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

孔子的祖上是宋國栗邑（今河南省夏邑縣）的貴族，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 周初三監之亂后，為了安撫商朝的貴族及後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之兄微子啟於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啟死後，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六世祖得孔氏，是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曾為大司馬，封地位於宋國栗邑，後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職為陬邑大夫。

叔梁紇的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兒子，小妾為他生了長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請求納顏氏女兒為妾。顏氏有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顏徵在願嫁叔梁紇。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兩人為婚於禮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並且懷孕，故謂之“野合”。

孔子的具體生日有爭議，《公羊傳》作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穀梁傳》則作同年十月庚子日；《史記》則作次年，不記月日。孔子五十一代孫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廣記》將孔子的生日定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但後世仍存有爭議。

孔子生而七漏，頭上圩頂（意為頭頂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歲時，叔梁紇病逝。叔梁紇死後，顏徵在被叔梁紇正妻施氏所逐，於是帶孔子庶兄孟皮與孔子至曲阜闕里，過著清貧的生活。

魯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識到要努力學習做人與生活之本領，所以稱自己雖然已經十五歲了，但志向在於做學問。 

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親顏征在去世。這一年，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

魯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歲，為了能夠經常回到祖籍地宋國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國人丌官氏之女為妻。 

魯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據傳此時正好趕上魯昭公賜鯉魚於孔子，故給其子起名為鯉，字伯魚。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這一年孔子開始為委吏，管理倉庫。

魯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時候生活艱難，所以會幹一些粗活。 

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來到魯國朝見，孔子向郯子詢問郯國古代官制。孔子開辦私人學校，當在此前後。

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所以自稱三十歲前後有所成就。這一年，齊景公與晏嬰來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相傳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

漢畫像石《孔子問禮》拓片

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 

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君王要像個君王，臣下要像個臣下，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孔子在齊聞《韶》樂，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晉魏獻子執政，舉賢才不論親疏。孔子認為這是義舉，在近處不會埋沒與自己親近而有賢德的人，在遠處不會埋沒受人推舉而有賢德的人，這可以說是仁義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晉國鑄刑鼎。孔子認為晉國的滅亡，主要是因為統治者沒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魯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歲，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對人生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所以自稱四十歲不疑惑。 

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陽虎擅權日重。孔子稱之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隱而修著《詩》《書》《禮》《樂》，眾多弟子跟著孔子走遍各國，跟隨他學習。陽虎想要見孔子，而孔子卻不想見到陽虎，後來兩人在路上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孔子沒有明確表態，隨後孔子被升為小司空。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曝屍三日，魯國大治。

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後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採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隳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歲。春天，齊國送八十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后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帶領弟子離開魯國來到了衛國。孔子在衛國被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孔子的弟子子路對孔子見南子這件事極有意見批評了孔子。鄭國的子產去世，孔子聽到消息后，十分難過，稱讚子產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慈惠的人。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並沒給他什麼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

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因此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后，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后，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衛國。

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離開衛國回到魯國。

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吳國使人聘魯國，就“骨節專車”一事問於孔子。

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魯國來到衛國。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婉言拒絕了衛靈公。孔子在衛國住不下去，離開衛國西行。經過曹國，曹伯陽沒有接見孔子。在曹國稍作停留，到達宋國，宋司馬桓魋討厭孔子，揚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歲的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國、宋國、鄭國至陳國，陳國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人，楚國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一死。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歲，稱自己這時候，能正確對待各種言論，不覺得不順。 孔子過鄭到陳國，在鄭國都城與弟子失散獨自在東門等候弟子來尋找，被人嘲笑，稱自己頹喪的樣子如同喪家之犬。 

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離開陳國，來到了蔡國。

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從蔡國來到葉國。葉國君主葉公向孔子問政，並與孔子討論有關正直的道德問題。在離開葉國返回蔡國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隱者。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與弟子在陳國、蔡國之間被困絕糧，許多弟子因困餓而病，后被楚國人相救。由楚國返回衛國，途中又遇隱者。

