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

于道泉（1901～1992.4.21）字伯源，臨淄區齊都鎮葛家莊人，是著名教育家於明信先生的長子。藏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從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響，養成了凜然正氣和篤學的精神，季羨林曾評論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人，學富五車，滿腹經綸，淡泊名利”；據《民族學院院報·語言奇才于道泉》說他：“掌握了十三種語言，有藏、蒙、滿、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語等”。

1920年入齊魯大學，主攻數學、社會學和歐美史。後到國立北平大學，任梵文教授鋼和泰男爵的課堂翻譯，並從其學習梵文、藏文、蒙文。1927年入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現代東方語言學院學習土耳其語、藏文文法、蒙文文法和民俗學。1938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講授漢語、藏語和蒙語。將100 多首藏族民歌譯成德文。1949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文學院藏文教授，后隨專業一起併入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從事藏學人才的培養。著有《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紹藏族文學的專著，受到當時國際藏學界的廣泛關注。1951年，他根據拉薩話的語音系統，設計了一套藏語拉丁化拼音方案，效果很好。1953年開始主持編纂藏漢對照的拉薩口語詞典，1983年出版。70年代以後，工作重點轉向對號碼代字和號碼代音字的研究。他設計了藏文數碼代字，這種字在文獻、資料檢索以及通訊和計算機輸入等方面有許多便利之處，而且它不僅可用於藏語、藏文，還可以用於其他的語言文字。作為我國藏學事業的奠基人，它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藏學，有力地推動了藏學事業的健康發展，培養了一代藏學人才，為藏學事業的進一步深入開展做出了貢獻。

于道泉於1917年至1920年就讀于山東省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打下了堅實的理科基礎，同年考入山東齊魯大學，先讀化學系，兼修數學，後轉社會學，專修西洋史和社會學，於1924年畢業。就在這一年，于道泉通過考試和選拔取得了公費留美的資格。在家人親友咸來祝賀時，印度詩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去印度學習梵文和佛學，但因當時國內政治原因未能成行。此時，胡適之請俄國東方語文學博士鋼和泰在北京大學教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泰戈爾遂將于道泉推薦給鋼和泰，于道泉就在北京大學擔任了鋼的隨堂英語翻譯，同時跟鋼學習梵文和藏文。也就在這一時期，于道泉接受了陳獨秀、李大釗新思想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並積極地向弟妹們灌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鼓勵他們走了革命道路。

1926年去了北海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擔任滿、蒙、藏文書的採訪和編目工作，並多次用這三種文字發表專著和校勘佛經，在首都學術界已嶄露頭角。同時受聘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職，在業餘時間，還編纂漢、藏、梵三種文體佛學詞典。

上世紀30年代初，于道泉負責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收集滿、蒙、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和文獻。今天國家圖書館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當年于道泉先生、彭色丹喇嘛和李啟德先生採集來的。

1934年，于道泉被公派到巴黎大學攻讀藏文。有人曾統計過，于道泉先生會13種語言，包括藏、蒙、滿族語言及英、法、德、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語等。

1934年5月至1935年7月，在法國巴黎大學官費留學，學習法語，並附帶學習土耳其語。

1935年8月至1937年，在德國柏林學習德語。1937年下半年，又回到巴黎，以半工半讀的形式，一方面在巴黎圖書館幫助整理圖書並編寫中文圖書目錄，同時還在東方語言學校教授漢語。

從1939年至1946年間，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高級講師。這期間，國內是從抗日戰爭走向解放戰爭時期，於先生雖身居海外，但十分關心國內局勢，與在延安的三妹陸華（若木）、妹丈陳雲、四妹陸琳、二弟道源均有通信，互相問候，相互鼓勵。在教書之餘，將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譯成法文，在《人道報》下屬刑物上連載。

