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建築

先秦時期的建築，大體來說有以下這幾個特徵：一是發生早；二是幾乎沒有一個能完好地留存下來；三是從中已可以了解到東方建築的文化特徵。

早在500萬年以前，在北京周口店附近，已有原始人類集居了。據考古發掘，在周口店附近的龍骨山東側的天然洞穴，就是原始人的居住地。這裡，內部最寬處達30m，洞中發現大量的石器、灰燼、和燒骨，可知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曾在此居住。

而從建築上來說，這種洞穴還屬於天然的形態，人對空間的加工還不多，因此處於建築的“邊緣”部分，似建築非建築，或者說是建築的雛形。

我國原始時代的建築，真正由人工所建的建築，大體可以分成南北兩支:

北方的有代表性的原始時代建築，是今西安附近的半坡村發掘出來的原始村落。大約距今5500年左右，即公元前約3600年，在這裡集居著大量的新石器時代的原始部落。大量的小型的建築，總面積達5萬㎡之多，分為居住區、窯場和公共墓地三部分。我們著重來談居住建築。這種住房，有的呈圓形，也有的呈方形，四周築牆，屋頂用樹枝和泥巴、草類構築而成。房屋只有一個門，室內面積約15-20㎡。無論是圓的還是方的，裡面都有一個火塘，位於房屋的中間，大概是取暖和烤食物之用。由於燒火時有煙，所以房頂都有通氣的孔洞。也有的方形住宅做得比較考究，裡面分成前後兩間，同樣用樹枝和泥巴作分隔，大門前面還有做一個門斗式的低矮空間。因為是半穴居式的，室內地面比室外地面來得低，所以門斗空間也作為過渡。這就是我國黃河流域的仰韻的文化時期的建築形態。

另一支是在我國的南方，如浙江的餘姚河姆渡（距今已達6000年以上），浙江的良渚（距今約4000年以上），上海的青浦松澤村（距今已達5000年以上）等等。當時，人們生活在河沼旁邊，除了漁獵以外，並已開始種稻，經營農業，從而定居。他們居住的地方，由於地勢比較低濕，所以房子都採用架起的形式，猶如現今仍能見到的黔桂地區的苗家山寨和雲南一帶的傣族竹樓差不多。這種建築形式，後來被取名為“干闌”式建築，其做法是用木樁架空，上面鋪桁條、木板，再在上面立柱、蓋屋頂。據考古學家分析，這種建築形式有一個發展過程，它是從樹上巢居演化過來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木構件的加工。我們從河姆渡遺址中發現，不但有帶木榫卯形狀的柱、桁、梁等構件，而且還沒發現加工的工具，如石斧、石鑿等。這種加工方式（也就是建築的生產方式）後來就傳承下來，成為我們中國特有的木構建築技術。但是，後來通過什麼方式、怎樣一步步地傳下來，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公元前二十一世紀開始，禹的兒子啟破壞了民主推選的禪讓慣例，自襲王位，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夏朝奴隸主貴族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鎮壓奴隸和平民的反抗，設軍隊，制刑法，修監獄，築城牆，建立了國家機器。公元前十六世紀，夏朝最後一個王桀暴虐無道，奴隸們不斷反抗他的統治。居住在黃河下游的商部落在首領湯的率領下乘機起兵攻夏，滅亡了夏朝。

商朝最早的國都在亳（亳音伯，今河南商丘）。在以後三百年中共遷都五次。公元前14世紀，商朝第二十位國王盤庚從"奄“（今山東曲阜）遷至“殷”（今安陽小屯），直至商朝滅亡。後人稱這段歷史為殷朝，此地也稱殷都。殷都被西周廢棄之後，逐漸淪為廢墟，故稱“殷墟”。商朝最後一個王紂是個暴君，他窮奢極欲，創製“炮烙”之刑，嚴酷鎮壓人民，商朝的社會矛盾空前尖銳起來。