魯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衛國，主張在衛國為政先要正名。

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吳國討伐魯國，吳國戰敗。孔子的弟子有若參戰有功。

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衛國，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齊國派師討伐魯國，孔子弟子冉求帥魯師與齊戰，獲勝。季康子問冉有指揮才能從何而來，冉有說是向孔子學來的。六十八歲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歸魯國。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至此結束。孔子仍有心從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賦，孔子反對。對冉有說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不是君子的行為，應該用他的禮數來判斷。施捨的時候，會從重付出；做事的時候，會中庸而行之；死的時候，會對自己薄葬。 

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繼續從事教育及整理文獻工作。這一年冬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

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歲，稱自己這時候隨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規矩。這一年，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傷，感慨到昔日曾跟隨自己從陳國到蔡國去的學生，此時卻都不在身邊受教了。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獲麟。孔子認為這不是好徵兆，說吾道窮矣。於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齊國陳恆弒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三天，見魯哀公，請求魯國出兵討伐陳恆，沒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孫請求出兵，結果遭到拒絕。

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門生子路死於衛國內亂，而且還被剁成肉醬。經過這一系列打擊后，孔子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貢來見孔子，孔子柱杖依於門前遙遙相望。他責問子貢為何那麼晚來見自己。於是嘆息說泰山將要坍塌了，樑柱將要腐朽折斷了，哲人將要如同草木一樣枯萎腐爛了。孔子流下了眼淚，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很久了，沒有人肯採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實現了。夏朝的人死時在東階殯殮，周朝的人死時在西階殯殮，殷商的人死時在兩個楹柱之間。昨天黃昏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於魯城北泗水岸邊。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唯獨子貢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魯國人從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為廟堂，受到人們的奉祀。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對於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於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其影響。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範，“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係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後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後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並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雲一樣，不屑於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由於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於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於經濟領域。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於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髮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髮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採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徵，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係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願，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後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儘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中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並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後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語錄彙編

孔子的言論主要記錄在《論語》中。《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在南宋后並稱“四書”。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論語》的語言簡潔精鍊，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微言大義”。 

文獻整理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詩》《書》《禮》《樂》，序《周易》（稱《易經》十翼，或稱易傳），撰《春秋》。後人合稱之為《六經》。 

詩歌創作

相傳孔子作有《去魯歌》《蟪蛄歌》《龜山操》《盤操》《猗蘭操》《將歸操》《獲麟歌》等詩歌。這些詩歌多載於《樂府詩集》，可信度不高。 

教育實踐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后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先驅，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賢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樑，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

孔子號”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考諸經籍，有七十多人，茲列如下：

七十八賢弟子

四科十哲

魯國有一道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見到同胞遭遇不幸，淪落為奴隸，只要能夠把這些人贖回來幫助他們恢復自由，就可以從國家獲得金錢的補償和獎勵。

孔子的學生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但不向國家領取金錢。孔子說：“賜（端木賜，即子貢），你錯了！聖人做的事，可用來改變民風世俗，教導可以傳授給百姓，不僅僅是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現在魯國富的人少窮人多，向國家領取補償金，對你沒有任何損失；但不領取補償金，魯國就沒有人再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學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獲救者為了表示感謝送了他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 

《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對弟子南宮敬叔說：“我聽說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禮樂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願同去否？”南宮敬叔欣然同意，隨即報請魯君。魯君准行。遣一車二馬一童一御，由南宮敬叔陪孔子前往。 

孔子訪萇弘，是說舉世聞名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帶著對東周王朝日趨衰微、禮崩樂壞等問題的疑問，訪問萇弘的歷史事實。其時，萇弘已盛名於世，是東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學者、大忠臣、賢德的敬王大夫，后無辜受戮，死而血碧，百姓深為痛惜和敬仰。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觀周》中記載：“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開頭就用這“一問”“二訪”“三歷”“四考”“五察”五句話，概括了孔子整個適周的主要活動內容。最後更簡括的語言闡述了孔子適周的巨大收穫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觀周》把“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列在文章的前頭，這裡說明孔子在成周訪問萇弘是事實。 

