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喜陽

作品散見於《光明日報》《吉林日報》《作家》《特區文學》《詩選刊》《星星》《詩歌月刊》《參花》《詩林》《長春》《歲月》《牡丹》《松花江》《江蘇作家》《吉林人大》《綠風》《詩潮》《詩文雜誌》《北美楓》《澳洲彩虹鸚》等刊物。

詩觀：詩歌是生活的關照和呈現，應該把詩歌還原於生活，在快樂的生活中擴展詩歌的精神維度。

1998年在《希望周報》上發表第一篇正式文章，隨後在《求知時報》、《中學生博覽》、《作文與考試》上發表系列作品。

2007年創立校園文學組織“玄冰戰隊”併發行報刊《青春快車》。

2008年正式碰觸詩歌，並和安徽詩人，詩評人老鏡創立“稜角詩社”，被推選為第一任社長。

2009年南下深圳，從事五星級酒店管理一年、在深圳市寶安區政府做半年刊物編輯，后從事當地媒體，2010年9月返長工作。

2010年9月回省后，一直活躍於本省詩壇，並極力推動本省80后詩歌發展。

詩歌作品入選《2007，2008年中國最佳網路詩歌》（中國文聯出版社）《喀斯特經典詩歌選集》（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當代新詩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網路詩歌精品年鑒》（四川美術出版社）《現代詩人詩選》（大眾文藝出版社）《震殤——獻給汶川的詩》(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現代詩人詩選》（中國戲劇出版社）《民間詩人一百家》《80后朦朧詩選》《深圳80后詩選》《深圳80詩歌檔案》《群島2012年卷》《世紀詩刊·吉林詩選》等十多個詩歌選本。

現致力於打造《長春商報》”喜陽專訪“欄目與書畫評論版面，兼做娛樂新聞。專訪過娛樂圈如：羽泉、水木年華、李玉剛、周艷泓、韓國藝人張娜拉、香港金馬獎影帝梁家輝、惠英紅；長春電影節影后田海蓉，《漁舟唱晚》導演方曉罡，電影《一起飛》導演張蠡、著名配音員胡連華等。

書畫評論方面專訪著名畫家、北京畫院常務副院長袁武、著名畫家曹無；吉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院長朱晨、長春市美協主席王建國、齊白石二代弟子吳景山、實力派畫家王可剛、青年書畫家劉德生、魏宏聲等。以及著名書法家姚俊卿；著名書法家、中國文聯副主席段成桂；中國書協副主席胡抗美；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辦公室主任曾翔；著名書法家劉彤寶、孫嘉遠、王岳中、李樹君、李吉順、姜春雨、關東、範金山等；遼寧省書協副主席施恩波；省書協副主席蘇延軍；省直書協秘書長趙志強。

體育界有亞泰足球隊杜震宇、張笑非，以級世界頂級魔術大師劉謙。

2010年，與詩友策劃、執行吉林省首屆80后詩會，取得圓滿成功，並在省內得到好評。

2011年，在吉林省策劃“紀念海子”詩歌交流朗誦會，取得廣泛認可與成功。

2011年，策劃了吉林省首屆南湖詩人、作家交流會。

2011年。與吉林人民廣播電台著名主持人紅雨、小說家於德北共同策劃執行了吉林省首屆金秋詩歌朗誦會。

2011年，策劃執行了首屆“長春之夜”民謠詩歌朗誦會。

2011年，成功策劃並擔任主持人的“維度·在這裡”詩歌交流研討會。

2011年，為報社成功策劃凱迪拉克66號公路紀念版SRX長春上市活動。

2011年，為報社成功策劃溫馨鳥·和記黃埔地產“松原之夜”大型時裝流行趨勢發布會。

2011年，兩次成功策劃並現場執行齊白石藝術研究院兩次大型慈善義賣活動。

2011年，成功策劃長春商報社“斯柯達杯”兒童攝影系列大賽

2012年，與經開分局宣傳處盧炳東聯合策劃並擔任主持人的吉林省首屆“記者與警察”相聚愚人節活動。活動當天，吉林省公安廳、長春市公安局與省內18家主流媒體相關記者、主持人、領導等百餘十人參與。並取得空前的成功，從而使得西方的“愚人節”正式成為東方人娛樂自己，愉悅他人的品牌節日。

胡抗美（中國書協副主席、中國書協草書委員會主任）：金蛇狂舞或雲龍翻騰 ——淺談書法家胡抗美的草書創作

李吉順（吉林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省直書協副主席）：虛靜篤恭，至思養性——李吉順書法欣賞

蘇延軍（吉林省國稅局企業所得稅處處長、省書協副主席）：有動於心，狂舞紙上——蘇延軍及其草書作品印象

王岳中（吉林省博物館研究員、市書協副主席）：王岳中：將草書天堂再抬高一寸

孫嘉遠（吉林省書協理事、著名書法家）：孫嘉遠：獨守風霜苦，沐浴偏鋒游

趙志強（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省直書協秘書長）：趙志強：古樸寬博中舒展生命的縱逸

