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鴻遇

蔣鴻遇（？—1929），字靜庵，是馮玉祥在十六旅早期時的參謀長，人稱“智多星”，為馮建功立業甚多。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曾任陸軍第二十六混成旅參謀、第十一師第三補充旅旅長等。1924年，隨馮玉祥參與北京政變，任北京留守司令。1925年，任甘肅軍務督辦公署參謀長；1926年，任西北陸軍第十二師師長、第七軍司令官、代理綏遠都統。后因功高震主，被馮玉祥撤職。192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因傷病閑居西安。1929年在西安逝世。 西北軍從輝煌到分崩離析，實際上只經歷了短短5年多（1925—1930年）時間。而且，將西北軍中原大戰之垮台與閻系、桂系相比，都更顯得“乾淨利落”，使馮玉祥再也不能像閻錫山、李宗仁那樣，始終以有拳有勇去跟蔣介石對話。結局如此之慘，原因很多，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之一，是西北軍在人事上問題太多，導致了馮最後的眾叛親離。而馮之老參謀長蔣鴻遇，在西北軍之沉浮起落，則可以折射出西北軍這一最大之暗點。

蔣鴻遇是河北省固安縣南房上村人。他出身官佐人家，少年聰穎，崇文尚武。蔣鴻遇的一生，正是中國政權大更迭、軍閥大混戰、國土大動蕩的時期，他追隨馮玉祥護國討袁，驅逐張勳國賊，參加首都革命，是馮公不可多得的將佐和國民軍中的大功之臣。他忠直愛國，才華橫溢，是民國時期的一位傑出的軍事人才。

但正是這樣一位優秀人才，其結局卻異常悲慘。據吉鴻昌的參謀長傅二虞說，蔣去世前曾在西安一廟中居住養病，冷落凄涼，只有沒那麼多世態炎涼的吉經常去看他。當然，馮玉祥說自己還是常去看蔣的，他在《我的生活》中說：“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才，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來真是對不起他。”

從表面看，蔣鴻遇在西北軍中地位之衰敗，是因他阻止西北軍退兵甘肅時引起公憤，而開始被馮所冷落的。南口之役馮軍潰敗時，許多敗退的軍隊都要往甘肅方向走。馮曾被正式任命為甘肅督辦的（“西北軍”名稱來由與此關係最為直接），后馮未去，便讓劉郁芬代其行使甘督職權，劉與蔣鴻遇一起帶二師入甘經營，實際上是為西北軍在甘肅建立了一快根據地。所以兵敗之下退甘，本來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據說，當時蔣鴻遇對大家說，甘肅災害連年，難以容下這許多的部隊，於是激怒了眾人，全權代行西北軍指揮權的張之江（當時馮去了蘇聯）便密令孫連仲，追上蔣的部隊（當時蔣為十二師師長），殺掉蔣，接管其部隊。幸好蔣因翻車而傷，孫便只接手部隊而未加害於他的老參謀長。之後蔣在馮部的地位便一蹶不振。

從旁觀之，竊以為張之江這個舉動頗有些不正常：其一，蔣為十六旅時的老參謀長，對大家去西北提出一些看法，在情理之中，不至於獲殺頭之罪。其二，蔣之為人機智，一旦看到大家都加怒於他，斷不至於、也無法採取強硬態度對抗。其三，張之江是有名的“張善人”，當年馮玉祥要他執行殺徐樹錚的任務時，他就非常勉強，所以，他自己決定殺自己的老參謀長（蔣任旅參謀長時，張還是其下之參謀），也不大合情理。所以，蔣被冷落的原因，其實是比較複雜的。為此，需要從西北軍人事基礎談起。

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軍中，一集團軍的蔣介石，本人曾是日本士官生，人事基礎是他的黃埔軍校，所以“黃埔生”是其重要人事基礎。第三集團軍的閻錫山，也曾是日本士官生，故其人事基礎也是比較重視軍校生，這就使他能重用像周玳這樣的專業技術幹部，建立起當時各集團軍中最大的炮兵部隊（中原大戰時晉軍多達12個炮兵團）。第四集團軍的“李黃白”，都是廣西陸軍小學畢業的，他們作為新桂系一起事，就是以“陸軍小學的一幫子小連長”（當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夏威等均出此類，故時人戲言以此）面目出現，所以也比較重視軍校生。概而言之，一、三、四集團軍都是以“學（軍校生）”和“新（受新式軍事教育）”為主。惟獨第二集團軍（西北軍）的人事基礎，與他們都不大一樣。我們先從其人事來源的構成談起。西北軍的人事來源，主要有以下五個：

