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化

據《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葯爰在"，郭璞《巫咸山賦》更載"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封於是山，因以為名"。經考證，今巫溪寧廠古鎮寶源山不僅因有寶源山鹽泉可供古人類直接取食，而且古代這裡還盛產"神仙不死之葯"丹砂。因此，寶源山就是以巫咸為首的上古"十巫""所從上下"升降採藥、采滷製鹽的靈山，也就是真正意義的巫山。這裡誕育了神秘悠遠的巴文化之母文化---巫文化（鹽文化、葯文化），在唐堯時期就建立了巫咸國，形成了巫文化在三峽地區（大巫山地區）之濫觴。還從這裡遷徙出巫誕一部的五姓巴人到湖北長陽鍾離山，巫文化與楚文化等文化融合產生了一度繁榮的巴文化，孕育了"記神事之書"《山海經》、偉大的文學開篇巨著《詩經》、巫歌《楚辭》，並在天文、文學、文字、藝術、醫學、地理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今天仍然沿襲並廣泛存在於巫溪大地的巴山夜唱、五句子山歌等文化事象都古風濃郁，而作為巫文化之歷史遺存的"上古鹽都"寧廠古鎮，大寧河古棧道、懸棺"二謎"等則更是神秘幽古。

巫的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說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現了。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將巫字的演變歸納如右下圖（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兩個工字的交叉，大概是行法術時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後加上兩個人在跳舞，是巫用形體動作請神靈降臨。

中國上古創字是有規律的。先民把工和二個“人”字組合在一起，自有其用意。工，《說書》解釋說：“工，巧飾也。象人有規規榘也。與巫同意。凡工之屬皆從工。”宋代俆鍇說：“為巧必遵規矩法度，然後為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失在於詭，亦當遵規榘，解釋故曰與巫同意。”工的原始意義至少有二點其一是巧飾，其二是曲尺。近人楊樹達在《積微居小述林。釋工》認定工象曲尺之形。工，借用古代文學家對“工”字的解釋，上下二橫分別代表天地。巫則是由二個人在其中。《說文》釋“巫”：“象人兩袖舞形”。今人根據甲骨文和金文，認為巫字“象兩玉交錯形”。《漢語大字典。工部》的巫字條說：“《說文》‘筮‘筮巫以玉事神。從霝〈註：ling,古同“零”、“靈”〉聲。靈〈註：ling,同“靈”〉或從巫。’古代巫師以玉為靈物。古以交錯的玉形代表巫祝的巫。”因此，巫字的字形與舞形、玉器有關，上古沒有貶意。

中國古代創字規律，音義有微妙的聯繫。清代考據學家往往窮盡畢生精力研究音群和義群的關係。巫與烏、嗚、污、誣、誤、惡、霧、勿、忤、蕪同聲，大多是些晦暗之詞。

巫與誣通。漢代楊雄《法語。君子》載有“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李軌《注》云：“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汪雲寶《義疏》云：“巫讀誣。誣鼓，謂誣妄鼓扇。”

此外，巫與舞在讀音上都是一聲之轉，這可能與巫的動作有關。巫最初的印象是手舞足蹈。

巫文化是上古時期人類在繁衍生息，推進社會發展中，創造的一種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它也是人們對萬物有靈崇拜時期的文化的通稱，是人類遠古的文化。巫文化融匯了天文地理，人文數理、醫卜星相、五行八卦,祭禮娛樂的總和，它詮釋了中國傳統的道、哲、理、文、聯姻，並滲透影響了陰陽學說、庄老思想、屈原詩歌、孔丘仁義。它構成了華夏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極大的豐富了華夏民族文學藝術寶庫、宗教哲學、科學技術，推動了中華文化的成長。

甲骨文時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稱，後世女巫才稱為巫，男巫叫覡，《說文》中對巫的解釋是：“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據說他們能使鬼神附體，或用其他方式見到鬼神，總之是具有與鬼神溝通的功能而不同於常人。傳說有個巫咸，能知人生死禍福；黃帝作戰前，要找他用蓍草來占卜；還有記載說，他的兒子巫賢當了輔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論起來，祖乙與黃帝年代相去很遠，他們父子的壽命真夠長了。但既是傳說就不必那麼較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時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為他們是那時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將人間事向鬼神報告並把鬼神的指示帶回來。但擔的責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將巫脫去衣服放在太陽下曝晒，甚至架起火來燒，以為這就可以驚動鬼神，下雨來救他，結果燒死了不少；戰國時西門豹治鄴，將用河神的名義詐騙錢財危害人民的巫，統統扔到河裡去，說是請他們去通報河神，就是這古法的應用。治病也是巫的專業，那時得病以為是中了什麼邪。就找巫來驅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詞及其他奇怪的形體動怍來行使法術；有時也給病人吃點藥物。巫在表現鬼神附體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葯以求得興奮，因為他得表現出與平時不同的癲狂狀態，這些葯是他們一代一代靠經驗積累起來的，只有他們才有和敢用；還有象占卜的時候需要將龜甲或獸骨燒出裂紋，一般人不會燒，而巫則能很快就完成，他們確一些有別人沒有的本事，於是成了“招神，逐疫，禳災，除不祥”的專業戶，巫是他們的姓氏。