劉彤寶（吉林省青年書協副主席、著名書法家）：劉彤寶：天道酬勤 積健為雄

吳景山（齊白石藝術研究院院長）：: 吳景山：致力於推廣齊派藝術

齊顯榮（遼寧省毛體書協主席）：齊顯榮：書法藝術是生命和人格的表白

關 東（關東書法研究會秘書長）：關東：書法是生命氣質的通透

範金山（蘭亭書畫研究會副秘書長、戴成有書畫院專家）：雍容自然與沖淡平和的綜合呈現 ——範金山作品印象

姜春雨（著名書法家姚俊卿徒弟）：藝海無涯馳天馬，淡薄靜篤書法家——吉林省中青年書法家姜春雨作品賞析

施恩波（遼寧省書協副主席、中國鐵道文聯秘書長）、李樹君（長春工業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北大訪問學者）、趙志強（省直書協秘書長）：枯潤相間揚顛逸，圓暢自然浸萬千 ——記施恩波、趙志強、李樹君行書作品小展

袁武袁 武（著名畫家、北京畫院常務副院長）：袁武人物畫中的關東情結

曹 無（國家一級美術師、著名畫家）：閑隱雲霄，雋逸隨性

朱 辰（臣）（著名畫家、吉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院長）：仙風道骨，清明野逸

王建國（著名油畫家、長春市美協主席）：吉林油畫符號或地域品牌 ——記著名油畫家王建國

魏宏聲（文津書畫院秘書長、省民盟書畫院秘書長）：沉神靜慮 野逸崢嶸 ——記青年書畫家魏宏聲

劉德生（文津書畫院副秘書長）：隱蔽的豪情或虛掩的直覺——關於青年書畫家劉德生及其作品

王可剛（吉林大學國畫系副主任）：王可剛：現實的文化情境與水墨的精神表現

鍾磊（著名詩人、詩歌理論家》：董喜陽的詩歌是對內在精神的一種窺見，是上升到詩歌警醒意義上的詩歌語 言，是詩歌意義的閃電。他的詩歌寫作與多重敘述詩歌寫作有所不同，是意象衍生意象，在意象中產生理性，使意象與理性相互映照和投射，同時，又在意象和理性之間構成奇妙的互補和平衡，從而使詩歌產生奇異和曼妙的光澤與色彩，像超現實主義達利的油畫一樣。

張紹民（著名作家、學者）：董喜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貫徹到自己的寫作中與生活中，這就是在執行生命。信仰是一種支撐，也是一種能量。詩歌在某種意義上包含了信仰，因為詩歌是發光的事物，也是心靈的呼吸通道。

王宏國（著名詩人）：對於詩歌寫作的老手，需要給予藝術批評，幫助他精益求精；而對於新手，更需要鼓勵，幫助他建立寫作的興趣和信心。董喜陽是個真誠、熱心的小夥子，無論是對待他人、自己還是寫作，由此決定了他在詩歌寫作上有所成就的可能。

陳就（80后先鋒詩人、詞作家）：記得董喜陽把自己對詩歌的觀點總結了幾句簡單的話，“詩歌是生活的關照和呈現，應該把詩歌還原於生活，在快樂的生活中擴展詩歌的精神維度。”這幾句看似簡單的話中卻不難看出這個80后願意與生活共同分享詩歌的態度，更不難看出這個年輕人在一邊詩歌一邊享受生活。因為在我們的腦海里，寫詩的人總是滿懷的憂愁、無盡的凄涼，而在喜陽這，我卻絲毫未讀出諸如此類的跡象。

黃運豐（80后詩人、作家）：董喜陽幾乎都在用他的詩歌指向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他既想“掏空自己”（《我們丟了姓氏》），又想把自己“裝滿”，“像火燎的皮袋”（《炊煙的呢喃》）；這種“猶豫”無處不在，所以他會“設置陷阱給自己，跳進去”（《操練語言》），反過來也能“打給自己一個欠條”，“為以證明滾滾紅塵，來過而且活過”（《打給自己一個欠條》）。

黃忱忱（四川詩人）：在80后詩人中，以宗教的名義來禱告著寫詩的為數不多，其中有兩位我都頗為欣賞，一個是嘎代才讓，一個是董喜陽。如果說嘎代才讓的詩歌用一個人的信仰呈現了一個信仰充沛而執著於信仰的民族。

孫博（90后詩人）：董喜陽的詩歌處處透露著一股對自我、對社會的理性的審視，蘊含了深沉厚重的歷史滄桑的氣息，他善於在平靜中找尋亮點，於生活中發現詩意。董喜陽是一位審美全面的詩人，尤其是對於土地、水、太陽及其衍生和邊緣事物的描述的全面性和對意象的採摘，他的詩歌文本似乎是詩歌重回詩歌自身審美的一個延展的特點，“最後的一場雨，並不帶有四月的樣子/城市的生長需要一點證據/它期待像風，像太陽撇下的一面扇子/不帶有海洋氣候的特徵”，詩人用其獨特的眼光捕捉到了一類難以發現的太過平凡的意象，處處透落著詩人完整的意象世界的創造和填充。

