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庚春

《蘇庚春中國畫史記略》、《犁春居談藝瑣錄》等。

書畫鑒定家蘇庚春

朱萬章（原載《文物天地》2005年9期）

師從韓慎先學鑒定

傳統的書畫鑒定，離不開老師的言傳身教，蘇先生也不例外。他在書畫鑒定方面的老師，據他所說，主要是韓慎先。韓慎先(1897—1962年)，字德壽，號夏山樓主，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韓麟閣曾為清吏部官吏。韓氏曾自開古玩店，后與陳彥衡學戲，對譚派唱腔頗有研究。曾於高亭唱片公司灌有唱片，頗有影響。他的拿手戲為“三子”（《法場換子》、《桑園寄子》、《轅門斬子》）。余叔岩曾從其學《南陽關》唱腔，並傳韓氏《戰太平》唱腔。韓慎先是新中國早期書畫鑒定權威之一，與張珩、啟功、謝稚柳等同為首批書畫鑒定小組成員，任職天津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據蘇庚春回憶，韓慎先幼時常隨父遊覽於廠肆，當時尚蓄一小辮，故有人稱韓小辮；因為他居長，所以人們官稱為韓大爺。他博學多能，除對書畫精通外，尚能識別瓷、銅、玉、硯等項。對詩文、書法也自有獨到之處；在京劇方面，嗓音極好，專攻老生，有餘（叔岩）派韻味；自己又會拉胡琴，晚年天津名票多拜於門下。他在京津影響很大，如果誰說是夏山樓主的學生，走到哪都能吃得開。韓慎先晚年主要研究書畫和授徒。蘇庚春與韓老結識，先是由鑒定書畫，後來則是兼學唱戲。蘇庚春在其書畫鑒定札記《犁春居書畫瑣談》中載，韓慎先作蘇先生的琴師，他說蘇嗓子好，有“雲遮月”之味，一定要比鑒定字畫更紅，叫蘇學唱戲。可是蘇庚春常常向他把所學會的戲唱過後，他總說，全對，也全不對，假如要教蘇，比教不會唱的更難。因為這時蘇先生已經唱的有自己的一套了，改起來較難。蘇先生便“知難而退”了，還是轉搞他的字畫鑒定本行。學習鑒定字畫，韓老師告訴蘇先生說，第一要有好記憶力，如沒有好的記憶力，那一定學不會，這是個根本，沾事則忘，那就學不了鑒定；第二要熟悉歷史和歷代有名的書畫家；第三要真假好壞都得看，有比較才有鑒別。有一天，蘇先生去韓老師家，見房中掛著幅鄭板橋的墨竹，便向他討教。韓老師說，鄭板橋是用畫法寫書，書體叫“亂石鋪街”，字體中有的筆畫像竹枝和蘭葉；畫竹的特點是竹葉比竹枝要寬，每一幅單看是“個”字，整看也是“個”字；畫石頭不點苔。他的署名“燮”字，從“火”字多數是真，從“又”字多數是偽。韓老師說，一天就讓學這麼多，以後要學，每學一“招”要付10元，“錢我不要，湊多了咱們拿這錢去吃飯，這樣你會印象深，能記住。”蘇庚春原住東琉璃廠旁的小衚衕，每個月有時去天津兩次或一次，每次去了都會學個一兩“招”。時間長了，又通過自己實踐中有所領悟，慢慢就積累了一些知識。這就是蘇庚春後來走上書畫鑒定並卓然成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獨具慧眼救國寶

