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輶紀行

卷之一

初至成都

奉使乍雅

發成都

邛州

名山縣雅州府

榮經縣

飛越嶺二條

大渡河

打箭爐

乍雅念、兩呼圖克圖緣起

和卜陳二明府贈詩

新津縣

百丈

嚴道山

大相嶺

瀘定橋

頭道水

打箭爐規制

揝粑烏拉

賞蕃茶物

瑞都護

提茹阿娘壩

高日寺卧龍石

給諭呼圖克圖

西俄落

火竹卡

烏拉行

訊曲濟嘉木參

曲濟嘉木參求兵

蕃人服制

打箭爐災異

寄濬昌詩

折多山

俄松多東俄落

八角樓中渡河

麻盤

崇喜土司咱馬拉河

夢詩

火燒坡

賞里塘土司

夷稟要求

姚瑩從小好學，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台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淮南鹽監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台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

姚瑩崇尚程朱理學。但他“耽性理，兼懷濟世”（《論心罪檄文》），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時務，有政聲，也有一些有關實際政事的著述，陸以□說他"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冷廬雜識》卷三）。

在文學上，姚瑩承襲家學，曾親聆姚鼐教誨，名列所謂"姚門四弟子"，為桐城派古文家。他論文繼承桐城派的“義法”說，“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為其用”，使文章“關世道而不害人心”（《復陸次山論文書》）。他的文章除闡釋性理者外，包括論辨、序跋、贈序、書信、記傳、雜文等，“舉聲音笑貌、性情心術、經濟學問、志趣識見乃至家聲境遇，靡不悉載以出”（方東樹《石甫文鈔題辭》）。又“善持論，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語）。如《通論》、《再復座師趙笛樓先生書》等，於論政議事之中，滲透著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憤深憂，激昂豪宕，文筆駿利而富於感情。他的文章也時有瑣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與錘鍊。

姚瑩讚許漢樂府民歌“皆人情天籟，無假修飾，最有興觀群怨之旨”(《謠變序》),以"風之過簫"(《后湘詩集自敘》)自喻己詩。他的詩大都是寫自身感受，或吟詠性情和山水風物，或抒發宦途摧挫之感，憂時憫民之懷。詩風以盛唐為宗，兼有漢魏古詩的影響。

姚瑩的《康輶紀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加強沿海及邊疆的防務。他認為，英、法、美等國遠離中國數萬里，他們多年來研究中國，對中國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國對他們卻沒人了解，這是中國失敗的原因。有感於此，姚瑩在書中記載了不少有關英國、法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的歷史地理知識。

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時任清朝台灣兵備道的姚瑩和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組織台灣軍民抗擊英國侵略者。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30日，英國侵略軍侵入台灣雞籠港口，英國一艘雙桅炮艦向雞籠（基隆）轟擊。我台灣軍民奮起反擊，被參軍邱鎮功開炮擊傷，觸礁沉沒，斃英軍32人。當侵略軍上岸逃命時，為台灣“屯丁鄉勇”分頭追擊捕獲，生俘130人，繳獲武器及地圖，擊退英軍的進犯。這是台灣軍民抵抗英國侵略台灣取得的第一次勝利。10月19日，英軍三桅兵艦進攻台灣三沙灣炮台，我台灣守軍團結一致，把英軍擊退。1842年3月11日，英軍三艘三桅軍艦駛入台灣大安港，被大安港守軍予以擊退，英軍49人被守軍俘虜。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伊裡布、牛鑒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此後，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懲辦台灣抗戰將領。清政府竟然完全應敵所請，將姚瑩、達洪阿革職逮問。

