為蹄狀。腹內銘文32行497字，是迄今發現的銘文最長的銅器。銘文記天下四方動亂，周王策命毛公文厝輔助王室，並賞給酒食、衣服、車及武器，儀仗等物：是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文獻和實物。

銘文筆法嚴謹，結體勁瘦，取縱勢，行氣流暢磅礴，章法錯落自由，實為金文中的瑰寶。虢季子白盤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時期的器皿。清道光年間在陝西省寶雞虢川司出土，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盤為長方形，長137．2厘米，高39．5厘米，寬86．2厘米，重215．3公斤，是虢季子白的洗澡具，也是迄今所發現的最大的銅盤。銘文記述了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西北強族(即匈奴)於洛水之東，因有功而受到賞賜。銘文系四言韻詩，字雖大小不等，但體勢優美娟秀，精巧玲瓏，行款齊整，布白疏朗。在書寫用筆上，落筆稍頓，收筆出鋒已很明顯，開啟了石鼓文書體之先風，被當今書史謂之籀文。

籀文又稱石鼓文，以周宣王時的太史籀所書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因刻於石鼓上而得名，是流傳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為石刻之祖。石鼓歷經滄桑，南遷北移，幾經輾轉，文字大多剝落，至今僅存清晰字數個，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書法特點是：書法渾厚自然，用筆園勁挺撥，結體方正，規範嚴謹，形體上較完備。它上承金文，下啟小篆。是金文向小篆過渡的書體。籀文以《石鼓文》和《詛楚文》為代表。

石鼓文，為戰國時期秦國石刻，因其形狀似鼓而得名。又因其文字內容記述狩獵之事，故又名《獵碣》，也有因其地名而稱《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

石鼓於唐代出土於天興三疇原（陝西寶雞市鳳翔三疇原），歷以風雨滄桑，終得以保存。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令人仿刻了10鼓，放置於太學，現信鼓在北京國子監。

石鼓共10隻，高90厘米，直徑約60厘米，花崗石質，圓頂平底。每鼓分別以籀文刻四言詩一首。由於年代久遠，輾轉周折，目前石鼓上的字多已剝落，有的石鼓已一字無存。

石鼓自出土以來，歷代倍受青睞，受到歷代帝王主史家、書家的重視，考證甚多，且多有拓本流傳。自唐貞觀以來，論書者均以石鼓為史籀筆跡。從書法的角度看，石鼓文“如金細委地，芝草團去，不煩整裁，自有奇采”（康不為語）。從所見字跡看，筆畫粗細基本上致，圓活奔放，結體嚴謹，古茂遒朴而有逸氣，為古文向小篆過渡的典範文字，被後世學篆者奉為臨習正宗。

詛楚文為戰國前期秦國刻石。是秦王詛咒楚文之文。詳細年代及書刻、人物尚無定論。傳詛楚文共三石，其一為“巫咸文”，初得於鳳翔，326字。其二為“大沈厥湫文”，初得於甘肅平涼，318字。其三為“亞駝文”，為洛陽劉氏所藏。

現所見的詛楚三文均非原石，而是經後人整理摹寫的。三文文體相近，向以“巫咸”為精，其筆跡超凡入妙，字法精工入微，實可與石鼓文相媲美。

我們學過歷史，都知道春秋戰國時，諸侯爭戰，你爭我奪，也造成了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才將文字統一為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呢，就稱為大篆，傳世的《琅邪台刻石》《泰山刻石》都是小篆的代表作。

