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哲

1943年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先後受聘於華中大學、湖南大學、南開大學歷史系，歷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等職。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等。曾任天津市高等院校教師晉陞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委員、天津市文物博物館系列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83年作為中國高校文科教育代表團團長赴前聯邦德國訪問。

在古文獻、古文字、古音韻等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治學主張實事求是，從不隨波逐流。在諸如商族起源、商代社會史、先秦民族史、西周社會性質等研究領域，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教六十年，先後開設過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地理沿革史、殷周史、歷史文選、甲骨史料選讀、史學名著選讀、殷周史專題等課程，學生如今已是桃李滿天下，其中不乏專家學者。

對甲骨學的研究成果也受人矚目。在他的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對商代社會歷史的研究中，非常注重利用甲骨文字材料，對甲骨文反映的殷商時代社會歷史諸如方國地理、古代民族、商王名號、王室世系、王位繼承製度、奴隸和“眾”等社會群體的身份以及商代社會性質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綜合的探索。對涉及到的甲骨學問題，諸如文字的考證、卜辭的釋讀、甲骨的分類、周原甲骨的族屬和性質等問題，也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形成了一家之言，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王玉哲先生治中國上古史的興趣源自高中時代。那時，他在語文教師程金造的引導下讀影印殿版《史記》，並受本家叔父王子霖的影響讀梁啟超的史學論著。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討論起司馬遷作《史記》的年代，成《司馬遷作史記的年代考》一文，證當為元封三年。惜原稿散佚，未收入《古史集林》，但此事已見王先生善於發現問題、獨立思考、不盲從大家的治學特色。

王先生治學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時期打下的。他在北大聽錢穆講中國上古史，通讀《國》、《左》，寫下了幾篇論文，《重耳考》就是那時所作。抗戰軍興，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址組成昆明西南聯大，王先生步行入滇，從馮友蘭、劉文典、聞一多、羅常培、魏建功、唐蘭、陳夢家等先生習中國哲學史、《莊子》、《詩經》、《楚辭》、聲韻訓詁、古文字等課程。在劉文典《莊子》課上，他寫了評論傅斯年《誰是〈齊物論〉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將《齊物論》作者認為慎到之說。該文得到劉文典、顧頡剛、馮友蘭、聞一多諸先生的好評，但傅先生卻不高興，說王先生專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風波竟影響了王先生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後僅以備取生的身份錄取。這篇學術批評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篋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間，王先生的導師由傅先生轉為唐蘭先生，他得以深入學習古文字學，在唐先生指導下撰《宋代著錄金文編》稿本上下冊，並完成學位論文《玁狁考》。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長於歷史地理與民族史領域，《玁狁考》實發其端！此文未公開發表，但其中論卜辭方即玁狁及西周太原、洛之陽、鎬京方京地望等部分，皆單獨成文刊出。此後王先生的許多論文都是以《玁狁考》為起點。不僅《鬼方考》（榮獲1945年度學術發明獎金）是該文的續篇，討論商族、先周族來源地望、楚族故地及其遷移路線等文章也遵循和發揮了該文的思路與方法。

解放后，王先生接受和學習唯物史觀，著手研究商周社會史，撰寫了討論商前期與西周社會性質的論文。1978年，王先生參加了《歷史研究》與《中國社會科學戰線》兩家雜誌社在長春舉辦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宣讀了《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的身份問題》一文，提出了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的說法。此說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王先生雖已步入古稀之年，但身體康健，勤於治學，不知老之將至，在上古民族史與文化史領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並在撰寫《先秦史稿》一書的過程中，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還將治學多年之心得，提綱挈領地寫成數篇宏觀的、或富於理論色彩的文章，如《中國古代史上的民族問題》、《論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係》、《西周國家的歷史作用》等。 《古史集林》集結的37篇文章基本能反映上述王先生六十餘年潛心古史研究的道路。除此之外，這些文章也向讀者展示了他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精神。

王先生的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民族史、歷史地理與社會形態等幾個領域。他在這幾個領域內所取得的成績都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與認可。筆者捧讀《古史集林》之餘，竊以為王先生之所以能在許多問題上成一家之言，是因為他採取了科學正確的治學方法。現不揣淺陋，約略陳之。

首先，王先生在研究某一問題時，必先準確全面地了解前人採取的材料、運用的方法與最後的結論。一一辨析已有諸說后，才提出我見。學如積薪，後來居上。王先生能在前人停止腳步處再向前探索和跋涉，故能做到《古史集林》收入的文章每一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創新”（見王先生自跋）。王先生文章中論及前人諸說時，每每如數家珍。筆者想舉一篇饒有趣味的文章《“箕子之明夷”與朝鮮》為例。王先生指出《易經》“箕子之明夷”，就是文獻所載的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事迹。其中的“明”實際上是古文字的“朝”。但自漢至今，許多學者都未搞清。王先生說，有人不承認箕子，如漢人趙賓認為“箕子”是“荄茲”，清人惠棟又說成是“荄子”，焦循則理解成“其子”；明夷這個詞也被拆開解釋。戰國時的《彖》《象》、唐《疏》說什麼“明入地中”、“闇主在上，明經在下”，搞得顧頡剛先生在這個詞的解釋上也猶豫起來。只有李鏡池先生認定明夷是一個詞，卻未真正明確其義。王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明字為朝字的簡體，並舉出燕地明刀的材料，遂能使讀者放棄舊說，把《易經》這句話理解明白。倘若大儒黃宗羲再世，也會給《明夷待訪錄》改名了吧！

