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高

廖志高，1913年5月生，四川冕寧人。曾用名王平、王子修。

1930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學習。

193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革命工作。

1934年至1935年，在四川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學習，任校學生會主席、地下黨支部負責人。

1935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並隨軍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糧委、長征先遣工作團幹事，中央直屬警衛營地方工作組組長、黨總支部委員。

1936年至1937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少數民族工委秘書長，中共中央黨校班主任、黨總支部書記。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副書記兼重慶市委書記，中共川東特委書記，川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工委副書記，后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處副處長。

1947年撤離延安時，任中央直屬支隊政治部主任。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處代處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

1950年1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西康區委書記、西康省委書記。

1950年4月至1955年9月，任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康省省長；其間：曾兼任西康省軍區政治委員。

1950年6月至 1954年1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5年9月至1959年8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1955年至1959年9月，兼任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55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書記。

1956年7月至1965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5年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1956年3月至1965年12月，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

1965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四川省第三屆政協主席。

1959年4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1960年10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5年11月至1970年12月，兼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其間：曾兼任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966年2月起，任四川省貧下中農協會籌備委員會主席。

1966年至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6年再次受衝擊）。

1974年中期，任在京中委老同志學習組代組長。

1974年11月至1982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

1974年11月至1979年12月，任福建省革委會主任。

1979年12月至1982年3月，任福建省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其間：1975年1月至1982年10月，兼任福州軍區政治委員，曾兼任福州軍區黨委書記、福建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8年1月至1979年12，兼任福建省五屆政協主席。

1982年2月至1983年7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顧問。

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八屆（八大二次會議增選）、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0年8月28日在北京逝世。

1930年，廖志高考入設在西昌的四川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受進步勢力影響，參加進步活動，進而成為學生組織的領導骨幹，於193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黨的支部負責人。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後進入西昌地區。廖志高主動與地下黨同學商量各回家鄉迎接紅軍。他回到冕寧石龍鄉，宣傳黨的主張，組織群眾插紅旗、貼標語，迎接紅軍的到來。

紅軍總政治部途經廖志高的家鄉，李維漢、蔡暢等同志對他的工作很滿意，要他暫留石龍鄉繼續工作。紅軍攻佔冕寧縣城后。一位紅軍戰士到石龍鄉通知廖志高立即去縣城開重要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除冕寧地下黨的陳野蘋、廖志高外，還有準備留下來的紅軍幹部王首道、李井泉等人。在會上，毛主席提出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和應當注意的問題。他說：“要在這裡同敵人周旋，確實不易，但只要把工作做好了，還是有辦法對付的。最重要的是搞好團結：一是新老同志之間的團結，老紅軍有作戰經驗，本地同志熟悉情況，要互相學習，搞好團結；二是認真執行民族政策，團結好彝族同胞。”廖志高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又聆聽了這麼精闢的講話，心情激動不已，信心倍增。

會後不久，黨中央毛主席根據紅軍先頭部隊攻佔安順場和越西縣城后了解到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分析研究后認為這一帶還不具備開展游擊戰爭的條件，因而改變原定計劃，緊急通知廖志高等立即趕到安順場隨軍北上。

長征途中，廖志高歷任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央糧委、長征先遣工作團幹事，中央直屬警衛營地方工作組組長、黨總支委員。每到一地他就抓緊了解情況，發動群眾沒收地主、土豪財物分給群眾，同時為紅軍部隊籌集糧款，補充給養，直到長征勝利結束抵達陝北。

處於抗日戰爭大後方的四川，中共地下組織由於國民黨和四川軍閥多次殘酷鎮壓，全部遭到破壞，只剩下極少數失掉聯繫的黨員，分散隱蔽地堅持鬥爭，建立進步團體，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這些分散的革命力量和正在興起的抗日救亡活動，亟需黨的統一領導，重建和發展四川地下黨就成為一項迫切任務。

1937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四川省工委，鄒風平任書記，廖志高任副書記。臨行前，張聞天、李富春代表黨中央向他們交待：“鑒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黨組織和黨員遭到嚴重破壞和殘酷鎮壓的慘痛教訓，你們去后重建和發展的黨組織和黨員都是秘密的。”“現在已派往四川進行上層統戰和情報工作的羅世文、張曙時，各有自己的特殊任務，同地下黨沒有工作關係。你們去后可以分別同他們聯繫，了解情況，重大問題也可以找他們商量。”

