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打雙不打

8·23”金門炮戰始末

針對兩岸我強敵弱的態勢，以及台灣當局堅持祖國統一、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划峽而治”的政治立場，1955年後，中國政府在準備武力解放台灣的同時，開始適時調整策略，嘗試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在“金門炮戰”中遭到沉重打擊的蔣介石當局並沒有把握統一的機運，不但沒有響應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和平倡議，反而一面宣稱不與中共談判、妥協，一面向金門、馬祖增調大量部隊，加強對廈門等地的炮擊。

1958年8月17日，為了一方面粉碎美國政府一直誘逼台灣當局放棄金門、馬祖，策動海峽兩岸“划峽而治”的陰謀，另一方面在向台灣當局發出和平信息的同時，對蔣介石集團在大陸沿海地區的騷擾活動給予一定的懲罰，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作出了炮轟金門的決定。

8月23日下午5點50分，隨著一串串紅色信號彈升空，數千發炮彈幾乎同時從福建前線的不同方向呼嘯著飛向金門國民黨軍陣地，島內守軍還沒來得及反應，整個金門便已淹沒在烈火硝煙之中。蔣軍損失慘重，正在金門視察的台“國防部長”俞大維差點喪命，駐守金門的國民黨空軍“副司令”、“國防部參謀長”相繼喪命。這就是令全世界為之震動的“八二三炮戰”，也稱為“第二次台海危機”，它是解放軍炮兵部隊戰鬥史上所發動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炮戰。

這突如其來、前所未有、氣勢驚人的炮聲立即震動世界，金門立即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紛紛議論毛澤東行動目的。蔣介石估計人民解放軍要登陸金門攻擊台灣，便緊急向美國求援防守金門。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苦思三天認為金門炮聲是中共大舉解放台灣的前奏，一方面派出6艘航母、百餘艘艦艇，200多架飛機駛入台灣海峽，另一方面則故伎重演，玩起“划峽而治”的舊把戲，強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蔣介石也強硬表示，不容為了考慮盟邦態度而放棄金馬，若至緊急關頭，將獨立與大陸作戰以固守金馬。

鑒於國、共兩黨在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這點上存在著高度的一致，在達到對國民黨進行懲罰的初步目標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陰謀、擴大反美統一戰線的長遠目標出發，決定改變先解放金門、馬祖，再解放台灣的作戰方針。

1958年10月6日，大陸通過新聞媒介發表了由毛澤東主席親自起草的、署名為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告台灣同胞書》。文告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於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美國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美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現在13萬金門軍民，供應缺乏，饑寒交迫，難為久計。為了人道主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10月6日起，暫以7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艦，不在此例。建議國共雙方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

一星期後，毛澤東又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再次宣布：“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兵不厭詐，這不是詐，這是對付美國人的”。這一天毛澤東在會見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指出，“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們合作。我們贊成蔣保住金門、馬祖的方針，如蔣介石撤退金門、馬祖，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

10月25日，為了進一步緩和海峽兩岸局勢，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再次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再告台灣同胞書》，對廣大台灣軍民曉以民族大義，指出“統一是大陸與台灣的根本方向，希望海峽兩岸中國人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並闡述了“化敵為友”、“一致對外”的具體措施，即以後逢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使大小島嶼上的軍民都得到充分的供應，以利你們長期固守”。

通過這些文告的發表，蔣介石當局也逐漸明白，共產黨是有意識地將金、馬留在他們手中，以共同對付美國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金門炮戰”危機結束后，蔣介石指示各界有關方面以後“不能跟著美國亂說話”，並於1959年3月正式決定：今後提及大陸，不再用“紅色中國”或“共黨中國”等語，而稱“中共政權”；稱自己不再是“自由中國”，而稱“中華民國”。

此後，兩岸在“一個中國”立場下形成了一種高度的默契：中共對台攻而不取，解放軍對金門打炮都打到無人的海灘上，國民黨金、馬守軍回擊時也心照不宣，雙方都象徵性的“和平炮”。同時，解放軍炮擊金門也增強了蔣介石固守金、馬的信心，並以此作為拒絕美國逼其從金、馬撤軍的理由，毛澤東稱炮轟金門“是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美國妄圖在台灣海峽實現“划峽而治”、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在兩岸的共同抵制和反對下徹底破產。

在兩岸共同對付美國的默契下，兩岸局勢也漸趨緩和，進入武裝對峙的冷戰階段，金門炮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直延續到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那一天才終止。

1958年10月23日，毛澤東將那份於吵鬧聲中艱難面世的蔣杜會談“公報”連讀數遍，用紅筆在“非憑藉武力”處劃上橫杠，吩咐道：告各位常委，研究一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主談。夾在他右手食指與中指問清縷發急的香煙，由長變短，又由短換長。隨著火蒂不間斷地明滅閃爍，兩個時辰下來，灰缸中的殘煙砌了牆。這是他的習慣，凡遇好題目，他都會一根接一根地吸煙，為思維和情緒助燃。

