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史學

浪漫主義史學從19世紀初開始就取代了理性主義史學而佔據西方史壇的主導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簡而言之，它反映了歐洲社會各階層對法國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時又是自拿破崙戰爭以來蓬勃發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體現。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首先、法國革命過程中的過激行為與革命后的冷酷現實，粉碎了18世紀理性主義者許下的“理性國家”、“博愛社會”、“持久和平”等美好諾言，使得對現實深感絕望的各界群眾普遍產生了對理性主義及其宣揚的民主制度的懷疑和厭惡，喚起了人們對中世紀宗法生活的懷念之情。與此同時，大革命中過火的非基督教運動也激起了人們的宗教情緒。所有這些都為浪漫主義思潮的傳播與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開始於1792年的法國革命戰爭、而後在拿破崙時代擴大到整個歐洲全境的長期戰爭，導致了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使得人們不再相信18世紀理性主義者津津樂道的“世界主義”，於是浪漫主義的民族情緒得以迅速取代流行於18世紀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觀念。

最後、法國大革命過程中形勢的瞬息萬變、以及它所引起的歐洲社會的劇烈變革，促使了人們思想方法的轉變。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缺乏歷史感，它是社會歷史發展速度相對平緩的產物。法國大革命極大地加快了歷史發展的進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消滅了延續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個歐洲的社會面貌大為改觀。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們第一次得以目睹社會大變革的始末，親身體驗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性”和“聯繫性”，而這正是18世紀的人們所根本無法想像的。正如梯葉里所言：“我們19世紀的每個孩子都比……伏爾泰更明了什麼是起義和征服，什麼是帝國的瓦解、王朝的傾覆和復辟，什麼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來的反動”。所有這些都促使人們拋棄理性主義者的那種反歷史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開始注意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過去，從而更加重視對具體的歷史過程展開研究。

由此可見，進入19世紀以後，浪漫主義思潮之所以來勢兇猛、迅速席捲思想文化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是因為它適應了歐洲不同社會階層的心理需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

浪漫主義史學的特徵，就是對18世紀理性主義史學的反叛，它主要體現在以下的3個方面：

第一、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理性主義史學對教會統治、宗教迷信和神學史觀進行了深刻而無情的揭露批判，將文藝復興運動時期開始的史學世俗化進程推向了高潮；但是它卻在鄙視中世紀的同時，對中世紀採取了非歷史的態度，全盤否定了中世紀的存在價值及其客觀性。而浪漫主義史學則肯定了中世紀的存在價值，強調了中世紀與近代之間的連續性和聯繫性，浪漫主義史學家們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將中世紀理想化，而且都還帶有比較強烈的宗教情緒和神學史觀，以致於造成了宗教思想的一度回潮。

第二、強調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中的直覺與情感的作用。理性主義史學崇尚理性的絕對力量，強調對歷史過程進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圖揭示出歷史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和歷史發展的規律，因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研究歷史哲學的主張。而浪漫主義史學則崇尚歷史學家個人的直覺和情感對歷史研究的必要性，誇大歷史人物個人的作用，熱衷於對歷史情景進行形象性的描繪以抒發個人的激情，反對研究歷史哲學，不屑於對歷史過程作冷靜分析，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第三、強調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徵。理性主義史學在“世界人性普遍一致”思想的指導下，強調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普遍性規律，主張寫人類史和文化史，試圖建立一套包括各個民族在內的世界歷史體系。而浪漫主義史學則強調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否認世界歷史的共性，熱衷於寫作民族史和國別史，並開始不同程度地表現出種族主義的傾向，完全漠視非歐各民族的歷史與文化。

浪漫主義史學雖然存在著一些共同特徵，但它並不是一個嚴格的統一體。由於各個國家以及各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差異，因而它的內部派別叢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傾向和具體史觀差異極大、甚至於針鋒相對。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三大流派：

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

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大約形成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盛行於神聖同盟統治歐洲的時期。這個派別的史學家基本上仇視法國大革命，他們提出的歷史思想是出於反對大革命的需要。

