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鴻遇

蔣鴻遇

蔣鴻遇,字靜庵,是馮玉祥在十六旅早期時的參謀長,人稱“智多星”,為馮建功立業甚多。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曾任陸軍第二十六混成旅參謀、第十一師第三補充旅旅長等。

簡介


蔣鴻遇(?—1929),字靜庵,是馮玉祥在十六旅早期時的參謀長,人稱“智多星”,為馮建功立業甚多。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曾任陸軍第二十六混成旅參謀、第十一師第三補充旅旅長等。1924年,隨馮玉祥參與北京政變,任北京留守司令。1925年,任甘肅軍務督辦公署參謀長;1926年,任西北陸軍第十二師師長、第七軍司令官、代理綏遠都統。后因功高震主,被馮玉祥撤職。192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因傷病閑居西安。1929年在西安逝世。 西北軍從輝煌到分崩離析,實際上只經歷了短短5年多(1925—1930年)時間。而且,將西北軍中原大戰之垮台與閻系、桂系相比,都更顯得“乾淨利落”,使馮玉祥再也不能像閻錫山李宗仁那樣,始終以有拳有勇去跟蔣介石對話。結局如此之慘,原因很多,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之一,是西北軍在人事上問題太多,導致了馮最後的眾叛親離。而馮之老參謀長蔣鴻遇,在西北軍之沉浮起落,則可以折射出西北軍這一最大之暗點。

結局可悲的“智多星”


蔣鴻遇是河北省固安縣南房上村人。他出身官佐人家,少年聰穎,崇文尚武。蔣鴻遇的一生,正是中國政權大更迭、軍閥大混戰、國土大動蕩的時期,他追隨馮玉祥護國討袁,驅逐張勳國賊,參加首都革命,是馮公不可多得的將佐和國民軍中的大功之臣。他忠直愛國,才華橫溢,是民國時期的一位傑出的軍事人才。
但正是這樣一位優秀人才,其結局卻異常悲慘。據吉鴻昌的參謀長傅二虞說,蔣去世前曾在西安一廟中居住養病,冷落凄涼,只有沒那麼多世態炎涼的吉經常去看他。當然,馮玉祥說自己還是常去看蔣的,他在《我的生活》中說:“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才,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來真是對不起他。”
從表面看,蔣鴻遇在西北軍中地位之衰敗,是因他阻止西北軍退兵甘肅時引起公憤,而開始被馮所冷落的。南口之役馮軍潰敗時,許多敗退的軍隊都要往甘肅方向走。馮曾被正式任命為甘肅督辦的(“西北軍”名稱來由與此關係最為直接),后馮未去,便讓劉郁芬代其行使甘督職權,劉與蔣鴻遇一起帶二師入甘經營,實際上是為西北軍在甘肅建立了一快根據地。所以兵敗之下退甘,本來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據說,當時蔣鴻遇對大家說,甘肅災害連年,難以容下這許多的部隊,於是激怒了眾人,全權代行西北軍指揮權的張之江(當時馮去了蘇聯)便密令孫連仲,追上蔣的部隊(當時蔣為十二師師長),殺掉蔣,接管其部隊。幸好蔣因翻車而傷,孫便只接手部隊而未加害於他的老參謀長。之後蔣在馮部的地位便一蹶不振。
從旁觀之,竊以為張之江這個舉動頗有些不正常:其一,蔣為十六旅時的老參謀長,對大家去西北提出一些看法,在情理之中,不至於獲殺頭之罪。其二,蔣之為人機智,一旦看到大家都加怒於他,斷不至於、也無法採取強硬態度對抗。其三,張之江是有名的“張善人”,當年馮玉祥要他執行殺徐樹錚的任務時,他就非常勉強,所以,他自己決定殺自己的老參謀長(蔣任旅參謀長時,張還是其下之參謀),也不大合情理。所以,蔣被冷落的原因,其實是比較複雜的。為此,需要從西北軍人事基礎談起。