這時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發展。周族的首領周文王重視農業生產，任用有才能的姜尚等人，勢力逐步強大。公元前11世紀中期，周文王死後，兒子周武王聯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滅亡了商朝。周武王都城鎬京，史稱西周。為了鞏固奴隸主政權，西周實行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給親屬、功臣等，封他們為諸侯，建立起眾多的諸侯國。諸侯必須服從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納貢，帶兵隨天子作戰，定期朝見天子。通過分封諸侯，西周加強了統治，成為一個疆域廣大的奴隸制國家。西周還建立了宗法制度，規定天子、諸侯等的職位，只有嫡長子有資格繼承，其他各子都要被封為諸侯或卿大夫、士。這樣宗法制和分封等級制緊密結合，統治得以鞏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到東邊的洛邑，稱為東周。東周又分“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春秋時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名義上是各國共同的君主，實際上地位只相當一個中等國的諸侯。一些比較強大的諸侯國家用武力兼并小國，大國之間也互相爭奪土地，經常打仗。戰勝的大國諸侯，可以號令其他諸侯。這種人稱做霸主。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后，剩下秦、齊、楚、燕、韓、趙、魏七個大國，史稱“戰國七雄”，中國進入戰國時代。

據載，夏人以木器翻土，以石刀、蚌鐮收割，因當時銅很珍貴，還未用於農業生產。那時人們已不再消極適應自然，積極的開河道，防洪水，有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術，且有規則的使用土地，人們的天文曆法知識也逐漸積累起來，今天的農曆又叫“夏曆”，就來源於夏朝。到商朝時，曆法更加完備，一年分為12個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閏年增加一月，稱為“殷歷”。商人開始使用甲骨文，手工業已很發達，青銅冶鑄、制陶和玉石雕刻業都有很大發展，已有各種行業的作坊。西周時期，農業進一步發展。糧食和其他作物的品種增多了，主要糧食有黍、麥、稻等。桑麻的種植很普遍，麻布和絲綢是當時的衣料來源。那時已有人工灌溉，開始使用綠肥，還知道滅殺害蟲，使得農作物產量大大提高，周代手工業種類多，分工細，包括青銅製造、制陶、紡織業等，號稱“百工”。商周的青銅器造型美觀，生動逼真，在藝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春秋以後，鐵制工具的出現改變了生產方式，土地漸轉到私人手中、城市興起，貨幣經濟得到發展。

周代是我國文化勃興的時代。周公旦為西周置禮備樂，輔佐周成王和周康王，使周朝出現了最太平、最富裕的時期，史稱“成康之治”；西周末年，奴隸制開始瓦解，這種社會的變革使文化的空前繁榮，出現了老子，孔子的等大思想家和百家爭鳴的局面，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傳說中的夏代的建築遺址尚在探索中。已發現的此期最早建築是位於河南偃師西南的裡頭遺址。對它的文化性質，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屬於夏文化，另一種認為二里頭遺址早期屬夏文化，晚期屬早商文化。（經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約為夏代末年。據載，夏末桀居斟尋，二里頭遺址可能就是夏桀的都邑斟尋）已發掘出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有宮殿建築基址、作坊遺址、一般居住址、陶窯和墓葬等，並出土了大批遺物。

二里頭宮殿建築遺址已發掘兩座。一號殿庭院呈缺角橫長方形，東西108米、南北100米，東北部折進一角。在整個庭院範圍用夯土築成高出於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檯面，可見為在濕陷性黃土地上建大屋而不致沉陷，此時建築上已大量應用夯土技術。庭院北部正中為一座略高起的長方形台基，東西長30.4米，南北寬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復原為面闊八間、進深三間的大型殿堂建築。殿頂應是最為尊貴的重檐廡殿頂。《考工記》和《韓非子》都記載先商宮殿是“茅茨土階”，遺址也未發現瓦件，故殿頂應覆以茅草。前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闊七間的大門一座，在東北部折進的東廊中間又有門址一處，圍繞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廡建築。在一號遺址東北為2號宮殿基址，殿堂同樣建在長方形基座上，可復原為面闊三大間、進深一大間帶有隻廊的宮殿建築。殿堂南面是庭院，發現有地下排水管道。圍繞殿堂和庭院有北牆、東牆、東廊、西牆、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門。大門中間是門道，兩側為塾。這種由殿堂、庭院、廊廡和大門組成的宮殿建築格局，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對後世很有影響。又根據殿內發現若干埋有人骨和獸骨的祭祀坑，推測這座宮殿可能是宗廟建築遺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因此這裡是王都所在地。