1790年，英國第一位浪漫主義歷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發表了《法國革命論》一書，以極大的激情對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專制主義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從而成為歐洲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家稱為“浪漫主義史學的精神之父”。伯克在書中一再強調：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歷史地形成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許多代人的“合作事業”，不能用顛復的方式對之進行改革；法國大革命是以啟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為依據的，並沒有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基礎，因而它對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進程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而且它還將導致更加變本加厲的專制主義強權的出現；與此同時，每個國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獨特的民族特徵，因而決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國的事例、隨意地改變本國現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會秩序。

1797年，法國青年貴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發表了《論革命》一書，對法國大革命以及歷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帶來的破壞性結果進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進入19世紀以後，他又相繼出版了被稱作“浪漫主義的聖經”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書，將基督教及其統治下的中世紀社會描寫成了一種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歐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頌古非今的思潮。後來，隨著拿破崙的垮台，這股懷古思潮迅速在歐洲各國蔓延開來，並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義史學流派。法國王朝復辟時期的貴族官方史學、德意志的耶拿學派和“法的歷史學派”、俄國的“正統學派”和斯拉夫學派等等，就是這個時期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家反對理性主義史學的歷史思想，以“信仰至上”來否定18世紀的“理性至上”；他們對“民族精神”進行了神秘主義解釋，將它說成是“天賜神授”的東西；他們讚美中世紀的基督教會，重彈上帝干預歷史的神學史觀。

這派史學家熱衷於撰寫中世紀史，無限美化中世紀的封建統治和社會等級秩序，將它描繪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諧的彩色畫卷，並以此來攻擊和否定由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建立起來資產階級政治制度。

這派史學家還抓住理性主義史學中的非歷史觀念，以歷史有機發展理論和民族特性理論為武器，否定歷史上所有社會變革的歷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義，並從現實政治需要的角度對“民族精神”進行了別有用心的解釋，在尊重歷史的口號下，極力為歷史上(尤其是中世紀)的一些不合理現象進行辯護。

我們必須看到，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內部的不同集團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嚴格地說來，只有法國王朝復辟時期的和沙皇俄國的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是封建貴族的意識形態的反映，旨在為復辟或鞏固封建制度服務。英國的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家雖然也攻擊法國大革命、並否定所有革命運動的合理性，但並不是要恢復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而是為了否定法國革命的普遍意義、反對任何效法法國革命的行動、從而維護英國現存的政治制度和統治秩序；他們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與歐洲的封建勢力聯手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家也不同於法國和俄國。他們幾乎全都是非貴族出身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早年都熱烈擁護過法國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則；只是隨著後來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和拿破崙入侵德意志，他們才轉而仇視大革命的；他們對現狀不滿，卻又害怕任何社會變革；他們並不想回到中世紀去，卻又竭力想在舊制度和舊傳統中、尤其是在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盛世中尋找未來理想社會的模式；他們希望實現資產階級與貴族的聯盟，並在貴族的領導下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結果自己卻成了封建勢力的幫凶，在他們身上，明顯地反映出了當時德意志資產階級的保守性和軟弱性。

激進派浪漫主義史學

大貴族和大資產階級保守派利用浪漫主義歷史觀念美化中世紀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國大革命。與此同時，廣大小資產階級和勞動群眾也在浪漫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表達了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滿和對現實社會中各種不平等現象的憤懣之情，從而形成了激進派浪漫主義史學。這派史學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國的米什萊、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爾曼、英國的卡萊爾(前期)和科貝特等人。

激進派浪漫主義史學家力圖站在勞動大眾的立場上去研究歷史。他們同情人民群眾的艱難處境和反抗鬥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於他們找不到改革現狀的正確道路和方法，而且對未來社會的發展前景也缺乏足夠的信心，於是就寄希望於恢復中世紀的宗法生活，以至於將中世紀理想化。然而，他們撰寫的是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歷史，他們歌頌的是中世紀的勞動群眾(實際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產者)、而不是封建統治階級，他們著力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統治的鬥爭精神，並且按照小資產階級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們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聖女貞德、閔採爾、丹敦等人物)，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人民群眾對社會歷史發展所作的貢獻及其享受各種社會權利的歷史依據。米什萊的《人民》、戚美爾曼的《偉大的德國農民戰爭》等書，都是反映這種歷史觀點的非凡之作。