主編：老鏡

副主編：董喜陽 張波

編委會主任：黃忱忱

編委：董喜陽 王馭 木蓉菲 陳偉 陸承虎 余宏超 張波 羅強 高小龍 蔡明菊 繆增谷

勇敢的擎起詩歌的大旗，往前走！——《80后詩典》代序

——詩人 杯中衝浪

等待爆破的信號——《80后詩典》總序

——詩人 安徽老鏡

隱形的翅膀，翱翔在有風的方向——《80后詩典》編後記

——80后詩人 董喜陽

董喜陽：對青柳若干詩歌問題的回答

青 柳：

向我們講述一下你的經歷可以嗎？

董喜陽：

經歷是埋藏在心底最隱秘的負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按照時間順序，1986年的夏日，我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市一個叫二道嘴子的小屯。記憶中6歲之前搬了五次家，與孟母三遷不同的是，要和媽媽、姐姐一起躲避一些不願見到的人。我從小就對歷史和背誦產生了濃烈的興趣，《全唐詩》、宋詞、元曲是那個時的最愛。當很多孩子手捧小人書、看《雪山飛狐》、《西遊記》，玩跳房子、摔泥巴的時候，我卻只沉浸在古典文學和金庸、古龍、柳殘陽、卧龍生的武俠小說之中，不知山中歲月。因母親生在書香門第之家，於是在她的言傳身教下我開始背誦《三字經》、《百家姓》，以及《千字文》。按照空間順序，先後從九台到長春、四平、瀋陽、深圳、廣州、武漢。大學畢業后曾三下深圳，在那裡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同時接觸到了更為後現代主義的詩歌文本與詩歌思想。從事過酒店管理、旅行社策劃、記者、內刊編輯、詩歌刊物編輯等工作，一直到回歸本省做報社記者、文化公司董事長助理，幫助一個朋友打理一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內心當中有著鄉村的質樸與憨厚，有著躋身都市主流時尚人群的渴望與慾望，但我卻又過早的看透了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進而選擇在鬧市中自僻寧靜，逐漸走上一條貼近生活亮度的詩歌寫作之路。

青 柳：

生活中，有沒有一次直接或間接的事情讓你意識到你該成為一位詩人、或者說你是怎樣進入詩歌生活的？哪位作家影響了你的詩歌？

董喜陽：

我走上詩歌寫作道路充滿很大的偶然性。我的第一位小學語文老師是父親的同學，他覺得我遺傳了父親的文學基因，因此刻意栽培我。在他嚴厲的管教下，我對文學、歷史學、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養成了隨時做筆記的習慣。小學四年級參加全鄉作文大賽獲獎是我第一次公開發表文章，但是記不清楚寫什麼了。能記起來的是初一那年，也就是1998年在《希望周報》上發表的文章，是文學泰斗冰心奶奶題的報頭。當時我是慶陽中學小記者站的成員，獨立策劃、採訪了一位勤勞致富的農村科技帶頭人。那時我只是喜歡散文和隨筆，喜歡那種文體的空靈柔美，無拘無束與散漫自由（當時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我讀到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於是乎想做一個像他一樣行走天下的吟遊“詩人”，尋找自己的生命坐標。2002年前後，也就是網路詩歌的興起是我詩歌寫作潛伏期和啟蒙期。真正的詩歌寫作要追溯到2008年，在吉林師範大學念書期間，意外接觸到四平市作協的詩人於耀江、孫學軍、楊海軍，以及長春的鐘磊。他們詩歌文本的語言模式與抒情方式吸引了我，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把握與拿捏令人敬佩。也是在他們的帶領與推薦下我踉蹌的走上了詩壇。坦誠的講，於耀江和鍾磊對我的詩歌寫作有著一定的影響，我喜歡他們的詩歌路子和思維方式，我在深圳工作期間，他們的電話問候與博客“長篇大論”的呵護留言深深地影響著我的詩歌寫作。

青 柳：

我覺得詩人在創作的時候應該處於詩人的狀態，但在生活的時候更應該是一個生活的人。你是怎麼認為詩人的生活的，你是怎麼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的？

董喜陽：

我蠻同意你的觀點。一個人不管在社會上處於什麼地位，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首先不可否認他具有基本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一個優秀的詩人總是能把藝術完美的還原於生活，把詩人還原於原生態現場。作為詩人和現實自然人都要有“入世”與“出世”的準備與意識。詩歌寫作就是從人性向智性，最後達到神性的精神過渡，在純粹的詩歌寫作中詩人應該是孤立無援的，是孤獨的。就像三島由紀夫在文章《金閣寺》中提到的：“不被人理解已經成為我惟一的自豪，所以我也不會產生要讓自己被理解的表現的衝動……我的孤獨愈發的膨脹，簡直就像一頭豬。”這段話很耐人尋味。我覺得藝術生活與現實生活必須得涇渭分明，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盡量達到和諧統一，儘管這樣很難。我在現實生存中屬於光合作用植物那一類，積極樂觀、銳意進取，奉承“多勞多得、我的青春我做主的”人生信條，在寫作中處於遊離與孤獨狀態，冷漠自己的內心，才能獲得短暫的安靜。