殷人特別崇奉鬼神，殺了許多牲口還有俘虜和奴隸去祭祀，但最後被周人滅了。比起來周人不那麼信鬼神，治病也開始有專門的醫生，巫不那麼重要了。醫是從巫分化出來的，傳說巫彭是醫的開山祖。

儒家的興起並成為正統后，子不語怪力亂神，巫的社會地位變得低下，加上有些巫（這時一般是女性了）出入宮廷，交通權貴，介入宮廷權力爭鬥，在政變失敗后受到嚴厲鎮壓；而野心家用巫術來蠱惑人心，製造社會動亂，歷代都有，皇帝對這種人也很警惕，從社會的表面看，以巫為職業的人不多了，但如從人的思想與行為來看，巫風實仍未減，而且已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像舊時家家都有本黃曆，裡面什麼時候出門、嫁娶、動土才吉利等內容，以及社會上扶乩、請神、看相算命等等活動，也都是巫風的流被。

所以我用了巫文化這個詞。以巫為職業的巫婆神漢也仍然有，可能因與巫蠱之類害人之事相關，名聲不好，但人們實際上還是信的；而不用巫的名號，換個裝束，以什麼高人、大師的面貌出現，實際干巫的事，更是可以風行社會。宣稱自己能與無形的神仙鬼怪溝通，能預知未來，致人禍福，總之是通靈不凡之人，是他們共同的特徵，把握住這特徵，要有科學的武裝，識別他們其實也是不難的。可惜在中國信巫而不信科學，因無科學而更信巫，形成了一個循環往複的怪圈，要突破實在是太難了。

說起“巫文化”的發源地，不是別處，正是巫咸國。我們必須首先要弄清，人們口耳相傳廣泛使用的“巫文化”、“巫術”、“巫師”等概念中的“巫”究竟是指的什麼？對此，學界目前尚未做出嚴密定義，但從已有的研究來看，毫無疑問，“巫”指的就是神與人之間的一種媒介，也可以說是一種通靈的職業。而從事這一職業的人則被叫做“巫師”，他們是通達天地的預告者，也是執行者；他們所使用的通靈手段，主要包括占星、占卜等形式，這些都被統稱作“巫術”。而與之相關的宗教也好，風俗也罷，還有藝術等等，通通都被視為巫文化。巫文化不僅反映了先民的思維方式、情感訴求，還間接地反應了遠古的經濟生產力水平，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的載體，它還開創了三峽流域後來的精神文明和群族文化。

可以說，巫文化是一種充滿神秘的人類文明，它不僅滲透、影響了陰陽說、老莊思想、屈原詩歌，甚至還包含了禪、中醫、宗教，而且還豐富了華夏民族的哲學、科技和藝術，極大地推動了華夏民族的成長。

既然如此，那我們所說的三峽巫文化又具體指的什麼呢？有專家給出定義說：三峽巫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標準的地域性文化，它指的是西起重慶，東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脈，南臨武陵山與大婁山，包括整個重慶市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長660公里，總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範圍以內的文化。主要以巴文化與楚文化為對象，其中，尤其又以巫文化為最大的核心文化。

提到巫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裝神弄鬼的那一套，尤其在科學文明已經春風沐雨般的今天，人們更是難以理解巫文化背後的積極意義了。然而，如果我們放下偏見，親身走進巫文化濫觴之地的巫山巫溪等地，就會發現，事實上巫文化作為一種人類精神文明的早期印記，背後保存了許許多多華夏文明的母題，是人類童年時期的集體記憶中最為輝煌燦爛的部分。比如巫文化背後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比如起源與鹽、葯文化的巫術，還比如巫歌、巫舞、巫戲等形式多樣的藝術文化。

而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大概要數“巫術”了，然而，這恐怕也是迄今為止，人們對巫文化誤解最深的內容之一。

從歷史上來看，三峽地區自古就有崇尚巫術占卜的傳統，其中，尤以巫山、楚地為主。這裡巫風瀰漫，歷來就有“信鬼巫、重人祠”的習氣風俗。在民間，人們的大小事情都離不開巫術占卜活動。無論是造屋鋪橋，還是修堤築壩，先民們往往都習慣於求神問佛，占卜問卦。甚至連生老病死，喪葬嫁娶，也都離不開巫師鬼神的指引和幫助。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當巫溪巫山等地的土家族人建房時，從動土，到奠基，再到豎柱、上樑、釘大門，每一個具體的環節，人們都會向巫師問卦，每一道工序都得選擇黃道吉日，並且還要專門去找一些能言善辯的工匠來說吉利話，那陣勢簡直是大動干戈，來不得半點的馬虎。而等到上樑、安門的時候，還得請專門的賀梁禮官來家裡念《上樑禮詞》和《彩禮詞》。人們相信，只有通過以上的種種方式才能實現娛神、祈福的功效。有趣的是，在上樑前，人們往往會舉行一場別開生面的“退煞”儀式。所謂“退煞”，簡單地說就是上樑前人們首先得殺雞撒血，等樑上好以後，還得向樑上拋“屋樑粑粑”的一種巫術儀式。人們相信，這些巫術都具有一種神秘力量，能確保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和庇佑，能讓家人獲得安寧和吉祥。