誰也不能準確統計，也無法說出蘇庚春於上世紀60年代初南下廣東后，究竟為廣東的博物館、美術館徵集了多少書畫藏品，為國家搶救了多少重要書畫文物。但提起蘇先生的名字，廣東文博界無人不知。大凡廣東博物館、美術館中有書畫收藏者，都有過蘇先生曾參與鑒定或徵集書畫的記錄。據不完全統計，經蘇庚春手鑒定、徵集和搶救的書畫文物有數萬件，尤其是廣東省博物館——就筆者目力所及，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蘇先生退休，在博物館的書畫賬本、卡片、包首、布套，甚至木柜上，到處都能見到蘇先生手跡，這些手跡包括一些鑒定意見、徵集經過、題籤等，字字珠璣，飽含了他對所鑒定、徵集書畫的所傾注的數十年的感情。這裡特別要提的是，他為國家所搶救的兩件國寶級書畫——明陳錄《推蓬春意圖》和邊景昭《雪梅雙鶴圖》。1973年，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舉行。蘇先生對出口的古舊字畫進行例行鑒定。按照當時政策，一些工藝品公司可以將不能進博物館、美術館收藏的古舊書畫出口，以此為國家換取外匯。這類書畫，一般多為偽品，或即使是真品，大多水平不高，屬等外品。但為了慎重起見，作為南大門的廣州，每次大多由蘇先生主持對這一批書畫作最後把關，確信無誤后才給予放行。在這一年，蘇先生對天津送來的一件署款為“陳錄”的《梅花圖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憑藉多年經驗，他斷定，這件品相完好、畫幅巨大（縱29厘米、橫902.5厘米）、被當地文物鑒定部門定為仿品的《梅花圖卷》極有可能是一條漏網的“大魚”。於是，他以30元的價格為廣東省博物館買下來，帶回館里進一步研究。陳錄是明早期著名畫家，字憲章，號如隱居士，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工詩擅畫，梅、松、竹、蘭見長，尤以墨梅的造詣最為精湛，與王謙齊名。他的傳世作品不多。蘇先生將此畫與其他已有定論的陳錄作品進一步比較，發現系真跡無疑。該畫引首有徐世昌和周右的鑒定名章，時人程南雲題寫篆書“推蓬春意”，拖尾則有明清兩代鑒藏家題跋，分別是明代劉昌欽、張泰和清代陳鴻壽、徐楙、盧昌祚、姚元之、楊殿邦、夏塽、林則徐等人，這些題跋也是真跡，更加印證了蘇先生的判斷。後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的專家們來鑒定后，也都認為是陳錄精品，被定為一級文物。在80年代，文物出版社還專門為此畫出版了單行本冊頁，流傳甚廣。搶救《雪梅雙鶴圖》之事頗具傳奇色彩。1982年，廣州某書店從北方徵集一批古舊書籍和字畫，邀請蘇先生鑒定。當蘇先生對每件書畫和古籍逐一鑒定完后，沒有發現多少可圈可點的寶貝。在臨走時，突然對包裹這批書畫和古籍的一張顏色黯淡、發黃的舊絹產生了濃厚興趣，覺得應該是一幅非常古老的舊絹。後來他將此絹帶回博物館，將絹上塵封的污跡小心翼翼地拭去，發現是一幅畫有白鶴與梅花的古畫，近而再摩娑，用放大鏡審視，發現在畫的右上角有一柱香題識：“待招邊景昭寫雪梅雙鶴圖”。蘇先生一看，異常興奮，因為畫的風格與邊景昭完全一致，又有邊景昭自己的題識，當為邊景昭真品無疑。蘇先生以1500元的價格從書店為博物館購得此畫，並送往北京請古畫裝裱師修復，後來在題款下又發現了“邊氏文進”和“移情動植”兩方印，更進一步肯定了他的判斷。80年代後期，啟功、徐邦達、劉九庵、謝稚柳、楊仁愷等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專家巡迴鑒定到廣東省博物館，看了《雪梅雙鶴圖》后，均允稱精品，並將其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據鑒定小組編輯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記載，邊景昭傳世的畫作極為少見，僅有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雙鶴圖》、《竹鶴雙清圖》（合作）、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杏竹春禽圖》、《花竹聚禽圖》和《秋塘鶺鴒圖》和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的這件作品，計6件。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的此件作品，縱156厘米、橫91厘米，堪稱鴻篇巨製，乃其傳世畫跡中之珍品。此畫所幸有賴蘇先生彗眼識寶，不然可能將永無見天之日，或早已被人棄之紙簍。這類例子還有很多，如在北京琉璃廠的大甩賣中只花了3元錢便為廣東省博物館收購到明末清初廣東著名水墨花鳥畫家趙焞夫《花卉冊頁》……等等。在廣東省博物館，凡是經他徵集的作品大多在背後有著一段動人的故事，記錄著獨具慧眼的蘇先生的傳奇經歷。對於博物館徵集藏品，蘇先生常常告誡我們，一定要有前瞻性。如一些美術史上的小名家，作品傳世不多，但藝術水平精湛，這類作品也要適當徵集，也許將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將成為填補美術史空白的重要佐證；當代一些藝術造詣高超的畫家作品也要適當徵集，這些作品若干年後就是重要的文物。在蘇先生所處的“當代”，他便利用其廣泛的社會關係，為博物館收藏了諸如傅抱石、謝稚柳、李可染、劉海粟、黎雄才、關山月等人佳作。事實上，當時並不被文博界所看好的當代名家作品已然成為博物館、美術館收藏的新寵。目前廣東省博物館收藏此類作品極多，這是和蘇先生的遠見卓識分不開的。正是因為蘇先生這種獨到的鑒定實力與高瞻遠矚的眼界，使得僻居嶺海一角的廣東省博物館能成為繼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天津藝術博物館之後的中國書畫收藏大館，尤其明清以來的書畫作品，無論質量還是數量，均可在省級博物館中位居前列。