位於湖北黃陂盤龍湖畔的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遺址。它面積約1.1平方公里，建於公元前15世紀前後。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約290米，東西約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門。城牆基寬21米，現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約1～3米的夯土殘垣。城垣的夯築是以每層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築出主體，內側又有斜行夯土用來支撐夯築城垣主體時使用的模型板。推測城垣原為中間高聳而內側有斜坡以便登臨，外側較陡以禦敵。城垣外有寬約14米、深約4米的城壕，壕內側往往高出外側1米以上。在城南壕溝底部曾發現橋樁的柱穴，可知當時是架橋通過的。

下層宮殿建在生土上，上層宮殿群的營建是先築成高大的夯基上面修築宮殿。已發現3座坐北朝南、前後平行排列的大型宮殿遺址，其中的1號、2號基址已經發掘。1號基址長39.8米，寬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壞，但建築物的柱穴與牆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東、西兩側各5個，南邊20個，北邊17個，前後並不對稱，推測當時可能在柱頭架檐檁，再在其上架設大叉手以承托脊檁和房頂。房頂苫茅草。檐柱徑達半米左右，埋在深約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塊柱礎。檐柱前部兩側有直徑較小、埋得較淺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頂是出檐的。整個建築面寬38.2米，進深11米。中心為四間橫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牆。中間二室面寬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門，中間二室北壁又有後門。在四室與檐柱之間，形成一周寬敞的外廊，可復原為重檐廡殿頂建築，屋頂覆以茅草。2號基址南距1號基址13米，建築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後左右對稱，估計頂上的梁架結構當比1號基址整齊。

位於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的殷墟是商朝後期的都城遺址。它佔地面積約24平方公里，東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為宮殿區、王陵區、一般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區、平民居住區和奴隸居住區，城市布局嚴謹合理。從其城市的規模、面積、宮殿之宏偉，出土文物質量之精，數量之巨，可充分證明它當時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一處繁華的大都市。“宮殿區”發現有54座王宮建築基址，是殷都城內經過多次修建的一項宏偉工程。宮殿的建築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階上的，由夯土牆、木質樑柱、門戶廊檐，草秸屋頂等部分構成。解放后建立的就建在殷墟宮殿區遺址上，苑內建有仿殷大殿，大殿夯土台階，重檐草頂，檐柱上雕以蟬龍等紋飾圖案，古樸凝重。

在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墓葬皆為長方形土坑墓。墓內填土經夯築，遺物被盜。墓有的有二層台或腰坑，墓底鋪硃砂，還有漆棺殘皮。盤龍城遺址發掘的大貴族墓有精緻的雕花木槨，槨內有棺。有殉人或殉狗，隨葬品有鼎、鬲、爵等青銅禮器，鉞、戈、矛、刀等青銅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和大量陶器。

除了房屋以外，從考古發掘到的先秦建築，還要說陵墓。中國古代的陵寢制度，給後世留下了一份可貴的文化遺產，這就是陵墓的形態，以及其中的許多陪葬明器。這些都是很有文化價值的遺物。

西周洛邑王城位於今河南洛陽，遺址已蕩然無存，只能依《考工記》及其他文獻大致推測。《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城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宮殿位於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將太廟和社稷挾於左右，說明西周時君權已凌駕於族權、神權之上，中國宮殿的總體格局已大體初定。

宮殿建築

已發掘周代建築基址有山西岐山鳳雛和扶風召陳二處。在山西岐山與扶風兩縣之間的周原是周朝的發祥地和早期都城遺址。周人自古遷至周原，此處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滅商后，將周原分封給周、召二公作采邑。在賀家村北，包括董家、鳳雛村、朱家在內有一座周城遺址，雲塘村亦有四方周城一座。

鳳雛建築基址有2組：甲組建築坐北朝代南，面積1469平方米，是一座高台建築。建築分前後兩進院落，沿中軸線自南而北布置了廣場、照壁、門道及其左右的前院、向南敞開的堂、南北向的中廊和分為數間的室(又稱寢)。中廊左右各有一個小院，室的左右各設後門。三列房屋的東西各有南北的分間廂房，其南端突出塾外，在堂的前後，東西廂和室的向內一面有隻廊可以走通，整體平面呈日字形。此處建築的牆用黃土夯築而成，一般厚0.58～0.75米。牆表與屋內地面均抹有以細砂、白灰、黃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牆皮厚0.1厘米，表面堅硬，光滑平整。從基址上的堆積物推測，屋頂結構可能是採用立柱和橫樑組成的框架，在橫樑上承檁列椽，然後覆蓋以蘆葦把，再抹上幾層草秸泥,7～8厘米，形成屋面，屋脊及天溝用瓦覆蓋。此外這組建築還附有設排水設施。乙組基址位於甲組西側，坐北朝南，牆內發現有、柱礎石，建造結構與甲組宮殿相同。