甚至，當家中有人生病患疾時，人們往往也不急於投醫問葯，而是擺上祭壇，獻上牛羊，宴請巫師，“擊鼓卜筮以祝”。一般來說，巫師的治療方式大致被分為兩種———咒術療法和藥物療法。其中，咒術療法是巫師向病人施以催眠、暗示和激發，使病人內在的防禦技能充分誘發出來，達到治療病症的目的，它主要包括歌舞降神、徵兆、招魂、占卜、祝咒等方式。藥物療法則主要採用丹砂（即硫化汞）配以三秀（靈芝）、瑤華、白芷等中草藥來實施治療，祛除病症。

由於受到佛、道輪迴思想的影響，巫文化中對於人死後的靈魂歸屬問題也格外重視。於是，在巫溪巫山等地就產生了著名的喪葬風俗：懸棺葬。先民們之所以採用將棺木置於高山懸崖之上的喪葬方式，不僅是因為這些生前世代居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少數民族，感念山神庇佑的恩典，而且還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將先人安葬於此，讓死者繼續與大山為伴，並目睹崖下子孫生活，已經去世的人的靈魂就能獲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他們保佑自己的子孫健康平安。

不僅如此，關於人死後靈魂歸宿這個問題，人們還發明了很多別的巫術形式。即便是到了現今，在巫溪等地的民間也還零星地保留著跳端公、告陰狀、趕白虎、化九龍水、請七仙姑、請桌子神等巫術形式。比如，其中比較常見的“跳端公”，它常常又被稱作“過刀橋”———這是一種專門為超度死者所做的法事。根據習俗，作法事之前，首先得紮好“刀橋”。而所謂的“刀橋”，其實是將兩尺長的刀每隔一兩尺遠縛在兩根竹竿上，共綁十多把刀，並需要將兩尺長的刀以每刀一兩尺的間距捆縛在兩根竹竿上。然後，用桌椅紮成一兩丈長的橋頭，將用竹竿做好的刀梯平放做“橋身”，刀口向上放置。最後，便是在陣陣鑼鼓聲中，由端公一邊在口中念念有詞，一邊赤腳踩著刀口走過，而死者的親屬們則一律披麻戴孝，跟隨在端公、靈幡、靈牌之後不斷地作輯，以示躬送。

還有一種類似於巫蠱的“告陰狀”也別具特色，這是一種將仇人姓名、生辰八字、地址等寫在一張紙上，揉成團塞進即將下葬的死者口中，讓死者帶到陰間，請求閻王受理訴狀的巫術。人們相信，這樣一來，即使到了陰間，此人也會被閻王繩之以法，永世不得安寧……如今，在巫溪的寧廠鎮長桂、萬古一帶，還流傳著一種類似的暗害巫術，它是在生辰八字不容易收集到，政府機關查戶口又不方便的情況下流行起來的。據說只要收集到仇人的毛髮，指甲或腳印泥土等，然後將收集起來的東西盛於小竹筒內，邊念咒語邊塗上雞肉(防止靈魂外跑或污靈)，再用樹葉包裹，偷偷投入危險之地，受術者就會逐漸痴獃乃至死亡。除此以外，巫溪地區流傳的巫術還有很多種花樣。比如為了驅鬼辟邪、還願請神之類目的而採取的巫術則更是數不勝數，層出不窮。雖然這些巫術難免帶有迷信色彩，然而，如果將它們放到遠古人類歷史上來關照，也許你就會穿過紛繁的巫術現象，站到人類和人性這個更高的層面上去理解人們對幸福、對健康、對豐收的深切渴望，並且進一步理解無論是先人還是作為後代的我們，人類所共有的渴望得到外力幫助和保護的這種人性深處的普遍願望了。

追本溯源，在對巫術活動有了初步了解之後，人們往往會對巫術的起源之謎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就好比“木有根，水有源”一樣，當然，巫術的產生肯定不會是憑空而來。只是巫術的胚胎，竟然是貌似八竿子也打不著的鹽、葯文化，想必這結果，不僅讓人不易想到，甚而至於，簡直是叫人疑竇叢生，不肯信服了。

但是，只要跟你提起一個詞，你也許就會豁然開朗，這個詞就是———“鹽巴”。很難想象，我們早已熟視無睹，日常所說所用到的東西，竟然會與貌似深不可測的巫文化起源聯繫起來。沒錯，根據古書記載，遠古時期，在巫溪、巫山一帶，巴人確實是靠鹽興旺、發達，乃至到了後來又興邦立國……然而，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巴國當然也難逃其宿命。相傳，盛極一時的巴國在享受了因鹽帶來的豐實富餘之後，緊接著又因鹽而引來了鄰國的嫉妒，並最終引發了楚、秦相爭。巴國於是由此遭至戰禍，直到最後滅亡。不難看出，在這裡，鹽是巴文化之所以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與此同時，巴人又是鹽這種遠古時期的新興產物的重要開拓者。於是，從此以後民間就有了“巴不離鹽，鹽不離巴”的說法，然後又有了“鹽巴”一說。雖然時代久遠，但鹽作為一種再珍貴不過的資源，在三峽地區是確有其事的。現已發現的上古三峽地區自流鹽泉就有三條之多，它們分別是：巫溪縣寧廠鎮寶源山鹽泉、彭水縣郁山鎮伏牛山鹽泉，以及湖北宜昌市長陽縣西的鹽水。