有人形容，炮打金門，與其說是毛澤東書就的一篇文章，勿寧說更像他從事了一次化學實驗。寫文章從起筆就需有完整縝密的腹稿，而化學實驗是很難預設結果的，唯有通過投入各種試驗材料，方能得知實驗客體究竟會發生何種變化及反應。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毛澤東一次次將打與拉、打與談、懲罰與規勸、明訓與暗助，有節制的猛轟與有條件的停火，有意識的分化與有誠意的爭取交替使用，結果他看清了美蔣同中有異的利益心態，看到了對手殊難調和的衝突矛盾。他並末預卜敵營將發生何種變化及反應，但他顯然樂見敵營所發生的這種變化及反應。

毛澤東的發言是從批評開頭的，因為“我們有些同志還沒有看到敵人內部正在發生變化”。他批評的對象是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咎由自取》的社論，該社論用較多篇幅強調了美蔣相互勾結的一面，認為蔣、杜會談是在唱“雙簧戲”。毛澤東說：社論的觀點不符合事實，書生氣足了一點，對中央的方針理解片面，不適當地強調了美蔣的共同性、一致性。而實際的情況是，這次杜勒斯跑到台灣去，是要蔣介石從金、馬撤兵，以換取我承諾不解放台灣，讓美國把台灣掌握在自己手中。蔣介石不答應，反要美國承擔“共同防禦金、馬”的義務。兩人吵了起來，結果各說各的，不歡而散，這完全不是什麼唱“雙簧戲”。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尖銳而語調和緩，意在告誡同志們：只有客觀求實地分析形勢、判斷敵情，才會有正確適行的運籌韜略、降敵之術。

毛澤東吸煙。白色煙團一圈又一圈升騰。他的思緒也在向著寬廣深邃的空間擴張而去。解放台灣統——祖國，恐怕是中華民族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方能實現的願望，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現在炮擊金門的目的已算達成，可以為它畫上句號了。當然了，這個“句號”不過是—次歷史事件的結束；而決不是一樁歷史使命的終結。因此，這個“句號”應該具備如此的功能：既要叫沸騰的海峽暫時冷卻下來，又要叫分裂的海峽繼續潮起潮落。毛澤東長篇宏論，侃侃而談：

“美蔣關係存在著矛盾。美國人力圖把台灣變成附庸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拚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這就發生矛盾。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有反美積極性，美國逼急了，他們還是要反抗的。過去蔣大罵胡適，罷黜孫立人，就是例證，因為這些人搗亂的靠山是美國人。”

“現在這個時候，台灣是要胡適、陳誠，還是要蔣介石？如果選擇，我看還是選蔣介石。陳誠、胡適跟美國聯繫得比較多，當然還是蔣介石好。”

“國際上，聯合國假如通過要我們去，有他蔣介石我們就不去。國際性的運動會也一樣，有他我們就不去。至於台灣的什麼‘總統’，還是他蔣介石好。他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進行改革，繼續稿特務、“反共”，盡他去反。只要你台灣這個葫蘆是掛在我的腰上，不掛在美國的腰上。”

“蔣對美國有疑心，防一手。美國在台灣的駐軍，蔣介石只同意美國派出團一級單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師一級單位的兵力，我炮打金門開始后，蔣介石只同意美國增加海軍陸戰隊3000人，而且限制只能駐在台南。蔣介石依靠美，也防美反美，我們應該看到他的兩面性。歷史上不管中國外國，凡是不應該全盤否定的事情，要做恰當的估價。”

“我前幾天說過，我們同蔣介石有一些共同點。這次蔣介石同杜勒斯吵了一頓，說明我們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聯蔣抗美。我們暫不解放台灣，可以使蔣介石放心同美國人鬧獨立性。我們不登陸金門，但又不答應美國人的所謂‘停火’，這更可以使美蔣吵起架來。過去一個多月中我們的方針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現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則可以更寬一些，以利於支持蔣介石抗美。”

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和首席軍師：理解毛的思想意圖一貫準確，並擅於在框架內補充發揮。他繼而發言，對毛澤東意見表示贊同，並提出：“斷”和“打”是相互關連的，目標一致，既然“斷”要放寬些，那麼是否考慮“打”也可放鬆。要助蔣抗美，索性做得大度開明一些，可能效果更好。

周恩來的意見反過來又啟發了毛澤東，幾天來在腦海中徘徊的朦朧想法驟然變得清晰，一個大膽奇特閃現智慧堪稱絕唱的主意就這麼成熟誕生了，他接著周恩來的話尾說：你說得對，我們乾脆宣布，只有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而且單日只打碼頭、機場，不打島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鬧，甚至連小打也不一定打。從軍爭上看，這好像是在開玩笑，中外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這種打法嘛，但我們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這樣打。

