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哲學詞典

在西方學術界久負盛名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於1995年推出一部全新的《劍橋哲學詞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甫一面市，便獲如潮好評。當代哲學大師普特南（H.Putnam）稱讚它是“我所見到的哲學辭書當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後現代哲學的領銜人物羅蒂（R.Rorty）認為它不只具有參考書的價值，“其寬廣的視域對各種可能都是一種叩問，對非西方哲學的超常注視，尤為可嘉”。

這部由奧迪（R.Audi）教授任總主編的大型辭書，集中了381位經過認真挑選的來自多個國家的撰稿人，均為相關辭條之領域的知名專家，其中不乏活躍在當今哲壇的一流學者。如[柏拉圖]辭條的撰稿者是國際知名的柏拉圖研究權威、來自伊利諾斯大學的克諾特（R.Kraut）教授，[維特根斯坦]辭條的撰稿者是目前最負盛名的維學專家、來自伯克利的斯拉格（H.Sluga）教授，等等。所收錄的4000餘個辭條，均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嚴格篩選，反覆斟酌，之後始一一敲定。其選收之精、新、全，遠遠超過了以往所出的哲學辭典。就其詳細程度而言，一般辭條都有500—1000個單詞，個別重要的辭條超過了6000個單詞，比本世紀所出版的幾種英語哲學辭典的容量大了許多。

除了對西方哲學的內容做了許多富有新意的解釋之外，這部詞典的最大特點是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收錄了有關非西方區域或國家的哲學辭條，包括拉美、非洲、阿拉伯世界等，特別是亞洲的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其涵蓋面之廣，數量之多，述介之詳細，可以說是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有關中國哲學的內容。除了一條長達3000多個單詞、全面介紹中國哲學之基本情況的辭條之外，這方面的條目多達140個左右，這還不包括中國佛教的內容（有關佛教的辭條多與印度哲學部分交叉或者重合，故此處暫不述及）。按照辭條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對哲學家的介紹。該書共收錄了從古至今的52位中國哲學家，他們是管仲、孔子、墨子、老子、許行、楊朱、告子、孟子、莊子、商鞅、申不害、慎倒、宋鉺、惠施、公孫龍子、鄒衍、荀子、韓非子（以上先秦），賈誼、董仲舒、揚雄、王充（兩漢），王弼、郭象（魏晉南北朝），韓愈、李翱（隋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胡宏、朱熹、王陽明、劉宗周（宋明），王夫之、黃宗羲、顏元、戴震、章學誠（清），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毛澤東、劉少奇、錢穆、徐復觀、唐君毅（近現代）。另有6位列入了候選名錄：方東美、賀麟、牟宗三、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二是對中國哲學特有的名詞概念、術語範疇，以及個別重要命題的解釋，大約有60條。包括天、自然、氣、道、太極乾坤、五行、虛等宇宙本體概念，理、心、知行、良知、正名等認識論概念，王霸、禮、術、道統等社會歷史概念，以及所佔比重最大的仁、義、忠、孝等道德倫理概念。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等最能體現中國哲學精神的核心命題均作了較詳細的解釋。三是對哲學流派的介紹，這方面列入了儒、墨、名、法、道等先秦諸子5家，以及後世的黃老、新儒家（道學、理學）等。四是對重要哲學典籍的介紹，共列入《易經》、《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10種。

除了明顯重視先秦思想之外（這也是西方漢學界的一貫傳統），該詞典對20世紀的中國哲學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就人物辭條而言，假如包括候選部分，本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就佔了將近三分之一，這個比例是相當驚人的。對於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大勢，本詞典做了三點歸結：一是西方哲學的重要影響，二是在大陸居於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三是新儒家哲學在港台海外地區的復興和成長。向西方學習，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調，哲學亦不例外。當代中國哲學在本質上已經有別於傳統的中國哲學，當代中國哲學家無一不受到西方哲學的浸染，從問題意識到言說方式均已程度不等的西化，所以離開西方哲學的背景就無法分析和理解當代的中國哲學。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傳播到1949年之後演變成為具有官方意識形態色彩的獨家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過程，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的一條主線。毛澤東成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具有中國思想背景的、對當代世界產生了一定震撼力的學說。但這種思想的極端化，將中國社會帶向了崩潰的邊緣，也極大地弱化了當代中國哲學的創造力。從1978年以後，這種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獨斷式的馬克思主義正日益走向多元化，處在一種苦苦的探索之中。和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相比，大陸邊緣的港台地區所生長出的新儒家哲學顯然只是學院式的，並沒有融入到台灣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中，因而也就沒能產生多大的社會影響。這一傳統色彩頗濃的思潮，其主將皆為專業哲學家和大學教授，從香港的錢穆、唐君毅，台灣的方東美、徐復觀、牟宗三，到目前仍然活躍在國際學術界文明對話前沿的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莫不如此。