西北軍特殊的人事基礎


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軍中,一集團軍的蔣介石,本人曾是日本士官生,人事基礎是他的黃埔軍校,所以“黃埔生”是其重要人事基礎。第三集團軍的閻錫山,也曾是日本士官生,故其人事基礎也是比較重視軍校生,這就使他能重用像周玳這樣的專業技術幹部,建立起當時各集團軍中最大的炮兵部隊(中原大戰時晉軍多達12個炮兵團)。第四集團軍的“李黃白”,都是廣西陸軍小學畢業的,他們作為新桂系一起事,就是以“陸軍小學的一幫子小連長”(當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夏威等均出此類,故時人戲言以此)面目出現,所以也比較重視軍校生。概而言之,一、三、四集團軍都是以“學(軍校生)”和“新(受新式軍事教育)”為主。惟獨第二集團軍(西北軍)的人事基礎,與他們都不大一樣。我們先從其人事來源的構成談起。西北軍的人事來源,主要有以下五個:
第一個來源,是馮玉祥在灤州起義時的老戰友。其中主要有張之江、鹿鍾霖、鄭金生、張樹聲等;而也參與了起事的石敬亭張維璽韓復榘等人,雖然也屬於“老戰友”系列,但因其軍階低,地位就要低一等。
第二個來源,屬於“左路補備軍”的二營系列。這就是劉汝明所說的“二營系”。其中,1912和1913年馮親自到河北景縣和河南郾城所招之兵,為其最重要的人事構成。馮系所謂“十三太保”中的相當一部分,如孫良誠、劉汝明、石友三、佟麟閣、過之綱、葛金章等,以及後來權高位重的河南籍將領吉鴻昌、梁冠英張印湘等,都出自這個來源。
第三個來源,是十六旅時期開始自己培養的人。馮玉祥離開陸建章去四川時,得以獨掌十六旅人事,於是辦了一個模範連,以“五虎”中他的愛將李鳴鐘為連長,劉郁芬、蔣鴻遇、宋子揚等軍校生為教官,按照比較正規化的方式培養自己的骨幹。這裡培養出許多幹部,都被馮玉祥認為完全是“自己一手培養出的人才”,所以成為西北軍非常重要的人事來源。這種做法以後被延續到十一師的教導團、西北軍的軍官學校等,對西北軍人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第四個來源,是馮系人員回家去帶出來的“子弟兵”。馮系行伍出身,很相信“打架親兄弟,上陣子弟兵”這一傳統套路,也可以防止“兵油子”混跡其中,所以他經常要求下屬用這種方式招兵買馬,從而使其軍隊中“子弟兵”特別多。如過家氏家族中的過之綱、過之庄過之翰、過家芳等,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劉汝明、劉汝珍兄弟,佟麟閣、佟澤光叔侄,吉鴻昌、吉星文叔侄,董振堂、董升堂兄弟……..均屬於此類。
第五個來源,可以叫做“其它”。這倒不是都不受重用,例如“五虎”中的劉郁芬,他既不是灤州起義老幹部,也不是“二營系”時來的,但不妨礙其成為西北軍重將。又如張自忠,他也不屬於上述幾類,地位也一直不低,1925年攻山西失敗后曾一度投閻,但回來仍受重用。不過,這類人員中像劉、張這樣受重用的,比起前述四類,就相對要少得多。
有此基礎,西北軍的幹部來源也就分成了五種情況:
——一般而言,灤州起義的老戰友比較特殊,多數屬於其“一級幹部”。“五虎”中有三人都出自這個類別。由於他們與馮的關係相對平等一些,客觀上有一個“駕馭難”的問題,所以導致了馮的“十三太保”經常會越過“五虎上將”直接受馮控制後果。另外,有一些雖然不屬於“虎”級的幹部,但地位一直還是比較高的,例如石敬亭,就做過其參謀長。而張維璽在“十三太保”中,在十一師時期就比較早地被提拔為旅級幹部。
——“二營系”屬於最特殊的一批。由於那時隊伍比較小,一般幹部都由馮親提拔,沒有“駕馭難”問題,所以這批人成為西北軍幹部的最重要來源,可以說,後期十三太保不買五虎的帳,再下一級的吉鴻昌等不聽韓復榘的話,都反映出這批人是一批親馮但又最難麻煩的驕將悍勇,他們對西北軍的瓦解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裡要順便說到“五虎將”中的宋哲元,就其資歷而言,宋屬於“二營系”,但正由於他是馮親自提拔的“虎”級將領,而不像張之江、鹿鍾霖、張樹聲等與馮有“戰友”之身份,所以格外受重用。加之其稍年長,有時甚至高於資歷類同者。宋在陝西剿匪時殘酷屠殺近5000俘虜,當時與其同為方面軍總指揮的張維璽並不同意,卻不能違拗宋的旨意,說明宋地位比較特殊。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蔣馮大戰中,作為前敵總指揮的孫良誠,卻因看不起宋(都是“二營系”的),公開與其鬧矛盾,導致了馮軍的失敗,又說明宋的資歷與地位不盡相當。
——十六旅模範連培養的幹部,與二營系幹部比較類似,來源也接近,所以也基本上是最受器重者。例如“十三太保”中的石友三,他既無河北人身份去親張(之江)鹿,又無河南人身份去親李鳴鐘,但是,因其有二營系和模範連兩個出身,便受到了重用。吉鴻昌等也屬於此類情況。 ——至於“子弟兵”倒沒有直接起什麼作用,主要是起著拉幫結派這樣的間接影響。 於是,相比之下,最不受重用的,便是“其它類”幹部。