“鑒偽易，鑒真難”

書畫鑒定是門高深且兼具實用性和學術性的學問，沒有一定的書畫閱歷和文史、藝術等方面的知識是遠遠不行的。在現代文物鑒定中，書畫鑒定是唯一一種不能以科技手段替代的文物鑒定門類，在以後相當長時間內，仍然需要人們的經驗來判斷。既然主要取決於經驗，因此難免會受到很多主觀因素的制約，使書畫鑒定自然成為所有文物鑒定中最難的一門學問。在蘇庚春看來，書畫鑒定中，最難的莫過於“鑒真”而不是所謂的“鑒偽”。所謂鑒偽，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經常看到某某“鑒定家”動輒將東西看假，有時即使是真作品，但略有瑕疵，也會被判以偽作。這樣會白白地錯失徵集佳作的良機，若果此公供職於把守國門的文物監管、鑒定部門，那國家可能會因此流失文物，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後果就相當嚴重了。若發現此類鑒定“失誤”，真正追究起來，他可以說是自己眼力較嚴，兩手一甩，毫不干事，人們也會因為他的“把關嚴”而理解、原諒他。其實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最多也就是鑒定書畫的初級階段。所謂“鑒真”則是在別人“鑒偽”或不留意的作品中發現“仙丹”，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大家所熟知的啟功、徐邦達、劉九庵、謝稚柳、楊仁愷、傅熹年等著名書畫鑒定專家都有這個本事，蘇庚春也不例外。上述《推蓬春意圖》和《雪梅雙鶴圖》的發現與搶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常在一些畫廊、文物店、拍賣行或收藏家手中，蘇先生都能不斷地發現一些不被人看好、打入冷宮但實際上是真品、精品的書畫，為博物館收購回來，充實了館藏。有的已被定為一級或二、三級文物，絕大多數被選入權威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國美術全集》和《中國繪畫全集》中，成為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重要實物。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藝術市場復甦。由於蘇庚春在京、粵兩地書畫圈中所公認的鑒定眼力與公信力，社會上登門求字、鑒定和要求為其書畫題跋的人踵接於門。蘇先生是一個謙和與古道熱腸之人，他幾乎有求必應。但對於假的書畫，他一概婉言相謝，即使再熟的朋友也不題半字，這一點幾乎成為圈中人的共識。但在藝術市場上（尤其是廣東市場），常常出現一些假冒蘇先生的題跋或書法作品。在一些假書畫作品上也赫然出現假的蘇先生題字；更有甚者，在一些假的書畫上出現真的蘇先生題跋。後來一調查，原來是蘇先生在真的書畫上題跋后被人調了包，換在了假的書畫上（俗稱“移花接木”）。對於知情者來說，知道是那些趨利者所為，大多一笑置之。對於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以為是蘇先生收了別人的錢財而違心所題（據我所知，蘇先生為人題跋從未收受錢財），這自然就嚴重影響到他的聲譽。從維護他的聲譽著想，我們幾次建議他登報聲名或將作假售假者訴之以法，也有記者朋友自告奮勇要寫文章幫他澄清。一向淡泊為人的蘇先生總是淡然一笑：“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完全是一副恬淡出世的心態。這種豁達與寬容在當今實屬罕見。後來再有人題跋，他總是詼諧地告訴來者，想賣好價錢，就不要來找我題，大家都知道這個題跋是不可信的。事實上，這種違反誠信準則的作假行為不但無損蘇先生形象，反而讓更多的人知道了蘇先生的大名，知道了書畫鑒定的真正準則。

