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元
中國現代土壤肥料科學的先驅
彭家元(1897—1966),土壤肥料學家,中國現代土壤肥料科學的先驅。畢生從事農科大學的教育和土壤肥料科學研究。早在30年代中期就編寫出版我國大學教科書《肥料學》和《土壤學》,較長時期為多所大學使用。發表了一批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報告。他主持籌建的四川省內江土壤研究室,對四川的水土保持事業起了推動作用。
彭家元,四川省金堂縣人,生於1897年7月16日。父彭士勛,清末秀才,曾去日本宏文書院留學,返國后熱衷於興辦廠礦,企圖走實業救國發家之路,失敗后以教書為生。兄彭家珍早年考入成都武備學堂,1906年參加中國同盟會,1912年1月27日刺殺清宗室頑固派宗社黨魁首良弼成功,本人當場壯烈犧牲。由於此舉對促使清帝退位有功,由孫中山追贈為陸軍大將軍,其父由北洋政府聘為總統府顧問。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贈彭家珍為革命犧牲軍人。
彭家元在這既有封建文化深刻影響,又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熏沐的家庭中成長,加之家庭生活素來簡樸,養成了勤勞刻苦、奮進向上、生活嚴謹、善於獨立思考的品格。他自幼從父學習,1907年入私塾,1912年入成都高等農業學堂預科,1913年隨父入京,1914年考入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今中國農業大學前身),1918年畢業。在校期間,曾參加反對洪憲帝制、反對二十一條等愛國學生運動。1919年,以先烈彭家珍胞弟關係,獲四川公費留美名額。因公費被挪用,至1920年才籌得旅費赴美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學,1921年轉入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土壤肥料科學,1922年獲農學士學位。之後,又入衣阿華州立大學學習,1923年獲農學碩士學位。學習期間在農場、工廠、餐館、私人家庭打工,半工半讀,備嘗艱辛。畢業后在俄勒岡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924年回國,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1926年南下,先任福建廈門集美農林學校教員兼教務主任,1928年應聘廣東中山大學農學院任教授兼農林化學系主任。他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工作認真負責,曾先後主講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土壤改良學及土壤管理學等多門課程,所編《肥料學》一書於193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學肥料學教科書。1937年他還與鄧植儀教授合編《土壤學》。該書為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材,也是全國早期編寫和出版的大學土壤學教科書之一。1929年他與鄧植儀教授共創“廣東土壤調查所”,兼任技正。該所是我國國內從事土壤調查較早的研究單位之一,在廣東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個縣進行土壤調查,出版土壤報告十餘冊,基本上查清了土壤類型、利用改良方式、生產問題及培肥途徑等,對該地區農業生產起了促進作用。
1934年,彭家元與鄧植儀、陳方濟教授等倡議成立了“中華土壤肥料學會”,並與鄧植儀教授共同主編《土壤與肥料》(季刊)。
從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學創辦的《農聲》雜誌及《土壤與肥料》上發表了多篇有關土壤微生物的研究論文,如《土壤細菌對於礦物成分之變化》,在國內率先研究了細菌對土壤形成的作用,從而為土壤形成因素中的生物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證據。繼之探討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環中的作用,發表了題為《石灰需要量與土壤細菌功用的關係》的論文。1936年,他在《土壤與肥料》上報道了黑油菌、白黴菌對廣東土壤的有效磷的轉化結果。其後同陳禹平一起發表了《廣東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離研究》,這是我國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論文之一,對後來的研究者頗有啟迪。他引進國外土壤微生物的分離和接種技術,探討了土壤微生物與土壤肥力及植物營養的三邊關係,研究了土壤微生物類群的作用。這些論文都是探討土壤中的細菌、真菌對氮、磷、鉀元素的轉化作用,為我國細菌肥料的應用奠定了基礎,特別對固氮菌生態條件的研究和固氮菌分類很有參考價值,為國內初創。與此同時,彭家元與陳禹平還根據好熱性纖維分解菌的功能,研究了我國農村有機肥的堆制發酵方法,成功地富集培養了高溫纖維分解菌,定名為“元平菌”,發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為我國農村積肥造肥、開闢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國40年代在農業中推廣的新技術之一,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直至50年代中期,他還陸續發表了《關於高溫堆肥的我見》等論文。
