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怠政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由於萬曆帝年幼，於是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 到馮保的鼎力支持。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洪武年間，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后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張居正變法后，萬曆初年呈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逝世之後，中興之象消失。明王朝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參見：萬曆中興、萬曆三大征、東林黨爭、國本之爭

張居正死後初期，萬曆帝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他先採取非常手段，擺脫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后的影響和控制，萬曆皇帝最重要的政績就是進行了“三大征”，表現出一定的魄力和能力。但是，萬曆皇帝並沒有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而是居功驕傲，怠於政事，從勵精圖治到消極怠政。

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萬曆帝因病連日免朝，給內閣的解釋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服藥之後依然“身體虛弱，頭暈未止”，不但無法上朝，祭祀太廟也無法親自前往。萬曆十四年後，萬曆帝就開始連續不上朝。李太後年紀漸大，對明神宗也實在無力再管束。

自萬曆十六年（1588年）后，清朝也經常看不到萬曆帝。萬曆帝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還進行選美。神宗好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在他二十一歲時就開始籌建陵園。

萬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萬曆帝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的元旦萬曆帝再也不視朝。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閣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請罷官。

萬曆帝還派礦監和稅監搜刮民間財產，導致多處民變發生。由於萬曆帝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三十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萬曆帝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最後萬曆帝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

萬曆帝在位期間另外兩項嚴重敗壞朝綱的事件是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一詞則起源於萬曆三十八年的一次人事變動事件。起因是內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抹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而起。東林黨興起后，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后，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初年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另外一項政爭是國本之爭。主要是圍繞著皇長子朱常洛與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萬曆帝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后，福王才離京就藩。

不過萬曆朝的亮點則是包括援助朝鮮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亂、平定寧夏哱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的的萬曆三大征都取得了勝利。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討明朝。次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女真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萬曆怠政原因很多，重要的有四條：

第一，擺脫戒尺。萬曆帝親政前，頭上懸著三把戒尺：張居正、馮保和李太后。所以他親政后就想擺脫這三把戒尺的束縛。

張居正是大學士，又是首輔，還是萬曆帝的老師，萬曆帝平常稱呼他的時候不直呼其名，而是稱先生，那是很恭敬的。因為張居正對萬曆帝要求非常嚴格，可能萬曆帝小時候就產生一種逆反心理，而張居正一死，便有人在萬曆帝面前進張居正的讒言。種種因素糾合在一起，導致萬曆帝在張居正去世兩年後下令抄了他的家。

太監馮保在萬曆初年做到司禮監掌印太監，權力很大。因為他和太后、和張居正關係都比較好，所以在約束萬曆帝方面也格外嚴格。

李太后在萬曆帝小的時候也住在乾清宮，一為照顧他，二為督促他。後來，萬曆帝漸漸長大，結婚、親政，李太后就從乾清宮搬到慈慶宮，對他要求也不那麼嚴格，有一些事情就不大管了。

這樣，萬曆帝就不再受這三把戒尺的約束，性格中原來就有的任性、倔強，這個時候就更加發展。

第二，居功驕傲。萬曆帝繼位之後，年輕氣盛，血氣方剛，連著進行了“三大征”，就是三次大的戰爭。萬曆皇帝在12年時間裡，取得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地域三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史稱“三大征”。

第三，沒有競爭。萬曆帝上面的兩個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朱翊鏐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競爭。所以他登基前沒有競爭，坐上皇帝寶座以後又遇到一個所謂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發放縱自己；再加上萬曆帝比較任性，固執倔強，個性乖戾，一味從心所欲，便漸漸怠於政事。

第四，身體有病。萬曆帝身體不太好，經常生病。萬曆帝10歲登基，在位48年，二十多歲以後就時常以病免朝，到後來甚至創下了28年不上朝的紀錄，其糟糕的身體情況無疑是重要的原因。而其癥狀始終是“頭暈目眩”、“身體發軟”、“目疾足痛”之類的虛損癥狀，只是程度越來越嚴重，到其後期，已經是神思恍惚，步履艱難，連耳朵都近乎失聰。他身體的糟糕，在陵墓的建造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萬曆帝22歲的時候，就已經著手安排自己壽宮的建造，並在建造過程中，屢次視察與過問，這就是後來的定陵。陵墓耗時5年完工，這一年，萬曆帝才不過28歲。雖然古代帝王在活著的時候籌劃陵墓並不少見，但像他這般年紀輕輕就想到生死問題，而且如此重視，顯然與其身體虛弱，自感生年不永有關。