鄒風平、廖志高到達成都后，立即分別同張曙時、羅世文接頭了解情況。當時全川只有羅世文、張曙時兩人分別聯繫和領導的80多名黨員，分散在成都、重慶和宜賓、瀘州等地。經他們商定，除了統戰、情報工作需要的20多人外，其餘全部移交省工委。另外，抗日救亡進步團體中還有一些失掉關係的黨員，需要進行審查清理。為此，他們在平安橋天主教堂旁租了個小院，選定了幾位黨員，很快建立了省工委機關，著手清理黨的組織關係。首先對抗日救亡團體摸底，尋找失掉關係的黨員，經個別審查合格后恢復黨的關係；同時成立了一個公開合法的“新華日報成都推銷處”以方便聯繫，後來不少同志通過這一渠道接上了組織關係。這種把秘密和公開相結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經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到1938年春，恢復了關係的黨員達300多人，同時還以成都、重慶、南充、瀘州為中心建立了黨的地下組織，為進一步大量發展黨員和加強黨對抗日救亡活動的領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廖志高作為省工委負責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全身心投入工作，放手發展黨員，僅半年多時間就取得顯著成效。黨員數量從3月的300餘名發展到10月的3000餘名，達到了中共長江局的要求。

1938年10月下旬，省工委召開擴大會議，醞釀成立四川省委。會議期間，王明、林伯渠、吳玉章途經成都，通過羅世文傳達中央指示：四川分別建立川東、川西兩個特委，不再成立四川省委；同時決定調廖志高到重慶組建川東特委。至此，以鄒風平、廖志高等同志組成的四川省工委宣告結束。省工委雖然歷時不到一年，但為完成中央關於重建和發展四川地下黨的任務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8年11月，廖志高到重慶就組建川東特委問題向長江局彙報，會議決定正式成立川東特委，轄重慶市、川東地區和川南部分縣，廖志高任書記。不久，長江局撤銷，川東特委就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南方局專門指派組織部幹事鄭瑛任秘密聯絡員，加強同川東特委的聯繫。不久，中央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廖志高根據“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隱蔽精幹”的方針，把特委工作重點從大量發展黨員逐步向整頓鞏固轉移。用了近兩年的時間，對全部黨員特別是幹部逐個審查，及時清除了不純分子和混入的壞人。同時也從中發現和培養了一批優秀黨員幹部。

抗戰時期，重慶屢遭日寇狂轟爛炸，住在城內的南方局急需在市郊建立疏散地點。廖志高主動承擔這一任務，作了大量工作，最後選定紅岩嘴的一所農場，隱蔽幽靜，躲避敵機空襲和防範特務監視都很理想；農場主人饒國模女士思想開明，其兄為黃花崗烈士，三個兒女都是地下黨員。因此，一經聯繫就慨然允諾。由於廖志高完成任務及時，南方局機關和領導同志在當年日寇“5·3”“5·4”大轟炸時得以安全轉移。後來經過興建成為聞名遐邇的“紅岩村”。

1944年秋，廖志高調回延安任中央黨校臨時支部副書記，負責對1942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四川地下黨一些被錯誤審查的同志進行甄別。1945年4月，廖志高出席七大，任大後方代表團四川分團團長，在他的主持下，針對康生等人在“整風搶救運動”中誣衊四川地下黨是“紅旗黨”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認真討論，對重建四川地下黨的全部工作和堅持地下鬥爭的同志為黨做出的貢獻，作出了正確的評價。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進犯延安，黨中央和各直屬機關主動撤離，分別組成“前方”、“後方”和“中央”三個工委。前委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帶領少數精幹人員留在陝北堅持鬥爭，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時在中組部工作的廖志高被部里確定跟隨黨中央毛主席留在陝北。報到時，任弼時找他談話：“中央決定從各直屬機關抽調幹部270多人留在陝北，按軍事編製組建一支中央直屬隊，番號暫定為三支隊（又稱崑崙縱隊），主要任務是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絕對安全，做好各項服務工作，保證中央順利地指揮陝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這個支隊由任弼時任司令員，陸定一任政委，葉子龍任參謀長，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