孔子在學習方面是很虛心，尤為刻苦。有一次孔子隨師襄學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練了很多日子，師襄子說：“可以了。”孔子說：“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曲子的彈法，但未得其數。”

又練了很多日子，師襄子又說：“可以了，你已於其數。”可是孔子仍說：“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過了相當的時間，師襄子認為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認為自己沒有彈好這首樂曲。

最後，孔子通過反覆鑽研，體會琴曲的內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樂曲中表現出來了，才罷休。 

《史記》記載，一日孔子乘著一輛馬車周遊列國來到一個地方，見有一孩子用土圍成了一座“城”，坐在裡面。孔子就問：“你看見馬車為什麼不躲開呀？”

那孩子回答：“人們說您孔老先生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見您卻並不怎麼樣。因為自古到今，只聽說車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車子的道理呢？”

孔子愣了一下，問：“你叫什麼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項橐。”孔子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連串問題來為難項橐，但是都被項橐巧妙地化解了。

孔子覺得這孩子知識淵博，連自己也辯不過他，只得長嘆一聲，俯下身子和藹地對項橐說：“後生可畏，我當拜你為師。”回頭對弟子們講：“三人行必有我師，要不恥下問。”

南宋大儒王應麟編寫的《三字經》勸諸後生說：“昔仲尼，師項橐，古聖賢，尚勤學。”蓋出於此。 

孔子於68歲返回魯國，開始整理圖書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國最早的圖書整理者，相傳他整理《詩經》《尚書》等文獻，並把魯史官所記《春秋》加以刪修，成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

孔子在整理文獻中，創立了揭示文獻“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錄學方法。為《詩》《書》作序，或附於書後，或臨於書首，或另出單行，這在揭示文獻的內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圖書所定的《六藝》，對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在《別錄》《七略》書目分類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孔子通過國家的藏書，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歷史。 他所收藏的圖書主要有《詩》《書》《禮》《樂》《春秋》等。《公羊解詁》載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明在編定《六經》時，廣泛搜集各國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荀子·宥坐》記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日：‘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樣，勸說、勉勵的意思，坐同座。古時候的人沒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前面是案幾，常用的物品放在右邊，所以，座位右邊是經常關注的地方。

宥坐即座右銘。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個特點：空虛時只能歪斜地放著，即“虛則欹”；當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擺放，就是“中則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滿，水太多了，它又會自動側翻倒，把水都倒了出來，這就是“滿則覆”。欹器是對它的俗稱，當人們利用它的特性賦予了文化內涵后，又送它一個雅號叫宥坐。

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做大司寇的時候，就判處少正卯死刑，在宮門外殺了他。子貢向孔子進言道：“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老師您殺了他，會不會不恰當啊？”

孔子說：“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比較起來還稍好一點：第一種是心思通達而陰險，第二種是行為乖僻而固執不改，第三種是言辭虛偽而能動人心，第四種是記取非義、多而廣博，第五種是順應錯誤而認為理所當然。一般人要是有這五種罪惡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殺；而少正卯同時具備五種惡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殺。”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論語》

《孔子家語》

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於未能妥善安排對於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的祭祀。東漢時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唐代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後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後，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1906年，在清廷借孔子收拾人心的情勢下，京師文廟祀典從中祀升為大祀，這種殊榮萬古唯有孔子一人而已。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後，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對於註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後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

宋代，從祀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後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後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後來的儒者，也以死後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此外，孔廟還有專門的祟聖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並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學家周、張、程、宋、蔡之父配享從祀。 

孔廟即孔子廟，是紀念祭祀孔子的祠廟建築。在中國古代建築類型中，堪稱是最為突出的一種，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中國、朝鮮、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美國等國家分佈著2000多座孔廟，其中中國國內1600多座，而國內保存較好的孔廟只有300餘座，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1座。

