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合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帝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准，特病懶未就。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荊，雅知余愛言其大父為文，拜余為志。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雲。

系曰：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后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1] 引自《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第五十六卷。原文有訛脫衍倒之處，據《四部叢刊》影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改正。

[2] 原文脫“取”字

[3] 原文無“遒壯”二字

[4] 一本作“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5] 原文作“予嘗欲件拆其文”，誤。

[6] 原文作“明帝奇之”

[7] 原文作“授甫曹屬”

[8] 原文作“以直言官”

[9] 一本作“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沈宋：是指初唐詩人沈佺期同宋之問的並稱。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律詩形式方面所做的貢獻。他們的五七言近體詩歌作品標誌著五七言律體的定型。

蘇李：指蘇武、李陵。過去把漢時期的無名氏的詩都附會在他們的筆下。最早見於《文選》。是漢代文人詩的代表。

曹劉：是指曹植與劉禎，二者均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中把二者並稱。

顏謝：是指南朝宋詩人顏延之和東晉詩人謝靈運，後者被鍾嶸稱為“元嘉之雄”。

徐庾：是指南朝梁、陳時期文學家徐陵和北周文學家庾信。他們集六朝詩作之大成。

公元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元稹借為杜甫作墓系銘的機會，對我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傳統作了詳盡的論述，發表了卓識的見解。元稹特別推崇《詩經》中“風”、“雅”反映現實幹預政治的戰鬥傳統。元稹認為建安文學在反映現實的問題上比漢代有所進步。對宋齊梁陳“吟寫性靈，流連光景”、“淫艷刻飾，佻巧小碎”的詩文，詩人斷然給予了否定。詩人接著指出初唐承繼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詩歌仍然沒有成為反映社會現實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元稹認為只有恢復《詩經》、“漢樂府”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才能挽救詩風，使詩歌沿著反映現實幹預政治的正確道路前進。元稹一反盛唐以來長期冷落杜甫忽視杜詩的社會潮流，第一個勇敢地站出來對杜甫及其現實主義傳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元稹對杜甫的高度評價為史家所接受，《舊唐書·杜甫傳》全文引錄了元稹對杜甫的讚譽，並云：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自后屬文者以稹論為是。”

正是在揚李抑杜的時代氛圍里，元稹又把杜詩和李詩作了比較，得出與他人並不相同的認知。

在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國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時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無疑是正確的，是有其首創之功的；千年以來中國的古代詩歌作者以杜甫為自己創作的楷模，而相當多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詩歌作為自己必須關注的研究對象，而第一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杜甫的詩歌今天早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像中國人都知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泰戈爾一樣，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們也都知道中國的杜甫與屈原，熟悉他們的詩歌，而第一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功不可沒。還應指出《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對我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文學理論文獻----白居易的《與 元九書》的寫成，有著不可抹殺的重要作用。

當然元稹改變早年“李杜詩篇敵”的看法，轉而認為李白不能歷杜甫之“藩翰”，是對杜甫的過分偏愛，確有不當和片面之處的。這種偏愛這種不當，是與詩人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緊密相連的。杜甫詩歌中不少作品是對人生的寫實是對社會的諷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並不多見，而常常以浪漫的筆調抒寫自己的所思所想，從而曲折地反映社會的黑暗與個人的不幸。這是兩人的區別所在，但各有所長，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揚李抑杜是不合適的，揚杜抑李也是不合適的。但這是古人認識與喜好上的差異，無法強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自己並無多少文學主張；而元稹不僅說老實話，而且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說老實話的理由，亦即他們的文學主張。這也是兩者的不同，而後者無疑比前者更進了一步。

元稹貶職江陵期間，在詩歌創作方面是豐收的，在文學理論方面是有貢獻的，這是元稹現實主義詩風成熟的重要時期。

清朝文藝評論家馮班在《鈍吟老人雜錄》中寫道：“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又云：“大曆時，李杜詩格未行，至貞元、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對杜甫的學習, 而且將其放在文學史變遷的宏大視野中進行思考評價，肯定其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關於杜甫墓

杜甫墓位於湖南平江縣南16公里的天井湖。原墓癸山丁向，花磚結頂，一室二耳，楔形磚砌成，紅石墓碑，典型唐墓風格。目前建有官廳、僧舍，僧舍門額上述“闡幽庵”。廳、舍之後是浣花草堂。經歷代風雨，杜甫墓及古建築曾多次修繕、重建。現存杜甫墓為1883年（清光緒九年）重修，合徑1丈，高5尺，墓頂復以堅固的厚石塊，附以後圍，碑換青石，高1丈，寬12尺余，旁附石板，鑲以石柱，墓碑中刻“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公墓”，右刻“署平江縣市武陵縣知縣書宗蓮題”杜甫墓前的杜公祠、官廳、僧舍亦為1884年重修。1885年祠后又建“鐵瓶詩社”。

杜甫墓、祠和鐵瓶詩社佔地十畝，總建築面積3865平方米，墓祠合一，獨具特色，構成一組極具文物、史學、觀賞價值的古建築。國家文物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認定為全國唯一杜甫墓葬，國務院1988年公布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

1956年，杜甫墓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省人民政府1983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4月被評為“岳陽十景”之一，命名為“詩聖留蹤”。2005年杜甫墓祠修葺完畢，並成功舉辦了杜甫詩歌與時代精神國際學術研討會。

元稹(779～831)，唐代文學家，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為北魏鮮卑族拓跋部后 裔。793年(貞元九年)以明兩經擢第。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讀之，始作詩。貞元十五年，初仕於河中府。十九年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娶名門女韋叢。數年後，妻亡。806(元和元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左拾遺，后被提拔為監察御史，出使劍南東川，劾奏不法官吏。為此得罪宦宮權貴。五年後，宦官與元稹爭宿驛舍正廳，擊傷元稹，反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元和六年，當朝宰相去世，元稹在政治上失去倚靠，轉而依附藩鎮嚴綬和監軍宦官崔潭峻，為時論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為通州司馬，轉虢州長史。這一時期作詩甚多，與白居易等酬唱頻繁。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員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承旨。822年(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傾軋，出為同州刺史，改浙東觀察使。829年(大和三年)，入為尚書左丞，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逝世於鎮。元稹的創作，以詩的成就最大。他與白居易齊名，並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稹生前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之合集多種。其本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共 100卷，題為《元氏長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