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思伯

賈思伯，21歲開始出仕朝廷，任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很受孝文帝的賞識，常

隨從征伐，孝文帝終時執筆代寫遺詔。又任過滎陽太守，南青州刺史、兗州刺史，政績顯著，兗州人民曾為他立德政碑以表懷念。

“伯”本是兄弟間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

漢朝賈誼之後，十世祖賈詡，九世祖賈機，從武威郡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遷徙到齊郡。賈思伯幼時聰慧，十歲能誦書詩，早年和弟賈思同曾隨北海人陰鳳學習。工草隸，善辭賦。

21歲時釋褐奉朝請，接待南齊使者。稍遷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隨北魏孝文帝南征。北魏宣武帝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河內太守，因非其好也，不拜，改授鴻臚少卿。

正始三年（506年），母親去世丁憂，去職；服闕，除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不久父親去世，丁憂離任。除服后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

北魏孝明帝即位后征為給事黃門侍郎。不久除右將軍、涼州刺史。賈思伯以涼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改授太尉清河王府長史。俄遷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參與明堂建造規格討論。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攝都官七兵二局，真殿中尚書。加安東將軍、青州大中正。太保崔光病重，推薦他擔任侍講，侍讀馮元興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讀《杜氏春秋》於顯陽前殿，“言約義敷，旨高辭遠。”。賈思伯性格謙和，禮賢下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

孝昌元年七月十六日（公曆525年8月20日），薨於洛陽懷仁里，年五十八。十一月歸葬於青州，追贈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使持節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貞。

著《春秋杜氏辨》。張澍《涼州府志備考》曾考證過〈賈思伯碑〉。

魏宣武帝時，轉任輔國將軍。公元507年，賈思伯以持節軍司的身份，隨任城王拓跋澄圍攻鍾離，兵敗退卻，賈負責斷後，拓跋澄認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難，賈思伯竟安全歸營。拓跋澄稱讚他說：“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但賈思伯卻說自己因為迷路才湊巧脫險，絕不誇能表功；“時論稱其長者”。

除滎陽太守，有政績。

魏肅宗時任太尉長史、安東將軍、廷尉卿，后因他“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而轉任衛尉卿。當時朝廷上下為建造“明堂”的規模格式而眾說紛紜，久議不決。賈思伯上《明堂議》，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否定了戴德《禮記》中的記載和東漢蔡邕的見解，廣徵博引，論據確當，學者無不贊同。后升任太常卿度支尚書轉正都官，又被太保崔光推薦為侍講，教授肅宗讀《杜氏春秋》，“言約義敷，旨高辭遠”。他雖官高爵顯，但仍勤學不懈，並能“傾身禮士”，雖在街途，也要“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他對人說：“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公元525年死於洛陽，肅宗追贈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文貞。同年11月遷葬原籍，墓在今壽光城西南4公里的李二庄。

南北朝時，北魏有個賈思伯，小時候因家境貧困，為了求學，和弟弟一起，拜北海的陰鳳為師，總算能夠“親聆教誨”，學到了一些知識。可是，當他們完成學業，臨出師的時候，因交不起學費，結果被那位“恩師”惡狠狠地剝去衣服，扣下被褥。對此，賈思伯沒有記恨老師，離開老師后仍然求學不止。他知道，世界上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不能因家裡窮，交不起學費，就荒廢了學業，更不能因為學到一點知識，就滿足現狀。正是由於他懂得這個道理，不僅學有所成還作了官。賈思伯作官以後，沒有忘記自己的老師，特地贈送給他一百匹細絹，並準備了車馬接他去作客。陰鳳先生感到十分慚愧，不好意思去見賈思伯。

後來，賈思伯擔任都官尚書，太保崔光病重期間，上表推薦賈思伯去做侍講，於是他便進宮去給孝明帝講授《杜氏春秋》。賈思伯在年少時雖然懂得經學，但自從做了官以後，學業有所荒廢。“書到用時方恨少”。到了這個時候，他重新發憤學習，專門請了一些學者，日夜給他補課，甚至走到街上，見了學者，也會停下馬，誠心誠意地接受學者的指教，沒有一點厭倦的神色。由於賈思伯有“活到老，學到老”精神，知識越來越廣博，後來當上了中書侍郎，深受孝文帝的器重。 （賈思伯小記有許思栩撰）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嘆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雲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製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舍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准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玄堂左個，玄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干靈台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學者善其義。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趨勢雲。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

子賈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庄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后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

初，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侄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嘆尚焉。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后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複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 伯父：賈元壽，中書侍郎，追贈青州刺史。

• 父親：賈道最，州主簿、州中正、本郡太守。

• 弟弟：賈思同，字仕明。孝靜帝師，侍中。興和二年卒，謚曰文獻。

• 子：賈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 鄭州和滎陽、山東應該有思伯路了。

•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譯文] 一心只把哥來想，頭痛難忍又何妨？ [出自] 春秋 《國風·衛風·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註釋：伯：古代兄弟姊妹中長者為伯。婦女也稱丈夫為伯。女子對丈夫的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