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士湘

1952年進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習.

1957年畢業后在外地工廠工作.

1983至1988年任北航計算機系主任

2002年受命組建北航高等工程學院

2002年後以資深顧問名義堅持上班

2022年4月1日21時46分，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計算機專業資深教授，高等理工學院奠基人、資深顧問錢士湘同志因病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報考的是清華航空系，錄取的卻是北京航空學院，不知就裡的新生於1952年10月18日赴清華報到，10月25日，一頭霧水地被拉到市內東皇城根中法大學參加北航成立大會，時值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二周年，乃定為校慶日。成立大會上，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部隊首長的講話：“我們就像大漢盼娘子那樣，盼你們早日畢業”。回男生宿舍后，有好事者即戲呼對方為“娘子”，答曰：“你在首長眼裡不也是娘子嗎？”相視莞爾一笑。

聽說是蘇聯專家的旨意，學航空工藝者應多於設計，北航首屆新生500餘人，清華多，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少，於是從“京工”調入清華少數學生湊足約三百之數，加上四川航專並來的30人，共有327名學生開始了5年學習航空工藝的征程。

當高中考來的新生報到時，從工作崗位上經工農速成中學補習過的“調干生”，已先期到校。那年頭沒有什麼“輔導員”和“班主任”，除教學外的學生事宜，全由黨支部辦理，1952年清華分部學生支部書記是原海淀派出所所長張凝（入學時用化名“李凝”），從中組部來的湯寧任組織委員，重工業部調干生范子真為宣傳委員，衛生部來的青年委員陳志，以及負責學生會工作的於欣，後於欣赴蘇聯留學，張凝、陳志畢業后留校，湯寧分到410廠。

他們雖然只是較我們年長幾歲，但和毛頭小夥子及小姑娘比起來，卻顯得成熟得多，“老氣橫秋”，連我們四個從高中考上清華的“候補黨員”（八大后始稱為“預備黨員”），也對他們恭敬有加。

新生入校時，被編成11個小班，即航施101-111班（當年把工藝專業稱為施工專業）。二年級，轉赴百彥庄北航校址時，又均分為飛機施工和發動機施工。航施11班是從四川航專併入清華的，普遍年齡偏小，個頭偏矮，人稱“小四川班”，一年級下半年重新混編時打散。一上時，我在航施106班，寒假后加入105班，均任團支部書記。

在清華的衣食住行：先說衣，由於解放才3年，又崇尚節儉，從各地彙集攏來同學衣著不可能光鮮，最神氣的莫過於志願軍轉業的江智和宋光弼了，帶領全年級同學集合和出操，人高馬大，一身戎裝，頗有“老兵”的氣概；一些由機關調來的女同學，合體的列寧裝使人傾慕；再有，范子真的皮質鴨舌帽，更是別具一格。至於其他人等，除服色多半為灰、黑和藍外，八仙過海，長短不同，當年北京冬天氣溫偏低，棉帽是少不了的，也有人用一塊大圍巾，把頭、耳、鼻、嘴到脖子捂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雙眼睛，遠遠看去，不知是男是女，何方神聖。

清華（包括以後四年北航）的伙食，值得大書特書。我在北京私立育英中學住校（1952年後改為25中）的膳食，當年以小米計價，每月約合人民幣6元，還是毛主席體恤我們這批經院系調整后的首屆大學生，把津貼提高了一倍多（記得幣制改革後為12.5元），吃糧是有限的，主要是增加了副食。

10月18日，報到後進中餐，受寵若驚，私下裡議論，是不是清華為裝門面，頭三板斧裝給我們看的？殊不知天天如此，餐餐魚肉，又聽說是毛老人家的特別關懷，無不心懷感激，山呼萬歲！嗣後，“每逢佳節再加餐，欣逢考試快朵頤”，節假日和考期的伙食，更令人心曠神怡，如北航的鵝脖（腐皮包肉）、每人一條大黃魚，清蒸大對蝦等。

清華的大飯廳，號稱“遠東第一大食堂”，不僅“醫肚”，而且“醫腦”，每逢周末，常放電影，六千多名學生，分坐透明銀幕兩側，各院系輪流佔據不同的區位。所觀賞者多半是蘇聯電影，如《列寧在一九一八》、《列寧在十月》、《幸福生活》、果戈理的《聖誕節前夜》，我們不但學會了歌曲《紅莓花兒開》，還為同學取了“神甫”、“索羅哈”等諢號（均為戈氏劇中人物），每當人群擁擠時，總有人喊：“讓列寧同志先走！”