1946年秋，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滿腔報國之情，應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的邀請，毅然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日夜兼程，回到祖國，到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擔任蒙藏文教授，同時受聘於北京圖書館擔任特藏部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由胡喬木親自點名安排，籌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對藏廣播，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並與費孝通、季羨林一起，舉辦了數期藏語學習法，為中央培訓了一大批援藏幹部和專門人才。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成立，於先生又成了該院的藏文教授，並擔任了藏語教研組組長。在教書之餘，還負責《藏、漢詞典》的編纂工作，1983年該詞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填補了我國藏、漢語對照詞典的空白，也實現了於先生多年的夙願。

1946年于道泉先生回國后，直至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一直都兼顧著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的工作，被稱為國家圖書館“不拿工資的館員”。

“文革”期間，厄支難逃，先是遊街、批鬥，后是下放勞動。多少教授講師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盡，如同學院的傅樂煥教授投水自殺、潘光旦教授被摧殘致死等。但於先生對“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和無休止的批鬥，是“處變不驚，心若止水”。（季羨林《牛棚雜記》）整天擺弄他的“數碼代音字”以自娛，後來這種方法竟成了他的一大發明。1969年到湖北潛江縣“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由外交部借調回京，受命解讀伊朗大使轉來的一卷藏文文書。以後又回到民族學院，一直在學院工作到83歲，1984年，學院領導為於先生及另外幾位高齡教授舉行了“從教50年”祝賀會，表彰他們若心孤詣，培育青年，為黨、為國造就人才的勛勞。

建國前夕，于道泉先生放棄了在海外的舒適生活，毅然回到故土，以自己的專業所長為祖國和藏學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首開藏語專業，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收集少數民族語文圖書，幫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籌備開播了藏語節目。特別是作為中央民族學院藏學專業的奠基人、著名藏學教授，于道泉先生多年來為國家培養了大批藏學專門人才。在教學的同時，積極組織編纂適合學習和研究之用的專業詞典，對弘揚和發展藏族文化事業做出重大貢獻。

1992年4月12日，于道泉先生終因心力衰竭而長逝，年終91歲。中央民族學院為其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廣大師生共同哀輓這顆語言巨星的隕落。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先生致函倫敦大學，歡迎于道泉先生回國，到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擔任蒙、藏文教授。胡適先生誠懇的態度，促使于道泉先生下了歸國服務的決心。

但是，在歡慶抗日戰爭勝利的爆竹聲中，內戰全面爆發了，此時此刻，于道泉猶豫了，他回到哪裡去？去國民黨統治區嗎？不行！根據在海外獲得的信息和自己的信念他堅信：共產黨一定會在這一場戰爭中取得徹底勝利。因而，他只能繼續逗留在英國。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人民一邊，寄托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一邊。

1948年年底，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特別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極大地鼓舞了他，于道泉馬上決定從歐洲動身返國。他以極為興奮的心情，懷著美好的期望，踏上了歸途。時間是1949年4月。

解放了的北平，仍舊是黃甍綠瓦、白塔紅牆，依舊是碧樹環繞、流水淙淙。所不同的是，從事著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有著一種欣欣向榮的新面貌。在極短的休息之後，于道泉迫不及待地與當時擔任東方語文系主任的季羨林先生見面、磋商，確定在東方語文系開設藏語專業，季羨林先生推請于道泉先生擔任組長。組內還有王森、金鵬、韓鏡清幾位同事，並立即開始招生。

第一期雖然只有兩名學生，卻使藏學這一專業在高等學府內正式立足，開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也就在同一時間，解放后的國立北平圖書館以非常實際的形式歡迎于道泉先生——非常受尊重的資深的圖書館研究館員，讓他擔任特藏部主任。出國前于道泉曾在館內負責收集兄弟民族語文圖書，卓有成效，又在館刊上多次發表研究成果，並充分利用王雲五氏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編輯滿文書目。為了便利讀者檢索，於先生還準備把《西域同文志》等書編成四角號碼索引。圖書館界、目錄學界對於先生的辛勤勞動是有口皆碑的。此後(自1950年起)于道泉先生繼續擔任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不支薪）的工作，直到離休時，親自物色、推薦了藏文和國學堪稱一流的黃明信先生接任。