岐山宮殿是中國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已有相當成熟的布局水平。堂是構圖主體，最大，進深達6米，堂前院落也最大，其他房屋進深一般只達到它的一半或稍多，院落也小，室內和院落一般都有合宜的平面關係和比例。室內外空間通過只廊作為過渡聯繫起來。各空間和體量有較成熟的大小、虛實、開敞與封閉及方位的對比關係。這種四合院式的建築形式，規整對稱，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具有統率全局的作用，使全體具有明顯的有機整體性，體現一種莊重嚴謹的性格。院落又給人以安定平和的感受；這種把不大的木結構建築單體組合成大小不同的群體的布局，是中國古代建築最重要的群體構圖方式，得到長久的繼承。

召陳建築基址已發掘出15座，布局不按中軸對稱，總體規劃不甚嚴謹。其中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是3號、5號和8號。3號基址也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築，台基高出當時地面0.7米左右，東西長22米，南北寬14米。東西有7排柱礎，南北縱列5～6個柱礎。2號房基的東邊和南邊保存有用小河卵石鋪成的散水，寬0.6米。遺址出土大量的瓦，種類分為板瓦、筒瓦和瓦當3種。板瓦和筒瓦又分為大、中、小三型。板瓦的正面飾細繩紋，筒瓦的正面飾三角紋和回紋。有些板瓦和筒瓦正面和背面帶有固定位置的瓦釘或瓦環1～2個。瓦當均呈半圓形，分素麵和花紋兩種，花紋一般為菊花紋和回紋。

對這兩處建築基址的年代和性質在認識上還不完全一致。一種意見認為它應始建於周初，毀於犬戎戰火，是周人的宗廟或宮殿建築。另一種意見認為都屬於西周中晚期，很可能是當時貴族的住宅。

春秋時，各國興建了大量城市和宮室。宮室都屬台榭式建築，以階梯形夯土台為核心，倚台逐層建木構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單層房屋形成類似多層大型建築的外觀，以滿足統治者的侈欲和防衛要求。此後的戰國時出現了更多的城邑、宮室。戰國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稱郭，是居民區，其內為封閉的閭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宮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時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蓋，晚期開始出現陶制的欄桿和排水管等。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就有了建築環境整體經營的觀念。《周禮》中關於野、都、鄙、鄉、閭、里、邑、丘、甸等的規劃制度，雖然未必全都成為事實，但至少說明當時已有了系統規劃的大區域規劃構思。《管子·乘馬》主張,“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說明城市選址必須考慮環境關係。

戰國建築可以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為代表。它雖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從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銀錯《兆域圖》銅版，即此陵的陵園規劃圖，仍可知它原來的規劃意圖。中山王陵有封土，同時在封土上又有享堂。據《兆域圖》和遺址，復原其當初形制是外繞兩圈橫長方形牆垣，內為橫長方形封土台，台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東西長達310餘米，高約5米；台上並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別祭祀王、二位王后和二位夫人。中間三座即王和二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為52×52（米）；左右二座夫人享堂稍小，為41×41（米），位置也稍後退。五座享堂都是三層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築，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層高1米多的台基，體制最崇，從地面算起，總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側有四座小院。整組建築規模宏偉，均齊對稱，以中軸線上最高的王堂為構圖中心，後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中國建築的群體組合多采院落式的內向布局，但也有外向性格較強者，中山王陵雖有圍牆，但牆內的高台建築聳出於上，四向凌空，外向性格就很顯著。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築的高度，使得從很遠就能看到，很適合曠野的環境，有很強的紀念性格，是一件優秀的建築與環境藝術設計。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兆域圖》是已知我國最早的一幅用正投影法繪製的工程圖（距今2300年，世界上最早的正投影圖是埃及金字塔的平面圖，距今5000年）。圖上所標方位與現代地圖相反，為上南下北，圖上文字均用戰國時期的文字“金文”書寫，圖上所有線條符號及文字註記均按對稱關係配置，布局嚴謹；圖中的尺寸採用“尺”和“步”兩種單位表示，比例尺約為1比500。此圖不僅表明當時的製圖水平，還告訴人們當時的建築是先繪製出平面才施工的。