廖志高隨黨中央毛主席轉戰陝北，歷時一年。他作為支隊政治部主任，主要職責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切實鞏固隊伍。他採取各種形式開展形勢教育，動員大家堅定必勝的信念，以“不怕累、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一絲不苟地做好本職工作。他的工作成績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揚。

新中國成立前夕，經毛主席提名，中央確定廖志高去西康任區黨委書記、省政府主席、軍區政委。1950年2月，廖志高和劉忠率領六十二軍進軍西康。廖志高入康后，首先抓住社會安定這一關鍵環節，集中力量擊潰和殲滅了胡宗南盤踞在康定、西昌的兩股殘餘勢力，完成西康全境解放，又立即建立人民武裝自衛隊，深入開展“剿匪肅特”，先後殲敵4．7萬餘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在西康負隅掙扎和本省反動勢力企圖依靠胡宗南殘部搞復辟的幻想。在漢區的民主改革中，廖志高從舊西康“煙、槍、匪遍地，軍、警、特橫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的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開展清匪反霸、土改鎮反鬥爭和恢復經濟等工作，很快就出現了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改善的新局面。

民族工作是西康省的重點，廖志高根據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結合本省實際，在團結上層、支援進軍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和建立民族武裝等方面，創造性地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強調：“民族工作首先是搞好民族團結，團結上層又是實現民族團結的關鍵”，“民族地區不要先去發動階級鬥爭，不要怕‘右’”。他還耐心說服漢族幹部，在民族地區的軍管會和新建的人民政權中安排了夏格刀登、降央伯姆、果基木古、阿侯魯木子等藏、彝上層人物。同時多次組織民族上層人物到內地參觀，增強他們對共產黨的信任。團結上層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顯著效果：竄逃隱匿的國民黨特務相繼被挖了出來；農奴和奴隸的待遇得到改善；民族內部糾紛、武裝械鬥日益減少。

十八軍進軍西藏必經西康，所需軍用物資數量大、時間緊，當時康藏公路尚未修通，只能靠人、畜力運輸。西康剛剛解放，本省工作緊迫繁重，困難重重，但在解放西藏這一大局面前，廖志高毫不猶豫地承擔了這一艱巨任務。他通過夏格刀登等在藏區有威望和實力的上層人物出面，組成“支援委員會”，組織了7萬多民工搶修康藏公路；組織牛馬10萬餘頭，為十八軍馱運各種物資共26萬餘馱；幫助十八軍購糧200餘萬斤、氂牛2萬餘頭和燒柴、馬草2000多萬斤，及時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解放初期，西康藏區是西南局民族區域自治的試點，廖志高把它作為區黨委的重大任務，做了大量細緻的籌備工作，於1950年11月在康定專區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這是全國第一個地區級的民族區域自治政權，不僅開創了西康藏區工作的新局面，而且為民族區域自治摸索了經驗，尤其是對西藏的和平解放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了維護民族地區的社會治安，加快生產建設和培養民族幹部，廖志高和區黨委根據藏彝地區實際和民族工作的特點，報經中央軍委批准，於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藏民團和彝民團，充分發揮其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和幹部學校的作用。中央給予很高評價：“建立民族武裝，不僅能維護地方治安，而且可以通過這一組織培養民族幹部，西康省的藏民團和彝民團便是成效卓著的見證。”

川康合省以後，廖志高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第一書記。他在領導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工作中，深入調查研究，認真探索總結，為黨的民族工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於黨在指導思想的“左”傾錯誤，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從1959年開始，四川的經濟建設遭到嚴重挫折，連續三年陷於十分困難境地。當時，廖志高分管農村工作，不可避免地也出現了一些失誤。面對這些困難和挫折，他以對黨對人民負責、有錯必糾的精神，抓住貫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和三年調整的有利時機，認真落實下放基本核算單位、停辦公共食堂、恢復自留地和允許私人養豬等一系列糾“左”措施，為調整四川農村政策、恢復農業生產做了大量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顯著成效。到1965年，全省農業總產值三年增長30．9%。1965年2月，廖志高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廖志高於1967年初被“打倒”，連遭批鬥后押往北京進行長期“監護”，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但他剛正不阿，堅持真理，對黨的忠誠始終不動搖，堅持黨性原則和高尚情操。