擔任新聞出版總署第一任署長的胡喬木同志聽說了于道泉先生的軼聞故事，也知道他通曉多種語言，而且是歐洲留學多年的專家。於是把籌辦藏語廣播這一重要工作交給了他，請他協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設立藏語翻譯和播音小組。對於於先生來說，這一項工作“正合吾心也！”。

經過努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聘請了于道泉先生，以及由他推薦的李永年先生、李春先先生（曲吉洛卓，拉薩藏族旅京人士）和圖丹尼瑪喇嘛等人作為藏語廣播組第一批成員，1950年4月10日開始工作，做好各項準備，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這件事是于道泉回國以後第一件最為開心的事。張小平同志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民族語文部的負責人深情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

于道泉先生在工作中能充分調動藏族知識分子的能動性，與幾位老朋友合作，共同為西藏的事業而努力。就在那時還出版了(內部發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藏語廣播稿》的藏文版。許多新詞術語每天在廣播中會碰見，並要求用藏語播出去，於先生為此煞費腦筋。這個藏語廣播稿，幾乎成了每日出版的“藏文信息報”，在北京藏人圈子裡成了最受歡迎的讀物，在推廣新詞術語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政協”、“民主”、“革命”、“解放”等等反映新社會、新事物的詞語就逐漸在涉藏地區推廣開來。

建國后一派興旺發達景象，著實讓于道泉一輩歸國知識分子十分感動。他們歷盡千辛萬苦放棄在海外的舒適生活、工作條件，奔回故土，極願以自己的知識、才能，建設祖國，報效祖國。時機來了！正當于道泉在北京大學藏語專業忙於教學，同時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籌建藏語組，並開始播音之時，經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60次政務會議通過的《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試行方案》和《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了。一下子成為關心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人士和北京幾所高等學校中從事邊疆研究人員的熱門話題。

緊跟著就以高效率的延安作風開始了這所新型學校的籌備工作。當時解放大軍正向西南挺進，川康各地軍事行動十分迅速。負責籌備中央民族學院工作的劉春——一位資深的從事民族工作的老革命，與費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請了季羨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儘早、儘快地培養一批藏語人才以適應緊迫的需要。經季、於兩位教授建議，從國內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調一些在校學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擊學習藏語，以應當前工作的緊迫需要。說來令人驚嘆：這個藏語學習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之前開班上課。這批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山東大學、安徽大學、南京大學等校的青年學子，雲集北京，在於道泉教授門下，開始了藏語的學習。

學習一種語言，要把語音、辭彙和語法初學階段的難點分散開，難點不能太集中，否則會顧此失彼，進展不快。所以，他為藏語（拉薩方言）設計了一套拉丁拼音的系統。拉丁系統的英文字母大家都會，不用花工夫就會拼會讀。他用這套拉丁拼音編寫了人們帶有生活情趣的藏語教材，由淺入深，包括會話、民間故事和生活小品。在短期內就可以掌握著若干常用口語。然後，再開始學習藏文。因為在口耳之間已經熟悉了的許多藏語，再去認藏文，非常容易記，容易讀。我們管這一步叫做“轉軌”。效果好，速度快。

藏語的幾大方言之間差異頗大，學習口語就應選定某一方言學深學透，然後再學習其他方言。他認為，拉薩話也就是衛藏方言，代表了藏語發展的方向。學好這一方言就可以跟其他方言區的人通話，因為西藏三大寺內有各方言區來的僧人、各地來的香客、商人都是自然的推廣拉薩話的人。所以，把拉薩話當做一種標準音來學、來分析，最後對推廣藏語普通話能有所幫助。後來，基於這一認識，在他的建議下，又招了專學安多方言的班次。這樣，對藏語方言之間的差別和共同點都有了深層的理解。這也是他後來極力提倡編寫方言字典的原因。