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台，彼此“亦有齟齬”，歷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后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台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痾，振啟聾瞶”，並會同台鎮出告示嚴申禁煙，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后，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台灣，採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台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台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雇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制定台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台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 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台，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沖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凶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台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后，借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凌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姦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台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裡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凶，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台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台？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台挫衄之恥”⒄。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台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台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台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台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台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消息傳來，朝野嘩然，均為姚瑩鳴不平。當姚瑩被羈押至京都時，包括曾國藩在內的著名人士三十餘人，爭相駕車至京郊長辛店迎候。姚瑩被關在刑部大獄，后經友人大力營救，羈押六天後出獄。但清朝政府於當年十月，貶姚瑩謫川、藏。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殖民者看到中國的台灣孤懸東海，便把進攻的矛頭直指台灣，欲圖搶佔台灣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與協同防禦的總兵達洪阿，對此早有洞察和預防，並做了認真的應戰準備，加緊修築防禦工事，添置槍炮彈藥等。他們居安思危，“枕戈籌餉，練勇設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瑩帶領台灣軍民共取得了“五戰五勝”的輝煌戰績。其中兩次大勝：一是1841年9月，當時英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重炮轟擊二沙灣炮台及兵房。中國守軍毫不示弱，狠狠還擊，英國兵艦受重創，於逃竄中觸礁沉沒，姚瑩率軍民大獲全勝；二是1842年3月，英艦阿安號載重兵瘋狂攻擊台灣大安港，來勢洶洶，氣焰囂張。姚瑩乃與達洪阿“設計以殲之”，將英軍艦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擱淺中流”時，乃發動強大攻勢，從而大破英兵。這兩次大勝，共擊斃英軍130多名，俘虜200餘名，並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另還有三次小勝：1840年7月，英國一艘雙桅船入侵台灣鹿耳門外海面，被姚瑩派兵擊退。這是首戰英軍的勝利，士氣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軍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擊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軍又一次捲土重來，並在炮火掩護下強行登陸基隆，在姚瑩指揮反擊下，全殲登陸英兵。

這五戰五勝，戰果豐碩，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獎。在鴉片戰爭中，姚瑩是堅決擁護林則徐、鄧廷楨等抗英的主戰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領台灣軍民抗擊英國殖民侵略軍中，從未打過一次敗仗，也未丟失過一寸土地，不愧為愛國保台的一面光輝旗幟，也為中國近代史在抗擊外敵入侵上譜寫了不朽的篇章。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內地沿海各地因屢次戰敗而丟城失地，並在耆英、伊裡布、怡良等投降派影響下，而終於18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英國政府借口所謂“殺俘事件”要挾清政府，竟使姚瑩、達洪阿等被革職查辦。后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瑩，僅以貶至川藏任職了事。

熱愛台灣 深察民情

姚瑩之所以能夠連續多次獲得抗擊英軍的勝利，不僅是因為他在軍事上應敵準備充分，使敵無隙可趁，還在於他得到了當地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他為官清廉、以身作則、體察民情、關心民疾，深得當地民眾的信賴。他在很多方面都為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一是調查研究。他在台灣期間，深入民間基層，進行社會民情、風俗、歷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寫的《東槎紀略》五卷，就是實地考察之作。書中記載了台北地區，噶瑪蘭（今台灣東北宜蘭平原）以及浦社（今台灣彰化東南）等地的歷史、地理情況，特別是詳細記載了噶瑪蘭濁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歷史和人民生活狀況。他在農地考察中，還幫農民“繪造圖冊”、“釐定界址”，不僅“可杜絕土地糾紛，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土著民眾的土地權益”。他所留下的記載，至今仍對研究台灣史地，特別是台灣少數民族生活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姚瑩注重調查研究，從台灣被貶川藏後任職依然如此。他所寫的《康？紀行》，即以大量資料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並揭露了英國侵略西藏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為官清廉。他在台灣三度任職，先後十年。他生活儉樸，一身廉正，兩袖清風，知之者無不讚佩。他在台灣第一任，即任“台灣縣”解職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於鹿耳門，抵福州后，擬“謀其父靈櫬及親屬返桐城”，但“以貧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趙慎畛適調任閩浙總督，助其歸櫬”。其時，姚由“其兄扶櫬歸里”，而“自己則偕母僑寓福州，謀菽水之養”。

三是愛民愛土。姚瑩關心民眾疾苦，經常深入基層，親自輔助解決震災、風災、水災、失業、民間糾紛等。嘉義縣發生大地震時，姚“立即開展救災工作”，“與達洪阿等帶頭捐出養廉銀”，並推動“捐集番銀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瑩被解職離台時，軍民夾道跪拜20餘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瑩非常注重當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識水平。凡其為官之地，均不忘“立學校、敦士習”。在出任台灣兵備道后，即使軍務非常繁忙之時，“猶不忘整頓台南的海東書院”，“拿出家藏書目，供在院肄業諸生學習”。后又“整剔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相討論”。在出任台灣縣知縣及噶瑪蘭通判時，亦曾籌款、捐款助修台南學府、台灣縣書院以及宜蘭縣之仰山書院，並為延請台邑優秀人士主持。