作為萬人敬仰的通靈使者的巫師，他們的使命從來都不是單一的。一方面他們是與神靈最接近的，負責傳達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們也是一個時代掌握了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知識的特權階級。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製鹽技術，他們往往還掌握著製藥本領。而他們所採用的葯，不是別的，正是“丹砂”。巧的是，這種珍貴的物質的產地不是別處，正是古時候的巫山———於是巫山在古代又被稱為“丹山”。

由此可見，巫術最初的含義並不是指藉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對某些人、事物施加影響或給予控制的方術，而是指巫咸國的巫師們通過占星、占卜知識的運用，練就的獨特土法製鹽、製藥之術。而擁有了鹽、葯文化的巫溪巫山等地，很自然的，便由此人丁興盛，併產生了重要的巫文化。

接下來，隨著原始部族間的戰爭與遷徙，巫文化得以深入發展：巫咸古國被巴國兼并成為巫郡后，巫楚文化開始融合，產生了一度繁榮的巴文化。到秦漢統一后，這個以巫文化為母體的巴地族群文化，又開始融入了華夏文化共同體，巫文化因此成為托起華夏文明的偉大巨石之一。

了解了巫術文化的“來龍”之後，接著我們還應看看它的“去脈”。

歷史上，隨著西南各部族間的戰爭與遷徙，巫文化逐漸開始了以巫山之地寶源靈山為中心，向華夏各地的廣泛傳播與發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圍各地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影響、積澱，而帶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趕屍，晉北的“看闖客”，南夷的巫蠱等等。

事實上，在巫術的整個演變歷程中，它逐漸開始分化，並形成了黑巫術和白巫術兩條大的支脈。其中，“黑巫術”是指嫁禍於別人時使用的巫術；“白巫術”又稱吉巫術，指的是祝吉祈福時用的巫術，例如湘西趕屍便是白巫術之一。

要說“趕屍”巫術，還得從一個傳說說起：相傳幾千年前，苗族祖先有個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黃河邊浴血奮戰，與敵廝殺，在戰爭結束后，阿普蚩尤因為感念與士兵的兄弟情誼，不忍將士兵弟兄的屍首曝於野外，於是，他便和軍師一起施法，將戰死沙場的士兵屍首“趕”回了故里。而後，湘西地區的人們便有了趕屍的風俗，只要有居於異鄉的親人過世，便會邀請“趕屍者”將親人屍體趕回故土安葬。從這裡不難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後，實際上是與當地人們極重鄉土觀念緊密結合的。

另一方面，中國巫文化自古以來便受到佛教輪迴學說的影響，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統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間民俗文化的差異，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種共性群體下的個性趨勢。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著的一種“看闖客”的驅鬼方式———所謂“闖客”，指的便是鬼魅。據說，在山西民間，人們認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於鬼魅纏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會到紙鋪里去“看闖客”，以尋求驅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還值得一提的，也是最為現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蠱”。據說，早在秦漢時期巫蠱便已出現，主要包括詛咒、射偶人、和毒蠱等內容，屬於黑巫術的一種。而現今盛行於南夷等地的巫蠱之術，又主要以苗族巫蠱為主。這裡的苗人好養蠱，他們認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著了蠱，需要解蠱才能恢復健康。而苗族的蠱，傳說也是天下最難解的“奇毒”，誰要是中了苗族巫蠱，就必須請下蠱之人或是請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師解蠱，如果被沒有能力之人隨意解蠱，則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蠱者與解蠱者皆會一命嗚呼！

很顯然，這些奇異詭秘的巫術，正是源於三峽腹地的巫文化與不同民族間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產物———-當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話和信仰滲透於民俗文化儀式中時，就會形成不同種類的儀式語言，維護著人類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雖然在人們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區是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搖籃，其他地區則被視為蠻夷之地，而事實上，在國家形成之前，中原並不是文明最發達的地區，相反像巫文化這樣的地方文明勢力倒是顯得不可小覷。所以說，若是將巫文化作為“華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

巫風所及並非盡限於市井，往往高層還更熱中，由此直至可以影響軍國大計的事件屢有發生。隨手拾來，就有：

南北朝時南齊的末代皇帝蕭寶卷，信奉據說是死後成為鐘山之神的蔣子文，還有個宋徽宗，相信妖人林靈素，都是因此誤了大事的昏庸亡國之君。

令曹操嘆羨“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到了晚年相信一個名叫王表的神，這位神，“不見其形”而是靠一位名叫紡績的婢女溝通，孫權把這位無形的神封為輔國將軍羅陽王，在都城修建館舍迎去請教。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這句名言就是後人孫盛對此事有感而發的。

近在清代，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荒唐的事。那是在鴉片戰爭後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則徐因主張抵抗英軍而皇帝想和，早已被撤換，但這時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將主和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還派去了一位打內戰很內行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參贊大臣。這位果勇侯一到廣州，馬上下令“廣收馬桶，排列沿河”，還在城隍廟做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禦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廣東軍務記，收在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Ⅲ，神州國光社，1954）須知這不是在武俠小說或僅供消遣的影視中，而是面對英軍入侵的備戰行動！結果可想而知，英國人不吃這一套，這位欽差參贊大臣也下台了。

相信巫術並以國家的名義用它來與科學創製出來的物質力量較量，還發生過更大規模的一次，大家都會想到，那就是義和團的行為。

西方科學技術與中國巫術較量的結果，中國方面一敗塗地，於是也想到應該向西方學習了，但是當時的當權者以為洋人比我們強的，無非是船堅炮利，想要的僅是西方的技術，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還是“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也就是後來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最著名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也這樣認為：