商周是中國建築的一個大發展時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國建築的某些重要的藝術特徵，如方整規則的庭院，縱軸對稱的布局，木樑架的結構體系，由屋頂、屋身、基座組成的單體造型，屋頂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各國文化不同，建築風格也不統一。大體可歸為以齊、晉為主的中原風格和以楚、吳為主的江淮風格，秦統一全國后建築風格才趨於統一。

商代較大的建築主體用木骨泥牆為承重牆，四周或前後檐另在夯土基中栽植檐柱，建一圈只廊或前後檐廊。並且商代已出現了夯土城牆，城市布局已初具雛型。在商代後期遺址的較小的建築中，還出現了坯砌的承重山牆。西周都城中的宮殿情況不明，但周原遺址說明當時是以檁架為主梁架。建築台基以草泥制土坯砌築，西周中期已出現了面積達280平方米，最大面闊5.6米，全部瓦屋頂的大型木框架房屋，夯土牆只起保持穩定和圍護作用；湖北春發掘出的周代遺址則明確地說明干闌結構已普遍應用

至此，中國古代建築中使用木構架，採取封閉式有中軸線的院落式布局這兩個主要特點已初步形成（但直到隋以前仍有大量建築是夯土承重牆的土木混合結構）。春秋戰國時期的建築木結構成為主要結構形式，高台建築發展，戰國時期留下許多城市遺址，反映了當時城市建設的發達。許多城內留下了巨大的夯土台，證實了文獻中“高台榭，美宮室”的記載。足見在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時代建築也未曾落後。現存一些戰國時代的銅器上保存著線刻的建築形象，是現知最古老的建築立面圖(也許是斷面圖)，有踏步或坡道、屋頂、柱、梁，根據細部仍可斷定是縱架。

西周青銅獸足方鬲上表現出了當時建築的局部形象如櫨頭、門、勾闌；戰國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銅案、四角鑄出精確優美的斗拱形象。由此可知當時建築己使用斗和拱。瓦的出現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一個重要進步，西周已出現板瓦，筒瓦，開始是屋頂局部用瓦，後來便全覆以瓦。磚和彩畫出現，關於彩畫最早的記載是《論語·公冶長》中“山節藻梲”一語，意為如山形之斗（畫有山形圖案？），飾以海藻形花紋的短柱，它反映了春秋時期柱子表面已繪有花紋。

在挖掘這一時期的建築遺址時，常常出土一些銅建築構件。這就是所謂的“釭”，或稱“金釭”（釭音杠）。在周代，榫桙技術還不成熟，在木結構的結點上須加釭進行加固，或用其連接木構件。這些釭上通常有精美的紋飾，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後來木結構技術有了進步，釭不再是必須物，但作為一種裝飾物它卻保留了下來，並發展為一種裝飾性的釭。因為在當時還在使用夯土承重牆，可以推測，在用於拉固夯土牆的木製“壁帶”曾上大量使用過這種裝飾性的釭。

我國古人席地而坐，有類於現代現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室內以床為主，地面鋪席；再後來出現屏、幾、案等傢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礎上又延生出榻等。

到戰國時傢具的製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現 了象魯班這樣的技術高超的工匠。由於冶金、煉鐵技術的改進，木材加工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革，出現了豐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鐵制的鋸、斧、鑽、鑿、鏟、刨等等，為傢具的製造帶來了便利條件。當時主要的傢具品種是幾、案等。

其中木製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飾，一則為了美觀，顯示傢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則是對木材起保護作用。當時人們的生活習慣是坐、跪於地上，所以幾、案都比較低。在河南信陽出土的彩繪大床，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床形實物。早在商周時期就有使用屏風的記載，它起到分割空間、美化環境的作用，春秋、戰國時期，其製作和髹飾都已相當精美。

在等級制甚為繁複而又嚴密的周代，其建築形式也就符合了這種要求。我們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建築形式的等級劃分是相當明確的。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等，其建築形式都不相同，不亂倫。

先秦時期的建築雖然已蕩然無存，但那些作為陪葬品被埋葬起來的，就是先人們為我們所留下的寶貴的文化遺產，這也許是中國人的一種非意識的“意識”，即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保留遺產。秦始皇的阿房宮早已無存，但秦時在地底下埋藏的許許多多的兵馬俑，卻為我們留下了可貴的2200多年前的完整的文化實物，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難覓的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