指揮若定，力撐台灣危局

1840年6月，英軍封鎖廣州洋麵，發動了鴉片戰爭。頓時，整個東南沿海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台灣作為中國東南要區，自然是英軍覬覦的重要目標。戰爭爆發之前，英軍就不斷派人到台灣島內了解情況，並經常抓捕漁民詢問港口內部的情況。隨著戰局的發展，台灣形勢也越來越嚴峻，1841年8月廈門陷落，台灣的主要物資供應線被切斷，台灣島內更是人心浮動；同時，英軍軍艦進犯台灣，來勢洶洶。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姚瑩和總兵達洪阿同心協力，積極籌防，同時在戰爭中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為台灣保衛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加緊訓練軍隊。姚瑩治軍“務在簡、嚴”，即“究其大端，不責苛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在抗英鬥爭中，台灣守軍同仇敵愾，英勇戰鬥，給英軍以沉重的打擊。

改善武器裝備，添置軍事設施。鴉片戰爭爆發后，姚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台灣防務。如製造巨艦以利於海戰；勘測各個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進行設防；在各個港口增設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將在福州新近鑄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調來一批以增加台灣的作戰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應用。這些措施增強了守軍的作戰能力，在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戰鬥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兩門巨炮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打斷了英軍的桅杆，從而迫使其撤退後觸礁沉沒。

團練鄉勇，使之協防。鴉片戰爭爆發后不久，姚瑩立即馳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並沿途召見耆老、士紳，使之團練鄉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計四縣二廳，團練壯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聽調用。”當時5個比較大的口岸共用防衛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調用的協防鄉勇數量則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規軍的數量相差無幾。這還沒有包括那些沒有被調用的鄉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練鄉勇已經達到了47000餘人，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正規軍。而且，這些鄉勇平時不領經費，僅在戰時調用才撥給口糧。對於軍餉本來就缺乏的台灣來說，這種寓兵於民的做法無疑收到了一舉多得的效果。

收養遊民，穩定後方。台灣遊民素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歷史上許多樹旗滋事、趁機搶劫的事件大都是遊民所為。姚瑩一直比較注意解決遊民問題，任台灣道不久，就提出了收養遊民的問題，要求將他們編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總理、董事進行約束，“無事則使巡守田園，有事則逐捕盜賊。”這一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效果，與以前相比，遊民滋事的數量明顯減少。鴉片戰爭爆發后，姚瑩收養遊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他在《會商台灣夷務》中說:“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募鄉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養游手，消其不靖之心。”這些遊民大多被編入鄉勇，直接補充了軍事力量。對於抗英鬥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部分遊民趁抗英鬥爭期間製造混亂，搶劫財物的行為，姚瑩則給予堅決的打擊，以保證後方的穩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義地方發生了遊民暴動。他們數十成群，向鋪戶強借銀錢，並於15日黎明攻擊官員寓所，殺死兵丁。總兵達洪阿迅速帶領兵丁平定了這次騷亂。然而北部剛剛平息，又有遊民在鳳山縣豎旗滋事，殺死民人祭旗，並攻擊汛地。姚瑩迅速調兵緝拿，很快擊潰了這一股勢力，穩定了形勢，從而保證了抗英鬥爭的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豎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國侵略者相互關聯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國人收買，到台灣作內應，配合英軍進攻台灣。據英國俘虜自己交代，英軍司令璞鼎查曾給漢奸番銀90000元、紋銀6000兩，“來台購買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後，政府緝捕的人員中有很多是這類人。因此，對流民豎旗滋事的打擊和打擊漢奸、抗擊外國侵略者緊密結合，事實上構成了整個抗英鬥爭的一部分。