“吾國人之所以遜於世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於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於物質足矣；於物質之中，先從事於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物質救國論》，1905）

湘西的“落花洞女”則是部落中有一些未婚的女子，能將樹葉哭下來；到山洞不吃不喝，幾天不死，回來后也不飲不吃，幾天後就死去。部落人們認為她去和樹神、井神結婚了，因而這些女孩生前沒有結婚，但人死後，別人去辦喪禮，而落花洞女的家人給他們不但不辦喪禮，還要辦婚事，以示婚禮之喜.　落花洞女進入痴迷狀態，她的面色燦若桃花，眼睛亮如星辰，聲音如絲竹般悅耳，身體里發出一種馨人的清香。她每天不停地抹桌擦椅灑掃廳堂，把一個原本破敗的家收拾得纖塵不染。進入了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按照當地的說法，這個女孩子已經把自己許給了神，她整天生活在幸福的幻想里。她的心上人是不食人間煙火卻救人於水火的神，因此她不再為世俗的任何男子動心，只需小心地保護好自己的美麗嫻靜，等著她的神選好了吉祥的日子來迎娶她。這就註定了她的一生將不再有姆媽經歷過的一切生兒育女盼夫心切又妒怨煎熬的煩惱，也不會有世俗的男子想到要用自己的婚姻去解救這個被神的幻象所誘惑的女孩。固然當那個日子到來的時候，幸福中的女孩含笑而逝，但她始終不渝地保持了自己的姣好容顏，直到今天的傳說與記載中.

至於落洞，實在是一種人神錯綜的悲劇。地方習慣是女子在性行為方面的極端壓制，成為最高的道德。這種道德觀念的形成，由於軍人成為地方整個的統治者。軍人因職務關係，必時常離開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對於婦女的經驗，必使這種道德觀增強，方能維持他的性的獨佔情緒與事實。因此本地認為最丑的事無過於女子不貞，男子聽婦女有外遇。婦女若無家庭任何拘束，自願解放，毫無關係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來光身遊街，表示與眾共棄。

仙娘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能言善辯的婦人，先發狂病，后成女巫，進行行巫。行巫不必學習，無從傳授，只設一神壇，放一平斗，斗內裝滿穀子，插上一把剪刀。有的什麼也不用，就可正式營業。執行巫術的方式，是在神前設一座位，行巫者坐定，用青絲綢巾覆蓋臉上。重在關亡，托亡魂說話，用半哼半唱方式，談別人家事長短，兒女疾病，遠行人情形。談到傷心處，談者涕泗橫溢，聽者自然更噓泣不止。

徠執行巫術后，已成為眾人承認的神之子，女人的潛意識，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因此就不會再發狂，初執行巫術時，且照例很靈，至少有些想不到的古怪情形，說來十分巧合。因為有事前狂態作宣傳，本城人知道得多，行巫近於不得已，光顧的老婦人必甚多，生意甚好。行巫雖可發財，本人通常倒不以所得多少關心，受神指定為代理人，不作巫即受懲罰，設壇近於不得已。

行巫既久，自然就漸漸變成職業，使術時多做作處。仙娘還可以行使點小法術，埋在地下，放在枕邊，使“仇人”吃虧。或更作媒作中，弄一點酬勞腳步錢。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她作乾兒子。小孩子夜驚，就為“收黑”，用個雞蛋，咒過一番后，黃昏時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八寶回來了嗎？”另一個就答，“八寶回來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后抱著孩子手蘸唾沫抹抹孩子頭部，事情就算辦好了。行巫的本地人稱為“仙娘”。她的職務是“人鬼之間的媒介”，她的群眾是婦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義是她得到社會承認是神的代理人後，狂病即不再發。當地婦女實為生活所困苦，感情無所歸宿，將希望與夢想寄在她的法術上，靠她得到安慰。這種人自然間或也會點小丹方，可以治小兒夜驚，膈食

放蠱是一種古老的黑巫術，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左傳》中就有關於蠱的記載。宋人鄭樵所著《通志六書》里甚至記錄了製造蠱毒的方法，大意是說，將各種毒蟲集中在同一器皿之中，任其互相襲擊與吞食，最後存活下來的就是蠱，即毒蟲之王。歷朝歷代官府都針對製造蠱毒行為有非常嚴厲的刑律，故放蠱巫術完全處於秘密狀態，歷代志書史記，關於蠱毒的記錄數量雖然不少，總是廖廖數語，並且語焉不詳，這就使蠱婆(草鬼婆）與蠱毒變得更加詭秘。《乾州廳志》記：“苗婦能巫蠱殺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於外則蠱蛇食五體，放於內則食五臟。被放之人，或痛楚難堪，或形神蕭索，或風鳴於皮皋，或氣脹於胸膛，皆致人於死之術也。”

傳說放蠱的手法有三到四種，以手法的不同可鑒別法術的高低：伸一指放，戟二指放，駢三指四指放，後果各不相同。一二指所放的蠱，中蠱人較容易治癒，三指所放就較難治了，倘若是三指四指所放，幾乎屬於不治之症，中者必死無疑。

