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村遺寶

轟動世界的西安何家村金銀器自1970年出土后一直秘不示人。2004年5月，何家村金銀器精品在北大首次集中亮相。京陝兩地文物專家聯手攻關，在何家村遺寶中破解了大唐皇室諸如楊貴妃佩戴的“香囊”、風流天子唐玄宗的舞馬、神秘的“金開元通寶”等等謎團。

2004年5月底，北京大學隆重舉辦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10周年慶典。作為慶典的特殊“賀禮”，陝西歷史博物館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國家文物局特批下，聯合舉辦了西安何家村金銀器精粹展。65件（組）精心挑選的金銀器精品亮相北大。據了解，這是何家村金銀器自1970年發現以來，首次集中對外展示。

何家村遺寶，是指在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何家村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銀器，共1000多件，分別埋藏於2個大陶瓮和1個銀罐。做工精細，造型美輪美奐，藝術價值極高，多為唐朝皇室的日常用品，更有不少文物被中國國家文物局認定為國寶，部分珍品是全球範圍內的孤品。何家村遺寶的製作工藝代表了唐朝的最高水平。

為了破解、驗證歷史上的諸多疑問和謎團，陝西歷史博物館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專門抽調精兵強將，首次對何家村遺寶進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讀和破譯。

我們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馬的，在唐代，馬不僅廣泛地應用於戰爭、交通、運輸等方面，而且還大量用於宮廷貴族的社交和娛樂活動之中，最讓人憧憬的就是風流天子唐玄宗時期的舞馬。

文獻記載，玄宗時，宮廷專門馴養了百餘匹舞馬，玄宗經常親臨現場觀看並訓練。每到唐玄宗千秋萬歲節（玄宗的生日）時，這些舞馬就在興慶宮勤政、花萼樓下給唐玄宗跳舞。舞馬都披著非常漂亮的錦繡衣服，掛著瓔珞，牽馬的壯士也都著金掛玉。高潮時，舞馬就會躍上三層高的板床，壯士們把床板和馬一起舉起來，舞馬銜著酒杯給玄宗敬酒祝壽。舞馬也隨之喝了酒，醉了，“舞馬銜杯醉如泥”這句唐詩說的就是當時的情景。《舞馬賦》曰：“……或進寸而退尺，時左之而右之……知執轡之有節，乃蹀足而爭先。隨曲變而貌無停趣，因矜顧而態有遺妍。既習之於規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觀焉，若桃花動而順吹；遠而察之，類電影倏而橫天……”

以往我們只是依據文獻記載展開聯想，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遺寶中的鎏金舞馬銜杯銀壺上的舞馬造型竟與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專家充分考證后表示，舞馬祝壽確有其事。

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馬之外，還常在高興時為下屬賞賜金錢。他常在承天門（遺址在蓮湖公園內）樓上設宴娛樂，興緻高昂時，便向樓下拋撒金錢以作賞賜，並由此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金錢會。由於這種賞賜活動熱鬧非凡，以至於數十年後，流落民間的宮女還不斷向人們講述此事，“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僚樓下拾金錢。”

這裡的金錢指的就是“金開元通寶”，它是不流通的，僅供賞玩。錢幣收藏家們做夢都想有一枚“金開元通寶”，哪怕是見一下也好。可他們也僅能在文獻中品味歷史了。真正的“金開元通寶”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這是“金開元通寶”迄今惟一的一次發現。

楊貴妃的香囊原為金銀所制

何家村遺寶中，還有一件與楊貴妃有關。文獻記載，楊貴妃被勒死後，唐玄宗非常想念。他從四川回來，專門命高力士一定把楊貴妃的屍體找到。高力士在馬嵬坡發現了楊貴妃的屍體，他對唐玄宗說，屍體朽壞了，“唯香囊猶在”。

“過去我們不理解，香囊就是個絲織的香包，怎麼還沒有壞呢？我們現在知道，唐代的香囊實際上是金銀製成的。”韓偉說。

何家村遺寶中就有這麼一件葡萄花鳥紋銀香囊。其實，類似這種東西以前也出過。考古界將它們稱之為“袖珍熏球”。後來法門寺中也出土了兩件，唐人在埋藏的物賬上點明這叫香囊。香囊是唐貴夫人們日常生活的必備之物，無論狩獵、出行、遊玩，均隨身攜帶，所過之處，香氣襲人。何家村出土的香囊再次印證了唐代的香囊確屬金銀所制。

這種香囊設計精巧，不論外部球體如何轉動，中間的香盂總是保持平衡，裡面的香料也不至於撒在外邊。專家介紹說，唐代香囊中的持平裝置完全符合陀螺儀原理，這一原理在歐美是近代才發明並廣泛應用於航空、航海領域，而中國最晚在1200年前的唐王朝時就已掌握了此項原理。

何家村遺寶中還有一套葯具值得注意。據文獻記載，唐代帝王多喜好服食金丹以求長生不老。其中6位皇帝的死亡跟服食金丹有關。何家村出土的一整套煉製金丹等的葯具和大量的丹砂葯（丹砂是煉丹的主要原料），正是這種宮廷時尚的真實再現。