到柏彥庄后，就沒有那樣的“幸福生活”了。吃飯是在兼做教室的工棚內，不論酷暑嚴寒，十冬臘月，為了使更多同學觀看，電影只能在操場里露天放映。

大飯廳里精彩的一幕莫過於中午的“搶撈大戰”了，不知哪位大俠率先發現陳放麵湯的木桶沉澱著帶肉的骨頭，不按人頭分配的東西，總是更令人垂涎。此後，午飯鈴聲一響，諸門大開，勇士們拎著餐具，把大桶圍得水泄不通，操起長勺撈起來，後排的人甚至不小心把麵條掛在前排人的脖子上，蔚為壯觀，真可謂大學生“也瘋狂”。

北航大多數男生，住在離大飯廳不遠的筒子樓里，樓梯兩側，各有一間大統鋪，分別住上每個小班的全體男生，靠牆的是“熱炕”，走道旁有三間隔開的房間，隔斷不及屋頂，跪在上鋪可俯視全班，白天里各地方言不絕於耳，入夜更是熱鬧非凡，夢囈聲、呼嚕聲、咬牙聲甚至是濁氣輸出聲此起彼伏，宛如聽一曲“雜技交響樂”。1953年暑期，被勒令遷出，準備轉至柏彥庄北航新址，我被安排在並不明亮的“明齋”，更可嘆的是“水木清華枉自多，華佗無奈臭蟲何”，也許吮吸滿腹油水的大學生們的鮮血，較之育英中學的同類們更有戰鬥力，而且，偵察和跟蹤能力特強，不論躺在書桌和水泥地面，都會聞“香”而至，讓人不堪其擾，臨別清華，也許是唯一不夠完美的回憶吧。

出門難！“寶榮車行”有兩輛燒木炭的“道奇”汽車，往返於東華門和校區之間；雖不至於“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但比自行車也快不了多少，兼之座位有限，常令人有“長鋏歸來乎，出無車”之嘆，好在1949年末從香港帶回一台“猛牌”Hercules自行車，便於每月一次回家省親，同學們如有“要事”，也會借去“救急”。

除輔導課和俄語外，都是大班上課，為了徹底“一邊倒”學習蘇聯，採用“六節一貫制”（據聞蘇聯學生大多不住校，一個半小時的課連上三堂，中間無午休），為解決民生問題，清華食堂做了大肉包子，在課間推車叫賣。還有一樣不適應的是，不像中學各班有固定的教室，要在生物館、化學館甚至大禮堂間疲於奔命；而在圖書館搶佔自習座次，到了考試階段更是一場“殊死大戰”了。

蘇聯教學重視基礎，工科學生也上“別爾曼特”的上、中、下三冊“數學分析”，而且規定，每門課成績按最後一學期計算，所以，雖然我連得兩個良，但畢業證書上，“數分”成績卻為優。

“數分”開始由北航的一位空氣動力學教授主講，同學們意見較大，反映到蘇聯專家處，為我們換了清華的胡露樨老師，轉戰北航后，由從法國回來的靳式根教授接著講第三冊，我們背地裡尊稱之為“近似根”。

投影幾何在生物館由清華一位女老師上課，其著裝打扮，令我們難辨其性別，直至春日稍暖，她脫去了中山裝式的大棉襖，才令同學們目瞪口呆，今日方知其“廬山真面目”。

由清華劉姓女老師在化學館上化學課，口齒清楚，語調鏗鏘，印象頗深，受益良多。但我們仍不夠滿意，因為清華本校的學生，有的由傅鷹教授執教鞭，不知為了什麼，我們總有一種寄人籬下之感。

一下開始的物理課，由北航教務長樊恭烋（后調去籌建北京工業大學，曾任校長）的夫人陳綱主講，也是一位極受歡迎的老師。

主講航空概論的馬恩春教授，滿嘴東北口音，喜歡把分子運動形容為“爛（亂）蹦爛（亂）跳”，且經常重複，別具一格，考試時，如用此四字描述，常常會收到嘉許的目光。

教機械製圖的徐乃祚教授，據聞在國民政府機械化部隊任過軍官，常含一支大)茄，操蘇北口音，曾揚言：“我就是閉著俺睛（蘇北話之眼睛），也能畫出一台發動機來”，可惜因“歷史問題”后被調出北航。

