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四郡

在西漢初年，西漢邊境地區經常受到匈奴的騷擾，殺傷邊境居民，搶劫財物，破壞農業生產。到了漢武帝時，為了尋求他國共同抗擊匈奴，曾派遣張騫、甘父通使西域，意欲聯合大月氏。由於此時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國，不願再東返故里與匈奴為敵，聯合大月氏的目的沒有達到。到了張騫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後，才逐漸完成了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的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目的。

西漢初年以來，西漢政府對匈奴一直沿襲著消極防禦的政策，除在沿長城邊界線駐兵防守外，並採用和親的辦法。後來有著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再也不肯對匈奴採取忍讓的態度，改變消極防禦為主動出擊。僅武帝於公元前133年及以後的幾次派出大軍深入匈奴游牧區進行追擊。“漢軍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墮殪，罷（疲）極昔之”。從而削弱了匈奴的勢力。漢朝在長城以北建立了屯墾戍邊、移民開墾的大片農業區。

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區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漢朝。漢朝封渾邪為源陰侯，其下屬四人被封為列侯。其部眾4萬餘人被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稱為五屬國。

據《漢書·地理志》載：公元前104年，西漢政府設置酒泉郡與張掖郡，前101年設武威郡，前88年設敦煌郡。據《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前121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張掖、敦煌郡。參證有關史料，后說比較可靠。

需要說明的是，現地級行政區劃名與西漢的郡名有較大差異。現地級市的嘉峪關市和金昌市並未包含在西漢河西四郡的名稱中，嘉峪關所在區域屬酒泉郡，金昌所在區域屬武威郡；現敦煌市為縣級市，屬於地級市酒泉市的一部分。

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河西四郡的戶口數如下：

在7萬多戶、28萬多人中，主要為漢人。前121年，“漢乃子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實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歷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余而出敦煌者六萬人。”“益發戊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衛酒泉。”前91年，”其隨衛太子發兵，……吏士者皆徙敦煌郡。”

有學者認為，河西四郡的設立使河西地區逐步由游牧區變成了農業區，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羌族的聯繫；同時，也讓漢朝同天山以南的農業諸國，以及天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的烏孫結成了抗擊匈奴的聯盟，後來天山以南的農業諸國都臣服漢朝，併入漢朝的版圖，這就加強了漢朝的實力，削弱了匈奴的影響。最後，這個新興的農業帶將中原農業帶和天山以南農業區連接起來。這為將來絲綢之路的開闢提供了便利，對於東方與西方的聯繫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它也是有效控制三大高原的核心地區，是漢民族和游牧民族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爭奪最為激烈的地區，沒有之一。

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的歷史功績主要是：擴大了漢朝對古代新疆的政治經濟影響，促進了新疆統一於漢朝；將河西遊牧區建設成為農業區，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方便條件；發展了河西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創造了高度發展的古代文明。

河西地區與新疆毗鄰，在歷史上兩者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聯繫是很密切的。東漢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駐在敦煌，行使著西域都護的職權，後來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務。這種辦法後來又為魏晉兩朝所沿襲。我國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範圍的，這種看法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對河西四郡，在近代以來又被人們稱之為河西走廊，這是一條長達1000多公里的長廊，是通向新疆的長廊，是絲綢之路的長廊。

促進漢朝統一西域

河西四郡的設置，促進了漢朝統一西域。河西四郡設置之後，漢朝將秦長城從令居（今甘肅省永受縣）延伸到了陽關、玉門關。其烽燧深入到輪台，用以防禦匈奴。這條長城的南面，就是漢朝移民屯墾的農業區，河西四郡設置之後，隔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繫，導致與加強了漢朝與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的聯盟，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斷匈奴右臂”，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勢力。

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國大地上，存在著二個廣大的農業區和二十廣大的游牧區。大體說來，在長城以南，地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漢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區；在長城以北和以西，包括東北與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鄰近地區，則是匈奴、東胡、烏桓、丁零、烏孫、小月氏、西堯等民族從事游牧業生產的游牧區。