青 柳：

一個詩人的寫作應該和他的生命情懷有關，更脫離不了他的生活，他直接的生活場構成了他詩歌的精神詩學。構成你精神詩學的場是什麼？你的家鄉對你進入詩歌創作起過推動作用嗎？

董喜陽：

我的精神旨歸就是讓文字替靈魂說話，但不霸佔語言制空權。若提到構成我精神詩學的場域其實無外乎精神世界的思索領域和現實生存環境的寬度、厚度。涉及到對中外古今傳統文化的挖掘與關注，對現實當下生存圖景的精神訴求與悲憐。日常經驗性的閱讀與咂摸式的思考構成了我詩歌寫作的精神場，我的詩歌文本就是對這些生存元素的讚美與批判，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描摹與反思。

像其它藝術一樣，詩是人生世相的反照。詩與實際的人生世相之關係，妙處惟在不即不離。惟其“不離”，所以有真實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鮮有趣。“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二者缺一不可，象司空圖所見到的，我也一樣。從九台到長春，從四平到深圳，這並不相關的四地構成了我現實生活的場，它們維繫著我生存的平衡，同時也制約著精神層面的遊離與偏頗。認識“家鄉”是我詩歌寫作提純的過程，通過寫作經歷與閱讀經驗對詩歌美學的剪輯與潤色，“場”讓我成為傳統新詩美學的信徒，同時給予了我對現代詩修習者的體悟。

青 柳：

都說文學被邊緣化了，詩歌邊緣化更為尖銳。在雜誌社一篇呼喊改企的今天，你怎樣看待詩人們的創作？你又是如何堅守自己的創作的？

董喜陽：

文學被邊緣化似乎都是老生常談，司空見慣的事情了。在物質飛速發展，肉慾高度膨脹的當下，精神生活不但沒有同步的提升，反而陷入時代的泥沼，形成一種對峙的僵局。當物質享受高度繁榮，精神生活就要步入荒漠似乎已經成為不相違背的命題。究其原因，還是經濟的虛假繁榮導致人們精神價值觀的扭曲與思維混亂。

雜誌社從“吃紅本”到“自力更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所在的報社也在轉企中。詩人始終要靠文本說話，要堅持真的自我，要持守對真實生活的鏡像表達。詩人內心的變革要比時代的變革更加迅猛與強烈，出名圖利不應該是純粹詩人的出路，安靜的寫作，才是出路。幾年下來，我很少在報刊上拋頭露面，一則可能是文本不夠好，達不到發表的要求；二則基本不投稿，朋友約稿除外；三是堅持弄就弄出點動靜的寫作動機。除《詩刊》以外，《詩選刊》《詩林》《星星詩刊》《綠風》《詩潮》等刊基本走一圈，最後剩下的還是對自我不斷的鞭策與警覺，發表不是目的，目的是折射出自我精神氣質和對時態精神的回顧與指認。

青 柳：

任何一個作家的寫作都是有根的，而根和他的地域性有關。你是如何理解地域性的？你的詩歌的根在哪裡？

董喜陽：

我把根的寫作理解成帶有精神回歸性的鄉愁寫作，而這一寫作趨勢在每個詩人的生活中與文本中都必不可少。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所在，我們在現實與文本中都傾注了真摯情感，似乎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地域性詩歌寫作讓你在沒有出走的圈子內半徑輻射的更長、更遠，讓本土詩歌的抒情達到對立統一。有些詩人一輩子都沒有走出地域範疇，但是心裡的疆域卻廣闊疏遠，精神遊走甚至遠遠超過於腳蹤探尋。而我們大多數人的寫作往往都是對地域歷史性虧欠的償還，地域性“根”的寫作讓你時刻自省、自查。

詩歌的尋根之旅是一種艱難困苦的跋涉過程，對於我們生存過的土地，我們的宏大敘述與微觀抒情都是艱難的，地域文化認知的薄弱與地理坐標親近后的遠走、疏離與陌生，使得我們對於本土地域文化處於邊緣地位，我們就像一個隔岸觀火的孩子，對於家鄉看似若即若離實則是痛苦的接近過程。鄉愁是詩歌文本中不滅的精神火炬與精魂。就像是蘇歷銘的城子領、雷平陽筆下的雲南昭通，江非的山東平墩湖、黑棗的東山村，是的，我們最早是通過閱讀知道這些不起眼的地名的。王夫剛寫五蓮的《梯田》、熊焱寫燈火中的《鄉愁》，李小洛偏愛的《我的故鄉》，還有那個江西的林莉，遠離故土，把上海的朱家角小鎮當作第一故鄉一樣愛著、喜歡著、寫著。從這些深情的作品中我們讀到了鄉情、鄉愁，還讀出了一種品質：遠離喧囂與浮華的寧靜。