中了蠱的人在將死前一個月左右，能見到蠱婆的生魂掩著面前來送物，行話謂之“催樂”。此後如果病家不能得到有效治療，一個月內病人定會死去。治療中蠱的病人，輕者郎中草藥或還可以奏效，重者非放蠱者本人來解才有生路可求。

對於蠱婆舊時有多種方法識別真假。按《永綏廳志·卷六》的記錄，真蠱婆目如硃砂，肚腹臂背均有紅綠青黃條紋，沒有就是假的；真蠱婆家中沒有任何蛛網蟻穴，而該婦人每天要放置一盆水在堂屋中間，趁無人之際將其所放蠱蟲吐入盆中食水，否則就是假的；真蠱婆能在山裡作法，或放竹篙在云為龍舞，或放斗篷在天作鳥飛，不能則是假的。所有的真蠱婆被殺之後，剖開其腹部必定有蠱蟲在裡面，若沒有就是假的。清嘉慶之前，苗人捉到蠱婆格殺勿論，後來不知何故，不敢再殺而是賣於民間，放蠱之術得以流傳。

一般說來，蠱術只在女子中相傳，如某蠱婦有女三人，其中必有一女習蠱。也有傳給寨中其他女子的，如有女子去蠱婆家中學習女紅，被蠱婆相中，就可能暗中施法，突然在某一天毫不經意地對該女子說：“你得了！”該女子回家之後必出現病症，要想治療此病，非得求助於蠱婆，蠱婆便以學習蠱術為交換條件，不學則病不得愈。因為一切在暗中進行，傳授的儀式與咒語，外人無從得其詳。

每個蠱婆都設有自己的蠱壇，藏在山澗、溪流或家中的隱蔽處，蠱婆需要非常謹慎地保護它，因為蠱壇一旦被外人發現，蠱婆自己命將不保。傳說曾有蠱婆設壇在家，某天趁無人時用熱水給神偶沐浴，不料被自己的小兒子看見。第二天，蠱婆上山砍柴時，孩子不知利害仿效母親給神偶洗澡，結果因水溫過高將附有蠱婦之魂的神偶燙死。再說那蠱婆在山中勞作，猛然間感到心促氣短力不能支，心下明白定是蠱壇出了問題，不敢有半點延誤，趕快回家沐浴更衣，收拾停當靜卧床上，不過一個時辰已經氣絕。

相傳蠱婦放蠱中一人，可自保無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樹，可保三個月，如不放蠱，蠱婆自己就要生病，連續三年不將蠱放出去，蠱蟲不得食就會傷害蓄蠱人。動物之中唯有狗不能放蠱，蠱婆怕狗也不吃狗肉。

占卜是一項世界性的文化現象，在國外亦有各種各樣的占卜形式，但是，此處所進行的關於占卜問題的探討，主要以中國古代占卜為觀照的焦點，使用材料大多為中國古代文獻。然而，不管是中國古代的星占、筮占、龜甲占，還是古巴比倫時期流行的臟卜，古希臘羅馬時期盛行的占星術，都具有一種相通的思想基礎和行為方式。

占卜之術曾經在古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從大量的甲骨卜辭即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卜筮在社會生活中佔據著顯著地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商代王室崇尚迷信，凡是祭祀、征伐、田獵、出入、年成、風雨、疾病等等，事無巨細，一切都求之於鬼神，而最為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龜甲獸骨等占卜吉凶，占卜以後又會在龜甲獸骨上刻下占卜的時日、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的結果等，迄今安陽殷墟發現了約十五萬片甲骨刻辭，除開極少數是商王室、貴族記事之用外，絕大多數是殷人占卜的結果，即卜辭，卜辭反映出殷人幾乎無事不卜的習俗。

不論是使用龜甲獸骨，還是使用動物內臟進行占卜，古今中外占卜的主要行為目的大致相同。由於它萌生於原始文明的土壤之中，與原始思維的關係非常緊密，古人常常藉助於種類繁多的星占、筮占、式占、擇日曆忌、龜卜、占夢等等千奇百怪的手段，來研究他們身邊的奇妙世界。在占卜者的隊伍里，既有操縱"雞骨卜""牛骨卜"等的民間巫師，也有深諳易學，實施繁複的預測之術的易學大師。它是巫術的近親，還是巫術的子女？

首先，因為占卜與巫術有相同的思維方式。原始思維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把特定條件下的現象無限制地推廣，因此形成對客觀世界的錯誤聯想。在此認識基礎上，客觀世界被人為地鍍上一層神秘之光，被賦予一種強烈的主觀色彩，擁有非常的操縱能力。按照順勢巫術來說，世間的萬世萬物都可能具有某種特性，因此順勢巫術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把這種特性傳遞給人類。而基於接觸巫術的原則，事物一旦互相接觸過，它們之間將保留著某種聯繫，即使他們已經相互遠離。在這樣一種交感關係中，充當了巫師角色的占卜實施者們，憑藉虔誠的心態和高超的技藝，一廂情願地與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保持了某種聯繫，當然這種聯繫需要通過神秘的儀式、咒語祝辭等特殊方式獲得。占卜者作法的目的在於溝通人神以探尋未知世界，這是占卜與其他巫術形式的顯著區別。