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後，將河西地區由游牧區變為農業區，這就使我國原來連成一大片的游牧區，分割成了兩大片游牧區，即：匈奴、東胡、烏桓、丁零、烏孫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區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區。新興的河西地區農業區的出現，在所謂“隔絕羌芮”目的同時，也擴大了我國一大片農業區與兩大片游牧區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繫。在歷史上，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矛盾乃至朋爭雖然時有發生，但是由於游牧社會不能生產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種生產和生活用品，需要由農業社會供應各種手工業產品——金屬工具和用具、絲綢、麻布、槽類以及槽食等：農業社會也需要游牧社會供應牲畜、皮張、畜毛等，因此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關係的主流始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係。

農業區經濟與游牧區經濟的結合，才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經濟統一的整體。對於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須與秦漢史的研究密切地結合起來。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會的歷史地位”一節中，已經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迷，這裡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頓單於在統一我國統一游牧區的過程中，使原來游牧於甘肅河西地區的烏孫族被迫西遷至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擺脫了原來附屬於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經常受到匈奴的威脅。當時天山以北是游牧區，在這裡從事游牧生活的諸“行國”，均受匈奴貴族的統治，天山以南是農業區，在這裡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的諸”居國”，也受匈奴貴族的統治。《漢書·西域傳》中說：”匈奴西邊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領西域，訪居焉香。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漢朝政府有聯絡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烏孫不願繼續附屬於匈奴貴族，天山以南的農業國也有擺脫匈奴貴族奴隸制統治的願望。這就是漢朝能與西域諸國結成聯盟共同抗擊匈奴的政治基礎。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后，與西域諸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繫加強了，這就為漢朝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提供了有利條件。

公元前138年，張騫與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時，由於當時河西地區還是匈奴的游牧區，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貴族的阻撓，前後共費了13年的時間。公元前115年，張騫第二次通使西域到烏孫時，就非常便當，因為這時匈奴已經退出了河西地區。張騫從烏孫返回長安時帶回了烏孫報謝的使者數十人，這些使者目睹漢朝的強大，為隨後漢朝與烏孫結成聯盟創造了條件。同時，張騫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諸旁國，擴大了漢朝對西域“三十六國”及其鄰近諸國的影響。

在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的鬥爭中，漢朝以河西四郡為依託，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站在了漢朝一邊，這就大大加強了漢朝的力量。

在西域，漢朝與匈奴的戰爭中，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常是與漢朝軍隊協同作戰的，如：公元前90年《漢書·西域傳》作前99年）漢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牢樓蘭國兵攻車師。公元前89年，漢武帝遣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兵攻匈奴，復逅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六國兵攻車師，防備車師兵阻戳馬通的騎兵。又如：公元前91年，漢宣帝初繼位，解憂公主及烏孫王再次上書稱：“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儘力擊匈奴，唯天於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宣帝發騎兵15萬，由五將軍分五路出擊。烏孫兵獲得大勝，俘虜匈奴人4萬、牲畜70多萬頭，其後，西域都護甘延壽與陳湯出兵康居，消滅匈奴郅支單於所矚部眾，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諸國的兵力。

在漢朝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過程中，“西域思漢威德，成樂內屬”，這是由於匈奴在西域設立憧仆都尉，徵收“馬畜氈JI”、“賦稅諸國”，而漢朝對於西域諸國“無取於彼”。比起奴隸制的匈奴來，封建制漢朝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漢朝加之於西域各國的負擔也是比較輕的；兩相比較，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是樂意親近漢朝的。

天山以南的請農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禦匈奴貴族的奴隸制統治與掠奪。這些農業國都屬於小國寡民，其大者如龜茲國僅8萬餘人，於闐國與疏勒國均不足2萬人，其小者如且宋國、小宛國等僅1000多人。而且這些農業小國各自孤處於一個或大或小的綠洲，也難於形成一個聯合的力量。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是願意歸服漢朝的。這個偉大的抉擇，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漢未年，由於王莽對匈奴和西域採取了一系列荒謬的措施，導致匈奴貴族再次統治天山以南諸國。“匈奴斂稅重刻（苛），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服，願請都護。”其後，東漢政府設置了西域都護。

為著發展同西域各國的交往，為著與西域各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漢武帝設置使者校尉，開始在輪台、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漢宣帝任命衛司馬鄭吉使護鄯善以西諸國。公元前60年，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西域都護的設置，使西域正式成為了漢朝版圖。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為把西域“三十六國”合併到當時世界上經濟文化最先進的漢朝，就為抵抗匈奴貴族的騷攏，制約諸小國間的紛爭，保障社會安定、發展經濟文化提供了保證。