彭家元在廣東中山大學工作期間,擔任土壤、肥料等課程的教學任務,同時主持中山大學農學院農林化學系系務,並領導該系的科學研究工作,擔任土壤肥料第二研究室及土壤微生物研究室負責人,承擔了18個研究項目,均有論文發表,在教學、科學研究、著述及培養人才方面均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937年,彭家元因批評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不良作風而被解職后,接受武漢大學聘請任農學院教授。不久,日本侵略軍西侵,武漢形勢告急,乃於1938年初攜眷回川,被當時四川省稻麥改進所(后併入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楊允奎教授勸留成都,任該所技正兼農林化學系主任、農事試驗總場場長。1939年兼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1941年任教授兼農藝系主任,1942年任教授兼農學院院長。
1940年8月1日,彭家元在成都四川大學化學館參與了“水土保持”一詞的創定。同年,在內江縣城西郊聖水寺建立了內江土壤研究室,隸屬四川省農業改進所農事試驗總場。該室針對四川盆地紫色土易受侵蝕的特點,對不同坡度、坡長、坡形以及不同作物種植覆蓋下的水土流失做了大量試驗研究,並相應提出優化的水土保持方法。這些工作對四川水土保持事業起了奠基和開拓作用。四川許多土壤工作者在成長過程中,或在該研究室負過責,或在該研究室蹲過點,或在該研究室工作過。
1946年秋,作為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的彭家元,在祝賀程復新、楊開渠、李超然三教授從事高等農業教育十周年的紀念專刊上以《農業、農學、農業教育》為題撰文,對國民政府的農業方針、政策、措施進行了抨擊,他寫道:“(政府的)重視農業只是表面文章,並未把農民的利益或生死存亡的事放在心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農業存在的四大問題:“①農村凋敝,農民被剝削壓榨,誰真的為農民解除痛苦?②無論平時或戰時,出錢出力,直接或間接,幾乎完全取之於農,政府拿出什麼有力措施去改進農民生活和農業技術?③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勞苦功高的農民不但沒有稍微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加上一些更重的痛苦,雖然政府舉辦有農貸,得到實惠的也許是有,恐怕不過萬分之一,有些地方根本未聽見過。④水旱災、飢荒、獸疫、蟲害,收成減少,靠天吃飯,誰替他們想辦法?”在敘述了中國農業比美國落後約一百年之後,指出:“中國提倡農學已有近40年歷史,至今仍不被重視,以為簡單不足道,並且不相信科學……,例如天旱不求預防或根本解決之途,而一般卻相信打醮、禁屠,甚至執政者亦附會其說。老百姓對於豬瘟、牛瘟、蟲害等只好聽天安命,認求神拜佛為不二法門,從未想到所謂農學。”最後,彭家元就當時我國高等農業教育的經費支絀、設備簡陋、缺乏實習場地、畢業生數量既少就業又困難等問題發表了意見。這裡,不僅反映了40年代的農業、農學、農業教育的實況,也反映了彭家元的憂國憂民之心及推崇從事農業教育的教授們的淡泊自守、苦心孤詣的崇高品格。40多年後的今天,讀之猶感人肺腑。
1948年,彭家元因不滿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漆中權的不學無術、專橫跋扈,憤而辭去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的一切職務,集中精力於農業教育。
四川解放前夕,彭家元的在國民黨空軍中任中校且早已去台灣的兒子彭傳梁,曾懇求彭家元夫婦攜幼子彭傳誠一同去台灣,一切入境手續均已辦妥,只需購買去台北的飛機票即可。但彭家元堅決拒絕,他說:“我一生從事的事業在大陸,捨不得,即使去台,將來也會統一的,國民黨已經腐敗得無藥可救了……”;終於毅然留在成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彭家元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他以飽滿的熱情,充沛的精力投入農業教育工作中。50年代初期,川西區舉辦在職土壤肥料幹部短期培訓班,彭家元擔任主要的教學工作。他勉勵學員“要樹立共產主義人生觀,對新生事物要敏感,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認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出優異成績。”
