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荷生

少時師從清江名孝廉沈叔樵研修古文。

18歲拜清江名醫謝雙湖為師學醫。

20歲從其叔、江西名醫姚國美侍診3年。

1933年考入江西中醫專門學校，於1938年以優等生畢業。

曾任吉安啟軒中醫學校教務主任兼《傷寒論》教員。

作為江西中醫科研領域的領軍人物，先後主持開展了中醫治療傷寒、乙型腦炎、傳染性肝炎、血吸蟲病、慢性腎炎等病的臨床研究，在全國開中醫臨床科學研究之先河，尤其是對中醫古今爭論存疑的三焦學說，首次從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證理法方一貫到底的要求，獨具發揮，提出了“三焦腑病辨證”的系統框架，認為三焦應該是—個有形的臟器，它的實質應該是在體內遍布胸腹。胸腹腔的—大網膜，包括胸膜、肋膜、腸膜、腹膜等等。

編著《三年來的中醫實驗研究》一書，完成了《藏象學說在診斷應用上的文獻探討》一書。

1990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江西省科協常委等職。歷任江西省康復醫院管理局中醫醫療組長、兼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江西分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江西分會副會長。

姚老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其精通傷寒之學，以辨證為本，上溯《內經》、《難經》，旁及諸家，更參以親身臨證之所得，發仲景未盡之意，對《傷寒論》理論與實踐均有頗多闡發與創新，極好地發揮了《傷寒論》為臨床診斷治療學綱要的指導作用。其於中醫教學，注重理論緊密聯繫實際，也善於通過實踐印證提升理論水平，其論中醫生理病理力倡氣化學說、論傷寒溫病深究臟腑經絡統一基礎、論診斷主張疾病分類與證候鑒別，論治療善於活用經方、合方化裁，並能以六經理論指導溫病方葯的運用。1983年辭去江西中醫學院院長，專心致力於《傷寒論》的診斷治療學研究，先後發表了《傷寒論》名義、《傷寒論》難解條文、概論傷寒論厥陰篇、《傷寒論有關疾病分類學綱目》等論文論著，為匯通中醫辨證論治綱領，樹立了重要的範例，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也顯示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受到諸多學者與專家的好評，並被譽為真正的“傷寒專家”。

姚老臨證不僅經驗豐富，醫技高超，屢起沉痾，而且診療操作嚴格規範，早年就對中醫的辨證論治過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給出了精確的定義，提出：祖國醫學限於歷史條件，臨床時全靠直覺感官收集患者病因干擾機體的異常現象（信息），即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的癥狀，綜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蟲、中毒、外傷、饑飽、勞逸等）特性，干擾機體某部（包括臟腑、經脈、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營衛、氣血、津液、精神），以致影響整體，產生陰、陽、寒、熱、表、里（包括上、中、下）、虛、實各有偏差的病理變態，其間規律自然不容少混，如果發現不符之處，必有待於門診的“問所當問”地反覆追求；一定要達到對病機全部解釋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較合理與近似的結論（診斷），而後針對病情發展的輕重緩急，採取補偏救弊、因勢利導的對策（治法、戰略），選方擇葯（戰術、陣容、兵種），以求取得“知所自來，明所自去”的預期效果（全程預后與階段預后）。這才是祖國醫學“辨證論治”的正規要求。姚老根據上述項目，早自抗戰時期始，就自訂了一套合乎中醫需要的病歷記錄表格，嚴格要求自己，病歷對四診突出審問所得，對診斷把病名列於附屬地位，而於效果一項，則有意分為“預測”與“事實”兩欄，分別於每次治療前後記載其癥狀的應有變化是否相符，以便從鐵的事實當中考察自已運用祖國醫學理論指導實踐的符合程度如何，以此檢驗自己真實的學術水平。

姚老在1953～1965年期間，作為江西中醫科研領域的領軍人物，先後主持開展了中醫治療傷寒、乙型腦炎、傳染性肝炎、血吸蟲病、慢性腎炎等病的臨床研究，在全國開中醫臨床科學研究之先河，並編著成《三年來的中醫實驗研究》一書，產生了較大影響。主持華東區衛生局下達的中醫藏象研究科研課題，完成了《藏象學說在診斷應用上的文獻探討》中肝、脾、腎三個分題的編撰任務。該課題為中醫文獻研究指明了方向，實為中醫文獻研究的典範，受到了學術界高度評價。還擔任“湖口病”臨床研究組副組長，開展中醫治療“湖口病”的研究，取得滿意療效，圓滿完成任務，受到上級表揚和嘉獎。

1970年被調到江西藥科學校編寫《新醫藥學》一書，發表了“病因辨證”、“臟腑辨證”等精要之作，尤其是對中醫古今爭論存疑的三焦學說，首次從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證理法方一貫到底的要求，獨具發揮，提出了“三焦腑病辨證”的系統框架，認為三焦應該是—個有形的臟器，它的實質應該是在體內遍布胸腹。胸腹腔的—大網膜，包括胸膜、肋膜、腸膜、腹膜等等，所有臟腑部分居在它上、中、下三個地帶，受著它的包裹與保衛。同時心包絡與它相為表裡，肌腠(腠理)為它的外應。它的功能主要是行水。不過，水在它的上、中、下的不同歷程當中，可以產生“上焦如霧（如水之蒸）、中焦如漚（如水之泡沫）、下焦如瀆（如水之溝渠）”的不同生理現象。同時它又為腎之火腑，遊行相火，主宣通氣血津液。所以它的病理變化，絕大多數為水飲泛濫，形成腫脹，其中也夾雜火熱為病，少數為“氣鬱（氣分）”、“血瘀（血分）”。但氣鬱則水不行，“血不利則為水”，仍與“水分”密切相關。其發病雖有上、中、下的側重不同，但每互相牽涉，甚則瀰漫三焦。

姚老作為當代江西中醫之泰斗,不僅學驗俱豐,而且品德高尚,畢生以振興中醫為己任，矢志不渝，為弘揚中醫藥學，竭盡了畢生精力，堪稱江西現代中醫界之楷模。早在建國之初，為求中醫學術實現科學化、規範化、系統化，他親筆撰寫“中醫之自我檢討與自身改進”一文上書毛主席，坦誠建言獻策，提出中醫研究“一方面要全面搜集、系統整理、如實總結已有文獻，以求達到較完整地繼承前人經驗；另一方面要盡量利用一切科學成就，嚴密求證，以求達到發揮祖國醫學特色，充實嶄新科學內容”的主張，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視，當即得到衛生部復函肯定。1950年，先生攜此文參加中南區衛生工作會議，爭取到中央撥款在江西成立全國第一家中醫實驗院。現雖事過境遷，但先生在50多年前對改進中醫的真知灼見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啟示。姚老在世之際,總為中醫隊伍中存在的信仰危機而憂心忡忡,曾不顧八旬高齡,時常伏案燈下,研讀批寫,為振興中醫求索道路。當讀到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后,不禁為這位國際友人的科學精神與獨到見解而慨嘆萬分,一再讚譽李氏乃是真正精通東西方兩種科學思想的世界學者,極力倡導有志於中醫者應視其著作為必讀之書,認為這將對樹立中醫應有的自信心提供有力的啟示。為此,他在身患惡疾、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之際,不顧病勢日重以致水米難進、舉筆艱難的情況,持續七天之久,撰寫了“讀李約瑟論‘陰陽五行’有感”，此為其最後的遺作。

姚老一生文筆嚴謹，著述務必精益求精，故問世之作不甚多見，但文稿見解深邃、獨具慧心，大量遺作正有待其弟子學人發掘整理、編撰出版，以傳承後學、造福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