第一個來源，是馮玉祥在灤州起義時的老戰友。其中主要有張之江、鹿鍾霖、鄭金生、張樹聲等；而也參與了起事的石敬亭、張維璽、韓復榘等人，雖然也屬於“老戰友”系列，但因其軍階低，地位就要低一等。

第二個來源，屬於“左路補備軍”的二營系列。這就是劉汝明所說的“二營系”。其中，1912和1913年馮親自到河北景縣和河南郾城所招之兵，為其最重要的人事構成。馮系所謂“十三太保”中的相當一部分，如孫良誠、劉汝明、石友三、佟麟閣、過之綱、葛金章等，以及後來權高位重的河南籍將領吉鴻昌、梁冠英、張印湘等，都出自這個來源。

第三個來源，是十六旅時期開始自己培養的人。馮玉祥離開陸建章去四川時，得以獨掌十六旅人事，於是辦了一個模範連，以“五虎”中他的愛將李鳴鐘為連長，劉郁芬、蔣鴻遇、宋子揚等軍校生為教官，按照比較正規化的方式培養自己的骨幹。這裡培養出許多幹部，都被馮玉祥認為完全是“自己一手培養出的人才”，所以成為西北軍非常重要的人事來源。這種做法以後被延續到十一師的教導團、西北軍的軍官學校等，對西北軍人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第四個來源，是馮系人員回家去帶出來的“子弟兵”。馮系行伍出身，很相信“打架親兄弟，上陣子弟兵”這一傳統套路，也可以防止“兵油子”混跡其中，所以他經常要求下屬用這種方式招兵買馬，從而使其軍隊中“子弟兵”特別多。如過家氏家族中的過之綱、過之庄、過之翰、過家芳等，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劉汝明、劉汝珍兄弟，佟麟閣、佟澤光叔侄，吉鴻昌、吉星文叔侄，董振堂、董升堂兄弟……..均屬於此類。

第五個來源，可以叫做“其它”。這倒不是都不受重用，例如“五虎”中的劉郁芬，他既不是灤州起義老幹部，也不是“二營系”時來的，但不妨礙其成為西北軍重將。又如張自忠，他也不屬於上述幾類，地位也一直不低，1925年攻山西失敗后曾一度投閻，但回來仍受重用。不過，這類人員中像劉、張這樣受重用的，比起前述四類，就相對要少得多。

有此基礎，西北軍的幹部來源也就分成了五種情況：

——一般而言，灤州起義的老戰友比較特殊，多數屬於其“一級幹部”。“五虎”中有三人都出自這個類別。由於他們與馮的關係相對平等一些，客觀上有一個“駕馭難”的問題，所以導致了馮的“十三太保”經常會越過“五虎上將”直接受馮控制後果。另外，有一些雖然不屬於“虎”級的幹部，但地位一直還是比較高的，例如石敬亭，就做過其參謀長。而張維璽在“十三太保”中，在十一師時期就比較早地被提拔為旅級幹部。

——“二營系”屬於最特殊的一批。由於那時隊伍比較小，一般幹部都由馮親提拔，沒有“駕馭難”問題，所以這批人成為西北軍幹部的最重要來源，可以說，後期十三太保不買五虎的帳，再下一級的吉鴻昌等不聽韓復榘的話，都反映出這批人是一批親馮但又最難麻煩的驕將悍勇，他們對西北軍的瓦解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裡要順便說到“五虎將”中的宋哲元，就其資歷而言，宋屬於“二營系”，但正由於他是馮親自提拔的“虎”級將領，而不像張之江、鹿鍾霖、張樹聲等與馮有“戰友”之身份，所以格外受重用。加之其稍年長，有時甚至高於資歷類同者。宋在陝西剿匪時殘酷屠殺近5000俘虜，當時與其同為方面軍總指揮的張維璽並不同意，卻不能違拗宋的旨意，說明宋地位比較特殊。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蔣馮大戰中，作為前敵總指揮的孫良誠，卻因看不起宋（都是“二營系”的），公開與其鬧矛盾，導致了馮軍的失敗，又說明宋的資歷與地位不盡相當。

——十六旅模範連培養的幹部，與二營系幹部比較類似，來源也接近，所以也基本上是最受器重者。例如“十三太保”中的石友三，他既無河北人身份去親張（之江）鹿，又無河南人身份去親李鳴鐘，但是，因其有二營系和模範連兩個出身，便受到了重用。吉鴻昌等也屬於此類情況。 ——至於“子弟兵”倒沒有直接起什麼作用，主要是起著拉幫結派這樣的間接影響。 於是，相比之下，最不受重用的，便是“其它類”幹部。