善於讀錯名字的清華物理輔導老師，湖南人，彭姓，每課必點名，每點必讀錯，如何鐵（軼）倫、楊產（彥）備、柳思（恩）敏、蘇桂桂（柱）、樂嘉偉（褘）、錢士湖（湘）、石七（仕）剛等，且屢糾不改，有些就成了同學的綽號，如產備，一直叫到今天。

劉弄潮教授在清華大禮堂給我們上“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他曾經是早期的中共黨員，講來頗為精彩，結業時給我們說了一個茅山道士求藝拜師，學了三年，用食指和中指學會夾蒼蠅的故事，我在高等工程學院，也曾“鸚鵡學舌”，強調基本功之重要。

由於課程偏重和一時不適應大學的學習生活，尤其是一些基礎較差的調干生，更顯吃力，航施106班和我同宿舍的志願軍戰士柳恩敏，用他的湖南口音改編了若干課程的名稱，如：“頭痛（投影）幾何”、“不懂（普通）化學”、航空怪（概）論、危急昏（微積分）等，一時流傳甚廣。

“我們不做牆頭草，我們要向一邊倒”，中學學會的歌曲，到大學更加深了體會和實踐，為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抵制美英帝國主義的文化侵襲，廢棄學了12年的英文，改習老毛子（東北同學對蘇聯人的“尊”稱）的俄語。一切從字母學起，為了學會P字母的彈舌音，狠下了一番功夫。雖然學了五年，但時至今日，差不多已忘光了。

考試也全盤學習蘇聯。所有大課，均用口試，優點是比較自由，不限時間，可以在考場內飲茶、抽煙，出門“方便”，餓了托在外輪候的同學送飯，只是苦了主考老師，不知幾點鐘才能回家，尤其是過年時節。

進場順序由該門課的課代表排定，首批四到五人，有出才有進，成績較好的同學，都希望排在前面，早考完早了，又可以開始複習下一門。

進考場后，在一個大搪瓷盤中抽取一捲成香煙狀的試卷，凡有計算的科目（如數學分析、物理等），先做算題，待全部準備就緒，即可向輔導老師申請，前往主考處就座。如果計算正確和答得較好，拿到5分出場；如被發現有含糊之處，會被“乘勢追擊”，甚至追到“概念不清”以2分不及格收場。四級分制，從5分到2分，代表優、良、中和不及格，當場由主考教師把成績登錄在記分冊上並簽名。記得當年不及格率還是比較高的，但到了三年級后才知道“政治”不“合格”的更要多得多，這是后話。

1953年寒假，全部用來“整黨”，這是進城后開展過“三反五反”后的第一次黨內整風運動，我這個出身不好的“異類”當然要深挖資產階級作風和思想，就是另三位從中學來的候補黨員王永志、夏人偉、管在德，恐怕也是首次見到這種陣仗吧。

寒假過後，學校按數學分析的考試成績把11個小班整編成10個，前五個班大致是良好以上的，如航施106班的湯寧、曾肖常、凌天鐸、汪庸、王建業和我等併入5班，航施110的郭孔輝、黃長藝、楊宗智、李崇謨、周松青等編入2班，航施109的潘慧明等也去了2班；撤銷航施111班。

調干生中學習好的也有人在。除前述的湯寧、李崇謨及李凝外，團中央來的大多數，如鍾群鵬、李東躍、吳天晴、吳成基、李介水等，均分在前5班。

一年級下時，選了一批留蘇預備生，1952年統考時進入俄專二部的不少人因政審不及格不能留蘇而轉學，故急需 補充，吃一塹長一智，此次遴選，十分嚴格慎重，聽說患有腳氣（香港腳）者均不能入選（難道是蘇聯氣候冷，連腳氣都不會生？）。

高中生王永志、管在德、曹如賓、張靜嬋、陳良浩等入選，其餘就是“調干”的於欣、粟政秀、劉智英等了。這些名為北航的學生其實沒有在柏彥莊上過一天學。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舉國致哀。新任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首次在夜間用哽咽的語調向全體學生髮表講話（每班的大房間內均裝有擴音器），就和任弼時逝世時一樣；下半旗、禁歌舞、不得開展任何文娛活動，極盡哀悼；人人配黑紗、戴白花，但3月9日追悼大會時，摘下了胸前的白花，據稱在蘇聯白色是用於喜慶的（當年我們確實為“導師”痛哭流涕，可是3年之後，我從先父的參考消息上看到蘇共20大赫魯曉夫報告全文時，坐在恭桶上久久站不起來，渾身冷汗；這也是后話）。