小篆又稱 秦篆，是秦統一后經過丞相李斯整理的一種通行書體。秦統一前由於長期地域割據，“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書寫形式很不一致，一字多形現象十分嚴重。如“羊”就有二十多種寫法，給發展經濟和文化交流帶來極大不便。故在統一貨幣、車軌和度量衡制度的同時，又著力推行“書同行”政策。《說文解字·敘》記“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天頡篇》，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可見小篆系由籀文大篆沿革演變而成。李斯在籀文的基礎上刪繁就簡，廢除異體，而創秦篆，統一了全國的文字。這種書體更趨簡化，線條園勻，字呈豎勢。是我國漢字的一大進步，也是漢字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里程碑。為後來楷、隸、行、草諸書的變革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小篆有的是鑄造在鐵器上，有的刻在石碣、石碑上，從目前所見的實料看，秦篆一般鑄造刻在鐵器及度量衡器、符印、貨幣、詔板上。字有大有小，章法自然，結字端莊，分行布白工整，為小篆的精華和代表。其傳世代表作有《秦 山刻石》殘部，僅存10字。另有《泰山》、《琅琊台》二石真跡拓片存世，《會稽》、《嶧山》後人摹刻本傳世，據傳上述刻石皆為李斯所書。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絕妙。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均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貴寶。”嶧山刻石俗稱嶧山碑，為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登嶧山（山東鄒縣）所立，傳為丞相李斯所書，小篆。內容前為始皇詔，144字，自“皇帝曰”以下為二世詔，計79字，字略小。二世詔刻於公元前209年。其石久佚。現所見均為後摹寫，雖多失秦篆古厚的筆勢，但其筆畫清勁，圓轉宛通，對研究篆書藝術的演變有重要價值。秦詔版為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所作，記秦始皇的頒布詔內容。其筆畫勁遒，書風隨意自由，大小相同，隨勢生姿；字間行間，時疏時密，雖不齊整，前後成趣。

小篆雖然規範，看起來也漂亮，但寫起來並不容易，應用時不能令人滿意。人們對文字這一傳播思想記錄語言的工具的希望，是越方便越好，於是在小篆的基礎上又產生了新的字體——隸書。相傳隸書的創始人是程邈，因他得罪了秦始皇，下了監獄，在獄中用了十年的工夫，整理出一套應用簡便的新字體，被後人稱為隸書。秦始皇很高興，不但赦免了他的罪，還封他為御史。

到了漢代，隸書逐漸成熟，佔據了主要地位，這時由於人們審美意識的提高，隸書已寫得相當美觀，留下了許多名碑，如《張遷碑》《石門頌》《曹全碑》等風格各異的傑作，至今仍是學習隸書的最好範本。

隸書進一步演化而成為楷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用的字體，它比隸書更豐富而完備。三國時期的鍾繇是在楷書加工整理上有巨大貢獻的人。到了唐朝，文化高度發展，書法也發展到了頂峰，出現了一大批擅長寫楷書的名家．像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

下面說一說草書。草書並不是在楷書出現以後才有的。“草”是初步、草率的意思。無論哪種字體寫得潦草，都算草書。作為一種專門的字體，是漢代才有的。到漢末，草書才大為風行，先為章草，又為今草，最後發展為狂草，還有小草。草書種類繁多，初學者不宜學，所以在這兒也不多說了。

最後說一說行書，這是介乎楷、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產生於東漢之末。真正繁榮時期是東晉，被稱為書聖的王羲之的代表作《蘭亭序》就是行書。由於行書比較實用，書寫比楷書更為便利，又不像草書那樣難認，所以直到今天仍是最常用的字體。

中國文字的演變，大體經歷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幾個階段。這是符合文字的發展由繁到簡，由不規範到規範的規律的。甲骨文、大篆、小篆可以合稱篆書。那麼，篆、隸、楷、行、草書便構成了中國書法的五種字體。漢字發展到了今天，楷書和行書還在應用著，而篆書、隸書、草書，特別是篆書已不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只作為一種書法藝術存在了。

古文字藝術，是藉助古文字資源如碑文、器物、史實、思想、藝術、臨寫等方面，所進行一次藝術推廣、教研、樂學、參與的形式展出。古文字資源的研究和成果，被廣泛吸收和運用於哲學、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乃至書法篆刻以及某些技術科學等學科領域。古文字藝術的傳播和推廣，具有較高的社會反響和學術研究價值。

古文字能夠揭示漢字的起源和構造，在幼兒識字領域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漢字中有20%左右是象形字、指事字或會意字。這三類字在今天，字形跟字義已經沒有太大的關聯。但如果溯源到古文字（甲骨文或篆書），就可以非常直觀的理解，這個字為什麼這麼寫、為什麼是這個意思。舉例來說，繩子吊著鍾，組成了一種南方樂器（其實就是編鐘），古代的北方貴族就把繩子吊著鍾這種樂器形象指代南方，這就是南字的來歷，非常形象：上半部的十字頭代表繩子，下半部代表鍾。

至於漢字中其他的80%，都是形聲字，可以看做是形旁+聲旁的組合；而形旁和聲旁，一定是象形字或對其稍作變化。漢字溯源到古文字，可以更好地理解象形字、指事字等，從而更好地理解形旁和聲旁，進而掌握形聲字。

