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天爵

顧天爵教授1923年出生於上海市奉賢縣的一個務農家庭。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苦難時代，憑著家庭的支持和他本人的努力，好不容易讀到中學畢業。20世紀40年代，他考入了上海醫學院，在重慶歌樂山當時的上海醫學院所在地攻讀醫學，為了支付學習費用，他還兼任過物理教研室的技術員。但這一人生經歷也為他今後在生化研究中的儀器使用和維修奠定了基礎，獲得了經驗。抗日戰爭勝利后，他隨上海醫學院遷回上海繼續攻讀，並於1949年畢業。由於他對儀器和實驗的愛好，他沒有去當醫生，而選擇了當時還處於幼年時代的生化科學。他在林國鎬教授的帶領和指導下，從用瓦博呼吸計（當時算是先進的生化儀器）測定胎盤組織切片的呼吸做起，進一步用當時剛發明不久的分光光度計測定血液成分，進行中國正常人血液生理常數的研究，一步步地深入到生物化學的科學殿堂。在他擔任教師后，方才有資格坐在屬於他自己的寫字桌旁，讀書備課。和別人不同，他的桌上總是放著一個化學實驗的鐵架，夾著一根倒置的滴定管，說明他對生物化學的熱愛。在眾多教師中，他最勤奮，晚上他的實驗室常常燈火通明。加上他行政能力強，擔任教研室秘書工作，有條不紊，是當時教研室主任李亮教授最得力的助手。他熱愛生化事業，更熱愛祖國。1950年他剛進入生化教研室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他就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離開剛出生不久或幼年的孩子們，隨抗美援朝醫療隊赴朝鮮邊疆（醫療隊的總後方）從事生化檢驗工作，日夜緊張地為志願軍的健康服務。1958年“大躍進”年代，黨號召“教育面向工農兵”，上海市衛生局在市郊嘉定辦了一個衛校，他又被調去擔任教導長，從事開天劈地的教學課程和設備的建設工作。因其成績卓著以及他對黨的事業的一貫忠誠，經衛校的黨總支書記介紹，終於在1959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關入“牛棚”，隨時批鬥。在脫離“牛棚”后，和教研室同事一起到工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他被派往最熱、最臟、最累的車間，還常常值夜班。當時他的健康狀態欠佳，因腎結石而多次發作腎絞痛，在中山醫院接受手術取石期間，除了家屬以外，沒有一位同事和學生敢去探望他。但他不氣餒，任勞任怨地勞動，直至徹底平反。工宣隊進駐大學后，1972年開始招生，他取得了領導的信任，接任逝世的李亮教授擔任生化教研室第三任主任，帶領全教研室同志急流勇進，追回由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而停止正規醫學教學和科研所造成的損失，立即組織人員編寫教材，恢復日常教學工作。在他的帶領下，上海醫科大學生化教研室成為全國重點學科和第一批國務院學會委員會批准的博士學位授予點，他本人也成為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和國務院醫學基礎學位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還和全國生化界的科學家一起，為改變我國生化教育和科研的落後狀態，恢復和發展我們的生化事業，縮短和國際水平的差距，做了大量的開創性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他除了領導生化教研室以外，還兼任了很多社會職務，包括上海市生化學會秘書長、理事長和全國生化學會常務理事、司庫等，還是校內外不少雜誌的編委或常務編委，幾個國家級或省部級重點實驗室的學術委員會成員，行政和學術工作都十分繁忙。直至1988退居二線，1990年退休，旅居美國。他一直很注重自己的健康情況，常常進行體育鍛練，喜歡游泳和旅遊。人們本想他能繼承他父親的長壽基因，活到90歲以上，不料在2000年體檢時發現胰腺部腫塊，在國內和美國最終都診斷為胰腺癌，終於在2001年5月，在美國家中逝世。

1.陳銳群，余竹元，張夏英，鄭璟娟，顧天爵.《知母皂甙元是Na+，K+-ATP 酶的抑製劑》.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1982，14：159～164

2.郭能華，顧天爵.《肝癌與鞘糖脂肝癌組織中的神經節苷脂》.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1985，17：536～541

3.劉銀坤，張夏英，高玉娥，顧天爵.《原發性肝癌病人的血清神經節苷脂的定量分析》.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1993，25（3）：293

4.夏霞娟，顧天爵.《肝癌組織中GD3合成酶的純化》.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1994，26：351

5.夏霞娟，顧天爵.《肝癌組織中GD3合成酶的性質研究》.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1994，26（4）：437，等等。