首先要肯定的一點是：僅就軍事而言，馮玉祥培養幹部的辦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至少在當時是如此。這從有目共睹的西北軍之能征慣戰便可看出。姑且不談北京政變的“十一師從天而降”，不談南口陣地戰的以少勝多，也不談北伐時的第二集團軍被稱為“鋼軍”，如此等等，都是軍事史上可圈可點之大手筆，即便看看這個集團解體后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奇迹，就可以知道馮氏軍訓的有效性：有打出了“大刀威風”的長城抗戰，有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之收復多倫，有“七七”事變奮力禦敵，有台兒庄重創日寇精銳部隊，甚至還有所謂“逃跑將軍”韓復榘抗戰初期的山東得力作戰（當時韓之展書堂師已打得十分順手，后因蔣介石抽調走了他的炮旅而開始想到要“保守實力”，所以簡單地說韓“逃跑”不甚服人），等等，都顯示出西北軍傳統的良好軍事素質。這與馮培養了一大批優秀軍事人才是分不開的，所以，不能因為馮的用人之道有毛病，就否定其優點。

西北軍幹部的問題，主要出在“非軍事素質”上，在這方面可以說馮氏軍事集團是相當差的。不誇張地說，非軍事素質過差確實是這支部隊的致命傷。就以抗戰而觀之，儘管西北軍出了抗日烈士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等，但是，“五虎”中的劉郁芬，“十三太保”中的孫良誠、門致中、張維璽，以及一直受馮重用的鄭大章、張嵐峰等相當一批高級將領，僅在一個集團中，就“成就”了如此之多的歷史罪人，而且許多都是驍勇善戰者，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而這種“軍事”與“非軍事”素質不對稱的狀況，與馮玉祥的用人之道關係甚大。

從前面關於人事來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國進入近代時期以後，西北軍在人事上沒有走多數軍事集團（即一、三、四集團軍）軍隊幹部“正規化”培養的路子，例如像黃埔軍校那樣，從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去培養軍事幹部。而這又與馮本人的用人之道有著很大關係。他在人事上，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靠與馮的感情和馮之個人威信，維持著一種外強中乾的“凝聚力”。馮的後期參謀長劉驥對此就有過類似評價。其實，西北軍對於幹部的政治素質不是不重視，人們都熟悉馮經常對官兵進行的“真愛國、不擾民”的種種教育。但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部隊的信仰變化過大，一會兒是全部加入基督教，一會兒是“真愛國、不擾民”，一會兒又集體加入國民黨……所以被看成“反覆無常”。二是在建立與其它集團的聯盟上過於實用主義，導致幹部思想變化大。如北京政變后，開始是“聯張（張作霖）打吳（吳佩孚）”，後來又要“聯吳打張”，對其盟友國民二、三軍，也都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使馮玉祥成為許多人感到缺乏信譽的人，其下屬，當然也就學著採取類似態度為人處事了。所以，其內部凝聚力，最終是靠與馮私人關係維持的。應該說，西北軍的絕大多數幹部對馮本人是有感情的：韓復榘在叛馮之後，還曾想活捉閻錫山以報答馮；石友三在父親責罵其叛馮后，感到羞愧，回歸部隊；張印湘因為對馮“舊情不忘”，而受猜忌於蔣介石最後被殺；等等。但是，這種靠對長官的感情而不是靠共同目標維持的凝聚力，就很靠不住了。

第二，任用幹部雖然有“能戰”標準，但馮個人好惡的因素很重，有時甚至很隨意。馮提拔幹部的標準，是以“能打”為“硬道理”的，所以幹部中基本沒有軍事上的蠢才，像台兒庄大戰堅守核心陣地的池峰城，只是馮下屬的第三級將領，他率領的二十六路軍老部隊，與日軍作戰能打得如此出色，可見西北軍將領可以說“個個是英豪”。但是，馮對幹部，在“重用”與“不重用”之間選擇中，往往有許多臨時附加的標準，甚至加上馮個人好惡因素。例如，石敬亭是灤州起義時期就共事、長期忠於馮的幹部，但為了安慰與石矛盾尖銳的韓復榘、石友三的情緒，馮便犧牲掉了石敬亭。再如，在馮去蘇聯時期，鹿鍾霖、劉郁芬等一直覺得吉鴻昌靠不住，所以欲趁馮不在時把吉“拿掉”（一說他們還要密謀殺吉），但馮卻在罵了吉幾句后，又繼續重用之，結果在中原大戰中，吉的背叛對瓦解西北軍確實起了關鍵作用。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使忠誠者寒心，“攜貳者”者驕橫，“凝聚力”也就無從談起了。