清末劉鶚著的《鐵雲藏龜》是甲骨文的第一部字典。1903年抱殘守缺齋石印出版。 1903年，劉鶚從所藏的五千餘片甲骨中精選1058片，編成《鐵雲藏龜》共六冊。原書有羅振玉和吳昌 綬的序以及劉鶚的自序。

后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劉興隆的《新編甲骨文字典》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劉星池的《甲骨文畫帖字典》 由山東美術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的《甲骨文編》由中華書局出版。

第一部漢語拼音索引的甲骨文字典

王本興所著《甲骨文字典》由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出版。自此甲骨文與現代漢語字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接軌。成為甲骨文工具書的里程碑。

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漢字系統，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與活文字有傳承關係古文字。眾多甲骨文學者歷盡畢生精力，已辯識出甲骨文近兩千個，辯識很難，經辯識后再認知則很容易。每一個小學生利用漢語拼音的索引，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認識這些甲骨文字。從而對自己一生的文字修養都有好處。漢字的基礎要從甲骨文打起，而這本《甲骨文字典》則是打好漢字基礎的有力工具。

該書在2011年第二十屆美術圖書評比中獲得“金牛杯”金獎。

中國八種神秘文字

我國現已發現八種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號。

一、倉頡書：此書歷來被書法家疑為漢儒劉歆所作。而學者劉志一經多年研究認為，此書應是用古彝文書寫的一段彝族先民祭祀的記錄。

二、夏禹書：據有關專家研究，書中共12個字，有5 個是古彝文，7個是漢甲骨文。

三、紅岩天書：亦稱《紅崖天書》。在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曬甲山崖石壁中，有一塊長達百米，高約30米的巨大淺紅色石屏，上有數十個鐵灰色的符號，大者如斗，小者如升，若篆似隸，古樸瑰麗，被國內外學者稱為《紅岩天書》。

四、巴蜀符號：在四川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器物上，發現有150個不同的圖符，統稱"巴蜀符號"。中國學者錢玉趾認為這些符號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種拼音文字，與彝族的拼音文字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五、東巴文字：這是千餘年前雲南納西族先民創造的原始象形文字，有"活著的象形文字"之稱。納西人於木石之上刻畫，名之為“森究魯究”（意即木石之痕迹）。

六、岣嶁碑：文字原存衡山，現置紹興禹廟的“岣嶁碑”，碑文似篆非篆，書法奇古。有的學者認為是大禹治水的記功碑。

七、夜郎天書：在貴州省赫章彝族地區新近發現。專家所稱的"夜郎天書"共有4480個字，以毛筆煙墨書寫，如草似篆，筆畫盤旋彎曲，字形粗細不一，疏落有致，自然流暢。

八、仙居蝌蚪文：浙江省仙居縣淡竹鄉一個高達128 米的陡壁上，發現有人工鍥鑿的日紋、蟲紋和蝌蚪文。傳說是大禹治水留下的記錄，專家認為蝌蚪文是一種象形文字。

保護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化遺產是全國人民和海外華人華僑的迫切期望。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作出了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如下：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保護古文物建築的指示

近查各地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文物建築，常有棄置、拆毀、破壞情事，如：察哈爾省大同縣遼代近建下華嚴寺的海會殿為借用之下寺坡小學拆毀；甘肅省山丹縣唐、宋所建之廟宇及其中唐、宋佛像亦多為借用廟宇者所棄置損毀；湖南南嶽祝融峰之上封寺近亦被全部燒毀，似此對國家保護古代文化之政策極相違背。茲特指示數點，希即令知各級人民政府嚴加註意遵守，為要。

一、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及有關革命史實的文物建築，如：革命遺跡及古城廓、宮闕、關塞、堡壘、陵墓、樓台、書院、廟宇、園林、廢墟、住宅、碑塔、、石刻等以及上述各建築物內之原有附屬物，均應加意保護，嚴禁毀壞。

二、凡因事實需要，不得不暫時利用者，應盡量保持舊觀，經常加以保護，不得堆存有容易燃燒及有爆炸性的危險物。

三、如確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時，必須經由當地人民政府逐級呈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關后始得動工。

四、對以上所列文物建築保護有功者，得由各大行政區文教主管機構予以適當之獎勵。盜賣、破壞或因疏於防範而致損壞者，應予以適當之處罰。

一九五O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