自漢代以後，各地祭孔活動延續不斷，在各地逐漸建成孔廟。其中位於山東省曲阜市南門內的孔廟為本廟，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陽等地都有孔廟。

曲阜孔廟初建於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9年），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廟宇，為孔廟的本廟。本廟以孔子的故居為廟，以皇宮的規格而建，是中國四大古建築群之一，在世界建築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94年12月，曲阜孔廟、孔林、孔府根據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準C（I）（IV）（VI）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曲阜孔廟既是國家禮制廟宇，又是孔氏的家廟，因而還奉祀孔子夫人、孔子母親、孔子子孫、孔氏四十三代中興祖。 

南宗孔廟是中國僅存的兩個孔氏家廟之一，位於浙江省衢州市府山街道新橋街，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宋建炎初年，北方已被金人佔領，孔子第四十八世孫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傳決定帶一部分族人及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聖像碑兩件寶物南渡，孔子世家宗室南遷衢州之後，無廟奉祀先祖。他們請南宋朝廷，鼎建家廟，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寶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撥款建造孔廟。但這座家廟，毀於元兵之後。

現存的這座家廟始建於明正德年間，由孔廟、孔府及後花園、思魯閣三部分組成。大部分建築仿照曲阜孔廟，唯思魯閣為首創。思魯閣是南宗孔氏子孫為表達他們思念山東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設計建造的，是為告誡孔氏子孫不忘故里。

孔林屬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又稱至聖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墓地。坐落於曲阜城北，佔地3000餘畝。它是中國規模最大、持續年代最長、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園林。

孔子死後，弟子們把他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那時還是“墓而不墳”（無高土隆起）。到了秦漢時期，雖將墳高築，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幾家守林人後來隨著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規模越來越大。1994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孔府位於曲阜城內，孔廟東側，是孔子嫡長子孫的府第，即衍聖公府。洪武十年（1377年）始建，弘治十六年（1503年）重修拓廣，道光十八年（1838年）擴修。光緒十一年（1885年）重建遭火焚的內宅七座樓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撥款重修，現保存良好，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孔府佔地7.5萬平方米，九進院落，樓房廳堂463間。三路布局，中路前為官衙，有三堂六廳，後為內宅，有前上房、前後堂樓，配樓、后五間等，最後為花園。東路為東學，有家廟、慕恩堂等。西路為西學，有紅萼軒、忠恕堂、安懷堂、南北花廳等。

孔子還鄉祠位於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城北六公里王公樓村。孔子祖先為春秋時期宋國人，其祖居地及祖墳仍在此地。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宋國發生內亂，孔子曾祖孔防叔為避亂而奔魯。孔子成人以後知曉夏邑王公樓村為自己的祖籍，時常回夏邑祭祖省墓，於是把這個地方叫“還鄉里”。後人思而立祠以祀之，因而取名“還鄉祠”。

孔子還鄉祠始建於唐初，其形制仿文廟，坐北朝南，有一壁、一壇、兩殿、四門及碑林等。宋真宗時，孔子四十五代孫孔良輔、孔彥輔由曲阜到此定居，對孔子還鄉祠修復擴建。金代，又立杏壇碑於大成殿之前。清道光元年，增建崇聖祠。

孔子弟子顏淵：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論語·子罕》）

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弟子子貢：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論語·子張》）

戰國思想家孟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戰國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雄，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

漢代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雲。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記》）

漢代韓詩學創始人韓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性，明始終，知得失，故興仁義……（《韓詩外傳》）

漢代思想家、文學理論家王充：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論衡·本性篇》）

漢代文學家禰衡：受至精，純粹睿哲。（《藝文類聚卷二十·後漢彌衡》（魯夫子碑）

曹丕：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晉代文學家陸機：孔子睿聖，配於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志，靈魂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陸機集卷九·孔子贊》）