常委們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熱烈，都說“單打雙不打”看似不合常識，仔細一想，還真就是這個主意好。我們的許多政治意圖政策宣示都包括在這個打法上面了，與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方針是一致的，無弊有益，利在長遠，完全同意、擁護。會議臨近結束，劉少奇和鄧小平提出，實行這樣一項重大的政治、軍事行動模式，是否應發表一個聲明，正式宣布雙日不打、單日打？

毛澤東思索片刻，將手中最後一枝殘煙撳滅，說：恐怕有這個必要。

關於聲明的名義、主旨、內容，毛澤東沒有具體再講。常委們也不再深議，他們知道，這通常表明，此篇文章，毛澤東將親自擔任撰稿人。

不錯，毛澤東在接連發表了幾篇手筆之後，似仍感肺腑未盡，余言多多，還想同老朋友再聊上一聊，希望老朋友對那古怪而似滑稽的軍事部署能夠認真咀嚼，從中讀懂他的一番苦心孤詣和衷腸心曲。

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人生軌跡歷史上曾有過四次交叉：

第一次， 1924年！月2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39號席上，坐著湖南代表毛澤東，他端莊持重，剛剛過了“而立”之年。蔣介石也坐在會場里，但他並非正式代表，只是列席會議，滿臉沮喪的表情，顯得心灰意冷。毛澤東作為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發言，初向世人顯示他不俗的才能。蔣介石坐在列席位子上側耳恭聽；此時他決然沒有想到，同一個禮堂頂棚之下的這個湖南腔濃重的青年，竟是他畢生的政治對手。

第二次，1926年1月4日，還是廣州，國民黨“二全”大會召開。這一回，蔣介石今非昔比，作為“東征英雄”，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向大會做軍事情況的報告，心氣熾盛地宣布：“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毛澤東也做了《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的報告。這是毛蔣首次站在同一個講壇上演講。當然，人們目光和注意力全聚焦在軍事新星蔣介石身上。喜氣洋洋虛榮滿足的蔣某人似乎也全然沒有預感到那個姓毛的書生會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有什麼了不得的前途。

第三次，1926年5月15日，戒備森嚴的氛圍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剛剛於“三·二○”中山艦事件中打擊了共產黨的蔣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並取代汪精衛主持了大會，這意味著他已集黨、政、軍權於一身，成為國民黨的實際領袖了。而毛澤東則坐在下邊一個很不顯眼的角落，不被人們所注意。躊躇滿志的蔣忙不迭地同顯赫的政要們接耳笑談著，大概已淡忘了那位湖南青年的存在。

第四次，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舉行談判。闊別了整整二十載的毛、蔣再度握手，兩人強作歡顏，互用疑問的目光尋覓著對方的變化。他們又肩並肩地站好，接受鎂光照相機的拍照，絕對珍貴的歷史瞬間被永恆凝固。於是，我們從決定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兩位關鍵性人物唯一的合影相上看到，毛表情嚴肅，兩臂有些拘謹地下垂著，而蔣的兩手卻鬆弛地背在身後，嘴角抿出了自信的微笑。此刻的蔣，對和談了無誠心，正沉浸在“及至部署完成，三月可解決匪黨匪軍問題”的夢幻之中。他肯定很難相信，三年之後，正是身旁這位與他個頭幾乎一般高挑的中年人，把他趕到了海隅孤島。

青年與中年的毛、蔣四次見面，記錄了國共曾經兩度合作的歷史。國共會否捐棄前嫌第三次合作？長期以來，既是各界評論的話題，也是人們殷殷的期望。老年的毛澤東對此從未下過結論。但，我們從五十年代他對老朋友說的那許多掏心話語，大致可以判斷，如果園共能夠再度攜手以促進國家統一，他是準備著第五次向老朋友伸出手去的。

遺憾，兩位老朋友的直接交往，在重慶便打上了永久的休止符，他們最終也未能實現劃時代的第五次握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毛澤東於五十年代所闡發的那些閃爍著睿智之光的思想，在八十年代被另外一位世紀老人繼承發展成一個叫作“一國兩制”的構想。雖然這構想在台灣海峽兩岸尚未開花結果，但畢竟在深谷溝壑間鋪架起了可以你來我往的橋樑，而香港的回歸更使它由理念的藍圖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象。是否可說，在中國統一的征途上，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已經過去，地平線正隱隱萌動著希望的曙色？

當年，毛澤東從重慶返回延安，在場家嶺的窯洞前，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說道：“蔣介石說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個太陽給他看看！”