申秦雁說，除了反映宮廷豐富多彩的生活及隱秘外，何家村遺寶也是漫漫絲綢之路上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創新過程的生動再現，比如鎏金仕女狩獵紋八瓣銀杯，形制上雖然還保留著粟特帶把杯的遺風，但褒衣博帶的仕女已完全中國化了，這很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銀器影響下改造、創新的製品。

何家村遺寶的製作工藝也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有關唐代科學技術方面的資料，文獻記載很少，對何家村金銀器的研究，使我們對唐代金屬冶鍊、機械設計及加工、焊接、貴金屬製作等都有了直觀、深入的認識。從金銀器上的修整痕迹看，加工刀具多種多樣，而且精密度很高。所有金銀器皿焊接處均未開裂，如金屬背上焊接的直徑0.08厘米的金絲盤邊的花紋和直徑0.05厘米的小金珠，至今牢固如初，沒有絲毫的裂縫和脫落。使用的什麼釺料，用什麼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謎。

這批金銀器的發現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那是1970年10月5日下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一個收容所（現水文巷）內，基建工地現場一片忙碌。民工們像往常一樣打地基的打地基，運土的運土。

當地基下挖到距地表0.8米的時候，突然露出了一個灰不溜秋的陶瓮。“出寶貝了！”不知誰大 喊了一聲，民工們都撂下傢伙圍了上來。瓮蓋一打開，眼前頓時金光閃閃，耀得眼發酸。

“有金子！”收容所負責人趕忙將這一情況報到當時的革委會，最後到了陝西省博物館。省博物館立即派韓偉、雒忠如、杭德州、王玉清等同志前往清理。“為搶時間，我們坐著當時省博物館惟一的一部車趕往現場，”韓偉先生回憶說，“那可是二戰時的美國吉普。”

專家們一面保護現場，一面繼續向四周普探。1970年10月11日，在第一個陶瓮出土地北側不遠處，考古人員拿著洛陽鏟打下去以後，鏟子突然閃了起來，隨之傳來清脆的金屬聲，“有貨！”。他們趕忙用手鏟將周圍的活土清理掉，第二個陶瓮露了出來，其大小和形狀與第一個陶瓮基本相同，只是上面蓋了一層銀渣。

第一個打開這個陶瓮的戴應新先生回憶說，瓮口是一塊方玉，方玉下面摞著銀盤、銀碗。金盆、金筐寶鈿團花紋金杯、玉帶、銀盒和鎏金鸚鵡提梁銀罐等器物都在裡面，琳琅滿目，令人驚嘆不已。洛陽鏟正好在瓮沿的下部打了一個洞，直接打到了一疊銀碟子上，碟子和碟子之間有間隙，所以挖的時候就把鏟子閃了。打開鎏金鸚鵡提梁銀罐的蓋子，裡面還盛著水，幾團金箔漂於水上，12條小金龍井然有序地立在上面，紅、綠、藍等寶石也全部在水中。

考古人員在陶瓮的旁邊還發現了一個小銀罐，美輪美奐的獸首瑪瑙杯（現為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就躺在裡面。瑪瑙杯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9厘米，以一整塊世間罕有的紅瑪瑙製成，顏色艷麗，形態優美。杯的造型模仿獸角，故也稱獨角杯。杯底作牛首形，整隻杯的裝飾重心也是在牛首部位，以鑲金作獸嘴，唇邊有刻劃細微的毛孔、髭鬚，牛圓睜雙目，兩角曲而長，角尖分別與杯口兩側相接，雙耳向後豎起，真是惟妙惟肖，生動無比。此瑪瑙杯具有明顯的西方特色，但有學者堅信應是出自唐工匠之手，獸首杯在製作之初，可能也想模仿西方風尚採用羚羊之形，但終因對題材的生疏，製成之後就成了現在的面目。此物的製作年代大約是公元8世紀前期。這樣一件內涵豐富的器物，因其文化價值獨特，藝術價值罕見。

這些文物當時被緊急運往陝西省博物館內進行清點、登記。好傢夥，一共1000餘件。按類可分為金銀器皿271件，銀鋌8件，銀餅22件，銀板60件，金、銀、銅錢幣466枚，瑪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帶10幅，玉臂環1對，金飾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寶石等。金器總重量達298兩，約14900多克，銀器總重量3900多兩，約195000多克。

光裡面的錢幣就達39種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開元通寶，又有西域高昌國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鑄造的和同開爾，還有波斯的薩珊銀幣、東羅馬金幣等，時代跨度達千餘年，涉及面東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員數千公里，這在錢幣史上還是第一次，是錢幣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發現。