唐太宗李世民：朕今所好者，惟有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

唐朝詩人楊炯：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像著明，莫大乎日月，備物致用，莫大乎聖人。（《楊炯集》卷四）

宋真宗趙恆：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綱。（《闕里文獻考·卷三十八》）

宋代哲學家程顥：至如孔子同，道如日月之明。（《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

宋代理學家朱熹：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

明憲宗朱見深：孔子之道之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御制重修孔子》）

明代學者陳獻章：惟我先聖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際獻章集卷一·襄陽府先聖廟記》）

明代哲學家、教育家王守仁：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於化育參贊之；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王文成公全書天於·卷三十一》）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至聖之道與日月并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也。（《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近代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領袖康有為：唯我孔子大中至正，獨重人道。（《濟南萬國道德會演說》）……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

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先驅、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孫中山選集》）

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孔子學問、文章政治事業，朗如日月，燦如星辰，果足為萬世師表。（《在信教自由會上的演說》）

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梁啟超：孔子在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不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苟無孔子，則中國非復二千年來之中國。……蘇格拉底之後，容有蘇格拉底；而孔子之後，無孔子也。（《世界偉人傳第一篇·孔子》）

近代學者錢文選：中華之文明，實基於孔子之道德……孔子這道，極為世人所崇拜，固有萬古不滅的價值，即西方傳教士，亦深信孔道可駕乎近代一切宗教而上之。……以世界之眼光觀之，可斷定雖歷千百年後，孔子倫理仍當保存，苟或輕蔑叛離，則中國文化早已掃地無餘矣！（《士清全集·孔子倫理與萬國修身大會之關係》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科學與民主，是人類社會進步之兩大主動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於科學的。（《孔子與中國》）

近代歷史學家柳詒徵：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中國文化史》）

近代思想史家杜國庠：孔子不但是儒家的開山祖，同時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位公開教學的教育家，最先把古代氏族貴族所專有的詩、書、禮、樂這類學問，普及給民間，不問來學者出身貴賤，實行“有教無類”，把官學變成私學。（《先秦諸子百家思想概要》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

近代教育家、哲學家梁漱溟：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態度就是不計較利害。……並且演成中國人的風尚，為中國文化之特異彩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孔子就因為把握得人類生命更深處作根據，而開出無窮無盡可以發揮的前途。他是“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孔子學說的價值，最後必有一天一定為人類所發現，為人類所公認，再重光於世界。（《孔子學說之重光》）

曹青：倚儒孔子，威名傳揚。原野泰山，山東廣域。 

朝鮮學者金益洙：孔子是萬古聖人，也是東洋學問哲學思想的元祖。（《在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文集》

日本古學派創始人伊藤仁齋：夫子之德實為超邁群聖，夫子之道高於天地。（《論語古義》）

日本學者井上靖：孔子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先哲，而且是全人類的老師。（《孔子》）

日本學者兒島獻吉郎：孔子者，偉人中之偉人，聖人中之聖人。（《諸子百家考》）

日本學者簡野道明：自古以來，《論語》被尊為至高無上的聖典，上自歷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終講究不倦。（《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美國詩人、哲學家、思想家愛默生：“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孔學知識詞典》）

美國學者甘霖：孔子不獨為一國之聖人，實為萬國之聖人。（《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以中國教化最著之邦，曆數千年而存在，余認為孔子之功。余雖隸耶教，於孔子之道，莫不樂聞之。（《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外論部分）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中國之文化基於孔子之學說。……孔子學說關係建立一個中華大帝國。（《東西幸福觀念論》）中國切不可盲目採用歐洲文化，時移世易，但將中國舊文明之不適於今日者，略加改易可矣。歐洲人皆言中國無如孔教，中國道德必破產，此語余極贊同。中國最切要者不在西方文化之吸收，反在東方舊有文明之復興。中國學術遠在兩千年前已燦然大備，若加以整理使之復興，則影響世界，極為偉大，對於世界，必有特別貢獻，最後中國或成為文化之中心。（《歷代尊孔記·孔教外論合刻》）