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為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政委。1975年，廖志高認真貫徹鄧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頓”方針，大膽啟用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同志，充實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在整頓的同時，廖志高狠抓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通過一系列的艱苦工作，福建省的工農業生產開始恢復並有所發展。

1976年，政治風雲突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展開，福建省剛有轉機的局面重新陷入混亂，廖志高再度受到折磨和摧殘。粉碎“四人幫”后，廖志高不顧身體虛弱，對全省工作重新部署，在揭批“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的同時全面整頓，使全省工作重新走上正軌，社會秩序日趨穩定，工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和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廖志高結合福建省的實際，認真貫徹執行“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的戰略決策和鄧小平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要指示。1979年初，他和省長馬興元提出“突破中間，武裝兩頭”的設想，要求集中力量把輕工業搞上去，加快積累資金，用以武裝農業和基礎工業這“兩頭”。同年7月，中央決定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試辦經濟特區。廖志高及時提出要加快“突破中間”的步伐，積極吸收外資、僑資，擴大出口創匯。為此先後組建了華福公司和華閩公司，興辦了與日本、美國合作的福日電視機有限公司和廈門煙草公司，積極支持興辦其它對外合作項目，使福建省的對外開放邁出了具有開拓性的第一步。在籌建廈門特區的起步工作中，廖志高從選址、基礎設施建設和籌組特區領導班子，都做了大量工作。廖志高在粉碎“四人幫”後幾年的辛勤努力，為福建省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0年8月，廖志高突發腦血栓塞導致半身癱瘓，經一年多治療仍無明顯好轉，難以再負擔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調他到京任中組部顧問，后被選為中顧委委員。

廖志高退居二線后，積極參加中顧委活動，還利用到外地治療休養的機會開展調研，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外調糧食過頭導致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是新中國成立后四川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廖志高在閩期間，就帶著這個問題，利用深入農村基層或到外省參觀訪問的時機，了解福建和其他省市在當年的情況和有關政策，進行比較研究。退下來以後，他又趁多次來四川治療休養之機，克服年老體弱病殘的困難，廣泛查閱、收集資料，找一些老同志探索這個問題。他有時躺在病床上口述，由秘書記錄；有時自己翻閱資料，記下要點；有時坐在輪椅上同來探望的老同志交談。日積月累，逐步形成了他的看法。他說：“無可諱言，外調糧食過頭，是四川困難時期非正常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當時全國糧食供應普遍緊張，就連京、津、滬幾個大城市也只有兩三天的存糧。中央從戰略全局考慮，問題發生在四川比發生在京津滬造成的國際國內影響要小得多，要求四川必須按期按量完成突擊調糧任務。當時中央採取的果斷措施和四川省委的作法是無可非議的。決不能責怪省委，也不能埋怨中央”。

他還說：“我離開四川工作崗位，特別是退下來后，一直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復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廖志高暮年這些肺腑之言，充分體現了一個老黨員、老幹部對黨對人民負責到底的精神，也表明了他對四川人民極其深厚的情懷。我們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四川建設得更好，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位曾為四川的革命和建設嘔心瀝血、艱苦奮鬥的老領導。

2013年6月21日，四川省紀念廖志高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成都舉行。四川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東明出席會議並講話，四川省委副書記柯尊平主持會議。王東明指出，廖志高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作為四川人的廖志高同志，對家鄉懷有深厚的情感，他從家鄉走上了革命道路，又把遠大的抱負傾注在康巴地區和巴山蜀水之間，為四川少數民族地區的解放和發展事業，為四川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王東明指出，廖志高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為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鬥的一生，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家鄉人民永遠懷念他。今天可以告慰廖志高同志的是，四川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取得巨大成就，城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全省各族人民正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努力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開創四川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座談會上，廖志高同志親屬、生前同事及下級游德馨、陳南園、廖曉村等發言。四川 省領導陳光志、范銳平、趙愛明、張作哈、黃潤秋，省老同志何郝炬、馮元蔚，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省直相關部門及雅安、涼山、冕寧縣負責人參加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