我的詩歌之根和吉林本土地域詩歌緊密相連，東北大地文化的豪爽、曠達、自由與寬廣鑄就了地域文化的粗粒、大氣與骨子裡的真實氣勢。怎麼樣以一個文化人特有的精神姿態進入吉林省的文化精神譜系，在坦然的基礎上自然而言的滲透與參與，是我努力與堅持的方向。

青 柳：

美國當代詩人沃倫稱肉體的感覺是詩歌的意義，一首詩歌讀罷，如果你不是直到腳趾都有感受的話，那不是一好詩。這當然誇大了詩歌的作用，那麼你是如何界定一首好詩歌的？

董喜陽：

龐德說詩是生命意識的最高點，是的。一首好的詩歌不僅是指外在呈現出的情緒、直覺或是肉體閱讀後的快感與精神愉悅，它更應該是抵達心靈深處的靈丹妙藥，是指引你對宇宙蒼生的深刻認識、對宏觀事物的樸素認知，以及對精神世界的融會貫通。一首好的詩歌文本起碼具備以下幾點：一是智性乃至神性的審視世界的眼光；二是明確而自覺的語言建設指向；三是對於詩歌元素的綜合把握與處理能力；四是有沒有簡潔、洗鍊的詩歌境界的追求；五是要具有點化心靈、引渡眾生的道德意識。縱觀中外古今，湧現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好詩，西方歐美的、南美洲的，中國新詩是一種模仿與力趕直追，但也出現了許多令人驚醒的好詩。

青 柳：

似乎今天一片呼聲，詩人應該有時代意識，更應該肩負時代的使命。你認為詩的使命是什麼？它是思想性的呢還是藝術性的抑或是別的？

董喜陽：

歌德曾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一個詩人有一個詩人的時代。詩歌文本與詩人終歸是時代的產物，它們出現和興起、乃至燎原之勢都符合物質決定意識與樸素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宇宙萬物環環相扣、道法自然的精神歸宗。一種藝術形式首先要具備的就應該是緊迫的時代感，與時俱進的探索精神。而詩人要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客觀中肯的價值觀和偉大的藝術操守。從某種意義上講，詩人對於文化的進步與社會生產力的推動只是“喧賓奪主”，歸根結底還是精神層面的影響深遠。在詩人生命淬火的過程中，詩人要學會修行。要沉下來集中精力於自己內在生命的關注，打撈生命中情感的沉船，在修遠詩歌的道路上，建築自我的精神“廟宇”。

青 柳：

客觀評價你的寫作，你認為你寫出了自己滿意的作品嗎？你如何看待發表，你詩歌的獨立精神是什麼？

董喜陽：

答案是肯定的，還沒有。我的詩歌文本擁有年輕人的熱情與敏銳，固執與堅持，也有著哲學家的豁達與大度，這當然是我創作的初衷。但是一首詩寫出來之後需要的是時間長久的考量與推敲，需要研究與推理考證，這不代表我就寫出了好的詩歌，只能說我的想法是好的。這也讓我想起著名詩人奧登總結詩歌的時候說過：“如果一個詩人的創作都是滿意的作品，那麼最後他的詩集就會薄的令人沮喪。”時間是最好的精神巫師，也許若干年後會有自己和讀者都滿意的詩歌作品問出。

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的確影響過我，但如今好像無關緊要。我覺得發表不是壞事，它是對你自我精神勞作的肯定與認同，但發表不是目的，它是一次詩歌走上祭壇檢驗真偽的過程。真偽與優秀與否不發生直接關聯，就像動機與結果一樣，發表只是創作經歷的部分，或許是時光淹沒的部分，或許是你浮出水面的高潮部分。

我的詩歌精神是：詩歌創作是你精神語境中富於尊嚴感與挑戰性的生存模式，詩歌是生活的關照和呈現，應該把詩歌還原於生活，在快樂的生活中擴展詩歌的精神維度。

青 柳：

在我的閱讀視野內，我感覺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輝煌期后，90年代至我們這個世紀的前幾年，從各類刊物刊載出來的詩歌或者各個年選來看，雖然創作群體龐大，但創作出來的詩歌整體不是令人滿意，而從這兩年開始有回升的趨勢，彷彿詩歌的春天到了。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董喜陽：

我們年歲相仿，詩歌經歷大致相同。我是2008年才真正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之前只是單純的關注煩擾複雜的現代詩壇。對於新世紀的詩歌生態談不到滿意，在詩歌多元化與邊緣化的今天，生活元素信手拈來都被詩人入詩。有人說詩歌與現實生活和公共生活是相互打開的，所以很多詩人任意的嫁接與混搭，肆意的跨界與流竄，詩壇的活躍程度以及文本“出產量”令人咋舌。詩歌外部環境的改善與詩歌本體品質的改善沒有同步，這種遊戲化、時尚化的“運動情結”還沒有完全消解，隨之而來的詩歌變革不徹底，殘留居多。詩人不應該是考學專家，也不應該是新聞工作者，詩歌不以新舊來評定優劣，創作的心理機制尤為重要。限制抒情導致垃圾敘事，令人擔憂。詩歌鬧劇與充滿噱頭的詩歌現象令人對現代詩歌生態生厭也實屬正常。

