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渠
汴渠
中國古代溝通黃河和淮河的骨幹運河。也稱汴河又名通濟渠，全長650公里。自河南滎陽的板渚出黃河，至江蘇盱眙入淮河，共歷現今三省十八縣（市），順序為：河南省的滎陽、鄭州、中牟、開封市、開封縣、杞縣、睢縣、寧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靈壁、泗縣；江蘇省的泗洪、盱眙。在漢代和南北朝時都是重要運道。王景曾大修過。
汴渠（北宋時稱汴河），地處中原，溝通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歷經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多個朝代，有著1500餘年歷史，可與京杭大運河比美的歷史名渠，不僅在我國漕運史上有特別重要的歷史地位，造就了開封這樣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而且在我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其意義和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
汴渠
中國古代溝通黃河和淮河的骨幹運河。也稱汴河，又名通濟渠。古汴河是自戰國以來鴻溝運河系統的一支，從今鄭州西北引黃河水，經今開封、商丘、虞城、碭山、蕭縣，至徐州入泗水，再入淮水，在漢代和南北朝時都是重要運道。王景曾大修過。隋大業元年(605),開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黃河，又自黃河板渚（今滎陽縣汜水鎮東）引水與古汴河合，至開封以東改道向東南，經今杞縣、商丘、夏邑、永城、宿縣、靈璧、泗縣、泗洪，至泗州（今江蘇省盱眙縣城淮河對岸）入淮河（見圖），唐宋時改稱汴渠或汴河，但與古汴河線路不同。唐建都長安、洛陽，北宋建都東京(今開封)都依靠這條運河運輸江南的糧食和各種貢品。《宋史·河渠志》載："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唐代每年漕運糧食400萬石至長安、洛陽，宋代每年運糧600萬石至東京，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南宋與金對峙時，南北交通斷絕，汴渠堙廢。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出於爭奪霸權地位的需要，戰國七雄之一魏國，於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遷都大梁（今開封）。為了改善交通狀況，促進經濟發展，富國強兵，從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開始，用了20多年的時間，分兩期建成了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流域的鴻溝水系。其骨幹工程，就是古汴渠的前身。
鴻溝水系的建成，不僅對魏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戰國形勢的全局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秦能完成統一六國的大業，也得益於此。一是在黃淮間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的水運交通網。據歷史記載，鴻溝水系不僅溝通了河、淮，而且也把濟、濮、睢、穎、汝、泗、丹等河流連通了起來。二是極大地促進了漕運業的發展，加強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和交流。三是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中原一帶的政治、經濟地位明顯提高。因此，可以說汴渠從她誕生之日起，就發揮出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家的統一，汴渠在我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顯示出來。封建帝王對漕運在穩定國家政權，繁榮經濟方面的重大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王朝為滿足其需要，不但加強了對汴渠的管理，不斷進行維護和整治，漕運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據《後漢書•安帝記》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秋天，曾“調揚州五郡（九江、丹陽、廬江、五郡、豫章）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陳國、下邳、碭山”。永初七年又“調濱水縣谷輸敖倉”。〈〈水經•谷水注〉〉載有陽嘉四年刻在洛陽建春門石橋上的一篇詔文，其中有“成下漕梁，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說明漢時江淮一帶的賦貢正是通過汴渠北運，由黃河入洛河到達京都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也記載有，曹操曾對浚儀（今開封）至睢陽（今商丘）之間的睢陽渠（即汴渠）加以整治，以溝通黃河與淮河的聯繫的文字。
到了唐宋時期，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都城的日益繁華，黃河、汴渠已成為封建統治階級賴以生存的大動脈，日日夜夜為京都輸送著大批的糧食和日用物資。唐人杜佑在談到汴渠時說：“自是天下利於傳輸”，“漕運商旅，往來不絕”。（〈〈通典〉〉，卷一0及卷一七七）皮日休在論及這條運河時也說：“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汴河銘》）正說明了汴渠對唐王朝的重要意義。另據考證，天寶二年，通過黃河、汴渠一年內運抵關中的糧食達400萬石，創造了唐代漕運量的最高記錄。