歷經血火的打拚，毛澤東如願以償，在古老的國度升起了一輪新日。但是，原來那個過於熾烈火辣幾乎把神州烤灼成焦土的太陽卻並未隕落，它只是黯然失色地讓出了穹蒼的主要位置，躲在了天涯的一角。

從同樣不能允許“天有二日”，到爭取那一個不曾濺落的殘陽與這一個冉冉升騰的旭日共處於湛藍藍的同一頂天空，毛澤東和他同事們的思維突破了傳統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時空，跳躍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峰巔。

毛澤東戰勝蔣介石的原因成百上千，而其胸懷比對手寬廣、大度、兼收、包容，應該算一條。

10月26日，毛澤東晨起，洗漱，早膳畢來到書房，當日的《人民日報》已經擺在了案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台灣同胞書》標題通欄，赫然醒目。

毛澤東將文章又讀一遍，面露微笑。他吩咐秘書，將梅蘭芳的唱片找來，欣賞一段。

音樂響起，旋律優美，婉轉繞樑。毛澤東的手指在沙發扶手上輕輕敲擊著節拍，小聲跟著哼唱。他是個京戲迷，聽戲，是一種調節鬆弛腦筋的休息，也是寫了滿意的文章之後愉悅舒暢心情的表達方式。

毛澤東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詩詞成就堪稱當代第一大家，連反對他的人都不能不為之嘆服。其實，他政論文章的輝煌毫不遜色於詩詞，1958年的幾篇“文告”便是其中的佳作代表。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曾發表《評國防部文告的風格》一文，認為：“一般政府文告的特點是態度嚴肅，語氣莊重。國防部幾個文告不僅做到了這一點，同時進一步吸取了散文中生動、活潑的筆調。一方面莊重嚴肅，氣勢磅礴，另一方面，娓娓而談，又讓聽話的人感到親切。”還有人把1958年這幾篇“文告”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諸葛亮的《前出師表》、韓愈的《論佛骨表》、丘遲的《與陳伯之書》等並提，說“文告”無論思想文采，結構謀篇，在中國政論散文史上都具有“承繼傳統，昭啟來者”的地位。如此比較是否妥恰容再議，但“文告”所闡發的新鮮觀念，以及用辛辣、無拘、恢諧來表達重大、嚴肅主題的筆法，確是可以傳世。

曲罷，毛澤東同秘書們談話。秘書說：昨天的“文告”若叫中宣部、外交部或報社編輯來寫，恐怕不是這麼個寫法。毛澤東聽了仰天大笑，道：寫文章要善於抓動向。美國人想從金、馬脫身，杜勒斯幾次講話就顯露了這個動向，還有美、蔣矛盾有時很尖銳的動向，《人民日報》都沒有抓住，編輯部也不大會寫文章。一說到應該如何寫文章，毛澤東精神大振，興緻勃勃，抒發心得，交流體會：

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出來，也可以說是破題。“文告”一開頭就提出台澎金馬絕大多數人愛國，中國人的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這個思想貫穿全篇。整個“文告”，從表面上看，似乎寫得很拉雜，不連貫，但重在有內在聯繫，全篇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中間雖有穿插，但始終貫徹這個中心思想。《紅樓夢》中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就是這樣寫的。

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說“沿海島嶼”，而說“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不僅說“供應”，而且具體說“包括糧食、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這就形象地給人深刻印象。現在許多文章偏於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動性，看了留不下具體印象。

文章要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兩篇告台灣同胞書的文體就是這樣。中國文字有自己獨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樣嚴格要求有主詞、謂語、賓詞。其實西洋人說話，也經常省去主詞或賓詞的。我們有些文章洋腔洋調，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這可能是看慣了翻譯過來的西方文章。其實翻譯也有各種譯法，嚴復的譯文就是中國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譯文完全是意譯，都和現在的白話文譯文大不相同嘛……

毛澤東一生筆不離手，撰文無數，但他很少對自己的文章發表議論，這次是個例外，證明他對自己近日的作品頗感滿意。當然，一場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圖發生、發展、結束的戰事，更是人生的得意之作。

屋內雄論滔滔，窗外秋日融融，藍天高遠，白雲淡淡，輕風亂拂，萬木綠得深沉、凝重。幾隻花喜鵲在枝頭跳躍，唧唧喳喳歡叫個不停。

工作人員欲出門，將那鳥兒驅散，免得打攪主席思考工作。

毛澤東擺擺手：隨它們去。喜鵲當頭叫，那是大吉大利的好兆頭哩！

八二三炮戰之後的1960年又有較小規模的六一七炮戰、六一九炮戰，爾後采“單打雙不打”方式陸續鳴炮，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國防部長徐向前發表了《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歷時21年的金門炮擊，正式劃上了句號。八二三炮戰演化成為一場不求殺傷和佔領，而是政治意義高于軍事意義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