1952年秋,為了發展蘋果生產,建立商品蘋果基地,川西區農林廳組織四川大學農學院園藝系三年級師生對阿壩藏族自治州的宜蘋基地進行實地考察,特邀彭家元、何敬真兩位經驗豐富的老教授參加。彭家元抱著創建四川蘋果基地的厚望,殫精竭慮,就蘋果的土宜、氣候和發展前景,與何敬真教授多次磋商。又經師生們全面討論,一致認定茂汶蘋果色鮮、香濃、味美且耐貯藏,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一個理想的商品蘋果品種,值得籌建基地。川西區人民政府領導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建立了茂汶蘋果基地。迄今,經過近40年的發展,茂汶蘋果早已暢銷香港和國際市場,飲譽中外。在考察過程中,彭家元還在威州(今汶川)順道參觀考察了四川省水電廳設在威州的岷江上游水土保持實驗站,聽取了該站同志的詳細介紹,實地參觀了該站的實驗項目。他熱情地肯定了在岷江上游建立水土保持實驗站的必要性和工作項目的可行性,同時還對如何開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具體建議。彭家元的音容笑貌,該站同志至今還記憶猶新。
1954年,中央在京舉辦“蘇聯威廉斯土壤學講習班”。學校領導考慮到彭家元年近花甲,旅途勞累且學習緊張,因而學習者名單中沒有他。但他不願失去這次難得的機會,親自去找四川大學首席軍事代表戴伯行,申述多種理由,堅決要求前往學習,終於如願以償。在學習班裡,他沒有專家架子,思想活躍,既虛心學習先進理論,又敢於發表自己的不同看法,樂於與其他同志探討,因而收穫較大。
彭家元對於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理論脫離實際深有感觸,於是積極參加各種實踐活動,以改進教學內容。1953—1955年,他多次帶領學生在成都龍泉驛、眉山等地實習,住的地方簡陋,甚至與豬圈、牛棚一板之隔,彼此鼾聲呼應。但他毫不介意,反而認為別有情趣。實習中,往往天雨泥濘,路滑難行,為了免於摔跤,實習隊專門為他準備了滑竿,但他堅決不坐,堅持與學生一道跋山涉水,說是為了鍛煉的需要,即使摔上幾跤,也是值得的。
1956年,四川大學農學院由成都遷往雅安獨立建院。四川農學院建立了山地農業研究機構,並號召廣大教師要面向山區,面向農業生產,為農業作貢獻。彭家元不顧年老,親自率領土壤農化教研組部分教師徒步翻越二郎山,考察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一路上,他帶領大家看土壤,打土鑽,訪農民,分析化驗,飢食乾糧,夜宿道班,歌聲笑語,興味盎然。在跨越過程中,由於山陡路滑,彭家元摔了一跤,頭部和肘部多處擦傷,滲血不止,但他敷藥后仍堅持考察,有說有笑,若無其事。
1956—1957年,他帶領土壤農化教研組的青年教師多次考察學校農場的土壤,對深腳爛泥田提出改良意見。1958—1959年學校批准實施。經過改造,過去難以利用的土地,當年就種上旱作物和水稻,以後成為學校農場的基本農田,為教學、科研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彭家元一貫關心青年教師,獎掖後進,熱情幫助他們健康成長。1952年暑假,全國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四川大學農學院的農業化學系調入重慶西南農學院,本校僅保留一個土壤耕作教研組。此時土壤學和肥料學的專業基礎課師資短缺,學校臨時抽調擔任化學課的年輕教師劉守恆支援,並立即走馬上任擔任土壤學、肥料學兩門課程的實驗指導。劉感到業務不熟,相當緊張。彭家元發覺后,與劉親切談話,多方鼓勵,並對實驗要求、內容和操作技術等詳加講解。學生實驗時,彭家元親自到實驗室解答疑難問題,一點沒有教授架子。不久,教研組新調來三位助教擔任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的實驗指導工作。當時實驗資料缺乏,彭家元拿出自己保存的國外資料供實驗參考,並耐心輔導,不僅完成了教學任務,還培養了業條骨幹。年輕教師感到他毫無架子,平易近人,願意接近他,有問題就向他請教,他總是有問必答。遇到一時弄不清的問題,他決不隨意解釋,而是立即查閱資料,直至搞清楚以後才予以解答。彭家元對青年教師的培養無微不至,大公無私,有求必應。他心胸開朗,豁達大度,毫無架子,樂於助人,為他的助手學生所永遠懷念。
彭家元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始終堅持用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客觀事物。在對待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國化學家,現代農業化學的奠基人之一)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他在1963年四川農學院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關於李比希功過評價”的發言,充分肯定李比希學說正確的一面和他所起的巨大作用,並指出李比希的不足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和科學水平的局限。這個觀點已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彭家元對不符合科學的提法和作法,敢於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見。他常在課堂上講,深耕要適度,不是越深越好,決不能搞什麼“深耕深耕,茅廁坑坑”(指深耕的深度達到農民茅廁那樣的深度)。對於不注意人畜糞尿管理,任意將其排入江河的現象也很不滿意,批評說,這樣就成了“秈江者,大糞之江也”(秈江是彭家元任教的四川農學院附近的一條小河)。