北宋的漕運比唐代更為興盛。大量的物產通過汴渠運至京都開封。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宋初，“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開寶五年（公元972年），運江、淮米不過數十萬石。到了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運輸量急劇增多。至道初（公元995年至997年），“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峰。大中祥符（公元1008年至1016年）初年，汴河運米猛增至“七百萬石”，不但遠遠超過了唐代汴渠的漕運量，也創造了宋朝的最高記錄，可見汴渠漕運的繁忙程度。這一時期，也是汴渠發展的鼎盛時期之一。
汴渠，作為溝通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的重要水利工程，漕運的紐帶，發揮著巨大的工程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益，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高度重視。但因地處黃河下游平原，經常受黃河泥沙、洪澇災害的侵襲，渠道極易被淤塞、破壞。為維持漕運的暢通，統治者除加強管理外，還不得不經常對渠道加以整治和疏浚。
如在西漢後期，黃河南侵，滎陽漕渠（即汴渠）曾長期遭到破壞。進入東漢以後，河、濟、汴交敗的局面愈演愈烈，光武帝建武十年前後，黃河以南漂沒的範圍已達數十縣。據《後漢書•明帝紀》記載，明帝時“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 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汴渠的嚴重毀壞，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到了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開始對汴渠進行大規模的治理。依靠數十萬人的力量，在一年的時間內不僅整修了1000餘里的黃河大堤以及其他相應的工程，而且對汴渠也進行了進一步的整治。黃河和汴渠分別得到了控制，數十年的黃水災害得以平息，農業生產以及漕運得到了恢復。另外，還特別值得一書的是兩漢時期汴渠水門建設發生的變化。水門，是為控制渠道引水量，減輕渠道泥沙淤積，防止引水過量危害下游的建築物。西漢時，汴渠的水門“但用土與木耳”（《漢書•溝洫志》），是一種土木結構。東漢靈帝建寧年間，“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水經•濟水注》）這就是說，到了東漢中期，汴渠的水門已由土木結構改變為砌石工程了。石砌水門比土木建造的水門，耐沖經久，應該說是一個較大的進步。
第二次對汴渠進行大規模的整治活動發生在隋代。隋朝的建立，結束了魏晉南北朝長期混亂的局面，使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恢復和發展，在統一全國的短暫幾十年中，完成了廣通渠、通濟渠和永濟渠等大型人工運河。其中，通濟渠“引河通淮”這一段工程，首先是在板渚（滎陽境內）和浚儀（今開封）之間，對漢、魏汴渠故道進行疏浚、擴寬、改建；在浚儀以東，又與汴渠故道分途，直趨東南，另開了一條新渠，經陳留、雍邱（今杞縣）、宋城（今商丘）、永城、夏邱（今泗縣），於盱眙（在今江蘇境內）北入淮。新修的渠道，“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資治通鑒》卷一八0），十分壯觀，漕運更為快捷。唐初經濟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此。
第三次對汴渠的大規模整治發生在北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即“引洛入汴”。這也是對汴渠進行開發治理的最後一次。汴渠的水源完全來自黃河。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不可能很好得解決黃河泥沙對渠道的淤積問題。再加上官吏的腐敗，泥沙淤積問題也就日益突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相符中，闔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湮淀。……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襄邑（今睢縣），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
為從根本上解決泥沙淤積問題，改善汴渠漕運，在沈括等人的勘測論證下，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元豐二年北宋當局實施了“引洛入汴”工程，對汴渠加以整治。據歷史記載，“引洛入汴“工程布局頗具匠心，也卓有成效。首先，為了攔住黃河水不再入汴，修了從鞏縣（今鞏義市）神尾山至土家堤的47里河防大堤。其次，從任村口起，到河陰縣瓦亭子舊汴口附近，開挖河道51里，並且每20里修“束水”一處，以削減汴河湍急之勢。第三，修了陂、塘等蓄水工程，在洛水不足時，決開引入汴河；修了一些斗門，當汴河水過盛時，將水排出汴河以外；從汜水關北開挖河道以通黃河，上下置閘，使黃汴二河的船只得以通過。另外，還在洛河口設置“水”，通黃河，以排泄洛河的異常洪水。技術進步，使“引洛入汴”工程取得了圓滿成功。汴河的泥沙大為減少，漕運有了保證。據史載，元豐以前，汴口冬閉春啟，一年不過通漕200多天。引洛入汴后，“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宋史•河渠志》）其優越性顯而易見。可惜好景不長，引洛入汴40餘年後，隨著北宋的滅亡，汴渠的作用也日趨低落，逐步消失了。
此外，在漕運的鼎盛時期，為維持漕運暢通，封建統治當局還專門設置管理機構對汴渠進行統一管理，並制定了不少制度和具體管理措施。這在唐宋時期的典籍中都有明確的記載。