著書立說　薪火相傳

蘇先生從早年北京琉璃廠“少掌柜”到南方地區赫赫有名的書畫鑒定家，60年如一日，積累了豐富的鑒定經驗。知道蘇先生的人，都認為他只懂得鑒定，而拙於筆耕。這是一個美麗的誤解。蘇庚春先生著述豐富，卻從不張揚。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他便開始撰寫《中國藝術輯略》，洋洋洒洒70萬言。該書對中國書畫藝術的流變、畫家的生平以及所寓目的畫跡做了詳盡考述。其時余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還未面世，此書的編撰，無疑對於整理中國繪畫史、查閱畫家資料具有開創之功。遺憾的是，由於各種原因此書在他生前一直未能面世。2004年，為紀念蘇先生誕辰80周年，由筆者將其數十本手稿整理，更名為《蘇庚春中國畫史記略》，交廣東旅遊出版社梓行。雖然由於時代的變遷，大量的美術史論著已經問世，書中的一些觀點或資料有些過時，但書中高揚的一種嚴謹踏實的學風則是值得美術史學界借鑒。難得的是，書中所提供的一般畫史所難以見到的第一手資料，有不少來自於蘇先生鑒畫紀余的筆錄，蘊含了他的鑒定思想，為中國繪畫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參考依據。蘇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是他所編撰的《明清以來書畫鑒定家選》一書。該書於1998年由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該書記錄了明清以來書畫鑒定家的生平及常用印鑒，對於書畫鑒定具有非常重要的輔證作用。此書在大陸較為少見，影響不廣，但在廣東、香港地區，一直以來成為很多書畫從業人員和收藏者案頭必備的參考書。此外，蘇先生長期以來有將自己鑒定心得記錄在紙的習慣。自2000年以來，筆者將這些隨手所寫之筆記和他隨口所講之鑒定妙語整理出來，並徵得他的同意，命名曰《犁春居書畫瑣談》，按不同內容加上小標題。先是於2000年在《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連載，一開始便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筆者時常接到來函來電詢問結集出版之事，有時因工作原因未能及時整理髮表，便有讀者來電追問事由，惟恐停載。後來，一些網站也作了轉載。近年，廣州的《文史縱橫》、《收藏·拍賣》等雜誌也紛紛連載，在行內影響極大。著書傳道之外，蘇先生還從不吝惜自己的“絕活”，經常在不同場合向晚輩們傳授自己的學術精髓和鑒定心得。書畫鑒定是門古老的綜合性人文學科，所需要的是博聞強識和堅忍不拔的毅力。蘇先生所經眼之書畫不知凡幾，他通過類比總結，並大量閱讀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鑒定思路與方法。如“海陽四家”之一的查士標（另三家為漸江、汪之瑞、孫逸）的署款中之“士”字，到了晚年一般都寫成“七”字才是真跡。廣東南海林良是明代花鳥畫家，與當時的呂紀齊名。他的署款都是兩個字“林良”，用印大多為朱文方印“以善圖書”。其中，署款之“林”字，左邊的“木”字較短，右邊的“木”字較細長，而最後一捺，多是用點……等等。雖然這些並不是什麼驚世宏論，但沒有相當閱歷和深厚功力的人是無法總結出來的。蘇先生是嶺南地區唯一的以鑒定古代書畫為主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直到現在，這種“唯一”還沒有被打破。在傳統的鑒定大家漸行漸遠的時代，相信廣東在以後也很難有人在目鑒方面打破這種紀錄。儘管如此，由於蘇先生的言傳身教，廣東的書畫鑒定人才卻是代不乏人。如今，蘇先生所培育的廣東新一代書畫鑒定人才也正在茁壯成長；他們在文物監管部門、博物館、美術館、文物店、畫廊、拍賣行等繼續傳承著他的書畫鑒定事業，使其薪火相傳。而他的著述也正在教化後人，成為美術史學界、文物鑒定界的重要文化遺產；經他所徵集、鑒定的書畫正在博物館、美術館的展廳里、學術講壇上澤被後世……