馮玉祥的用人之道


首先要肯定的一點是:僅就軍事而言,馮玉祥培養幹部的辦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至少在當時是如此。這從有目共睹的西北軍之能征慣戰便可看出。姑且不談北京政變的“十一師從天而降”,不談南口陣地戰的以少勝多,也不談北伐時的第二集團軍被稱為“鋼軍”,如此等等,都是軍事史上可圈可點之大手筆,即便看看這個集團解體后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奇迹,就可以知道馮氏軍訓的有效性:有打出了“大刀威風”的長城抗戰,有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之收復多倫,有“七七”事變奮力禦敵,有台兒庄重創日寇精銳部隊,甚至還有所謂“逃跑將軍”韓復榘抗戰初期的山東得力作戰(當時韓之展書堂師已打得十分順手,后因蔣介石抽調走了他的炮旅而開始想到要“保守實力”,所以簡單地說韓“逃跑”不甚服人),等等,都顯示出西北軍傳統的良好軍事素質。這與馮培養了一大批優秀軍事人才是分不開的,所以,不能因為馮的用人之道有毛病,就否定其優點。
西北軍幹部的問題,主要出在“非軍事素質”上,在這方面可以說馮氏軍事集團是相當差的。不誇張地說,非軍事素質過差確實是這支部隊的致命傷。就以抗戰而觀之,儘管西北軍出了抗日烈士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等,但是,“五虎”中的劉郁芬,“十三太保”中的孫良誠、門致中、張維璽,以及一直受馮重用的鄭大章、張嵐峰等相當一批高級將領,僅在一個集團中,就“成就”了如此之多的歷史罪人,而且許多都是驍勇善戰者,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而這種“軍事”與“非軍事”素質不對稱的狀況,與馮玉祥的用人之道關係甚大。
從前面關於人事來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國進入近代時期以後,西北軍在人事上沒有走多數軍事集團(即一、三、四集團軍)軍隊幹部“正規化”培養的路子,例如像黃埔軍校那樣,從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去培養軍事幹部。而這又與馮本人的用人之道有著很大關係。他在人事上,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靠與馮的感情和馮之個人威信,維持著一種外強中乾的“凝聚力”。馮的後期參謀長劉驥對此就有過類似評價。其實,西北軍對於幹部的政治素質不是不重視,人們都熟悉馮經常對官兵進行的“真愛國、不擾民”的種種教育。但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部隊的信仰變化過大,一會兒是全部加入基督教,一會兒是“真愛國、不擾民”,一會兒又集體加入國民黨……所以被看成“反覆無常”。二是在建立與其它集團的聯盟上過於實用主義,導致幹部思想變化大。如北京政變后,開始是“聯張(張作霖)打吳(吳佩孚)”,後來又要“聯吳打張”,對其盟友國民二、三軍,也都採取實用主義態度,使馮玉祥成為許多人感到缺乏信譽的人,其下屬,當然也就學著採取類似態度為人處事了。所以,其內部凝聚力,最終是靠與馮私人關係維持的。應該說,西北軍的絕大多數幹部對馮本人是有感情的:韓復榘在叛馮之後,還曾想活捉閻錫山以報答馮;石友三在父親責罵其叛馮后,感到羞愧,回歸部隊;張印湘因為對馮“舊情不忘”,而受猜忌於蔣介石最後被殺;等等。但是,這種靠對長官的感情而不是靠共同目標維持的凝聚力,就很靠不住了。