對農民“砍火地”(即原始的刀耕火種農業)也很不贊成,不但在課堂上向學生闡述其危害性,還在省政協會議上作了專題發言,呼籲大家都來制止這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破壞自然的行為,告誡人們要警惕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1958年“大躍進”期間,一些報刊違背自然規律,肆意宣揚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要給山剃頭,要給地刮臉”等破壞生態平衡的口號。彭家元清醒地認識到這樣必將造成水土流失,從而導致“山上開荒,平地遭殃”,“山上矮一寸,平地高一尺”等惡性循環。他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多次向中共雅安地委、雅安行政專員公署的領導同志反映他的不同看法,殷切地希望雅安不要這樣學,才能保持雅安青山綠水的優良環境。對全民大辦鋼鐵、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些,都反映了彭家元作為一個科學家的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優秀品質。
彭家元有幾十年的教學經驗,是知名教授,但在教學中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認真備課,認真講課,認真輔導學生。年輕教師平時去他家時,總是看見他在備課,修改講稿,甚至春節期間也不肯稍事休息,抓緊時間,查閱資料,豐富講稿,為下學期開課作好一切準備。
彭家元不僅對年輕教師和學生關心愛護,嚴格要求,對子女也是毫不例外。他共有五個兒子,分別取名為彭傳棟、梁、正、直、誠,寓意於希望兒子成為國家棟樑,並且為人正直誠懇。他對子女希望殷切,經常按照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對青年的要求來要求他們。他針對當時一些青年不願去艱苦地區工作的情況說:“黨和人民培養了你們,如果艱苦的地方都不願意去,那誰去建設?”他以身作則,他的三個兒子(老大早逝,老二去台)大學畢業后都分別去了西藏、甘肅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龍縣,另一個撫養的女兒也分到雅安地區最邊遠的石棉縣工作,結果倆老年逾花甲,身邊一個子女也沒有留下。
彭家元夫人王菊逸女士與彭家元同歲,早年就讀於私塾,后在女子師範上學兩年,與彭家元結婚後,感情彌篤。她為了彭家元的事業,承擔了全部家務勞動和撫養子女的重任,使彭家元能夠集中精力於科學研究和農業教育,而無後顧之憂。幾十年的朝夕相處,甘苦與共,使他們相濡以沫,相依為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誣陷為“反動學術權威”,並強加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長時間的批判鬥爭、人身侮辱和肆意毆打,身心受到極度摧殘,1966年9月3日與夫人一起自盡,夫人遇救,彭家元含冤逝世,終年69歲。
1978年6月14日,中共四川農學院委員會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複名譽。1978年12月16日在全校範圍內為彭家元舉行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大家深深地懷念這位為我國土壤肥料科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土壤肥料學家、農業教育家和土壤肥料學界的先驅和開拓者彭家元教授。
彭家元
1918年 畢業於北京農業專門學校。
1920—1921年 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習。
1921—1922年 在美國伊里諾斯大學學習,獲農學士學位。
1922—1923年 在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學習,獲農學碩士學位。
1923—1924年 在美國俄勒岡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924—1925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
1926—1928年 任福建廈門集美農林學校教員兼教務主任。
1928—1936年 任廣東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林化學系主任。
1937年 任武漢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8—1948年 歷任四川省稻麥改進所、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技正兼農林化學系主任、農事試驗總場場長。
1939—1966年 歷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農業化學系主任、土壤耕作教研組主任。四川農學院教授兼土壤農化教研組主任。
1950—1966年 先後當選為中國土壤學會第一、二屆理事,四川省土壤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
1966年9月3日 含冤逝世於四川雅安。
1 彭家元.土壤性質和農牧關係.科學,1923,8(2).