“以有限的人生，做無窮的事業”

蘇先生長期身患糖尿病，晚年更染咳疾和眼疾，加上長期忘我工作，體質較弱，於2001年12月23日上午在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島分院安詳辭世，享壽僅78歲。當時，廣東各界數千人在廣州新殯儀館青松廳為這位在廣東嘔心瀝血40餘年的書畫鑒定家送行。廣東損失了一座書畫鑒定的重鎮，整個中國也失去了一個傳統性的書畫鑒定大家。蘇庚春先生生前有很多任職，他歷任第四、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物出境鑒定組組長、廣東省博物館顧問、廣東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自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在所有這些榮譽和任職中，他所最看中的還是作為書畫鑒定家的身份。在蘇庚春先生的廣州寓所中，經常可以見到這樣一幅他手書的行草對聯：“以有限的人生，做無窮的事業”。正是這樣的座右銘，使他沒有忘記自己作為書畫鑒定家的責任感和使命。大凡博物館或其他文物鑒定部門有所求，即使再忙，他也會忙中抽閑，傾力而為。2000年8月，筆者經手從香港接收了一批書畫收藏家李國榮先生捐贈的宋元以來的書畫數十件。蘇先生在廣州對其作了初步鑒定后，認為其中一張署款“夏圭”的扇面山水畫和其他幾件無款的宋元繪畫很值得研究，這些畫應該都是宋元時期的，“夏圭”則是后添款。為了進一步印證自己的判斷，他建議我們單獨將這幾件畫送到北京請徐邦達先生再掌掌眼。他不顧身體不適，在炎熱的北京城，親自和我們一起將畫送到徐邦達寓所，和徐先生一起對畫逐一鑒定研究。除了一件猴子扇畫被蘇先生定為元代後期、而徐先生定為明代早期，時代略有出入外，最後的鑒定結果和蘇先生一致。這件小小的事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蘇先生那種嚴謹踏實的學風、兢兢業業的責任感，現在回想起來，還讓人十分感念。蘇先生自1984年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廣州和北京兩地。他有一方印曰：“燕粵兩居人”，以示其生活狀態。每逢暑期，他必到北京小住，一般國慶節后，又回到廣州。他曾將自己喻為候鳥。兩地奔波的生活方式也有被打破的時候，那就是如果博物館和文物鑒定部門有重要的文物需要鑒定，或有與書畫相關的重要活動時，他便會無怨無悔地選擇留在廣州。這種犧牲精神似乎也成為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蘇庚春先生也是書法家和篆刻家，其書法宗師鍾繇、王羲之，淡雅而飄逸，深為收藏界所讚賞。其夫人張沛之（蘊貞）擅長繪畫，但拙於臨池，因此蘇先生常常為其畫題字。古時有“潘（恭壽）畫王（文治）題”之謂，今則有“張畫蘇題”之雅事，一時傳為藝苑美談。在90年代，蘇庚春伉儷在廣州、北京兩地聯合舉辦書畫聯展，出版《蘇庚春張沛之書畫集》。蘇庚春先生一生為人謙和、淡泊名利；治學縝密，誨人不卷。他的早逝，是中國文博界，尤其是廣東文博界的巨大損失。他的學者風範和高尚品格，將影響和激勵後人，成為書畫鑒定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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