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矚目和追蹤，預示了世界哲學格局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西方傳統的哲學範式觀念正在被突破，哲學史的疆界和外延已經超越出了西方自身。傳統上，哲學被視為西方所獨有，所謂哲學就是指西方哲學，不包括西方以外的思想。我們所說的中國哲學之內容，一般是作為東方思想的一部分被附贅於東方宗教的研究領域，或者是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思想史背景材料來處理，或者是構成描述中國文化的大敘事結構的一兩個基點。至於用學科歸類的眼光，將它和西方哲學硬捏在一起，歐美人實難以接受。所以到今天為止，他們的大學哲學系絕不包括中國哲學部分，絕少開設有關中國哲學的課程；他們的哲學刊物也很難見到研究中國哲學的論文，哲學著作基本上與中國無涉。這樣，以往的哲學詞典和哲學史，內容上也就只包括了西方部分，而沒有中國部分，這種情形相沿成習，早成定格。二戰後，隨著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加深，特別是70年代后，工業東亞的崛起，歐洲中心主義的老調曲終人散，唯西方的一元觀也大為褪色，東方被重新擺正在當代世界的格局之中。東方文化，特別是東方的宗教和哲學思想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某些內容已逐漸滲透到了西方學術的主流話語之中，西方傳統人文學科的純質狀態正在被打破，哲學領域也開始出現了具有東方色彩的異質之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編《劍橋哲學詞典》才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收錄了非西方哲學內容的辭條，肯認了東方哲學的價值，給了中國哲學以應有的地位。

作為東方思想之主要代表的中國哲學，雖說早在啟蒙時代即已播撒於歐陸，但長時間裡只是作為獵奇的對象在狹小圈子中被觀玩（伏爾泰可為代表）；浪漫時代以降，更是聲譽跌落，被視為是人類童年智力的產物（黑格爾可為代表）。所譯介流傳的典籍，僅限《易》、《老》、《語》、《孟》等幾部，稍具輪廓的人物形象，只有孔、老等數人。秦漢以下，少有人述及；當代意義，更無從談起。這種狀況的真正改變，一直要等到二戰以後，特別是最近的二三十年。以美國學術界為例，早年的漢學家多主治文史，於哲學少有問津；而今天卻不乏哲學科班出身的精兵良將。所以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漢學家數目正在增多，做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兼跨兩種內容哲學著述的大學教授已不鮮見。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已極大地拓展了，問題也已相當的深入，早已是今非昔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工業東亞問題的浮現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哲學的現代性和當代意義問題日漸顯豁，已經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說明過去只是將中國傳統哲學作為業已死亡的文明遺存的博物館心態正在消退，而代之以起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和她的哲學傳統之間尋找一種內在的延續性及轉活的意義。《劍橋哲學詞典》之對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視，正是這一轉向的明顯表徵。

當然，比之伊斯蘭、古典印度等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中國思想被接納與西方學術加以融匯只能說是剛剛開始，還談不上有實質性的影響。中國哲學的觀念和問題能否打入西方學術的主流話語？還是一個有待時日方能印證的設問，過分的樂觀顯然還為時尚早。但這兩種哲學交流的巨大反差似乎正在發生著某種改變，中國哲學的身影已開始全面地進入到西方學術界的視野，這卻是《劍橋哲學詞典》明白無誤地透露給我們的準確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