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棲藝文志

《塘棲藝文志》，一共記載了從南宋至民國期間與塘棲有關的書籍六百餘種、文獻近四百種，涵括經、史、子、集、補遺、寓賢、續考、刻書、藏書等各個門類，記載人物三百餘人，梳理出了塘棲文化的發展脈絡，可謂集塘棲文化之大成。2006年5月，被收入《文化塘棲叢書》。塘棲朗洌序。

序

塘棲書影

塘棲著述考

卷首（概述）

凡例

卷一經部

卷二史部

卷三子部

卷四集部上別集（宋、元、明）

卷五集部中別集（清）

卷六集部下總集、詞曲、詩文評

卷七補遺（民國、當代）

卷八寓賢

卷九續考

卷十刻書、藏書

塘棲文獻目錄一卷

丹鉛精舍書目一卷

勞氏碎金補遺一卷

引用書目

跋

近幾年“水鄉古鎮熱”風靡一時，周庄的張揚，南潯的厚重，西塘的詩意，烏鎮的濃郁，牽動多少遊人的目光。江南水鄉，成為現代人的夢中家園。而塘棲，這個江南佳麗地的代表卻日漸湮沒了。漫步塘棲，曾經的街坊廊檐、流水深巷僅剩殘磚片瓦，而更勘憂的是八百年積累的文化著述，連同其依附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認知，在現代文明飛奔的腳步聲中漸行漸遠。值得欣慰的是，顯性的建築形態也許因時代變遷而面目全非，而隱性的文化基因卻可以草蛇灰線，薪火相傳。……——節選

塘棲為江浙名鎮，自明正統間聚市以來，人材輩出，五百年來科舉明經者數以百計，著述之卷帙數以萬計。棲水之人文論其淵源，始推南宋詩僧永頤，為唐棲寺僧，與永嘉四靈、姚鏞、周文璞、李輩相過，皆當時名流，所謂江湖詩派也。其《雲泉詩集》刻於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陳氏書籍鋪。

宋元百餘年間又罕見於世者，至明初始有張輿、張輅兄弟與平顯以詩名。永樂初，瑞安卓氏亡命而來，隱於棲鎮，托為他姓。數世之後，卓明卿、文卿始鳴於當時，與王世貞、屠隆、文徵明輩稱文兄詩弟。后乃三世明經，流風餘韻。

成化間雲會夏時正主講西湖書院，著作數百卷。泉漳丁養浩家中進士、舉人者六七世，皆篤學之士。水北邵銳舉禮部第一，端峰理學為世所重。馬三才入翰林院，出授御史，撰書近十種。

嘉靖年間，倭患不絕，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引倭寇數萬掠塘棲，劫城數日，屍積如山。之後又數犯塘棲，至萬曆初盜患始靖。塘棲三百年文化積累，此首遭大劫。

萬曆中，塘棲鎮人口劇增，經濟發達，已“不下中州望縣”。文化亦漸入佳境，有鍾化民之經濟，沈朝煥之詩歌，沈守正之經義，胡胤嘉之文章。卓發之詩文並蓄，卓人月詞曲俱佳。卓爾康著書等身，其《春秋辨義》收入《四庫全書》。

崇禎二年（1929），徐士俊、卓人月入復社。棲水詩社唱和之風始行。此後三十年間，塘棲文學漸入顛峰。

一時間，東里詩社、綠雪堂社、傳經堂社、徐野君之雁樓、張半庵之橫潭草堂、沈元琨之群玉齋，結社訂盟者七八處，少者十餘人，多者一百三十餘眾，舟過棲水之詩人名士、遺民野老，吟詩唱和，評議時政，結集者有《棲霞唱和集》、《群玉齋唱和集》、《綠雪堂唱和集》、《橫潭詩集》等。

又有卓人月《二子唱和集》、徐士俊《徐卓晤歌》、卓元基父子《吾家吟》。編纂選本，亦蔚然成風，徐士俊編《尺牘新語》、胡貞開選《石鼓桐》、卓天寅輯《傳經堂集》、卓人月選《古今詞統》、卓回輯《辭彙》三編，皆刻印行世。

