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天府書院

應天府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時的後晉（936年—947年）。唐朝覆亡后，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應天府書院由此而生。當時有商丘人楊愨樂於教育，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創辦睢陽學舍，聚眾講學。楊愨去世后，他的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培養出諸如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范、王礪等後來都成為台閣重臣的著名人物。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學校曾一度關閉。

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因宋太祖趙匡胤尊號為“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皇帝”，遂將宋朝龍興之地宋州（今河南商丘）升州為府，稱應天府。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邑民富人曹誠，在戚同文舊學之地出資三百萬金，造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廣招學生，並於次年聘戚同文之孫戚舜賓為主院，以曹誠為助教，建立了書院。“博延眾生，講習甚盛”，願以學舍入官，真宗皇帝大為嘉嘆，“面可其奏”，下詔表彰，端明殿學士盛度“文其記”，前參知政事陳堯佐“題其榜”，賜名“應天府書院”，應天書院改為府學，官府撥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宋會要》里載有1009年農曆二月二十四日對書院賜額的這份詔書。從此，應天書院取得了官學地位。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應天府書院與曲阜文宣王廟建立較早，宋人有“州郡置學始此”之載。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道、墨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墨子》、《道德經》、《春秋》等，“博涉百家九流之說”。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又升格為南京，為宋朝三京之一。商丘瀕臨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輻輳，隋唐以來，已發展成為一方都會。宋代的應天府書院就設立在商丘的繁華鬧市中。當時人稱：“州郡置學始於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此時的應天書院又被稱為“南京書院”。

天聖四年（公元1026年），范仲淹因喪母守制商丘，受知府晏殊之聘，主持應天書院。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應天府書院學生王堯臣、趙鰖分別中得狀元和探花。范仲淹繼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為己任”，以“九河我吞，百穀我尊”“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的博大胸懷，為北宋培養大批人才，如王堯臣、趙鰖、張方平、富弼、孫復、石介等。史載有“宋人以文學有聲於場屋者，多其所教也”。於是，“天下庠序，視此而興”。

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底，范仲淹主持應天書院期間，還教授《藝文》和《易經》兩門課。范仲淹在此留有眾多遺文，如《上執政書》、《南京書院題名記》、《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唐異詩序》等。其時，書院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范仲淹“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肆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學恭謹，以身先之，由此四方從學者輻輳。

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參政“慶曆新政”，應天書院升為南京國子監學，與東京（今開封）、西京（今洛陽）的國子監並列為北宋最高學府。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應天府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變法，書院實行“三舍法”改革學校制度。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之變，金人南下。趙構建南宋於應天府，不久遷往臨安（今杭州），宋欽宗時書院遂毀於兵火，久廢近250年。其後，應天書院屢建屢廢，名稱也不斷更改。元初雖建有歸德府學堂和文廟，規模大減。

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黃河泛濫，歸德府城淤積地下（今商丘古城南門外湖區），應天書院也隨之被埋（今商丘古城南湖）。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知州楊泰有在舊城北築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繼修，始告竣工，歸德府遷入新城（今商丘古城），應天書院也隨遷往城內（今中山東二街路北的歸德府學堂和文廟舊址一帶）。現存有明倫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築。大成殿內立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牌位，為祭孔之地；明倫堂為學堂，是學子應試之地。

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明朝巡按御史蔡叆將位於商丘城西北隅建的社學改建，沿用舊名稱“應天書院”。

明朝萬曆七年（公元1579），宰相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所有書院，應天書院沒能逃過此劫。

明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歸德知府鄭三俊建重建“范文正公講院”於歸德府學東，效法范仲淹的精神，親自執書講學，一時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諸如官至戶部尚書的侯恂，南京國子監祭酒侯恪，兵部侍郎葉廷桂、練國事等，皆為鄭氏賞拔。他們頗有范仲淹剛正不阿，崇志向、尚氣節的精神，為官多著清聲。“范文正公講院”又名“文正書院”。因范仲淹曾掌教應天府學，後人為紀念其講學育士之功，故名范文正公講院。明代中後期睢陽沒於黃河，城址北遷，原講院故址已無存。

清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侯方域撰有《重修書院碑記》。順治十五年，符應琦重建講堂，集諸士而課之。

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符應琦重修講堂，集諸士而課之。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知府閔子奇又修書院，請來名師執教，“下帷講學，有醇儒之風，學者翕然宗之”。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書院改為郡義學。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知府陳錫格重修應天書院。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舉國廢科舉，興學校，詔令各省的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的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1905年8月，范文正公講院改為“歸德府中學堂”（簡稱歸德中學）。

1998年4月29日，國家郵政局在商丘舉辦了四大書院郵票首發儀式。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應天書院在宋代原址附近進行修復，並被列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點旅遊工程項目。

2004年2月，應天府書院修復工程開始一期工程建設。重建的應天書院由河南大學設計，按歷史文獻記載恢復原貌，一期工程投資900多萬元，完成了仿古圍牆、大門、崇聖殿、道路、門前廣場、狀元橋以及院內外綠化等工程。總建築面積4116.8平方米，道路佔地2523.4平方米，佔地52畝。