在激進派浪漫主義史學家的著作中，雖然存在著頌古非今的傾向，但是他們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貴族專橫所進行的批判也是最為激烈的。從思想體繫上來看，他們仍然屬於資產階級的陣營，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史學中的極左派。他們這種向過去尋求鬥爭武器以對抗現實社會的做法，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妥協立場和革命的不徹底性。正因為如此，當歷史進程中發生急遽轉折的時候，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會變得動搖起來，從而投入大資產階級的懷抱，並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衛道士。

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

這派是浪漫主義史學的主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主體意識和觀念。浪漫主義思潮從一開始就帶有批判資本主義的傾向，似乎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實際上，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和歐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組合，人們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在歐洲社會造成的影響也進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們也越來越感到“理性主義”的口號及其思想方法已經不能適合自己的需要，而對浪漫主義思潮中所強調的“個性解放”等內容卻感到很合拍，於是他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義，並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興盛，並逐漸在西歐各國和美國的史學界佔據主導地位。法國王朝復辟時期的梯葉和基佐、米涅、梯也爾，英國的輝格派史學家麥考萊，德國的“海德堡學派”的領袖F·施洛澤爾，美國早期學派的創始人班克羅夫特，俄國的格拉諾夫斯基等人是這派的著名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身上，同樣也表現出“反理性主義”的傾向。但是他們並沒有反對理性主義的反封建精神，沒有拋棄啟蒙運動時代的思想遺產，而是否定了理性主義歷史觀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學的治史方法。他們接受了歷史主義的觀念，重視對中世紀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將中世紀理想化。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要美化和恢復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為他們把中世紀視為資產階級和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時期，能夠用以說明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淵源、論證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這一點與保守派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正因為如此，在有關中世紀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上，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提出了與保守派浪漫主義史學家針鋒相對的見解。

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撰寫中世紀史，將中世紀的市民階級理想化，並以此為近代資產階級統治的建立尋找歷史根據，因而他們也就非常重視對近代史─作為中世紀歷史的必然延續─的研究，尤其熱衷於研究資產階級革命史，並且留下了數量可觀的著作。

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將啟蒙史學中的歷史進化理論和社會有機發展理論結合起來，把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歐洲歷史看成為一個不間斷進步的過程，並且明確地把資產階級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乃至於革命運動都納入到了這個進步過程之中。

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同樣非常重視對國別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們反對保守派史學家對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作對神秘主義解釋及其民族沙文主義情緒。保守派史學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討業績、封建貴族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作為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主要內容，對它們進行了大肆渲染和美化。自由派史學家則著意於探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點問題，並把歷史上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自由精神”說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把市民階級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躍、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梯葉里甚至將“民族”與“第三等級”劃了等號，認為第三等級構成了法蘭西民族，而貴族和僧侶則是法蘭西民族的外來壓迫者。

自由派史學家也充分肯定基督教的歷史作用，並把它當作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甚至還宣揚神意、把本民族說成是天賜神授的優越民族。但是與保守派不同，他們並不是要恢復中世紀的教會統治，而是為了肯定宗教改革和新教在歐洲近代社會形成過程中發揮的推動作用，為建立資產階級的全面統治尋找宗教上的依據。

自由派史學家與保守派史學家在運用歷史主義觀念闡釋歷史運動的時候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保守派史學家把歷史運動說成是完全由“潛在因素”和“民族本性”決定的無意識過程，人們在這個過程中是完全被動的和無能為力的。自由派史學家則在接受了歷史主義觀念的同時，承認人們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能動作用。法國王朝復辟時期的自由派史學家還第一次把階級鬥爭作為說明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全部歷史的鑰匙，其中梯葉里首先把法國中世紀史寫成了第三等級與僧侶及貴族之間的階級鬥爭史，後來基佐、米涅和梯也爾又把階級鬥爭觀念運用於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史的研究，受到了世人的好評。