學習一個民族的語言最好的辦法是到那個民族地區去學習。按他的話說：“置身庄岳，事半功倍。”在他的建議下，把第一批投身藏語學習的莘莘學子送進涉藏地區，由於道泉自己帶隊，前往著名的貢噶雪山，禮聘著名藏族學者貢噶活佛(1893-1957)為藏文教授。把學生引進了地地道道的藏文化境界中，收到了極好的效果。此後，這一條經驗成為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文系的常規，一直在教學中施行。

在學好語言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擴展到歷史、哲學、宗教和文化的各方面去深入鑽研，開拓新領域，取得新成果。於是，從1960年開始招收了兩期研究生班，學制3年，專門邀請東噶·洛桑赤列（1926-1997）、扎希仁青格西和土登格傑3位藏族學者擔任主講教師，另配備一些漢族青年教師作為輔導員。于道泉先生安排開辦傳統文化學術講座，邀請喜饒嘉措大師、法尊法師、周叔迦、任繼愈、張克強、牙含章、柳升祺、王森、吳豐培、高觀如諸前輩分別就佛學、史學、藏學、哲學及目錄學講授他們各自擅長的學問，使同學們大開眼界，興奮不已。這兩期研究班為國家培育了一批專門人才和得力的領導幹部，實現了於先生當初以知識報國的理想和願望。

編寫藏文字典是他長期以來縈繞心頭的另一個夙願，遠在30年代初，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期間，就向所領導提出過編寫藏漢佛學大辭典的建議。在所內無法將其意見列為項目的情況下，就自己在業餘時間干，而且動員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李永年參加。先動手把《翻譯名義大集》的詞條逐條抄出，又把藏文部分還原出來，每天下班后，在斗室之中孜孜不息，居然抄了近萬條卡片。正在準備補充若干詞條，糾正原有詞條中的編纂工作全速進行之時，出國赴法的行期已定，掂量前後，只好把這一工作暫停下來，留待回來以後再說。

誰知一去16載，漂泊異鄉，但編纂藏文字典一事始終縈繞心頭。這次回國以後，在北大東語系剛一開始工作，就把那一批卡片取回來，李永年先生很高興地又參加到這一行列中來。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成立，而少數民族語文系的藏語專業又率先建立后，于道泉先生擔任了教研組組長。他在組內立即建立了字典編寫小組，由於教學和翻譯等實際工作的需要，說干就干，著手搜集口語資料，改變原來編纂佛學字典的計劃，先編方言字典，當然也就是口語字典。先動手編纂的是《拉薩口語辭典》。經過長時間的努力，這部辭典編好后，先後油印過3次（1954年、1957年、1960年），不斷徵求意見，補充、訂正、修改。這期間，教研組好多人都參加過這項工作。從一開始就有傅家璋、趙堡、阿拉坦倉、工布扎布、王堯等同志為專職成員，另有洛桑群覺等藏族教師參加審訂，傅家璋為此貢獻很多，她與土丹旺布認真貫徹于道泉先生的編纂原則：

“口語、實用、全面、準確”。這部字典終於在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詞2.9萬餘條，以藏文正字為條目，附有拉丁注音，漢文釋義，口語與文字有差異者，一一標明。這是于道泉先生多年夢想變成現實的一個成果。于道泉先生對口語字典的出版感到欣慰，就在同時，他在給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黃顥、吳碧雲合編的一本《倉洋嘉措及其情歌資料集》作序時說：“我認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在自己面前擺著許多非常想看的書，而自己無法看懂；使我最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種便利條件，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可以把這種痛苦解除，同時，也解決別人這一類的許多痛苦。”接著，由他的學生們一部接一部地完成了《安多方言口語詞典》、《嘉戎語詞典》、《藏漢辭彙》、《藏語成語詞典》、《藏漢佛教詞典》、《西藏歷史文化辭典》，以及由他的同道、老朋友張怡蓀教授主持，並有他的眾多學生參加編纂的《藏漢大辭典》，真正出現了藏學研究“百花齊放”的學術春天。