順治十七年（1660），清廷嚴禁結社訂盟，倡和之風遂絕。此亦文壇一劫，頗傷元氣，從此塘棲文學由盛而衰。

明末清初，塘棲詞學、戲曲發展至頂峰。詞人、詞作，佔去十之八九。猶以卓人月《寤歌詞》、徐士俊《雁樓詞》、丁澎《扶荔詞》為最。當時有《西陵詞選》諸書，塘棲詞人入選者數十家之多。卓人月撰雜劇《花舫緣》、《新西廂》，丁澎有雜劇《演騷》，徐士俊所作雜劇、傳奇多至六十餘種，佳者與關、馬、王、鄭相抗手。

閨閣才女亦盛，吳柏舟、張佩蘭、徐宜人、虞凈芳、卓燦、鍾筠、鍾韞、鍾青、丁氏等女詩人盡出此時。

方外有大善寺之大香、綠野庵之豁堂、棲霞院之石庵、清流寺方丈天岳及詩僧眉峰，多有詩卷板行。

甲申國變，棲鎮以無險可據，反未遭兵革之亂。然亡國之恨、剃髮之辱，吾里豈無識字之人？卓氏諸賢以遺民居之，徐介披髮佯狂，皆有發於詩文詞曲，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入清后，棲水詩詞絕佳，惟文章不逮前明之盛。

康熙開始，文學同團體轉化個人發展。徐士俊生萬曆間，此時東南文壇尊為宿老。所謂“西泠詞派”者，或出塘棲徐野君門下，或出臨平沈東江門下，文友門下輯刻其《雁樓集》二十五卷。丁澎為“西泠十子”之一，又列“燕台七子”，其《扶荔堂集》名噪當時。金張之詩為黃宗羲所推崇，《岕老編年詩鈔》入四庫存目。又有金漸皋、沈洪芳、卓天寅父子、宋琦、卓長齡輩，皆詩鳴於當時。

雍正乾隆，名宦輩出。沈近思之理學，楊汝梗、周天度之詩歌為世所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卓氏以《憶鳴詩集》引禍。所抄卓氏藏詩文集，字字皆黍禾之痛、亡國之哀。卓氏著述俱遭禁毀。卓天柱兄弟三人斬首，妻兒配為奴，卓長齡父子五人死後近百年，亦屍梟首，慘不忍睹。

塘棲文人皆焚書棄稿，不敢作詩久矣。乾隆禁書，非獨時人，棲里前代諸賢之著作，如沈守正《雪堂集》、卓發之《漉籬集》、徐士俊《尺牘新語》俱遭朝廷禁毀。此塘棲第二次遭大劫。

乾隆之間，以國子監助教宋大樽之詩最著名，龔自珍自幼即學其詩。卓氏書禍發，宋助教正當中年，聞此慘劇，幾盡毀詩稿。數十年心血，死後僅錄得寥寥數卷。晚年學佛，不欲聞世事，傷心之故。