第三，對軍校生不重用，甚至排斥。對此，吉鴻昌的參謀長傅二虞有句典型的話，他說，在西北軍，“軍校生連個‘兵毛’也挨不上”。平心而論，西北軍對於“文化人”不是不重用。在西北軍做過參謀人員的優秀軍校生很多，諸如曹浩森、劉驥、熊斌、秦德純等等，但多不受重用，基本上都沒有出任過獨當一面的方面將領。馮還延攬多許多優秀其文職人員，如薛篤弼、鄧長耀、查良釗、沙明遠等等，但對其在戰略上所作用都不很大。而“第一個背叛馮”（劉汝明語）的邱斌，也是一個參謀長。容不得思想活躍的文化人，這對西北軍將領的“非軍事素質”影響很大。

第四，馮個人疑心很重。在“五虎”中，由於種種原因，宋哲元對馮始終是很忠誠的，中原大戰失敗后，蔣曾給宋發過一個二十三路總指揮的委任狀，而宋把他撕掉了。但對這樣的人，馮卻仍要懷疑，使宋很寒心。特別是在困境中馮疑心更重，中原大戰後期，劉驥與張自忠組織了一支部隊，他倆分任正副軍長，實際由張負責，劉則出面轉圜關係，這本是為西北軍留下一支力量的好事，而馮認為劉是繞過他抓部隊，劉知道后只好離去。這種不問是非地懷疑部下，使那些想好好乾的也寒了心，整個隊伍便要離心離德了。

第五，馮喜歡“直管”，一竿子插到底管幹部。馮系集團的絕大多數三、四級將領，都是由他親手挑選出來的。而反過來，他太熟悉這些人，就喜歡越過直接長官單獨接見其下一級的軍官。這樣一來，幹部對馮雖然很尊敬，但他們之間的矛盾就大為增加，有的關係甚至很惡劣。石友三在河南叛馮時，手下許長林、過之庄、李殿林三個旅長都不願意。其中的許長林，是一個教會收養的孤兒，被馮親自從士兵培養到旅張，看到石叛馮，倍感傷心。於是，石就只好“用槍說話”來解決問題，以武力逼迫許等就範。韓復榘與聞承烈私交甚好，但在背叛馮的“甘棠東進”中，卻因“拉攏部隊”而要令人殺之，幸好執行者是聞之老部下而倖免。中原大戰後期梁冠英投蔣斷西北軍後路時，只放過他的老長官“鹿（鹿鍾麟）先生”，為向蔣邀功而對多年袍澤無情無義。彭振山是吉鴻昌的老部下，在吉要拉部隊投紅軍的關鍵時刻，卻要加害於吉，甚至將吉之參謀燕鴻甲殘忍地“剝皮處死”。高樹勛曾為石友三之老部下，最後是他活埋了石。如此等等的無情無義之舉，可見其下屬之間矛盾之尖銳，“非軍事素質”之差勁！

所以說，馮的用人之道，加劇了西北軍幹部的非軍事素質的惡化。特別要注意的是，馮的軍官多為“質樸農民”，文化素質低，毫無思想修養根底，所以上述做法使其無所適從，思想混亂。一遇關時刻，便要出大亂子。

按照西北軍的人事制度，和馮玉祥的用人之道，我們就不難理解“蔣鴻遇悲劇”應是順理成章的了：

——其一，從來源上講，蔣屬於馮系幹部中的“其它”類，疏離於馮。《劉汝明回憶錄》中有一句話說，張之江的“資望與鹿（鍾霖）、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蔣（鴻遇）在伯仲之間”，此中透出兩個信息：一是蔣最初的實際地位，應該與“五虎”不相上下；二是蔣與排在“五虎”最後的劉郁芬，屬於一個“檔次”，而劉就屬於既非“灤州老戰友”（鹿、李、張），又非“老二營人”（宋）的“其它類”，所以馮與蔣之間無馮很重視的“特殊感情”，馮對蔣更無“感恩之遇”可言。此為對蔣之一不利。