因功罹禍，不改赤子之心

台灣抗英鬥爭的勝利令中國軍民士氣大振，道光帝也稱讚這幾次戰鬥說“可稱大快人心”。特賜姚瑩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灣抗英鬥爭的成功卻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別是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的投降派大臣如鯁在喉。在戰爭中，閩浙諸地均喪師失地，獨有台灣地區取得了勝利，“鎮道受賞而督撫無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姚瑩等人“早已為中外大臣所嫉”。同時，英國侵略者也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1842年中英簽定了《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英軍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釋放在戰爭中被台灣軍民俘獲的士兵。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前，除了9個英軍頭目之外，其餘的英軍戰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軍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謊稱這些俘虜本系難民，因商船在台灣海峽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卻被台灣鎮道當作官兵殺害，以冒功請賞。英國公使璞鼎查堅決要求將台灣鎮道“去官正法”，否則的話，“將奏明我國君主，非惟傷及二國和好之氣，誠恐難保無致干戈再起。”進行戰爭威脅。

姚瑩對於英國公使的上述說法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駁斥，他指出：一，這些英軍被俘時台灣海峽並無颱風，因此遭風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獲的英國船隻上發現了浙江寧波鎮海營中的軍器、綠營旗幟和署為“溫州鎮左營守備”所造附近山形水勢圖一本。可以說明此船曾參與過這些侵略中國沿海的戰役。三，英國船上設有炮台，“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而並非如璞鼎查所稱僅是商船。因此，姚瑩認為，英國公使的說法俱是捏造，僅僅是為誣陷、打擊台灣抗戰軍民提供口實而已。但是這些辯解並沒有阻止投降派官員將姚瑩羅織成獄。事發之後，“江、廣、閩、粵四省大帥……彈章相繼，或日為書，偏布京師，曰‘不殺鎮道，無以謝夷，以堅和約’。”清政府令閩督怡良到台灣調查此事。怡良“成見早定，不容陳辯”，沒有經過調查，立即將姚瑩、達洪阿革職查辦，“以其所聞於夷人者令鎮道俱對”。在這種情況下，姚瑩有口難辯，終於被煅煉成獄。對此，姚瑩在一首詩中寫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網豈漏游魚。”表達了他的無奈之情。姚瑩含冤下獄，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隱情的。當時處決俘虜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見到姚瑩下獄以後所寫的“供辭”時說：“台灣事，朕已知之，毋庸閱也。”但是經過了鴉片戰爭之後，他早已被英國侵略者嚇破了膽，根本不敢違背英國人的意願。最後還是作出了荒唐的決定，將姚瑩下獄。

但是，姚瑩的遭遇卻激起了主戰派愛國人士和台灣人民憤怒。怡良到台將姚瑩及達洪阿逮問入京時，就有“精兵數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幾乎激成兵變。后經勸導，眾人才“痛哭投戈而罷”。不久，“士民復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申訴者，凡數十起。”及至姚瑩下獄，“台諫諸公紛紛上書言台灣事”，“爭為頌冤”。在各方壓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將姚瑩“赦免”出獄。但是為了使英國人清滿意，將他“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四川效用”。儘管這樣，投降派官員猶不滿足，後來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讓他受盡了折磨。

對於這種遭遇，姚瑩卻安之若素。雖“兩次奉使往返萬里，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卻能“處之如恬，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系統地考察了所經地區的山川、地形和風土人情，同時，對“西洋各國情節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康經行》15卷，並附圖一卷。他在書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須要學習他們的自然科學技術，並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在書中還特別提醒人們要防範英國侵略者對西藏進行侵略。這部書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一起，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思想啟蒙的先河。同時，姚瑩那種雖處江湖之險遠，卻仍繫心於國家之憂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範後人。

姚瑩懷著愛國義憤，抨擊“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而“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穢。”回顧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⒇，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

其實，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二；在台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巨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后，他更加註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搜購外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即位后，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廣西參與向榮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后辦糧台，尾追太平軍至湖南，病死軍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復堂全集》。

面對歷史的反思

姚瑩所處的時代，正是舊中國走向衰落的年代，西方列強爭相侵略、欺凌和壓迫中國。1840年－1842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一次戰爭，即鴉片戰爭。姚瑩出任台灣兵備道正值這個期間，大環境是相當不利的。而姚能緊緊依靠當地軍民，起而英勇奮戰，並取得了抗擊英軍的重大勝利，實在難能可貴。這是姚瑩守土保民、愛國愛台精神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反抗外國侵略不屈不撓的民族正氣的體現。姚瑩不過是中國政府無數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個。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同命運共呼吸，為了保衛台灣和發展台灣，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台灣與大陸，血脈相連，禍福相連，“愛台灣”和“愛祖國”從來就是統一和一致的，這在姚瑩身上有完整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