其次，王先生在研究某一問題時，能多方面開展，不賴孤證，論證顯得充分有說服力。如《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一文主張商族來源於東方。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舉出了商族圖騰信仰、商族遠祖居地近海、王亥王恆與有易的鬥爭、商和亳的地望、“亳”地名的蔓延與商族遷徙等五個方面的證據，並從考古學的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補充論證商族的來源。在此篇和其他許多論文里，王先生除考據文獻外，還運用古文字、音韻學、考古學、民族學的材料和方法，顯示了堅實的學術功力和良好的學術素養。這也說明，研究古史的學者要具有多學科知識，或將多學科的學者團結起來，從不同方面努力，才能推進上古史中疑難問題的討論，使之得到進一步的解決。

第三，王先生在研究某一問題時，特別注重歷史與事物發展的邏輯性，進行合理的假設，為疑難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鑰匙。如王先生《卜辭 方即玁狁說》一文指出方是商代一個強大的方國，可是周代卻沒有了蹤跡，很費解。很可能周代對這個方國的稱呼已經改變。而玁狁作為山西南部強大的方國，其先世卻很不清楚。可推想它就是方。經過對卜辭、金文、文獻資料的分析，王先生證實了自己的想法。又如，王先生在釋甲骨文、金文中的“朝”字時，引用了帶有月份數條卜辭，指出若依舊說將此字釋為“春”的話，六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就都成了春季，與理不合。因此，他對大多數學者不疑之說重新討論，提出釋“朝”一說。講求邏輯、概念清楚是王先生著文的特色，這亦使得別的學者和廣大讀者能夠複核他的研究過程，頗有裨益於同行和後學。

最後，王先生對許多問題論證的透徹，是與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續性和聯繫性密不可分的。如王先生長於上古民族史與歷史地理研究，得益於他對玁狁的深入研究。由玁狁牽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陽、太原地望的等問題，使他對先秦時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動十分熟悉，後來探討先周族來源於山西等問題，顯得駕輕就熟。又如王先生對楚族故地及其遷徙路線作過專文探討，故在討論周公奔楚問題時，想到此時楚尚在山東江蘇之間，得出奔楚與東徵實系一事的結論。王先生在論證商周社會形態問題時，思路亦有延續及一貫性。如他認為商代繼統法以弟及為主，反映了母系社會制度在父系社會的殘存。有了這個看法，在構擬先周世系時，就自然聯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況。可以說，王先生以深厚的學養集中研究數個專門問題，為後學樹立了模範。由於王先生具有科學的治學方法，故特別重視歷史研究的真實性。他是主張以古鑒今的，但更強調求真。他說：“搞歷史科學，起碼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求其真實。只有歷史的真實，才可以起到借鑒作用。史實不真實，歷史就成為毫無意義的東西了。”（見自跋）王先生有這個想法，故在許多問題上都具有獨到的看法，並能隨著新材料的發現而修正從前的看法，既不盲從大家，也不固守己說。上文提到，王先生中學時代愛好文史，已有了據史料立論，不盲從大家的精神。在此後的治學生涯中，從大學時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論慎到為《齊物論》作者；到研究生時代否定王國維先生論鬼方、昆夷、玁狁為一族，活動於宗周之西或宗周東北並包其西；又到後來與顧頡剛先生商榷，肯定周初三監為管、蔡、霍，排除武庚在外；再到將於省吾先生所釋“春”字改釋為“朝”字等事中，王先生一直堅持著這種態度。雖然傅、王、顧、於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仰慕的大學者，但他還是以歷史的真實為鵠的，不因襲前人之窠臼，勇於提出己見。這種精神對於後學是很有榜樣作用的。正如許多有成就的學者一樣，王先生對於自己從前的看法，也勇於修正。如他在《鬼方考》一文中曾論鬼方文化高於玁狁，舉鬼方有車戰而玁狁無車戰為例。見到1980年陝西長安縣發現西周銅器多友鼎銘文中有玁狁車戰的記載后，他旋即修正前說，承認以上一例誤。《鬼方考》中曾引《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為以武丁時國勢之強，攻克鬼方尚須三年，可見鬼方之強。後來王先生認識到殷商時代不會有持續三年的大規模戰爭，遂在《鬼方考補證》一文中指出原來的看法是很錯誤的，“三年克之”中的三年當是商王紀年。《鬼方考》是榮獲學術發明獎金的科研成果，王先生數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訂補證，也是對自己學術結晶愛惜的表現。

綜上所述，《古史集林》集王先生治學六十餘年的學術精華成一帙，不但便於治上古史的學者披覽、參考，而且也為後學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的治學方法、治學態度。王先生在自跋中說此書的出版可以讓學術界再次批評、驗證他的學術成果，可見他歡迎讀者就書中所論問題再行商討的誠意。商周新史料近年來不斷出土，筆者作為一名後學和讀者，很願意和王先生一道鑽研這些材料，進一步探討商周史中的若干問題。

授業恩師

錢穆、唐蘭、馮友蘭、劉文典、聞一多、羅常培、魏建功

門下弟子

孫香蘭、傅玫、趙伯雄、劉澤華、朱鳳瀚、巴新生、商國君、袁林、李民、梁吉生、李瑞蘭、鄒牧侖、朱彥民、邵鴻、何平、袁定基、趙艷霞

《中國上古史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中國歷史大辭典·先秦史》（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古史集林》中華書局，2002

《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