——其二，蔣與“五虎”中重要人物的關係也很尷尬，這使其在馮氏集團內部派系處於不利地位。剿滅“白狼”后在西安整訓時，蔣即任旅部上校參謀。後去四川打護國軍時，鹿鍾霖、張之江以與馮的“灤州起義老戰友”關係，脫離打了敗仗的伍祥禎第四混成旅投奔馮部，時鹿被馮任為少校參謀，張僅為上尉參謀，而蔣已是參謀長職務，其餘“三虎”地位當時也低於蔣。而其後，“五虎”皆一個個捷足先登，使蔣處於他自己與別人“兩尷尬”的地位。此為對蔣之二不利。

——其三，蔣與劉郁芬關係比較特殊，極易使多疑的馮產生懷疑。馮派劉郁芬、蔣鴻遇取甘肅代理甘督，看似重視，其實未必，因為很快其餘張、鹿、李、宋“四虎”都升級到軍長或以上。所以劉汝明說蔣是“被排擠到甘肅”去的。蔣到甘肅與劉一起開闢西北根據地，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積累了一些資金，結果被馮懷疑劉以權謀私，要查他（這其中劉可能有“不軌”，但與舊時軍人計較這種事，個個都會不幹凈，馮此舉乃因小失大）。特別是後來劉又自行編了一個“暫編十二師”，以蔣任師長，這又會是使馮很不高興的事。這些，都可能使馮對劉、蔣有“別具懷抱”的疑心。此為對蔣之三不利。

——其四，功高震主。蔣在馮部不長時間任職中，可以說是屢建奇功：在四川陳宦反袁中與護國軍交涉，作為模範連教官培養人才，河南擴軍巧施“瞞天過海、偷梁換柱計”，北京政變先期入城設計，輔佐劉郁芬在甘肅為西北軍建立根據地……他本來就有馮的“戰友級幹部”這種身份，功勞如此，難免令主人感到不安。此為對蔣之四不利。

——其五，蔣在馮部中威信較高。劉汝明就十分敬重地說：“蔣鴻遇人極精明能幹，也能識大體，對馮先生幫助很大，可惜死得太早了。”這裡說的“識大體”，其實是說蔣能“屈居人下”，在封建氣氛濃厚的集團中，這種人不僅不被看成是襟懷大度，反而會更引起領袖“韜光養晦”、“陽下之而陰上之”的疑慮。孫連仲違令不殺蔣，也說明了蔣威信，這對於靠個人威信維持集團的馮，顯然也是不利的。此為蔣之五不利。

——其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蔣屬於馮系集團的高級幹部中最高學歷的軍校生之一（另一個是劉郁芬）。他對作戰、訓練、素質等，都有自己的軍校生的一套。而這，對於馮那種靠感情因素和個人好惡，隨意性的提拔任用幹部，越級直接插手下級管理等等的辦法，都是一種挑戰。此為對蔣之六不利。

有了上述“六不利”，就決定了蔣在馮系集團中地位走向悲劇化的必然結果。本來，在從河南開赴北京時，蔣就任過旅長，但到北京后，馮又把旅長職務全給了“五虎”。以至於在北京政變前，蔣只任了個“兵站總監”。成立國民軍第一軍時，蔣亦不為早期六師長之一（其中一個甚至給了馮的老友、對馮集團無大貢獻的鄭金聲）。最後，蔣鴻遇還是“被排擠到甘肅”去了。當西北軍處於最困難、最混亂時（韓石第一次叛馮就發生在此時），這位對馮的團體有很大貢獻的最老的參謀長，甚至還因為一個“看法”，幾乎引來了殺身之禍。真不可謂不悲也！

因此筆者估計，所謂張之江在南口撤退時下令殺蔣一事，很可能是受馮之密令。除了因為張不是一個容易做這種事的人外，而馮則是一個“很容易感情衝動的人”（劉驥語），經常作出一些極端的甚至很殘忍的行為，像督陝時殺郭堅，督豫時殺寶德全，北京政變中殺徐樹錚，中原大戰前要加害張鈁，活埋蕭楚材，及至抗戰初期要捕捉殺破壞其督促二十九軍抗戰的蕭振瀛，等等，都有點不顧後果。在部隊遇到最困難情況時，下令除掉一個自己不喜歡、又懷疑其可能威脅到自己的蔣鴻遇，也是完全可能的。

總而言之，作為從古代向現代轉變過程中的中國“最優秀的參謀長”之一的蔣鴻遇，他的悲劇，應該算是在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中，“知識型軍人”遭遇的一個典型。從中，可以折射出由北洋軍起家的舊式軍隊人事制度的種種弊端。所以很有分析研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