元旦晚會好熱鬧！對從中學考上清華的大多數人來說，此乃人生第一次踏進“舞場”。學生會不知從哪裡借來了一些民族服裝，其中，四套喇嘛服分給湖南和北京來的“寸頭”：凌天鐸、王承埂和我等。可惜從1953年元月元日開始掃舞盲，60年後還會踩舞伴的“甲雞”（腳尖———詳見下文）這也許是遺傳所致吧（先父昌照於1919年赴英留學，到老還是沒學會跳舞———雖然也請過專門教師）。

五一勞動節臨近，知道白天要列隊接受毛主席檢閱，晚上要在天安門城樓前遊戲跳舞，除操練隊列外，還圍成一圈，由蔡宜其、陳寶瓊、邢樹儀等在草地上對我們培訓。蔡、陳兩人的上海方言“甲根甲雞甲根剃”（腳跟腳尖腳根踢），聽得在我一旁的湖北老鄉李崇謨一頭霧水：“什麼甲根甲雞的”？經我意譯，並比試才恍然大悟。邢淑儀教我們做“烏鴉”、“烏龜”和“燉蘿蔔”等遊戲，時至今日，連她自己都忘了。

5月1日那天，對多數同學來說是難以忘懷的，第一次參加勞動節遊行，第一次接受毛主席檢閱。

清晨，天還沒亮，鈴聲大作，呼喚同學們起床，為裹腹和抵禦春寒，食堂熬了滾滾的牛肉粥，然後坐火車從清華園站到西直門，接著是步行了。

當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時，心潮澎湃，無不發出“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

入夜，在天安門城樓下，伴著廣場上播放的音樂，跳起了集體舞，當城樓上燈光大亮時，知道是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來參與我們的狂歡，又響起了一片萬歲的歡呼聲。

最後，拖著疲乏的腳步從天安門步行到西直門，坐火車返回清華校園，又一次享受牛肉粥和薑湯的招待。

清華十分重視體育鍛煉，冬天在湖面上滑冰，我穿著從北大學姐顧孝誠處接收來的其兄顧達誠留在國內的Polar冰刀，滑起來尚“遊刃有餘”，而一些來自南方又不太會平衡的同學，則往往摔得七葷八素。

下午課外活動時間，大操場上人聲鼎沸，熱鬧非常，更有體育界名宿馬約翰和夏翔兩位教授親臨現場指導，得益良多。

馬教授曾專為北航學子開過講座，他提倡的從溫水→冷水→溫水→熱水→溫水的特殊洗浴法令我終身難忘，據說可以醫治失眠，杜絕感冒，時值冬日，馬老仍一身短褲和西服打扮，滿頭銀髮，令人肅然起敬。

第一次訪問中國的蘇聯體操代表團，在清華大學體育館進行練習，使我們大飽眼福，什麼平衡木、高低杠、都是前所未見。下課後擁入體育館，站在二樓的圍欄旁，欣賞平衡木冠軍拉蒂妮娜等的精彩表演，亦堪稱一絕。

同在清華大學學習的，還有1950級本科的溫俊峰、姜燮生等，1951級的渠川璐、張錦、杜裴等，溫後來成為院士，而姜當上了航空部副部長，上述其餘人畢業后留校。

建校時，有蘇聯專家團9人，除在奠基典禮上遠遠望見外，平時並無接觸。奠基典禮后，柏彥庄的工地就熱火朝天地幹起來了，當我們從清華遷入時，除一棟宿舍外，別無其它正式建築。

“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又一鐵證，航發施的女生絕大多數和同學喜結連理，如一班之湯寧（吳文東），二班的江智（李東躍）、潘慧明（周松青）、楊宗智（錢士湘），三班之陳燕娜（章孝華）、邢樹儀（趙敬世）等（當年每班至多3個女同學）。

別了清華！1953年秋季，我們全部遷入北航新址，但是對清華仍“戀戀不捨”，其後一年每逢周末，三五成群，佩清華校章，前往清華洗個熱水澡，亦人生一樂也，如是者達一年之久。

航施1952級，有5人成為兩院院士，即鍾群鵬、郭孔輝、戚發軔、王永志、陶寶琪（已故）等，加上航設的陳懋章和俄羅斯院士王德臣，共有7人獲院士銜，蔚為壯觀！但由於政審轉校、課業跟不上等原因，1957年畢業時，從160餘人減至108人，在北航卒業者僅及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