至此塘棲唯有大學者，再無大詩人矣。讀書人多從考據之學，宋茗香之治小學，宋咸熙之治群經，勞氏父子之史學，巽卿兄弟之校勘。

嘉道咸同，棲里人文推勞、朱、夏諸姓。

永泰勞氏中進士、入太學、服青衿者數十眾。猶以勞經原父子為著，史學著作數種為世稱道。次子勞權精於校勘輯佚，季子勞格熟唐宋典制，時人稱其為錢大昕之後第一人。

丁河朱學勤官至大理寺卿，入值軍機處十數年，著述甚豐。結一廬藏書名聞海內，其子又輯刊修伯遺文，校印《結一廬叢書》。

鎮南之夏氏有夏同聲嗜好學，與林琴南為友，又助王同纂《唐棲志》。夏同善侍郎嘗主杭州紫陽書院，又出為光緒帝師，其學識可知。

咸豐末，紅羊之災及塘棲，太平軍與清兵數戰於鎮上。勞左源藏書號為一郡之冠，而付之炬灰。此塘棲第三次遭大劫。園林、別墅、寺廟、金石，毀之不計其數。

丹鉛精舍之藏書經此兵亂，散失十九。其倖存者，吳興陸心源、錢塘丁氏兄弟、塘棲朱學勤所得最多。及至民國，繆荃孫、劉承干、傅增湘、鄧邦述、張元濟、李木齋、蔣汝藻諸人皆收得遺書，輾轉數十年後，多為公立圖書館所珍藏。皕宋樓之售，今有在日本靜嘉堂者。北平圖書館所珍藏珍本，抗戰時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後轉運台灣；及南京所藏，在台灣中央圖書館，勞氏遺書流落在外一二百部。海內倖存者以北京圖書館最多，不下七八十種，其餘皆在上海、南京、杭州各處。

朱修伯歿后，結一廬遺籍八十櫃售與其婿張佩倫。其《結一廬剩餘叢書》之版片亦歸劉氏嘉業堂。張卒，結一廬之遺書始流散於滬杭間，文革中盡沒為公有，1980年，政府允諾，或35萬元售於上海圖書館；或算捐贈，可得獎金20萬元。至此，結一廬所倖存者，宋刻本24部、元刻本38部、明刻本178部、抄稿197部，共3274冊，正式入藏上海圖書館。

清末民國之間，通斯文者唯姚慈壽、汪堅青、錢柏森數人而已。

文革十年，塘棲又遭第四次大劫。私家收藏之名畫、古籍及方誌、家譜，歷紅羊之災后所倖存者，殘喘百年，遇此一禍，吉光片羽，皆蕩然無存。丹鉛精舍雖已無孤本、絕品流傳，善本、精本尚有遺留，百年來稍稍聚積，如曝書亭之抄本書、嚴元照之尺牘、鄧石如所書對聯、三希堂法帖原拓、勞氏數世應試之朱卷及著述手稿、日記，盡毀焚于吉齋小築中；名人字畫，抄家時堆積如山，則不知所終，文革后，發還勞氏者僅俞曲園、夏之城字扇各一。近年餘杭博物館有《館藏精品書畫集》刊行，始得見其舊物。

吳道之寫觀音像碑亦碎於里人之鐵鎚下。至噩夢醒，所剩者一橋一碑而已。

近之二十年，讀書人漸多，亦有著作結集刊行者。棲水人文之中興，賴之今賢。

余撰《塘棲著述考》，迄南宋至民國，載書六百餘種，文獻近四百種，實八百年文化之總結。記人三百餘，無非以書系人、以人系事，補舊志之簡闕，而正其舛誤也。然里人之著述，存世未半，寓目者什一，難免訛傳，常思日有增補，月有訂誤，使其臻善。既無愧於先賢，又無欺後來者焉。

塘棲後學虞銘謹述

一、以書系人、以人系事，補舊志之簡闕，是全書之旨。

二、所錄里人著述，上溯南宋，下至當代，不論抄稿與刊本。

三、塘棲自古所轄，東到五杭、博陸，西到獐山奉口，南到崇賢老鴉橋，北到雷甸白雲橋；棲鎮之水北屬湖州府德清縣，而水南屬杭州府仁和縣。故塘棲人十之八七入籍仁和，十之一二入籍德清，又有入籍錢塘、武康縣者。本書所錄里人，古代部分依當時舊例，當代部分則以現塘棲鎮範圍為準。

四、卷一至卷六，按四部分類甲乙次之；卷七錄民國以來之著作，以時代為序；卷八錄外地人士寓居塘棲者之著作；卷九記有著述二無考者；卷十古代塘棲的藏書與出版情況。

五、附錄《塘棲文獻目錄》，凡關塘棲文獻，不論存佚，分類錄之，存者記其收藏與出處。

六、塘棲勞氏，是二百年來棲水第一書香人家，余輯《丹鉛精舍書目》一卷、《勞氏碎金補遺》一卷，附之書末，以傳不朽。若清初張超微輯《棲里景物略》，附之《橫潭詩集》，清末王同伯輯《唐棲志》，附之《柏舟》《傳經》四集，與吾同歸。