第二,任用幹部雖然有“能戰”標準,但馮個人好惡的因素很重,有時甚至很隨意。馮提拔幹部的標準,是以“能打”為“硬道理”的,所以幹部中基本沒有軍事上的蠢才,像台兒庄大戰堅守核心陣地的池峰城,只是馮下屬的第三級將領,他率領的二十六路軍老部隊,與日軍作戰能打得如此出色,可見西北軍將領可以說“個個是英豪”。但是,馮對幹部,在“重用”與“不重用”之間選擇中,往往有許多臨時附加的標準,甚至加上馮個人好惡因素。例如,石敬亭是灤州起義時期就共事、長期忠於馮的幹部,但為了安慰與石矛盾尖銳的韓復榘、石友三的情緒,馮便犧牲掉了石敬亭。再如,在馮去蘇聯時期,鹿鍾霖、劉郁芬等一直覺得吉鴻昌靠不住,所以欲趁馮不在時把吉“拿掉”(一說他們還要密謀殺吉),但馮卻在罵了吉幾句后,又繼續重用之,結果在中原大戰中,吉的背叛對瓦解西北軍確實起了關鍵作用。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使忠誠者寒心,“攜貳者”者驕橫,“凝聚力”也就無從談起了。
第三,對軍校生不重用,甚至排斥。對此,吉鴻昌的參謀長傅二虞有句典型的話,他說,在西北軍,“軍校生連個‘兵毛’也挨不上”。平心而論,西北軍對於“文化人”不是不重用。在西北軍做過參謀人員的優秀軍校生很多,諸如曹浩森、劉驥、熊斌秦德純等等,但多不受重用,基本上都沒有出任過獨當一面的方面將領。馮還延攬多許多優秀其文職人員,如薛篤弼、鄧長耀查良釗沙明遠等等,但對其在戰略上所作用都不很大。而“第一個背叛馮”(劉汝明語)的邱斌,也是一個參謀長。容不得思想活躍的文化人,這對西北軍將領的“非軍事素質”影響很大。
第四,馮個人疑心很重。在“五虎”中,由於種種原因,宋哲元對馮始終是很忠誠的,中原大戰失敗后,蔣曾給宋發過一個二十三路總指揮的委任狀,而宋把他撕掉了。但對這樣的人,馮卻仍要懷疑,使宋很寒心。特別是在困境中馮疑心更重,中原大戰後期,劉驥與張自忠組織了一支部隊,他倆分任正副軍長,實際由張負責,劉則出面轉圜關係,這本是為西北軍留下一支力量的好事,而馮認為劉是繞過他抓部隊,劉知道后只好離去。這種不問是非地懷疑部下,使那些想好好乾的也寒了心,整個隊伍便要離心離德了。
第五,馮喜歡“直管”,一竿子插到底管幹部。馮系集團的絕大多數三、四級將領,都是由他親手挑選出來的。而反過來,他太熟悉這些人,就喜歡越過直接長官單獨接見其下一級的軍官。這樣一來,幹部對馮雖然很尊敬,但他們之間的矛盾就大為增加,有的關係甚至很惡劣。石友三在河南叛馮時,手下許長林、過之庄、李殿林三個旅長都不願意。其中的許長林,是一個教會收養的孤兒,被馮親自從士兵培養到旅張,看到石叛馮,倍感傷心。於是,石就只好“用槍說話”來解決問題,以武力逼迫許等就範。韓復榘與聞承烈私交甚好,但在背叛馮的“甘棠東進”中,卻因“拉攏部隊”而要令人殺之,幸好執行者是聞之老部下而倖免。中原大戰後期梁冠英投蔣斷西北軍後路時,只放過他的老長官“鹿(鹿鍾麟)先生”,為向蔣邀功而對多年袍澤無情無義。彭振山是吉鴻昌的老部下,在吉要拉部隊投紅軍的關鍵時刻,卻要加害於吉,甚至將吉之參謀燕鴻甲殘忍地“剝皮處死”。高樹勛曾為石友三之老部下,最後是他活埋了石。如此等等的無情無義之舉,可見其下屬之間矛盾之尖銳,“非軍事素質”之差勁!
所以說,馮的用人之道,加劇了西北軍幹部的非軍事素質的惡化。特別要注意的是,馮的軍官多為“質樸農民”,文化素質低,毫無思想修養根底,所以上述做法使其無所適從,思想混亂。一遇關時刻,便要出大亂子。