“文革”中於老先生在劫難逃，他成為第一批住進“牛棚”的“座上客”，白天先生在一座樓前澆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訓。記得一次對他的批判會，全系教師及部分學生共200多人。主持會議的黨總支副書記先作了簡短髮言，要全系師生批判相信有靈魂的迷信思想，幫助於道泉先生。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踴躍舉手，慷慨陳詞，有的聲色俱厲，有的甚為惋惜其落後，有的十分鄙夷其陳腐，有的引經據典指陳其謬誤，總之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鬧騰了3個小時。而我們的於老先生卻端坐在一根柱子後面，一手撫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絡腮鬍子，全神貫注，神情肅穆，已進入了沉思狀態。主持人叫道：“於先生！於先生！”他完全沒聽見。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厲聲喝叫：“于道泉！”他這才驚醒，茫然地問：“什麼事？”主持人說：“剛才大家幫助你3個鐘頭了，你也表個態，說幾句嘛！”於老先生頗感驚訝：“什麼？幫助我？3個鐘頭了？對不起，我一句也沒聽見！”引得哄堂大笑！這是真話，他的確沒聽別人在說什麼。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進入自己的冥想王國。他在琢磨“一對多”的翻譯機械化問題。

說怪也不怪，於先生對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發表過議論（在本院周報上），但沒有人理會，還有人認為是“幻想”，說他不務正業。這下子可好了，一切繁瑣事務都擺脫得乾乾淨淨，他倒可以在“牛棚”中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終於發明了一套“數碼代音字”，卓有遠見地認為，這一套數碼代音字可以供翻譯機械化使用，就是說他早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電腦（當時人稱電子計算機）上使用的漢文和藏文的軟體系統了。可惜他的這種超前思維在學院、在社會無人理解，也沒有人接受。

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五屆國際漢藏語言學學會上，老先生提交的一篇論文“Numerical Script for plain Texts Numerilised Script Versus Romanised Script”（數碼字簡表：數碼字與羅馬字對照表），文中列舉了他所設計的數碼代音字用來拼讀漢字和拼讀藏文的規則。他還附有用這套數碼代音字拼寫的兩本書：陳昌奉的《跟隨毛主席長征》和陳毅的《在井岡山打游擊》。可以說既有理論系統又有實踐得成果。據中科院電子所的一位專家說，於先生設計的這一套代音字方案是現今收到的許多方案中最經濟、最方便的一種方案，學習、使用都很容易、方便。惟一的缺點是數字碼是日常應用最廣的工具和手段，是人們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不可須臾或離的東西，如果用它來當做拼寫文字的工具，可能會發生混亂和困擾。熱心學習應用這種數碼代音字的張默生教授，於1977年3月1日用這一體例的數碼代音字給於先生寫來一封信。信除了用數碼代音體系寫出，還用漢字逐字對照一併寫就，請於先生驗看。默生先生當時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與於先生既是世交，又有戚誼，同為山東臨淄的著名奇人，這一文件堪稱雙絕。

于道泉（1901—1992）山東臨淄縣人。蜚聲海內外的藏學家、教育家、語言學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一生熱愛祖國，熱愛科學，治學嚴謹，富於探索精神，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國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和推動藏學事業的奠基人，被譽為藏學泰斗。通曉漢、藏、蒙、英、法、梵、德、俄、日、土耳其等10多種語言。早年學習過世界語，熱心世界語事業，曾編輯過《世漢詞典》，並與陳兆瑛合譯《國際語問題及其解決》一書。建國后多次參加世界語活動，曾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理事、名譽理事。

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五，1930年。

達賴喇嘛於根敦珠巴以前之轉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1930年。

乾隆御譯衍教經，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1931年。

譯註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覆成祖書， 《慶祝蔡元培先生65歲論文集》，1935年。

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

美國地理入門，1923年前後出版。

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彙編）序言，1981年。

藏文數碼代字，《民族語文》1982年第3期。

空山靈雨（許地山原作，譯為世界語），《綠光》1922年。

妒花歌（譯為世界語），日本東京《世界語》雜誌，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