2005年底，應天府書院主體工程崇聖殿竣工。

2006年，應天府書院的大門、圍牆、道路等工程完成。

2007年10月1日，修復后應天府府書院正式對遊客開放。

2009年3月20日，應天府書院迎來千歲華誕。商丘市睢陽區為此召開紀念應天府書院御賜匾額1000周年座談會。

2009年8月，應天府書院二期工程開建，主要是講堂等復原工程。

2015年3月13日，應天書院被列入“河南省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2016年11月7日，“應天書院研究中心”在商丘師範學院揭牌成立。

北宋科舉取士規模日益擴大，而宋初官學卻長期處於低迷不振的狀態。士人求學需求很大，卻苦無其所，在這種情況下，書院應運而生，起到了填補官學空白的作用，為廣大士子提供了讀書求學的場所。

宋朝朝廷崇尚儒術，鼓勵民間辦學。宋初提倡文治，但國家一時又無力大量創辦官學，故朝廷對書院給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贊助。像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都得到朝廷賜書、賜匾額、賜學田和獎勵辦學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這些支持無疑是促進宋初書院興盛的直接動因之一。

印刷術的應用，使書籍的製作與手寫本相比，變得極為便利，是促成宋代書院興旺發展的重要基礎。書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眾都可以擁有的，才有可能使書院擁有豐富的藏書，並真正成為面向社會的教學研究場所。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年），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當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在范仲淹主講該書院的過程中，率先明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匡扶“道統”的書院（學校）教育宗旨，並以此確立了培養“以天下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動了宋初學術、書院學風朝經世致用方面的轉變；後來又通過“慶曆興學”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勵了這些成就，進一步推動了北宋書院的發展，明確了學術、大師在書院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

先後有主盟北宋文壇的戚同文、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畢士安、王洙等人，“宋初三先生”之中的孫復、石介二人，“雙狀元兄弟”宋庠、宋祁，“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等，皆畢業於應天府書院。撇開論資排輩，單就開學術風氣之先及薦拔人才而論，范仲淹的宋學開山地位也是當之無愧的。

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亦把“德”說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講學，但大多是提綱挈領的，並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釋串講，只給學生提示，再由學生提出疑難，作針對性討論。應天府要求教師作表率，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范仲淹會先作一篇，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由於范仲淹在道德學問上堪為表率，學風甚濃。

應天府書院伴隨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對於北宋的政權鞏固、人才培養和教育普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一千年來的中華教育史上，其地位沒有能取而代之的。

宋史有“州郡置學始此”之載，“天下庠序（註：泛稱學校或教育事業），視此而興”。

有宋一代先後出資予以扶持，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應天知府李及上言：“本府書院，甚有學徒，自建都（指改名南京）以來，文物尤盛，慾望量於發解進士元額之外，乞添解三人。”明正言順地向上級伸手要待遇。

宋仁宗景二年（公元1035年），官府又撥給學田十頃，充作學校經費。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又准許應天書院“置講授官一員”。這種由中央政府在人力、財力上的支持，是一般地方書院所不能得到的。

到了元代，大書法家趙孟瞓更是在《義學記》中道：“宋初時天下有四大書院，應天書院為首……”。

至明清時期，應天書院精神在商丘地區影響依然很大，屢毀屢建。

在書院影響下，商丘人才輩出：如張方平、王堯臣、宋勛（與海瑞齊名）、沈鯉、侯執蒲、侯恪、侯恂、宋權、呂坤、楊東明、宋犖、湯斌、侯方域等一大批在中國歷史有影響的人物出現在這裡。以至於明代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書”之美稱。清乾隆三十六年商丘中進士人數達170多人，占河南省當年進士總數的五分之一。

孫中山先生為戚翌家祠的撰聯讚揚戚同文，一方面表明中山先生對中原傳統文化熟知並深受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山先生敬仰應天府書院的精深文化和其對華夏教育事業的貢獻，並矢志將其光大。

至近代，西南聯大（今雲南師範大學）也有碑文：“書院之制,…兩宋為盛，應天、嵩陽、嶽麓、白鹿遺跡至今猶令人想見當時風流。應天一院，尤為特別。蓋應天之建，仰給賢者曹誠所捐，此華夏百姓捐助大學可考之始。”可見應天府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影響。

北宋應天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歷來不容輕視。無論《中國書院辭典》、《中國古代書院》、乃至《四庫全書》等國家典集及史書記載，都名列前茅。

應天府書院起源之早，規模之大，持續之久，人才之多，為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所以，《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於商丘”。

應天府書院的完善修建，不僅豐富了商丘古文化旅遊區古文化建築觀光游和學術學習游的內涵，還增強了古城旅遊區對中國傳統文化愛好者、專家和文化學者的吸引力，對於提升商丘古文化旅遊區的品位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