其次，占卜需要巫術實施者的介入。實施者並不一定要求非得是專職人員，當然，有一個必要前提，這些實施者（包括求占者、代占者）必須都對超自然力的存在毫不懷疑。易學大家、民間巫師，以及那些非專業的篤信占卜，或者偶爾為之的人，構成了占卜者的龐大隊伍。占卜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能夠恣肆蔓延，並且能夠世代傳承，這支隊伍起到了非同尋常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周易》占筮系統的發展歷程上，虔誠追隨者的參與功不可沒，他們抱著至誠至信的心態鑽研琢磨《周易》，使其得以高度發展，成為古代顯學之一。

第三，占卜所反映出的儀式化特徵相當明顯。占卜前必須遵從一套嚴格的儀規，占卜者要向神鬼表達其虔誠的心跡，奉行占卜中必須遵守的程序，包括認真地叨念祝辭。在易佔中，從占卜之前的準備到占卜中的掛、扐、歸奇、揲等動作，以及占卜中所使用的祝辭都有特殊的規定，尤其到後來易占逐步成熟，在形式上越發講究，對占卜儀式的要求也更加嚴格。《繫辭》程序嚴格完整，每一步每一環都融入了精心的設計，包含了濃厚的儀式化特徵。

第四，占卜的目的在於認識或者改變世界。巫術目的在於"發現、預言、和引出事變"。所謂的發現、預言、和引出事變，正好比較全面地描述了在巫術觀念下所產生的巫術行為的宗旨。占卜者的目的正在於認識世界，並且希望通過這樣的認識達到改變世界的目的。當然，如果以客觀態度對事物進行科學的認識推測，那就不是巫術，而是科學的預測。但巫術所反映的世界是被歪曲了的，因其是在巫術觀念的支配下得以產生，人們實施巫術，希望藉助神鬼等的力量探尋到世界的奧秘，雖然其得出的結論往往是荒唐可笑的，但錯誤的結論並不能掩蓋巫術行為中涵蓋的以認識世界為目的這一事實。在千奇百怪的巫術中，是有以判斷為主要目的的巫術的，巫術的功能應當包括判斷和改變、了解和改造的雙重目的。

似占卜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文化現象，它的複雜性有目共睹，複雜的事物總是不可能以一種單一的狀態存在，而正是因為它的複雜性引發了它組成的多元性。經過上千年的發展變化，占卜形式已經發展得林林總總、千奇百怪，使人眼花繚亂。儘管占卜文化包容龐雜，仔細分辨仍然可以從那些"羊骨卜""雞蛋卜"與"易學"之間摸索到它們的不同特質及其共性。

巫師是最早的知識分子。出於職業需要，巫師大多較一般人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技能，古代的大部分官方文書工作均由祝宗卜史系列的官員們來承擔，這類官員稔熟於各種祭祀儀典、天文曆法、史籍譜牒、占卜記錄等，這樣一些人無意有意中憑藉手中所掌握的文化知識成為記錄保留古代文化的中堅力量。

雖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巫術逐漸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輝煌，巫的地位在不停地下滑。但是由於巫是上古時代文化的掌握者，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仍然以"宗""祝""史"等身份充任著朝廷的代言人、文化的傳承者，他們記錄下燦爛的古代文明，使其得以生生不息。

巫師的分流有以下幾種：

《尚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士，謀及卜筮。"祭神、占卜在古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司巫、男巫、女巫均有不同的施職範圍，主持比較大型的、專門的巫術活動，如此精細的區分，反映出巫在其分化過程中職權逐漸縮小的趨勢。由於統治者對巫術的篤信，巫師的地位儘管較從前有所下降，但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技藝超群者在統治者的優寵下仍然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巫師們設壇作法，希望通過玄妙的法術通神，他們還能"準確"地測算過去與未來，從而贏得了統治者的信任，並且籍觀星占筮等"絕技"參政、輔政，干預國家大事。這樣，一部分巫因為繼續受到宮廷的重視而得以承擔一部分朝廷的事物，成為統治者的輔佐，他們實際上已經淪為御用巫師。

因為人們還有無盡的願望，還有數不清的恐懼，有被人類學家們稱作"集體無意識"的對神鬼的敬畏，看似瑣碎零散的巫術活動，猶如春天的草籽，在民間生活中肆意蔓延。"后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眾多巫師參與到如此廣泛的祭神活動中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民間巫師由於同世俗生活保持著親密的接觸，因此不管時局如何動蕩，政權如何更迭，各種力量如何打壓，他們卻一如既往浮現或者潛伏於廣泛的世俗生活中，奔走在民間，憑藉光怪陸離的巫術形式--祝禱、占卜、祈禳……，出沒於社會生活的不同場景之中，成為奉神事鬼的骨幹。

實際上巫師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用歌舞來降神娛神，因此巫師尤其是女巫大都善歌舞，這一點在《九歌》和《詩經》中有許多描寫。因為在原始人的心目當中，藝術具有相當的實用價值，在最初的藝術發展階段，含有巫術性質的藝術是最早、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最原始的藝術形式往往是作為輔助實際生活的一種巫術才得以產生。

巫術活動中所摻雜的強烈的情感、執著的信念、神奇的幻想等等簡直就可以被當作史前藝術的部分組成。因此，舊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大量繪畫、雕刻等作品，和一些原始部落保留的歌舞，被當作藝術起源於巫術的證據。音樂的產生也具有幾乎相同的原理，故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巫師是最早的舞蹈音樂藝術家。舞蹈音樂這類極富表現力的獨特藝術形式在他們的"巫舞"、"巫歌"中形成並被發揚光大，所以把舞蹈音樂藝術原創的一部分功績記到原始巫師們身上一點也不過分，這也是上古巫師們值得自豪的地方。