上述3派浪漫主義史學，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是不盡相同的。保守派史學在神聖同盟統治歐洲的年代里曾經稱霸一時，但主要也是在德國和俄國等資產階級比較軟弱的國家裡佔據支配地位；而在西歐和美國，佔據史壇主導地位的則是自由派史學。在王朝復辟時期的法國，保守派史學雖然有政府做後台，但是在與自由派史學的論戰中仍然一敗塗地。在英國，自由派的輝格史學最終戰勝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學，形成了輝格史學長期操縱英國史壇的格局。在美國，浪漫主義史學一開始就是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使在德國和俄國，也分別有海德堡學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終在與保守派進行抗衡。1830年以後，在歐洲浪漫主義史學中發揮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進派兩家。就總體而言，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在19世紀西方史學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①促進了歷史主義思想的傳播和歷史進化理論的完善

浪漫主義史學家奉行的歷史主義思想，是浪漫主義史學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動19世紀西方史學進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史學家有一個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歷史感，不能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歷史事物。他們往往人為地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從總體的歷史聯繫中抽離出來，然後再根據某種固定的和先驗的現代標準進行褒貶，或者絕對肯定，或者絕對否定。尤其是對中世紀所採取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他們在史學方面的簡單化和形而上學的缺陷。他們雖然倡導歷史進化思想，但是卻把歷史的進步狹隘地理解為現在對過去的否定，把前後相承的歷史寫成了簡單的今昔對比。這種割裂歷史、否定歷史連續性的觀念和做法，儘管出自反封建的進步意圖，但畢竟是反科學的、是站不住腳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在這裡，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鬥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成是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那裡一個接著一個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紀的巨大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的歷史聯繫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罷了”。由此可見，西方史學要繼續向前發展，就必須克服這種非歷史主義的思維傾向。

浪漫主義史學家堅信：人類歷史是一個有機發展的整體過程，其間有著不可割斷的歷史連續性，任何社會歷史現象都不是突然出現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對它們都必須進行歷史的、“遺傳學”的分析，追溯它們的起源、具體考察它們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點、承認它們都有存在的根據和理由，而不是進行絕對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們的這種理解，世界歷史具有多樣性和複雜性，因而不能用一個普遍性的世界歷史模式來取代各民族的具體歷史。

由浪漫主義史學家信奉和推廣開來的這種歷史主義思想觀念，儘管它本身還存在著不少缺陷，卻不愧為人類歷史思想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對促進19世紀西方史學的繁榮、推動西方各國史學普遍走向專業化和職業化、從而使之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都起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歷史主義的思維模式還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歷史進化理論，使得由啟蒙時代的史學家基本確立起來的歷史進化理論更具有歷史基礎、更符合歷史的真實。無論是維科的著作被重新“發現”、還是赫爾德學說的進一步普及，無論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提出、還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賦予歷史進化理論更加豐富的歷史內涵，使之擺脫了原先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帶來的尷尬，從而將歷史進化理論推進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與此同時，隨著歷史主義思想的傳播和普及，歷史主義原則也逐漸地被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各部門所認可，從而使得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們也開始重視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本學科的相關課題、並逐漸擺脫形而上學的束縛，大大加速了各個學科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歷史學才得以在不長的時間內趕上了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躍居人文社會學科的首位，得到了整個學術界空前絕後的尊重。

②促進了階級鬥爭學說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用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歷史、解釋歷史，這也是浪漫主義史學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僅為促進19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形成提供了積極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馬克思在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曾明確地寫道：“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