20世紀70年代末，他恢復科研工作后，轉向生物膜結構和功能的研究，並和美籍華裔生物學家耶魯大學神經研究所的於寬仁教授合作，在生物膜的組成中，選定了糖脂作為研究對象。他在國內率先進行糖脂和肝癌關係的研究，把我國特別是啟東地區高發的肝癌作為和糖脂研究的結合點，發現了神經節苷脂GM3 不論在大鼠亞硝胺誘發肝癌或人類肝癌樣品中均明顯降低，而GD3明顯增高，進一步發現GM3降低而GD3增高的原因主要是使GM3轉化為GD3的CMP唾液酸：GM3（α2→8）唾液酸轉移酶，又稱GD3合成酶的表達上調，提出GD3和GD3合成酶是肝細胞癌變的標誌。他所領導的科研小組還從肝癌組織中純化了GD3合成酶，研究了該酶的性質與其他唾液酸轉移酶的不同。關於該成果發表了不少論文，並以“神經節苷脂GD3是肝細胞癌變的標誌”為題，總結了這一領域的工作，獲得1985年衛生部科技成果乙級獎。

20世紀60年代初，他響應黨中央提出的中西醫結合的號召，率先把分子水平的生物化學研究和中醫理論結合起來，和華山醫院的沈自尹醫師（現已成為中科院院士）合作，進行中醫臟象中“腎”本質的研究。中醫的“腎”包括人類泌尿生殖系統和內分泌系統的功能，但誰也不清楚其內在聯繫。顧教授在帶領生化師資班做畢業論文時就發現“腎虛”病人尿中雄性激素的代謝產物有所改變，進一步發現“腎陽虛”患者幾乎都有尿中17-酮類固醇和17-羥類固酶（分別是腎上腺皮質激素和雄激素的代謝產物）較正常人明顯降低，並且尿中這兩類產物對垂體ACTH 的刺激不敏感，提出腎陽虛患者是垂體-腎皮質和性腺軸的調節失常的觀點，這無疑是用現代科學解決古老祖國醫學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但腎陰虛的病人卻並無尿中17-酮和17-羥類固醇的增高。說明中醫理論中的“腎陽虛”和“腎陰虛”雖然病人癥狀相反，但並不一定是基於相反的生化機制。那麼“腎陰虛”的機制又是什麼？“腎陰虛”的患者常見五心煩熱，即胸口、兩個手心和腳心都有發熱的感覺，中醫認為是陰虛火旺而導致內熱，但“內熱”的原因是什麼？有什麼分子機制？臨床醫師還發現：晚期癌腫病人（如肝癌）也常見有陰虛內熱現象，從生物化學熱力學的觀點，化學物質所釋放的能量不可能全部轉化為可利用的能量，而肯定有一部分變成不能做功的熱量散發出來，三磷酸腺苷（ATP）酶就是一個例子。它使ATP 水解后，高能磷酸鍵所釋放的能量一部分可以做功，如肌肉收縮、物質吸收和離子泵等，另一部分就散發成熱量。加上晚期癌腫病人常有電解質平衡失調，使顧教授首先想到癌腫晚期的“腎陰虛”是否來源於鈉泵的升高，結果消耗過多的ATP，散發出較正常為高的熱量，從而導致“內熱”。從大鼠肝癌和臨床肝癌樣品的測定中，果然發現肝癌組織中鈉泵升高。他進一步研究了鈉泵升高的機制，發現可能和細胞膜的糖脂組成的改變有關，這就啟發了進行肝癌和細胞膜糖脂關係的研究。有趣的是臨床上用滋陰降火的方法治療病人的陰陽虛內熱后，其鈉泵也隨之下降。“肝癌與鈉泵——肝癌升高鈉泵的機制研究及其在臨床與中醫治療中的應用”這一課題獲得了1987年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顧天爵教授具有卓越的組織能力，表現他在領導和組織教研室人員申請自然科學基金、分配和完成科研任務方面均十分出色。在他擔任全國生化學會的常務理事、上海生化學會的秘書長和理事長等社會工作期間，學會工作管理得卓有成效，曾接受國際友人資助，為上海市生化學會爭取到兩輛汽車，深得生化同人的好評，給他一個雅號稱做a Man of Methods，即有辦法的人。顧天爵教授的愛國思想不僅表現在他自己參加抗美援朝和農村辦學上，他還經常教導他的學生要愛黨、愛國，他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不要盲目崇拜國外的科研成果，我們也有自己的特色。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跟著洋人走才是最沒有出息的”。對一些要出國深造的學生，他諄諄教導“你們即使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但必須愛國，因為你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你們到了國外后，可能會罵人，但你們什麼都可以罵，就是共產黨和中國不能罵”。顧天爵教授的逝世是我國生化界的巨大損失，但他留下的業績、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卻永遠留在我們生化同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