《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葯爰在。"郭璞注稱"巫咸"等人皆是神醫。在古代人的認識里疾病乃是因為鬼神所致，因此醫生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向鬼神祭祀祈禱來消災滅病，通天達地的"巫"理所當然地擔當起替人消除疾病的重任。但是隨著知識的積累，人類認識水平的提高，古代醫學逐漸艱難地從巫術中分流。對那些"信巫不信醫"的人，扁鵲提出不予治療，明確了"巫"與"醫"之間的分野。雖然中國古代醫學一直留有"祝由科"的痕迹，但是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增強，"巫""醫"的逐漸分離已是大勢所趨，"醫"以理性的態度朝著科學進發亦成為必然。

巫師作為古代一個人數眾多、隊伍龐大的社會階層，對創造和傳播神話故事以及古小說的創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關於巫師的神話傳說越豐富，人們對巫術的信仰就會越發堅定，然後由於這種信仰的堅定，對神話傳說的興趣也就越來越濃厚，同時對巫術的崇信更加執著。巫術思想的泛濫，對巫師的迷信，奠定了古小說中巫術故事盛行的廣泛的社會民俗基礎。巫的作用對於中國文藝的發生和發展有重要關係，這種對於巫的信仰在民間十分流行。戰國時代以來興盛的還有方士。方士，是主張人通過修業成神、可以長生不老這種神仙說者。秦始皇追求長生的傳聞是有名的。這些巫和方士，利用民間的風俗信仰，提倡鬼神靈異，編造神異之書。這樣，神怪的傳聞便興盛起來，在人們之間流傳。這種風潮就成為產生六朝時代志怪小說的母胎。對於小說這一獨特的文體而言，巫師們信巫還要傳巫，所謂的"傳"除了一般的口傳之外，在文字產生之後，敘事文學就成為巫師們傳播巫術的最佳載體，巫在自覺不自覺之間為小說的產生及其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戰國時期流行的各種巫術是小說興起的源頭之一，關於巫術的故事在唐前志怪中俯拾即是，類似於《列異傳》《搜神記》《幽明錄》《博物志》《玄中記》《拾遺記》等等小說中都有關於巫術的大量記載。當我們從小說產生的源頭上反推小說的創作者的時候，不難發現小說最初的創作者與巫之間有著無法割捨的關聯。

現代科學向兩極發展，一是探究過去，一是前瞻未來。在過去、未來之間，立足服務現今。近幾年來的歷史長劇《成吉思汗》、《康熙王朝》、美國科幻大片《黑客帝國》、《星球大戰》等，都是人文學者們艱辛工作的結果。

歷史一頁一頁翻過去，人類一代一代傳下來。一些人文活動的因子承襲了，一些信息卻被捨棄。因而歷史是複雜的，重構重述歷史又是難的。比如，巫山乃至全國全世界的先民們如何生產與思考？實在難於探尋。重述巫文化，是何等不易！正因如此，《巫峽潮》從2期到10期，連載8篇巫文化溯源系列文章，奇文雅正，旁徵博引，科學論證，學風嚴謹。仔細研讀，不能不深有感焉。

總觀"系列"，澄清了當代人們對巫文化理解上的許多混亂，是我縣第一個言說"巫文化"的系列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奇文八論，共三部分。

其一，巫師，敘述變化脈絡。"巫之變遷"探索巫文化發展顛峰及必然滑落之原因，巫師也每況愈下，指出其歷史的進步性與現實的落後性。"巫之分流"談其文化急劇衰落後巫師的五大分流，巫師們走進官場，混跡宗教，充當藝人，成為醫生，口播小說，從單一走向多元。

其二，巫術，敘述行為方式。"何為巫術"則從寬泛意義上剖析其五大要素，為眾說紛紜的巫術界定了明確含義。"巫術之術"解疑其與方術、法術、魔術、數術的區別與混雜，在浩大龐雜之網路中給人以清晰印象。"巫與扶乩"評析其神秘特殊的表現形式，故弄玄虛，問天地，卜前程，其術程序化、規範化。

其三，巫思，敘述思維特徵。"巫與咒術"則從口語的的特殊功用與咒語的特殊形態入手，詮釋其詭譎力與人們善良願望之間的關係，誇飾語言魅力。"巫術意象"探求其形象思維過程，闡述其典型性、神秘性、象徵性與各類藝術的淵源，誇飾了物象魅力。"巫與占卜"介紹巫術也用易學占卜這一形式加以神秘化，與"易學預測"的思維形式同。

總之，八論奇文，俯瞰式全方位解釋了巫文化。一言以蔽之：巫曾有用，影響很大，卻很荒唐！誠然，巫文化是遠古文化，時空間距太大，加之其神秘性與封閉性，本已造成人們理解的必然障礙；且要探究它，必須嚴肅科學，必須考證引典，其較多的抽象思維與學術語言，又造成了人們的閱讀困難。但不管怎麼說，這些系列文章，為眼花繚亂、一片混亂的巫文化，劃了一道清晰而精準的線條，令人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