2 彭家元.調查中國土壤之芻議.農聲,1928(113).
3 彭家元.土壤細菌對於礦物成分之變化.農聲,1929(127).
4 彭家元.直接利用西沙群島海鳥糞之研究.農聲,1930(139).
5 彭家元.土壤分類及中國土壤調查問題.中華農學會報,1930(72).
6 彭家元,覃業輝.酸性土及石灰施用問題I,Ⅱ.中華農學會報,1932(100,113).
7 彭家元.中山縣土壤調查報告書.中山大學專刊,1933.
8 彭家元.廣東土壤肥沃度指數.中華農學會報,1933(116).
9 彭家元.土壤pH之測定及氫醌電極之使用.中華農學會報,1934.
10 彭家元,鍾福奇.石灰需要量與土壤細菌功用的關係.農聲,1935(185,189).
11 彭家元.肥料學(大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12 彭家元,劉天樂,黎旭祥.曲江縣土壤調查報告書.中山大學農學院土壤調查所報告,1936.
13 彭家元.土壤中有效磷酸簡捷求法及其對廣東土壤之結果.中華農學會報,1936(146,147).
14 彭家元,廣東土壤肥沃度概述.中山大學農學院研究專刊,1936.
15 彭家元,鄧植儀.土壤學.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1937.
16 彭家元,馮子章等.五年來廣東雨水之分析.土壤與肥料,1937(3).
17 彭家元,陳禹平.元平式速成堆肥法.農聲,1937(205,206).
18 彭家元,陳禹平.廣東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離研究.土壤與肥料,1937,1(3).
21 彭家元.四川土壤肥料概述.科學,1947(9).
22 彭家元.四川盆地土地利用概述.全國土肥會議彙刊,1950.
23 彭家元,陳禹平,廖宗森.作物生長與土壤有效養分之研究.中國土壤學會會志,1950,1(1).
24 彭家元.土壤微生物學講義(油印本).成都:四川大學農學院,1951.
25 彭家元.土壤管理與改良講義(油印本).成都:四川大學農學院,1952.
26 彭家元.關於高溫堆肥的我見.農業學報,1955,6(4):437—438.
28 彭家元,李仲明,張仁綏等.二郎山土壤分佈及山地農業土壤調查.山地農業科學,1958.
29 彭家元.土壤學講義(油印本).雅安:四川農學院,1958.
30 彭家元.肥料學講義(油印本).雅安:四川農學院,1959.
31 彭家元.土壤與肥料.四川農業,1960(4).
32 彭家元等.中國肥料學概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
33 彭克明,彭家元.肥料.北京:農業出版社,1962.
34 孫羲,彭家元(主編).農業化學.北京:農業出版社,1963.