促進中西交通發展

河西四郡的設置，便利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有關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遠在張騫、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開始了。但在這之後，由於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政治關係，促進了官方和民間商業貿易的發展。關於東西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路線，有些國外的學者曾提出過森林道與草原道的說法，最重要的通道畢竟還是經過農業區的通道，即由長安由發，經過河西四郡，到達新疆，再繼續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因為通過農業區的道路比較安全，食宿比較容易解決，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補充也比較方便，而且在農業區人口密集，有較多較大的城鎮，沿途呸可以進行貿易。

河西四郡設立后，這個新興的農業區的出現，使兩個古老的農業區，即中原農業區與天山以南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更進而與蔥嶺以西的古老的農業區聯繫起來了，使大片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就為東方與四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優秀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從來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各國、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從遠古就存在，因為它對於各國、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從來都是勢不可擋的。自從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和統一新疆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大化交流加強了，中國的絲綢、先進的冶金技術、造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茶葉、容器、漆器以及大黃等藥材、排蕭等樂器傳到了西方各國，從新疆或通過新疆，西方的良種馬（天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蔥（洋蔥），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種農業植物傳到了我國內地，西方的音樂、舞蹈、雜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頸琵琶籌多種樂器傳入了內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聖督教的一支，屬於聶斯脫里派）、襖教也傳入了；伊斯蘭教的傳入，海路雖較陸路為早，但由陸路傳入的影響卻甚大；而今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國西北地區，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促進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對豐富中國與西方合國的經濟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對於這條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學者稱之為絲綢之路，這名稱漸為世界各國所採用。在古代，中國與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間商品的流通，是通過各國的商人進行的。這些商人們的活動，在正常的情況下，並不像馬拉松運動員，由起點一直跑到終點；卻很像接力賽跑的運動員，逐站傳遞。中國絲綢運銷希臘、羅馬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中間要經過漢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臘。羅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臘、羅馬的市場上銷售。在各國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別活躍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點。漢族商人也在新疆從事商業活動。在英國人包爾歐編譯的《新疆出土怯盧文簡牘》之中就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從長安到終點站之間的許多城市，都起著中繼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鎮也都起著這樣的作用。東方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

在絲綢之路上經濟文化的交融，實際上包括若國外與國內兩個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和薈萃的地方，許多由西方傳來的文化，一般都先傳到新疆，再傳入內地；許多由內地情出國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傳到新疆，再傳到國外。譬如，許多農作物、樂器以及佛教等傳入內地的情況就是這樣，內地的絲綢、冶金技術傳在國外也是這樣。

河西四郡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內的於闐、疏勒、龜茲、高昌，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絲綢之路的暢通曾經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這些城鎮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與海運大開以後一些沿海城市的憎況相比擬。

促進西北經濟文化發展

河西四郡的設置，促進了這個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西漢政府設且河西四郡后，這片古老的游牧區所以能夠地速變為新興的農業區，是有其特別優越的條件的。

首先，由內地移居到這裡的移民，主要是漢族農民，他們是帶著內地的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到這裡來的。移民的成員正如《漢書·地理志》中所說：“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從焉。”下貧當然指的是貧苦農民，“抱怨過當”和因反抗封建統治而校目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農民。這些在內地缺地、無地的農民，到了河西地區之後，面對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發展起了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這也正如《漢書·地理志》中所說的：“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其次，這裡的農業是灌溉農業，不受旱澇災害的威脅，農業生產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穩定地發展的。光靠大氣降水（雨、雪）是不能夠進行農業生產的，得天獨厚的是發源於祁連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潤著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與新疆有許多共同之處，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種傳統的流行的說法）說什麼“高山雪灌田疇”，這種說法容易產生誤解，好像無山和祁連山裡有著無盡冰雪可資融化似的。其實在天山和祁連山巨大的山區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較高的。如果在天山和祁連山巨大的山區中，沒有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會有眾多的河流從天山和祁連山中流出。正是由於有著這些河流，才保證了在乾旱地區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