“蔣鴻遇悲劇”順理成章


按照西北軍的人事制度,和馮玉祥的用人之道,我們就不難理解“蔣鴻遇悲劇”應是順理成章的了:
——其一,從來源上講,蔣屬於馮系幹部中的“其它”類,疏離於馮。《劉汝明回憶錄》中有一句話說,張之江的“資望與鹿(鍾霖)、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蔣(鴻遇)在伯仲之間”,此中透出兩個信息:一是蔣最初的實際地位,應該與“五虎”不相上下;二是蔣與排在“五虎”最後的劉郁芬,屬於一個“檔次”,而劉就屬於既非“灤州老戰友”(鹿、李、張),又非“老二營人”(宋)的“其它類”,所以馮與蔣之間無馮很重視的“特殊感情”,馮對蔣更無“感恩之遇”可言。此為對蔣之一不利。
——其二,蔣與“五虎”中重要人物的關係也很尷尬,這使其在馮氏集團內部派系處於不利地位。剿滅“白狼”后在西安整訓時,蔣即任旅部上校參謀。後去四川打護國軍時,鹿鍾霖、張之江以與馮的“灤州起義老戰友”關係,脫離打了敗仗的伍祥禎第四混成旅投奔馮部,時鹿被馮任為少校參謀,張僅為上尉參謀,而蔣已是參謀長職務,其餘“三虎”地位當時也低於蔣。而其後,“五虎”皆一個個捷足先登,使蔣處於他自己與別人“兩尷尬”的地位。此為對蔣之二不利。
——其三,蔣與劉郁芬關係比較特殊,極易使多疑的馮產生懷疑。馮派劉郁芬、蔣鴻遇取甘肅代理甘督,看似重視,其實未必,因為很快其餘張、鹿、李、宋“四虎”都升級到軍長或以上。所以劉汝明說蔣是“被排擠到甘肅”去的。蔣到甘肅與劉一起開闢西北根據地,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積累了一些資金,結果被馮懷疑劉以權謀私,要查他(這其中劉可能有“不軌”,但與舊時軍人計較這種事,個個都會不幹凈,馮此舉乃因小失大)。特別是後來劉又自行編了一個“暫編十二師”,以蔣任師長,這又會是使馮很不高興的事。這些,都可能使馮對劉、蔣有“別具懷抱”的疑心。此為對蔣之三不利。
——其四,功高震主。蔣在馮部不長時間任職中,可以說是屢建奇功:在四川陳宦反袁中與護國軍交涉,作為模範連教官培養人才,河南擴軍巧施“瞞天過海、偷梁換柱計”,北京政變先期入城設計,輔佐劉郁芬在甘肅為西北軍建立根據地……他本來就有馮的“戰友級幹部”這種身份,功勞如此,難免令主人感到不安。此為對蔣之四不利。
——其五,蔣在馮部中威信較高。劉汝明就十分敬重地說:“蔣鴻遇人極精明能幹,也能識大體,對馮先生幫助很大,可惜死得太早了。”這裡說的“識大體”,其實是說蔣能“屈居人下”,在封建氣氛濃厚的集團中,這種人不僅不被看成是襟懷大度,反而會更引起領袖“韜光養晦”、“陽下之而陰上之”的疑慮。孫連仲違令不殺蔣,也說明了蔣威信,這對於靠個人威信維持集團的馮,顯然也是不利的。此為蔣之五不利。
——其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蔣屬於馮系集團的高級幹部中最高學歷的軍校生之一(另一個是劉郁芬)。他對作戰、訓練、素質等,都有自己的軍校生的一套。而這,對於馮那種靠感情因素和個人好惡,隨意性的提拔任用幹部,越級直接插手下級管理等等的辦法,都是一種挑戰。此為對蔣之六不利。
有了上述“六不利”,就決定了蔣在馮系集團中地位走向悲劇化的必然結果。本來,在從河南開赴北京時,蔣就任過旅長,但到北京后,馮又把旅長職務全給了“五虎”。以至於在北京政變前,蔣只任了個“兵站總監”。成立國民軍第一軍時,蔣亦不為早期六師長之一(其中一個甚至給了馮的老友、對馮集團無大貢獻的鄭金聲)。最後,蔣鴻遇還是“被排擠到甘肅”去了。當西北軍處於最困難、最混亂時(韓石第一次叛馮就發生在此時),這位對馮的團體有很大貢獻的最老的參謀長,甚至還因為一個“看法”,幾乎引來了殺身之禍。真不可謂不悲也!
因此筆者估計,所謂張之江在南口撤退時下令殺蔣一事,很可能是受馮之密令。除了因為張不是一個容易做這種事的人外,而馮則是一個“很容易感情衝動的人”(劉驥語),經常作出一些極端的甚至很殘忍的行為,像督陝時殺郭堅,督豫時殺寶德全,北京政變中殺徐樹錚,中原大戰前要加害張鈁,活埋蕭楚材,及至抗戰初期要捕捉殺破壞其督促二十九軍抗戰的蕭振瀛,等等,都有點不顧後果。在部隊遇到最困難情況時,下令除掉一個自己不喜歡、又懷疑其可能威脅到自己的蔣鴻遇,也是完全可能的。
總而言之,作為從古代向現代轉變過程中的中國“最優秀的參謀長”之一的蔣鴻遇,他的悲劇,應該算是在中國軍事現代化過程中,“知識型軍人”遭遇的一個典型。從中,可以折射出由北洋軍起家的舊式軍隊人事制度的種種弊端。所以很有分析研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