英國學者裴斯脫：吾人置身各教之外，平心以求各教之真而比較之，必其適合吾人最近精神上之新的生活，與文明演進，并行不悖者，然則吾見比較的眼光中，孔教誠有特佔優美之點者矣（《論孔教》）

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能夠幫助解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問題，唯有中國孔孟的學說。

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孔子是“無冕皇帝”。

法國學者伏爾泰：東方找到一位智者。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孔子的書中全部是最純潔的道德，在這個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時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熱烈地讚美儒學。

宣統皇帝溥儀的英文帝師庄士敦：中國政教文化基於孔教……外教無論如何優美，亦不可與孔教並峙於中國。（見楊煥英《孔子思想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

大型原創民族舞劇《孔子》

國產動畫片《孔子》

1989年9月28日中國發行了《J162M孔子誕生2540周年（小型張）》，紀念孔子誕辰。

中國春秋末期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字仲尼，世人尊稱孔子。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先世為宋國貴族，后沒落。春秋時期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歷史時期，官學衰廢，魯國成為文化的中心和私學的發祥地。孔子少時“貧且賤”，年15歲立志求學，通過私人傳授，博習詩書禮樂。年輕時曾在魯國執政大夫季氏門下任管牛羊、倉庫的小吏。約30歲，在曲阜城北設學舍，開始私人講學。顏淵、曾點、子路等是最早的弟子。50歲任魯國中都宰，繼升司寇，不久去職，率弟子歷游宋、衛、陳、蔡、齊、楚等國。志欲改良時政，復興周禮，嘗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然終不見用。在外14年,68歲重返魯國，政治上仍不得志，乃專力從事講學和著述，直到逝世，弟子達3000人，身通六藝者70餘人。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辦大規模私學的教育家。死後葬曲阜城外，弟子們在墓旁守喪3年，分別時痛哭失聲。子貢不忍離去，又獨自留居3年，稱頌：“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

孔子在當時已有“聖人”之稱，自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孔子整理傳授的儒家經典──五經，被定為必讀的教科書，儒家學說由此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對整個封建時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著指導的作用，從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給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展以極其深刻的影響。

教育目的和教育對象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為政》），認為法治具有強制性，只能約束人們的外部行為；德治具有感化力，才能影響人們的心靈，又有鑒於貴族道德的敗壞和貴族世襲制度的腐朽，主張舉用“賢才”，吸收平民中的“士”參與政權。還認為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長，必須經由教育培養，故提倡“學而優則仕”（《子張》）。為此而創辦私學，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賢才”。孔子稱“賢才”為“君子”（“士"或“成人”），規定“君子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他說：“政者正也"（《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所以要求“君子”首先必須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則；把“修己以安百姓”作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發點。

孔子最早探討了人性的問題，認為人的天賦素質是相近的，個性差異是後天習染造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只要獲得良好的學習條件，加上主觀的努力，都可以養成“君子”的品德。以這種人性觀為依據，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除奴隸以外，不分貧富、貴賤、賢愚、種族和地區，任何人都可以入學。孔子弟子，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姓名者77人，一部分有事迹可考。他們來自魯、齊、衛、晉、宋、陳、秦、楚等國，以魯人為最多，大都出身貧賤，唯子貢“家累千金”，但也不是來自貴族，而是新起的大商人。真正屬於貴族的有南宮敬叔、司馬牛等少數幾人。可見孔子的弟子群，主要是由平民組成。教育對象由貴族推廣到平民，使貴族壟斷的文化與平民結合，學校衝破了宮廷的藩籬，與社會發生廣泛聯繫，擴大了人才的來源，從而推動了已經開始的文化下移運動，促進私學進一步發展，為戰國諸子蜂起，百家爭鳴開闢了道路。這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國古代倫理學和道德教育理論的奠基者。他的學說以“仁”為核心和最高道德標準。“仁”字在《論語》中出現109次之多。孔子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仁”的涵義，歸納起來，不外“克己”與“愛人”兩個方面，而以“禮”為準則。