在封建社會裡，農業生產是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河西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是造成這個地區城市發展、商業繁榮、文化發達的根本條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蘭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漢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簡、漆器、陶器、銅器、鐵器、絲織品、度量衡具、天文儀等等。例如，196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東漢“張姓將軍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銅馬39匹，銅牛1頭，銅車10輛，有一匹“銅奔馬昂首揚尾，頭微左顧，三足騰空，右後足踏一飛鳥，鳥似鷹，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見的古代藝術珍品”。為數眾多的兩漢魏晉時代文物的出土，表明了當時當地的手工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還在訂西地區魏晉時代的墓葬中發現了近干幅壁畫，僅嘉峪關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壁畫。在這些壁畫中有犁地、播種、耮地、打場、采柔、養蠶、放牧等漢族和少數民族農民生產勞動的畫卷，也有塢壁（封建莊園）內地主階級在奴僕侍奉下宴飲、歌舞的畫面，在這些圭畫所見到的犁、違枷、耙、耮等農具，與作者解放前在山丹縣農村進行社會調查時所見到的基本相同。這沒有什麼奇怪，農業生產上的墨守成規，生產工具千百年來很少變更，原是封建社會的一般通例。在河西地區魏晉墓室中眾多壁畫的發現，為研究當時的農業生產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資料，其學術價值是很高的。

在古代河西地區發達的封建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發達的封建文化，此事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列舉三事。（1）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2）西涼樂的深遠影響；（3）石函寺藝術的成就，作簡略的說明。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國的統治思想。在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裡，歷調歷代的帝王將相都把宣揚儒家思想，作為加強其統治的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特別是對政治生活的影響，遠遠超過品教。道教等宗教教義的影響。因此，在敦煌石窟這樣的宗教寺院的“遺書”中，居體還保存有《論語》、《孝經》等多種儒家經籍。在武威漢墓中曾發現《禮記》木簡。魏晉以來，河西地區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文人。《資治通鑒》卷一二三曾說：“永嘉（308一313年）之亂，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故涼州號為多士。”僅在《魏書》中列有專傳的河西著名文人就有張湛、段承根、陰仲達、索敞、程駿、常爽、江式等人。他們當中有著名的經學大師、歷史學家、文字學家，並有著作傳世。《魏書》列傳第四十卷有一段評論說：“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群，價重西州，有聞東國，……”這一卷中共有11人的傳記，除3人為安定人，2人為金城人外（二地均在今甘肅境內），餘7人中5人為敦煌人，2人為武戚人。河西地區的人文蔚起，是和當地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緊密地聯繫著的。

西涼樂是在河西地區融合漢族音樂與龜茲音樂而形成的一個樂種。西涼樂的樂器很豐富，有漢族樂器鍾、磐、絲、箏、排蕭，有龜茲樂器？？五弦（五弦的直頸琵琶），還有國外傳人的琵琶（四弦曲頸琵琶）、箜篌、銅鈸、貝蠡等。西涼樂的各種樂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況，從魏晉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畫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遺書中，已經發現有古代樂譜和好幾百首曲子詞。這些都為深入研究西涼樂和我國的古代音樂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西涼樂是在北朝時傳人內地的。在隋唐燕樂中，龜茲樂與西涼樂最為流行，影響也最大，它們不僅對內地的音樂舞蹈，而且對宋詞、元曲、戲劇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西涼樂中的大麴，對我國戲曲的發展影響很大。筆者曾寫過《西涼樂與伊州樂》一文，發表在《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4期，可供參考，這裡就不再作詳細說明了。

甘肅境內的石窟寺共有20多處，其數量在中國各省區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區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門昌馬、酒泉丈殊山、肅南馬蹄寺和金塔寺、涼州天梯山等石窟寺。在這些石窟寺內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和題記，為研究1000多年間河西地區的文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特別是敦煌莫高窟為全世界所矚目的一座文化寶庫，加之敦煌石窟遺書的發現，敦煌學已經成為了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如果沒有河西地區雄厚的社會財富，為數眾多的兩漢魏晉的豪華墓葬和美輪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來的。

當匈奴休屠王和渾邪王在河西地區游牧時，其所部只有5萬多人，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後人口大量增加了，農業、牧業和手工業生產都有了很大發展。縣或城的數目增加，這也是經濟得到發展的一個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