第五，怕被群臣罵。明朝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君主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這以後，給萬曆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

清史專家，北京滿學會會長閻崇年所寫的《明亡清興六十年》中所描寫萬曆皇帝怠政的表現總結為“六不做”。

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萬曆帝竟然二十幾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會議。有的大臣跪在宮門外請求皇上親理朝政，竟不被理睬。

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大學士、首輔朱賡，三年沒有見皇帝一面。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

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個規定，就是大臣不輕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趕緊批示，不論同意、不同意，還是部分同意，總要有個結果。但是，萬曆帝卻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而是擱置一邊。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

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是為皇帝專設的講席，由大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等擔任主講，並同皇帝切磋經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討治國理念與治策的場所。日講，原意是每日向皇帝進講經史。萬曆帝不參加經筵講席，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批評道：“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又說萬曆帝：“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

萬曆十五年（1587年），為了躲避群臣的騷擾，萬曆帝宣布實行“靜攝”，從此不上朝。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明史·神宗本紀》可以看到，關於萬曆十五年以後朝政的記載，與萬曆十五年以前的並沒有區別。賑濟荒災、整頓吏治、平定叛亂、治理河道、發展經濟、對外交往等工作，一個也沒有少，絲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樣子，反而能看出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的執政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許多疑難雜症得到妥善處理，尤其是“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尤其來之不易。

而關於所謂的怠政的表現也存在巨大的質疑。種種跡象表明，清人所編寫的《明史》問題很多。著名歷史學家孟森認為，自古以來，朝代更替之際，後代在修前代歷史的時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無一例外都要有所隱沒，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涉及的年代不長，所有隱沒的地方，後人在讀史的過程中也能發現並了解，從來沒有像《明史》這樣，隱沒一代史的全部。

這些問題大多集中在萬曆以後，出現問題的原因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滿清的御用文人，一個是東林黨的殘餘勢力。

滿清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為消除人們對明朝的歸屬感，對明史進行了隱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點，以偏蓋全，詆毀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參與編寫《明史》的東林黨殘餘勢力，從自己黨派的立場出發，維護黨派的利益，將明末黨爭的實際情況進行歪曲，對涉及到人和事按照東林黨的是非對錯標準進行評判，有失公允。

關於萬曆帝不上朝的說法，不少人提出質疑。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開全會，人多嘴雜，並不適合問政，上朝只能是給大家提供吵架的機會，對於政務的處理，沒有什麼益處，將其取締，對於遏制不正之風，倒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渠道，跟現今有相通之處，也是召開小範圍會議，召見相關人員或是通過公文（奏摺）等渠道。

從《明史·神宗本紀》可以看到，關於萬曆十五年以後朝政的記載，與萬曆十五年以前的並沒有區別。賑濟荒災、整頓吏治、平定叛亂、治理河道、發展經濟、對外交往等工作，一個也沒有少，絲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樣子，反而能看出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曆帝的執政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許多疑難雜症得到妥善處理，尤其是“萬曆三大征”的勝利。

明代完善的制度，為萬曆帝實行“靜攝”提供了條件。朱元璋奪得天下以後，為確保皇權不受威脅，子孫後代長治久安，在總結歷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統治經驗的基礎上，設計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體現在《皇明祖訓》、《太祖寶訓》中。在祖訓中，朱元璋加以訓誡，事無巨細，幾近絮叨，在制度法令、機構設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為規範、後宮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體而細緻的規定，建構了權力運作和制衡網路。