“克己”即以禮約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其根本要求是在財富佔有上遵守周禮的等級規定，剋制過分的慾望。孔子提出了道德評價的原則問題，即義利之辨。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里仁》）。主張一個人要有理想，有抱負，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不要過分地追求個人的物質慾望；認為正是物質慾望的膨脹，造成道德的墮落。因此他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孔子自謂吃粗糧，喝冷水,曲肱而枕，從這樣清苦的生活中卻獲得了精神上的愉快。他稱讚“賢哉回也”，就因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他認為從利己之心出發，必將引起人我之間的矛盾，社會上的一切衝突即由此而起。為了從動機上防微杜漸，他很少講“利”，在道德領域內，對“利”作了全盤的否定。

“愛人”的基本要求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一方面，自己不願意別人怎樣對待我，我也不如此對待別人；另一方面，自己希望達到的，也幫助別人去達到。這叫做“忠恕之道”（朱熹註：“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孔子講的“愛人”有兩個特點：①以孝悌為本。這是出於鞏固氏族血緣關係的需要。“孝”屬於親子之愛，反映縱的血緣關係；“悌”屬於兄弟之愛，反映橫的血緣關係。這一縱一橫的關係的交織和延伸，便構成極其細密的宗法制度的圖譜。奴隸主貴族的一切道德準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等，都是孝悌的引伸和擴大。孔子繼承殷周倫理思想的傳統，特別重視孝道，因而堅持“三年之喪”，認定“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宰予提議改三年喪期為一年，受到孔子嚴厲的斥責。②愛有差等。孔子說：“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愛人要受等級名分的制約，不能逾越；超越等級名分的"愛"，在道德評價上就走向了反面，變成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墨家因此批評孔子講的“仁”是“體愛”，只愛一部分人，不同於墨子的“兼愛”,愛全社會的人（《墨子·經上》“仁，體愛也”；“體，分於兼也”）。這個批評是有一定根據的，但有片面性，他們沒有看到孔子也懷著普遍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願望，他提倡的“愛人”，在堅持“差等”的前提下，也要求推及於全社會，即不僅在貴族、平民中講禮讓，也要適當地為勞動人民著想，減輕刑罪和賦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堯曰》），以達到保護和爭取勞動力的目的，防止“犯上作亂”行為的產生。在孔子看來，這乃是符合貴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

教學科目 孔子繼承西周六藝教育的傳統，教學綱領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基本科目是“詩、書、禮、樂”。

“詩”是西周以來的詩歌。傳說古詩本有3000篇，經孔子刪定，存305篇，概稱“三百篇”，即流傳下來的《詩經》。作品產生的年代約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孔子根據樂調將刪存的“詩"分為“風”、“雅”、“頌"三類。其中一部分是對上帝、鬼神、貴族統治權力的歌頌，更多的則是抒寫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感和苦難遭遇，揭露貴族的殘暴和荒淫。孔子說“詩”的作用有四：①激發道德情感。②觀察風俗盛衰。③增進相互情誼。④批評政治得失。歸結起來，是教人懂得如何“事父”與“事君”；還可以獲得一些自然知識：“鳥獸草木之名”。

“書”即歷史。孔子將春秋以前歷代政治歷史文獻彙編成書，保存了夏商以來特別是周初的重要歷史材料。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說明書教的旨意即在於復興“文武之政”。孔子還根據魯國的史記編寫了一部編年史──《春秋》，起魯隱公元年，終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簡要論述242年的歷史。它以周禮為準則，評述春秋史實,“寓褒貶，別善惡”,旨在正名定分，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秩序。