創作基數大、作品質量差、人員繁冗更令人糾結。雖然詩壇人聲鼎沸、熱鬧喧騰，但優秀的詩歌文本卻寥若晨星、屈指可數，我們辜負了繆斯的厚愛，褻瀆了讀者的精神渴望。我不提倡詩歌的春天，當然詩歌也不會滅亡。它是生活的一道菜，沒它不好玩。全是它，玩不起也HOLD不住。詩壇應該少些浮誇的“行為主義”和“私有化獨立寫作”，它在腐蝕健康的詩歌精神，導致詩人作為詩歌主體的自我放逐。

青 柳：

我感覺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推薦你讀過的對你曾經有過重要影響的書是一件愉悅的事情。你能不能給我介紹下你讀書的經歷？

董喜陽：

經驗性與旨歸性的閱讀令人愉快。從小我只是喜歡武俠小說、人物傳記和《聖經》。因為我們家是教堂，父母是基督教的全職侍奉者，整個家族都是虔誠的朝聖者。從小家裡書架上擺放的全部是爸爸各種版本的《聖經》和分門別類研習講道的書籍，這些書我是閑聊無事夏日拿來避暑用，後來迷戀並走上了信仰之路。在高中通讀過余秋雨、余傑和林清玄的書，鍾愛台灣董橋的散文和林語堂的幽默小文、魯迅的雜文、徐志摩的詩歌。台灣的洛夫、余光中、瘂弦、紀弦、鄭愁予、席慕容的詩我都喜歡讀與收藏。後來大學接觸到的書有讓·博德里亞的《象徵交換與死亡》、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宗白華《美學散步》、李澤厚《美的歷程》、摩爾《倫理學原理》、尼采《悲劇的誕生》、阿多諾《多稜鏡：文化批判與社會》、高行健的《戲劇集》、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以及蘇格拉底《談話錄》、羅蘭·巴特的《符號學美學》等。

國內的大致有《詩品》、《太平廣記》、《全唐詩》、《隨園詩話》、《圍爐詩話》、《滄浪詩話》、《宋詩抄》，以及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等。詩集讀過的也很多，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卡爾菲斯、奧登、艾略特、里爾克、博爾赫斯、蒙塔斯、塞弗里斯、埃利蒂斯、，米沃什、布羅茨基、帕斯捷爾納克，還有俄羅斯的阿赫馬托娃、茨維塔耶娃、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等。

青 柳：

你認為你的寫作是自由的嗎？

董喜陽：

應該說我的寫作是自由的。寫作題材與寫作時間自己確定、寫作喜好與寫作情趣自己確定，不為名利與生存而寫作，不為功力主義與奴性寫作而創作文本，單就這點來說是自由的。寫作要致力於心靈疆域的自由與寬廣，而並非現實世界生存空間的蹩促與逼仄。我喜歡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的一句詩：“我要看得比你遼闊”，只有佔領精神高地，才能做到肉體的舒展自由。一個人願意等待，那個人才願意出現。我喜歡這麼說，寫詩也一樣。

青 柳：

一天之中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是寫作嗎？

董喜陽：

坦誠點來說不是，寫詩只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也不是天天都寫。閱讀與對話、學習與交流也是寫作的一部分。每天為生存而奔波勞碌，在報社工作要隨時採訪、跑外，要寫稿，瀏覽國內外重大新聞，每天坐在辦公室看報紙，管理兩個文化公司，要隨時想著好的策劃文案和公司的合理化運轉。回家要做飯，看電視和安靜的閱讀。凡是和生存有關的吸煙、喝酒、打牌與去廁所都是很重要的環節。但是寫作是一直堅持的方向和目標，這些年從來沒有間斷，寫詩、散文、詩學隨筆和詩評、影評，很多是自娛自樂的“抽屜文學”。

青 柳：

你有沒有寫詩的計劃？你的寫作，是隨時隨地的嗎？

董喜陽：

就目前的創作態勢與獨立寫作的姿態來講，有一些不成文的寫作計劃。比如說在今年打算出一本詩歌集、散文集的資料基本準備就緒，還有一本評論集和一本隨筆集，想要一個“駟馬奔騰”的局面。再比如說三十歲之前要寫多少文字，都在哪裡發表，未來寫作堅持什麼方向等，在心裡還是有一桿屬於自己的秤在衡量。要開自己的花，結屬於自己的果並不容易，有計劃才能事半功倍。不過都是自我的想法，沒有和實踐對接，也沒有和外界合理的碰撞。