汴渠，能夠得到歷朝歷代封建統治階級如此的重視，在漕運史上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除有著非常優越、重要的地理位置外，也與北宋以前我國的政治、經濟歷史發展進程密切相關。
首先，北宋以前，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有一個逐漸東移的過程。汴渠的漕運功能日益突出。封建經濟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由於受技術的限制，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主要是農業灌溉和航運。縱觀我國的發展歷史，在宋以前政治、經濟中心位於西安、洛陽，以關中地區最為富饒。北宋定都開封后，中原一帶才逐步發展成為當時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早期，由於封建都城遠離中原，統治階級為滿足自身需要，鞏固其統治地位，一方面要從全國各地調運大批的糧食和物資，另一方面要通過改善交通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管理。汴渠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航運條件，滿足了封建統治者的需求。到了北宋，汴渠已成為都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次，中原、江南等地的經濟發展，也是汴渠長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戰國時，汴渠一誕生，就因交通便利，農業生產條件改善，而極大地促進了中原經濟的發展。這從大梁、陶（今定陶西北）、濮陽、陽翟（今禹州市）、壽春（今安徽壽縣）等中原一帶城市的建立與發展就可以看得出來。隋朝興建通濟渠、永濟渠后，黃河下游兩岸的經濟，更是進入了高速增長時期。到了北宋，開封能夠發展成為我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也說明了中原經濟在當時全國的重要地位和發展狀況。長江以南地區，則由於長期未受戰亂影響，社會安定，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得以穩定發展，經濟基礎也日益雄厚。汴渠，這一溝通南北、東西的交通大動脈，就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從南方獲取大量物資的重要運輸渠道。
第三，開封城的建設與發展，也顯示出了汴渠在我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春秋戰國時期，開封只是諸侯國中的一個小都城。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是非常緩慢的。唐以後的五代時，後梁、後晉、後漢、後周等才重新建都於此。究其原因，主要是與這以前我國歷史發展的政治、經濟格局有關。但開封作為中原一帶的政治、經濟中心始終未變。這是與汴渠在這一時期特有的漕運地位密切相關的。據考證，從春秋戰國到北宋，除有很短一段時間汴渠的漕運作用不明顯外，其他時期從未間斷。這就為北宋以後，開封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北宋時，開封稱東京。是當時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廓建築，規模宏大。有城三重：外城周50里；內城周20里；皇城周5里，位置在今城內北面的龍亭一帶。人口100多萬，工商業繁榮，交通便利。製造軍器、船舶、綾錦及印刷等手工業工場和作坊，遍布全城。專門經營大宗貿易的商店有幾百家，至於酒樓、食店、茶坊等更是比比皆是。正如歷史名畫《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那樣。
北宋時期，開封的快速發展是與以汴渠為骨幹的航運交通網所發揮出的巨大作用分不開的。她上接黃河，下通淮河、長江，象輸血管一樣，將江淮一帶的糧米，四面八方的百貨，源源不斷地運到開封，供應宋統治者和百萬軍民的需要。宋人周邦彥所作的《汴都賦》，對當時的水運盛況，曾作了形象的描繪：“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另據《宋史•河渠志》記載，宋太宗趙炅在一次汴河決口后，曾親自出乾門視察，並對群臣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由此不難看出，汴渠和開封以及宋王朝的密切關係。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開封的建設與發展，能有今天，也是汴渠所造就的。
汴渠取水於黃河，由於黃河流勢經常發生變化，只能採用隨勢開挖引河以滿足取水要求；在汛期要堵塞汴口，以免泛濫成災。由於隨水引入大量泥沙，汴渠內不能建閘堰工程，每年要組織大量勞動力疏浚。為減少疏浚工程量，曾以鋸牙、木岸等建築物束窄河床，加大流速，沖刷泥沙。由於不能解決泥沙問題，北宋時汴渠已成為地上河，防洪問題突出。為此，經常加固堤防，還要建造泄洪斗門和設置滯洪區，組織維修專業隊伍，完善防洪搶險的組織和物資準備，健全管理制度。元豐二年(1079)開清汴工程，堵塞了黃河汴口，在洛河入黃處建攔洛壩，引水沿新開引水渠入汴渠，以含沙量較小的洛河作為汴渠水源，並對補充水源、防洪、與黃河的通航和河道整治採取了相應的工程措施，使汴渠的航運條件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可惜只用了較短的時間就廢棄了。
《方輿紀要》記載：“敖山在滎陽縣（古滎）西二十里，有石門渠，為滎瀆（瀆指的是水、是河，不能單純作滎澤解釋）受河處。”
由這些極為明確的記載中，不難看出：鴻溝通濟受河處，即文獻中多次提到的陰溝；它是汴渠（也叫蒗盪渠、石門渠）的源頭，廣武二城之間的山澗，乃鴻溝通濟引河的重要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