“禮”即周禮。包括奴隸制的宗法等級世襲制度、道德標準和儀節。孔子說:"為國以禮"(《顏淵》）;“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當時“禮”已流於形式；失去了對思想情感的約束作用。孔子深有感慨地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陽貨》）。又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強調“禮”必須以“仁”的思想情感為基礎，離開“仁”，“禮”就沒有意義了，因此要求要達到“禮”和“仁”的統一。

“樂”即音樂。“樂”與“詩”相連，分別來說，“樂”謂樂曲，“詩”謂歌詞；合而言之，“樂”也包涵“詩”。“樂”與“禮”相配合進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尤在於陶冶情感。“禮”以修外，“樂”以修內。孔子認為“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廣要道》）。孔子志欲復興周禮，故特別欣賞古樂，稱讚《韶》（相傳為舜時的樂）“盡美矣，又盡善也”（《八佾》）。對春秋時代的新樂──“鄭衛之音”則十分厭惡。孔子曾否修訂《樂經》，歷來爭論不一：一說《樂經》本來是有的，秦以後亡佚了；一說“樂”本無經,“樂”的歌詞在“詩”,運用在"禮”,聲調的傳授則在伶工之手。《樂經》雖未見到，《禮記》中的《樂記》、《經解》以及《周禮》中的《大司樂》等篇，還保存了不少孔子關於“樂”的論述，為後世儒家樂教之所本。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對“樂”在培養人的性格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孔子可能也曾教習軍事。《禮記·射義》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史記·孔子世家》記冉求自稱軍旅之事“學之於孔子”，是其證。但孔子培養的目標是文士而非武士，教育內容重在禮樂，則是沒有疑義的。

教學方法 孔子的世界觀有唯心主義傾向，相信"天命”,認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又說“有生而知之者”（《季氏》）。但在教育實踐中，則重視“學而知之”。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創造出了以培養自覺性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它的要點是：

①注意個性差異。經常通過觀察、問答等方式了解學生智能性格的差異。《論語》保存了大量評論個性的記錄，如:“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雍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偏激），由也喭（莽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孔子即根據不同的個性特點進行教學。

②善於啟發誘導。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啟發誘導。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述而》）。朱熹註：“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啟發”一詞即由此而來。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掌握學生的心理狀態，務使教學的內容與方法適合學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準備條件，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求知慾。顏回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子罕》)。孔子就是這樣根據每個學生的個性特點。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引導他們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發展道德情感，樹立道德信念，追求遠大理想；由“知之”到“好之”，由“好之”到“樂之”，形成習慣系統，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則是道德自覺性的高度體現。

③學習與思考結合。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這已經接觸到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辯證關係。孔子非常重視學習，《學而》第一句即“學而時習之”。孔子自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強調獲取知識必須多聞、多見、多問；同時要求對學習的內容，一定要經過思考，融會貫通，辨明是非，擇善而從，由博反約，溫故知新，聞一以知十，舉一以反三。他認為對任何事情不問幾個“為什麼”的人，是最沒出息的。孔子還要求思考問題要抱虛心求是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勿妄測，勿武斷，勿固執，勿自是。對尚未明白的問題，暫時存疑，以待進一步探討，認為如此才能獲得真知。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的種種表現，則給予嚴厲批評。

④學習與行動結合。孔子要求學以致用，學習所得必須見於行動，即把知識運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實踐中去。他以學“詩”為例，說：熟讀“三百篇”，管理政事，卻管不了出使各國，卻不能獨立應對，“詩”讀得再多，有何用處？孔子觀察人的方法是：“聽其言，而觀其行。”最討厭講空話，講大話，認為言過其行是最可恥的。就道德修養來說，根本的要求是“遷善改過”。孔子說：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知識和道德修養，而不是用作裝飾，給別人看。他說他自己經常憂慮的事情就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認為顏淵過人之處就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斷克服缺點與錯誤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

孔子一生懷著探求真理，作育人才的願望，在40餘年的教育實踐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的教育經驗，乃是教育史上的珍貴的遺產，科學地對待這樣一份遺產，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對於發展教育科學和教育事業，仍具有現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