寫作不是隨便的，我覺得寫作是需要高度尊重的，是一件特別嚴肅的事情。靈感的突發和靈光的凸顯可能是隨時隨地的，但是建設性的和建樹性的寫作一定是一個嚴謹的過程。

青 柳：

老龐德說藝術家必須一直改變。那麼你改變過自己嗎？

董喜陽：

哲學上說，思想要時刻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因此說，變化是必然趨勢。改變固然重要，但是朝著什麼方向改變才是重中之重。藝術之路前進苦難，想要超越自己不僅是才思與頓悟的果效，更是機遇與執著的產物。卡瓦菲斯和很多大師一樣，青年時代的寫作只是準備而已，他在中年後真正找到自己的聲音。這說明他的堅持改變了他自己，他也一直走在改變的路上。像台灣的洛夫，八十幾歲了還一直求新求變，從《石室之死亡》到《漂木》，從四五十年代歐美詩學風潮泛濫，他們的模仿、嫁接與全盤植入，到後來的摸索探究、自主創新與藝術升華，都是變化的過程。余光中對待西方詩學有著“全盤否定”的過去，而後來也改變成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了，只有忽略與淡忘自己才能改變的更好。

我喜歡改變，也一直在改變。工作變動、家庭變動，其實詩藝也在變動。從學生時代的青春期寫作到浪漫主義抒情詩到步入社會現實后的現代主義敘述詩，再到現在的後現代主義“口語詩”（不是口水詩，是一種更帶有“后”意識的新詩寫作），從詩歌文本意象塑造、結構、語言駕馭能力、建築美、音樂美、思想性的過渡與轉變都是不斷提升自我的過濾過程。

青 柳：

你如何看待中國當代文壇？

董喜陽：

個問題真想“略過”。當代文壇像一個深淵、泥沼，更是樊籠。每個從事文化寫作的人都叫嚷著尋找世外桃源，脫離體制，實則都深陷其中而不自覺。有那麼一些文人們在文壇中和稀泥，為了受人關注而扮演跳樑小丑，弄出各種“問題”，抖落各種事件，使出騷亂、攪拌，各佔山頭、拉幫結夥只能事，把文壇弄的烏煙瘴氣。卻高調的喊著“清者自清”，總為自己怨打不平。他們是太了解中國人的心裡，你們喜歡看熱鬧，那我就製造熱鬧，圍他們的大觀，如街頭賣藝的喊著：“看寥寥數人咋把中國偌大文壇攪得天翻地覆”，服了！

詩人大多敏銳而憂傷，喜歡在圈子主義里來回逡巡、彷徨無助。在中國當下文壇，詩人的生命背景與生命角色往往不掌控在自己手裡。脫離體制內的自由寫作會讓你失去話語權，遊離體制外散在的寫作會令你沉寂到無影無蹤。政治立場下的文化參與份額是孤立無援的，行政手段說是閹割幾個文化離經叛道者簡直如同碾死螞蟻般輕鬆。文人相輕、爾虞我詐，掙不到名利，只是在那點虛偽的尊嚴面前自甘下賤。國內文學大獎年年醜態百出、高層知識分子打仗事件有增無減、層出不窮，後面的跟屁蟲更如蒼蠅“嗡嗡”直叫，他們能脫離骯髒的廁所之地自然會拚命的維護既得利益，即使看看熱鬧也是好的，什麼玩意！

文化遮蔽現象嚴重影響文學優秀作品的良性循環，過早堪破一切的文人都選擇明哲保身，遠離聒噪與喧嚷的名利場，江湖之外再無寧靜，真希望中國文壇不是第二個樓蘭古城。

受邀錄製FM·1064音樂廣播《八點好好玩》節目，講述“微博情緣”。

受邀錄製長春CTV-3《這事得掰扯》欄目，講述80后青年白領創業故事。

受邀錄製長春CTV-5《幸福街18號》欄目，探討養生與健康之道。

受邀錄製長春CTV-5《健康美食》欄目，與市民分享日常家庭飲食健康。

先後接受兩次《城市晚報》專訪：2012年1月10日《城市晚報》B1版頭題《長春有群80后詩人》；2012年2月8日《城市晚報》B1版頭題《給生活定好位，打拚才有方向》；連續接受《城市晚報》詩歌訪談三次；先後接受《長春日報》專訪兩次，發在文化專版上。

詩歌方面，《吉林日報》《新文化報》《城市晚報》《長春晚報》《東亞經貿新聞》《吉林畫報》《長春商報》《視聽導報》以及吉林廣電網、吉林在線網、長春主流網、長春新聞網、點精網給予了相關報道。

吉林省首屆金秋詩會結束后當晚，《吉林新聞聯播》給予報道了23秒鐘。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寫在吉林省首屆八零后青春詩會之前