應該說朱元璋在制度建設上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水平，各項制度不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數制度從維護皇權的角度看，極具合理性。以至於清朝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對朱元璋發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萬曆帝的“靜攝”還是以道家理論為指導思想的一種執政理念，其精髓就在於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尋訪張三丰，朱棣更是為之大興土木，修建武當山供奉真武大帝。來自湖北的嘉靖帝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問政風格頗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簡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卻做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改革。萬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爺爺嘉靖帝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響並非都是消極的，漢代初年以黃老思想為指導，實行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政策，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漢代的國力在此期間迅速增長，為後來漢武帝北擊匈奴創造了條件。萬曆帝的“靜攝”，同樣有利於在“三大征”之後休養生息，恢復國力。

以此作為怠政的依據是不合理的。萬曆帝的“靜攝”不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種十分高深的、太極拳似的執政手段。

而“不見”，也是如此，只能說見大臣的次數比較少，還並非是完全不見，即便到了晚年，有時也見大臣的。

• 處理中央官員奏章

至於“不批”，則和事實相差就更遠，確實，萬曆帝並非批複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選擇的。但籠統地說成不批則是不對的。尤其是在後期，凡是萬曆帝認為比較重要的，他都會給予批複，至於那些留中不發的上疏，有很多即使批複了也不過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爭吵漫罵，還是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即便是認為萬曆帝“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的黃仁宇也承認萬曆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對那些遞補職位空缺，以及沽名買直，搬弄是非，動輒抗議漫罵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疏。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

從明史和明神宗實錄的記載來看，即便到了萬曆四十年以後，在一些人心目中怠政的高峰時期，萬曆帝對於他自己認為應該批複的奏疏以及應該挽留的官員都是毫不含糊地加以批複和挽留的，關於說萬曆帝不批的時候用了吏部尚書趙煥“拜疏自去”來做證明，可以從《明史·趙煥列傳》里的一些內容看看當時情形。

上面的摘錄中，“帝皆優詔慰留之”，“詔慰起之”，“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帝猶遣諭留”等記載隨處可見。

再比如萬曆帝臨死前一年對熊廷弼的竭力支持也能說明一些問題，《明史·熊廷弼傳》的記敘中，也可以看到凡是熊廷弼向萬曆帝的上疏都是“疏入，悉報允”，“疏入，帝從之。”，在樊樹志教授寫的《晚明史》中也有這樣的記述“在以後的幾個月中，神宗雖身患重病，但對熊廷弼仍分外關注，別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獨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無一不批答。隨上隨下”。這已經是萬曆帝病重到要臨死前的情形了，這些事實和把萬曆帝說成什麼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應該是直接矛盾的。

• 處理地方官員的奏章

在明代，知縣級別的地方官，是無須皇帝批示，就能夠決定的。關於萬曆怠政所謂“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即便說萬曆帝放棄自己職責的黃仁宇也承認“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

萬曆怠政的另一個理由是“不任免官員”，導致“官位空虛”，造成政務荒廢。這個問題同樣也應該放到黨爭和無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這麼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論。那些空缺的職務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給事中），並非干實事的官員，在黨爭的背景下，言官是黨爭的先鋒和口水戰的主力，將其裁汰對於抑制黨爭和口水戰，十分有效。此外減少言官數量，對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節約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不郊“和”不廟“的說法，其實並不屬實。《明史·神宗本紀》里就能找到相關記載，比如萬曆十三年四月“戊午，步禱於南郊，面諭大學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還有萬曆十四年“十一月癸卯，祀天於南郊”。

事實層面上的，就是萬曆帝“郊”，“廟”次數比較少，乃至後來完全請人代勞，以及不怎麼上朝，不怎麼接見大臣，確實有他身體上的客觀原因，這個是不應該否認也不必否認的。這個身體原因是萬曆的腿腳確實有毛病，甚至是殘疾。

在詳細記載新中國成立后發掘萬曆陵墓前後過程的《風雪定陵·第十四章·打開皇帝的棺槨》中說：

可能是因為疾病導致萬曆帝兩隻腿不一樣長短，這樣的情況，有些禮儀無法親自參加，請人代勞，這從情理上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許多人認為萬曆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征”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

萬曆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崛起和梃擊案萬曆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帝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狂熱烏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

《明史·神宗本紀》指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提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