作為中國近代土壤學和肥料學奠基人之一的彭家元先生(1897—1966),畢生從事農業教育和土壤肥料科學研究工作,發表了一批學術價值極高的研究報告,培養了土壤農化學術領域的眾多英才,為我國土壤學和肥料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924年彭家元先生由美返國,先後在北平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前身)、廈門集美農學校、廣東中山大學農學院、武漢大學農學院任教,后因日軍侵佔武漢失守,轉輾到川;1938—1948年任四川農業改進所技正兼農林化學系主任、農事試驗總場場長;1939—1966年先後任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農學院院長、農化系主任、四川農學院教授兼土壤農化教研室主任。1966年逝世。銘記彭家元先生一生中最輝煌的教學研究基地是北平大學、中山大學和四川農學院。
彭家元先生知識廣博,治學嚴謹,工作認真負責,他是我國現代土壤學、肥料學的奠基人之一,對土壤學、肥料學、土壤微生物學、水土保持等學科作出了重大貢獻。
彭先生編著的《肥料學》於1934年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我國大學叢書中出版的最早一本肥料學。彭先生在該書自序中寫到:“培植農作物不施肥,縱系沃土必逐漸減少收成,施肥不足尤難望豐收……吾人的科學立場觀之,化學肥料之本身,固有缺點,用之得當確可增加生產……而我國農民僅知有硫酸亞之一種氮肥肥料,而忽視磷鉀肥料,甚至不與天然之有機肥料益用,此又系失察之一端……故天然肥料之為何提倡,化學肥料為何使用,以補救目前肥料不足之恐慌,同時務期有利有弊,得最良為之結果,是不能不於各種肥料之性質,及施用方法現實也。更有奸商摻假,魚目混珠,關於肥料選擇鑒別,亦不能不加以注意也”。61年前彭家元先生編寫的《肥料學》代表了當時中國肥料學的最高水平,較長時間為多所大學採用,至今讀起仍有啟迪。
從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學創辦的《農聲》雜誌及《土壤與肥料》雜誌上發表了多篇有關土壤微生物的的研究論文,如《土壤細菌對於礦物成分之變化》,在國內率先研究了細菌對土壤形成的作用。繼之,探討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環中的作用。1936年,他在《土壤與肥料》雜誌上報道了黑麴菌、白黴菌對廣東土壤有效磷的轉化結果。其後同陳禹平一道發表了《廣東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離研究》,這是我國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論文之一。
與此同時,彭家元與陳禹平還根據好熱性纖維分解菌,以彭家元、陳禹平二人名義定名為“元平菌”,發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為我國充分利用作物稿桿等有機質製造高效有機肥(堆肥)、開闢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國20世紀40年代在農業推廣的新技術之一。直至50年代中期,他還陸續發表了《關於高溫堆肥之我見》等論文,指出農村充分利用有機質肥料,培肥土壤,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有效途徑,以避免對秸稈一火而焚之的落後辦法。
新中國成立后,彭先生親歷新政權的作為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使他激發出更大的工作熱情。特別是1956年四川農學院在雅安獨立建院后,土壤農化專業於1959年恢復招生,1960年恢復了土壤農化系建制,彭先生更為教學、科研和師資隊伍建設殫精竭慮。他不顧已屈“耳順”之年的高齡,同年輕人一道,風餐露宿,徒步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對雅安山區土地資源進行調研;不畏艱苦,率眾改良下濕田,建立和改善校內實習基地;同年輕教師和學生一道下田栽秧打穀。教學上,先生治學嚴謹,精益求精。大年初一,年輕教師去他家拜年時,他還在精心備課。彭先生每次講稿都要重寫。指導年輕教師講課、備課,熱情幫助和鼓勵他們上好課。
在彭先生崇高精神的影響下,四川農學院農化系師生髮揚優良的教風和學風,教書育人,積極治學。在雅安獨立建院後有突出建樹的不乏其人,如曾任中國—歐盟農業技術中心顧問、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植物營養與肥料學會副理事長、現任四川省農業科學院名譽院長的朱鍾麟研究員等。
20世紀60年代中期,彭家元先生雖已年近7旬,但仍精神矍鑠,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教學科研工作中。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給他和他的家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災難。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長期批鬥,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終於1966年9月3日不幸辭世,時年69歲。痛哉!對先生的不幸遭遇,他遍布國內外的學生以及親友、同事無不扼腕嘆息。
今天,當我們目睹彭先生創建的四川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院以及他曾工作過的農業院校、科研院所,他作為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的土壤農化事業,他參與創立的中國土壤學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成就的時候,當全國眾多的土壤農化工作,為彭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奠基的土壤農化事業不懈奮鬥,土壤農化事業必將步入更加輝煌時代的時候,想必先生會在九泉含笑,他的在天之靈會得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