七、塘棲人士之著作，凡舊版善本，記其存處；叢書、新版及流傳稍廣者，只錄版本。

本書原稿所記“北京圖書館”，近年已改稱“國家圖書館”，此版仍用其舊；台灣所謂“國家圖書館”，一律採用其原名“中央圖書館”。

右《藝文志》一卷，余所撰《塘棲著述考》之總目也。其書創稿戊辰秋冬，至今十逾年矣。書凡五百餘篇，分經義、載史、地理、政書、雜家、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目、厘為十卷。又附錄四卷，曰《續考》：記有著述而書已無考者。曰《補遺》：記民國以來之著作。曰《校勘輯佚刻書藏書考》。曰《塘棲文獻目錄》。

己已、庚午間，余以撰稿之用，借抄何琪《唐棲志略》、王同《唐棲志》二書。值塘棲鎮志辦之志稿脫，傳聞吾的志書，不知何書，尋予索閱，予遂出《著述考》初稿及資料一帙。主編貽油印稿一冊，予攜歸臨平細讀，輯出舛誤數十處，又補遺若干，一一註明出處，郵寄回塘棲，后未曾再至。

書稿出借后，余讀書搜錄不綴。轉眼二三年後，偶次杭州，在湖濱文史書店，見鉛印本《塘棲鎮志》已上插架，方知其出版逾年矣。購歸讀之，見“著述”一章，除最末三條為當代人外，皆是余所撰集者。

遂匆匆趕回塘棲，尋前輩索稿。而鎮志辦早已散館，乃輾轉尋問，數訪其家，終討回原稿。后親友知此事者，皆為余鳴不平。予謂搜羅資料、整理地方文獻，自古是痴人所為，何嘗爭為名利。數年心血能為故里修志所用，自是不悔，惟惜當時創稿不久，搜羅未廣。且據余草稿，付印時又未曾親自校對，難免魯魚豕亥。此稍錄一二，皆當時之辨誤補遺，以示識者。

如“概述”引“水宿唐棲寺”詩油印本誤為永頤，鉛印本從余改下為周弼。

“詩文”一章有周弼《留別唐棲雲泉上人》詩，原詩為五律，見《端平詩集》卷二。油印本誤截為絕句，鉛印時從余改正。“文教衛體廣”一章，引《唐棲志略》：“塘棲書之富，推呂氏北野，卓氏入齋。”油印本誤以為是《唐棲志》語，鉛印時從余改正。

“傳經堂”條油印稿稱：“系明末著名文人卓天寅建。”余在信中亦辨之，卓天寅生於崇禎末年，當算清人，建傳經堂已在康熙年間。所謂“藏書之富推卓氏入齋”是其曾祖父卓據，萬曆年間築水一方別墅，藏書其中，地近超山，非鎮內之傳經堂，鉛印本從余改正。此兩條恐源出《浙江藏書家藏書樓》一書，未細讀原志之故。

“人物”一章，夏時正生卒年代，油印稿估為（約1425-1513），余定為（1411-1499）。卓發之誤為（1576-1638），余定為（1586-1638），鉛印本皆從余改之。

丁之喬修松坡小築，油印稿誤為“小隱”。

“詩文”一章引“珂月有《中興頌》《集千字文》為阮亭所賞。”一段，油印稿誤句，作“有《中興頌集》《千字文》”，后鉛印本皆從余改正。

唯“馬同昌弄”誤為“張同昌弄”，信中亦指出，而鉛印本未曾改正，不知何故。

余在信中，又補輯若干，如民國二年大綸絲廠收繭提成，資助小學之事，見新編《教育志》第十三章，建議補充，后鉛印本補入，在第八章中。

又如“藏書”，吾補其宋大樽、許宗彥、馮硯祥、勞左源諸人，皆註明出處，為《藏書紀事詩》《杭縣誌稿》等書。鉛印本出版時雖然補入，但出錯甚多：宋大樽之書齋曰牧牛村舍，誤為思茗齋，此乃其子宋咸熙之室。許宗彥乃清咸同間人，鉛印本誤作明嘉靖進士，提早了三百年。馮硯祥為明末清初人，鉛印本誤作嘉慶時人，又晚了一百五十年。