■黃忱忱

農曆六月廿八，立秋，成都依然艷陽高照，至少還要曬好些日子的“秋老虎”，才能真正感覺一絲涼意，不知吉林現在的天氣如何？離喜陽兄弟告知吉林將舉辦首屆八零后青春詩會有一個月了，距離此次詩會的開幕也僅一個月了。說來慚愧，當喜陽兄弟在網上聯繫我，詳細告知此次八零后青春詩會時，字裡行間的歡喜溢於言表，文字下面的意思我也能深深體會，而作為兄弟，我本也應該兩面插刀，或者說單刀赴會，直奔吉林而去。只是實乃瑣事繁多，且四川到吉林的行程甚遠，橫穿了廣闊的東北與西北，於是我只能主動的委婉表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喜陽兄弟便讓我寫些祝福的文字，這本是義不容辭之事，可惜近段時間事故頻發，力不能及，於是一拖再拖，直到這張臉皮遮不住羞了，便嘮叨幾句。

當第一次聽喜陽兄弟說吉林要舉辦青春詩會時，原諒孤陋寡聞的我直接聯想到由《詩刊》社自1980年開始主辦的，基本每年一屆的，有詩壇黃埔軍校之稱的“青春詩會”。第一感覺便是喜陽兄弟有點瞎折騰，這管我們什麼事兒。但是當喜陽兄弟強調了“八零”兩字，我才開始意識到這次詩會的與眾不同。就我狹隘的交際網路所知，全國似乎極少有以省級為單位，明確打出“八零后”的詩會（如有先行者，敬請原諒）。去年遠行寧夏銀川，“2009中國七零后詩歌論壇·銀川詩會”剛剛在“塞上江南”落下帷幕，本次論壇是繼“2008中國七零后詩歌論壇·草原詩會”之後，以七零后詩歌為研究主題的又一次詩歌論壇。這一活動，標誌著七零后詩人的集體發聲，梳理了“七零后詩歌”概念，就七零后詩歌的現狀與未來展開了深入的反思。而2010年正是八零后詩人的開端進入“三十而立”之年，就我個人而言，舉辦這樣旗幟鮮明的詩會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可能又有不少衛道士要跳出來指手畫腳，說八零后還是一群毛都沒長齊的小屁孩，搞這樣的活動不過嘩眾取寵等等。我想說的是，作為八零后結尾的那一批，我的“毛”還真的長得差不多了。前段日子許多餘編了本《80後文學史》，即將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我個人覺得八零后要編入文學史還是稍顯早了點。客觀的說，八零后的最末端才剛剛從黑色的高考六月中解脫，很多才俊還未能真正的認識到自己的潛質並且表現出來，但是這樣敢於吃螃蟹，敢於做第一個吃螃蟹的八零后，卻是對整個八零後文學的發展有意義的。所以，我對吉林省首屆八零后青春詩會寄予了厚望。

青春，在《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青年時期，而青年，《詞典》的解釋是指人十五六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階段。《詩刊》社的“青春詩會”，第一個黃金期是首屆青春詩會，參加的詩人包括朦朧詩的主將顧城、舒婷、江河等；第二個黃金期是第6屆和第7屆，湧現出於堅、翟永明、韓東、西川、歐陽江河等重要詩人，詩壇黃埔軍校之名實至名歸。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說這幾屆有些前輩恐怕已經算不得處於青春時期了，也不知道是主動“被青春”還是神功大成，成了現代版的天山童姥。這也就更突出了吉林省首屆八零后青春詩會的可貴之處，由塵軒、董喜陽等一群充滿熱血的有責任感的八零后詩人發起，得到了《后時代詩刊》編委會、吉林省新詩協會、大東北文化研究學會心理解壓工作室、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鼎立支持，可以預見，這將是一場完全屬於八零后詩人的節日盛會。其他的人我不甚了解，不敢妄下論斷，但是喜陽兄弟和千超兄弟，確是交往許久，他們對詩歌的熱血以及本身的作品都是值得稱道的。便索性打下廣告，如有其他省份的八零后兄弟不辭辛勞前往參與，找此二人接待絕對會讓你賓至如歸。

去年編輯《80后詩典》時，和老鏡，喜陽以及張波兄弟達成一個共識，要挖掘更多現在還處於第二線第三線的新銳八零后詩人，而不只去看齊第一線的已經成名獲利的標桿，於是收錄的不少八零后詩人可能給衛道士留下了詬病，都是所謂的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但是我個人認為，百家爭鳴的局面才是有利於中國新詩發展的，而絕不是一家獨大。所以，我希望此次詩會不僅要邀請已經頗有名氣的八零后詩人，而且應該有更多不請自來的喜愛詩歌的兄弟姐妹們，哪怕他的作品還尚顯稚嫩，甚至可能並不創作詩歌，但是只要真心的喜愛，就應該如本次詩會的宣傳詞一般，“吉林詩歌的青春，將要在這裡詩意的棲息”。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出自《水滸傳》，是宋江所作的一首所謂“反詩”，未免自己被和諧，我要特彆強調的是，這裡引用只是取其直義。花開堪折直須折，真心祝願吉林省首屆八零后青春詩會取得圓滿成功，也祝願所有八零后兄弟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實現自己的凌雲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