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其實就是那些首先倡導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階級鬥爭學說的梯葉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爾等法國的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他們在各自的歷史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他們把階級鬥爭看成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和主要內容。在他們看來，中世紀以來的歐洲社會(主要是西歐)始終貫穿著市民階級(在法國則為第三等級)和封建貴族階級之間的激烈鬥爭，這是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基本內容，也是引起這一過程中各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們熱情讚揚市民階級在與封建貴族階級的鬥爭中成長壯大，極力論證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18世紀的法國革命都是市民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之間的鬥爭日益激烈的結果，是這兩大階級之間的一次大決戰。他們甚至認為，市民階級與封建貴族階級之間的鬥爭，是正確理解中世紀以來英法兩國歷史發展的一把鑰匙。

他們看到了引起階級鬥爭的根源在於經濟利益的對立，他們已經能夠把階級關係理解為以財產關係為核心的物質利益分配關係，從而堅定地把階級鬥爭與物質利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將它們作為理解和解釋歷史的主要途徑。

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確立就意味著階級鬥爭的終結。在他們的筆下，“市民階級”或“第三等級”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代名詞；他們對市民階級或第三等級的謳歌，實際上也就是在為資產階級唱讚歌。在他們的心目中，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一旦確立起來，人類的歷史進程也就接近“永恆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就是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使得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永久地持續下去。毫無疑問，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所倡導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本質所在。

浪漫主義史學家把階級鬥爭學說運用於歷史研究，標誌著歐洲的歷史觀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進步，是對舊的唯心史觀的一次有力的衝擊。舊的唯心史觀往往把歷史變革的原因歸結為少數帝王將相的個人行為，而浪漫主義史學家則把它歸結為階級之間的對抗，歸結為人民(即資產階級)的力量；舊的唯心史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是從人們的頭腦里尋找所有歷史變革的最終動力，而浪漫主義史學家則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質利益分配為核心的階級關係和階級狀況的變動，從而把認識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點移到了社會的物質經濟生活方面。應該說，這種認識在唯物史觀的發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意義。

浪漫主義史學家的階級鬥爭學說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他們並未能科學地揭示出階級產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對社會經濟關係達到科學的認識；尤其是他們心目中的階級鬥爭僅限於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這個歷史階段之內，而並未把它貫穿於整個階級社會的歷史全過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為首的新的君主立憲體制。大多數自由派浪漫主義史學家認為：7月王朝的建立，標誌著自1789年革命開始的演變過程宣告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已經確立。換而言之，在他們看來，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於是他們的思想也開始趨向保守。當1848年革命使得歐洲的階級鬥爭形勢越發激烈的時候，他們關於階級鬥爭的歷史思想也就發生了更加徹底的蛻變。甚至連基佐那樣的“天才歷史學家”，也轉而將階級鬥爭視為“洪水猛獸”，咒罵階級鬥爭“是一種災難，一種恥辱”，最後竟然著書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觀點。這些歷史事實可以說是對浪漫主義史學家的階級鬥爭學說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說明。

③促進了國別史研究和歷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義史學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國別史視為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各國的浪漫主義史學家也都爭相撰寫本民族和本國的歷史，尤其熱衷於撰寫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紀史。這樣一來，隨著歷史研究的範圍迅速擴大、歷史學家的隊伍迅速擴容，歷史著作(尤其是本國史的著作)的數量也顯著增加。這既推動了專業領域裡國別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榮，也為一般民眾閱讀歷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選擇餘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國史的內容能夠喚起人們的閱讀願望之外，浪漫主義史學家都很善於運用抒情的文學手法、對具體的歷史過程和中世紀的田園風光作細膩的情景描寫，從而更加激發了一般讀者對歷史的閱讀興趣，改變了以往歷史著作僅供上流社會欣賞的狀況。而所有這些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歷史學的迅速發展，加速了19世紀的史學獨立化進程。

④促進了近代語言學和近代史料學的發展

浪漫主義史學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覺，並不重視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國別史研究的需要，卻又促使歐洲各國史學家不得不去廣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國歷史的史料。與此同時，除了研究本國歷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義史學家都把民族語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因而也就激發了他們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語言的熱情，並促使他們把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和方法運用於史料考證。於是，這不僅促進了近代語言學的產生，而且還促進了近代史料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