余當時創稿之初，閱書未廣，所錄資料據原書而類，尚未重新分類，故鉛印本之“著述”亦分《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雍正浙江通志》、《唐棲志·藝文》、其它五類，終似不妥，難免一書兩入，如《讀書雜識》一書既在《清史稿》、又見《唐棲志》。而且丁澎《扶荔堂集》、平顯《松雨齋集》未見四庫存目，不知何據。宋咸熙是清嘉慶間人，何以入《嘉靖仁和縣誌》。邵銳《端峰存稿》二卷，誤作十二卷，卓爾昌《畫髓玄詮》，清人皆作“元”字，避諱之故，余稿皆已改正。以上皆非吾原稿之錯。又如“其它”，有“丁澎《信美堂詩集》（光明書局民國23年版）”一條，余當時從吳某處借得影印光明書局民國23年版《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從中輯出“丁澎”小傳有《信美堂詩集》。編輯未細審吾稿，遂指鹿為馬。“卓發之《明畫拾遺》”條，原是余從教師進修學校所藏《中國畫家名人大辭典》查得，《明畫拾遺》中載卓發之佚事，此亦編輯誤識。勞權、勞格二人校書，皆出《藏園群書經眼錄》，當時，余從圖書館查閱，匆匆瀏覽，僅錄十餘條。后吾購得此書，細加搜錄，輯出數十條。嚴右均輯本《輯逸九種》，或是吾稿潦草，編輯誤以為《元鍾》。《片玉集》乃宋人周邦彥之詞作，非勞權所撰，而是勞權鈔校本，其書今在北京圖書館，跋見《勞氏碎金》卷中，亦非吾原稿之誤也。

“歷代修志”中，《唐棲耆舊集》作“明萬曆胡允嘉輯”，然《唐棲志》屢引此書，皆是清人傳記，而胡允嘉死於萬曆間，何以為明人所輯。

以上種種，系所辨識者，無非熟讀舊志，比較與他書。而《鎮志》所載十之八九為民國以來事，僅見於檔案材料，雖錯孰知。余訂誤者不過什一而已。前輩編纂《鎮志》，數易其稿，前後勤苦五六處，亦非易事。余不敢貶低，但所謂百年修志，惟恐以訛傳訛，遺誤後世。

里人之著述，於今可考者五百餘，傳世者約一百二十種。余所經眼者不過四五十，家藏僅十餘種，如手抄《雲泉詩集》《茗香詩論》，影印本《勞氏碎金》，購得新版《唐御史台精舍題名考》。其餘皆從正史、方誌、書目、集部考證其書之版刻，其人之事迹，序跋之有無。

余所讀地方志及書目題跋皆百餘部，明清別集、總集亦數百種，旁及族譜、筆記、類書、詩話，大抵借讀公藏私藏之物。自聚書以資著述，十年間購書亦有千冊，猶以書目題跋為最多，所費何止萬元，非痴者孰為？嘗游北京，二至琉璃廠覓書，僅見民國印本《夏侍郎年譜》，亦以價昂而不果。偶回棲里，遇骨董商稱有手抄本《棲乘類編》，然居奇不宜，屢屢尋問，終無著落，至今以為憾事。

有人問其中滋味，余對於唐詩：“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謂：圖書館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部，借閱甚便，一年之中讀者數人而已，如為吾一人所置，不亦快哉？館藏數萬冊古籍，無需館員之助，不必索目，吾已知某書藏某櫥某格中，不亦快哉？清宵雪夜，萬籟俱寂，獨自坐擁百城，對茗撫卷，手寫不綴，得與古賢先輩神交，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戊寅三月虞銘識於臨平東大街寓廬

是編作者為棲水虞先生銘．先生學識精審，尤熟於鄉邦文獻，余幸獲上黨先生紹介得以識荊，言談之際，大扣大鳴，小扣小鳴，益信先生腹笥，蓋不可以斗量焉！仲詳之風，於先生見之。余年來閱人多矣，未有出先生右者，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之，信然！麻溪郁震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