出土的銀鋌、銀餅、銀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經濟制度。22枚銀餅中，有4枚庸調銀餅，這是庸調銀實物的首次發現。這批珍寶中，還有一套完整的葯具和多種藥物，這些藥物在唐代均屬名貴藥物，其中僅硃砂一項，就有7種規格。這是迄今為止唐代葯具及藥物最系統、最完整的一次發現，也是中國古代醫藥史上一次大發現。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鑽探並對照文獻記載，初步判斷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所在地位於唐長安城興化坊內。這批珍寶均為唐宮廷之物。陝西歷史博物館保管部主任、研究員申秦雁說，何家村金銀器的發現在學術發現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西安是唐都長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內發現這麼集中、豐富的唐代金銀器寶藏，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寶還呈現出濃重的多種文化因素。除上述的異域錢幣外，還有由粟特輸入的素麵罐形帶把銀杯，西亞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羅馬風格的狩獵紋高足銀杯、仿照波斯多曲長杯製作的白玉忍冬紋八曲長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發掘中，偶然能出上一兩件有關絲綢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這麼集中的發現十分罕見。申秦雁說，何家村金銀器窖藏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寶庫，絲綢之路上的很多亮點都集中到了這裡。

何家村金銀器自發現至今已有30餘年，由於歷史原因，所有文物從來沒有全面、系統地展示過，除了少有的三四件外，基本上藏之高閣，秘不示人。據說，江青曾派人將其中的金碗拿去仔細賞玩，文物部門費了好大勁才要回來。

唐代金銀器研究權威專家、北大博士生導師齊東方，將何家村金銀器窖藏稱為“何家村遺寶”。他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西安地區有唐代金銀器窖藏20多個，何家村如果也叫窖藏的話，有點太委屈它了。其他窖藏根本沒法和它相比，稱之“遺寶”，是有意加以區別。

齊東方說，他走上唐代金銀器研究這條路，就是受到何家村遺寶的“誘惑”。回憶起第一次親手摸到它們時，齊東方說，就像第一次碰到心儀已久的女子的手，讓人心跳。金銀自古以來就被視為珍貴財富的象徵，金銀器製作最成熟和繁榮的時期在唐代。

“當時的宮廷金銀器主要出自中央金銀作坊院。它和一般的作坊是不一樣的，只要做得好，不計成本。”齊東方說，“唐代金銀器始終蒙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唐朝把它作為一種等級的象徵，三品以下不得以金銀為食器，這實際把金銀賦予了社會等級化的內涵。”

過去，人們只能借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來領略大唐盛世的風采。作為唐王朝的都城，西安所能見到的唐代的實物非常有限，而且大部分都是陵墓中出土的陪葬品，地上的東西很少。真正沾有唐王朝生活氣息的生活用具少之又少，唐代宮廷的實物更是鳳毛麟角。唐王朝是中華民族最浪漫、最開放、最有為、最青春的王朝。何家村遺寶的發現，如同揭開了一位美麗新娘的面紗，她美麗的魅力攝人心脾，雕琢精巧的金銀、潔白溫潤的玉石、充滿異域風情的絲路精品……呈現出一個跌宕起伏、變幻莫測的世界，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蓬勃朝氣。

領略了何家村遺寶的風采之後，我們自然會問：這批珍寶的主人是誰呢？自遺寶出土后，學界關於遺寶主人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最初的考古發掘簡報這樣描述何家村遺寶的發現地點：“興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55米，西距清明渠遺跡約240米，在興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重要文獻《兩京新記》中，關於興化坊的條目里有“西門之北，今邠王守禮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記載。在這本現存的最早描述長安城市建制的記錄中，還詳細說明了唐長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宮城和中央行政機構所在的皇城，其餘部分稱為郭城，郭城的面積約佔全城面積的1/8。寬155米的朱雀大街縱貫南北，作為整個長安城的中軸線，另外一些較窄的街道垂直交叉，十字形街道將郭城劃分為排列規整的108個方塊，每一個方塊都有居民居住，稱為里坊。結合文獻記載可知，何家村遺寶出土地點興化坊位於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當時王族貴戚和達官顯要居住的黃金地段。

遺寶中明確標有年代的租庸調銀餅，上面刻有開元十九年（731）的字樣。由於租庸調銀餅不能充當貨幣進行流通，通常會按需製成其他器物，所以存留時間一般較短。因此，歷史研究人員首先將開元十九年作為何家村遺寶埋藏年代，再結合唐代時長安城興化坊的居住者，探討了何家村遺寶的埋藏者。根據《兩京新記》和《唐兩京城坊考》記載，唐長安城興化坊中曾經居住過的達官顯貴有：邠王李守禮、京兆尹孟溫禮、駙馬都尉元孝矩、密國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晉國公裴度、都官郎中竇泉、長安主簿李少安、職方郎中蕭徹、尚書租庸使劉震。其中與文物所屬時代能夠吻合的，即最有可能擁有這一批珍寶的首選人物是邠王李賢的兒子嗣邠王李守禮。

有學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錢和外幣的愛好者”，是一位“收藏家”，進而進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懷太子李賢和其子李守禮。李守禮之父李賢生前曾被立為太子，因為反對母親武則天持政，被廢之後貶到四川，在32歲時便悲慘地結束了他的一生。李賢的兒子李守禮被長年囚禁在宮中，直到唐中宗時才得到平反。李守禮釋放出來之後，繼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另外還擔任過刺史、司空等官職，其中司空一職相當於現在的工業部長，主管皇宮手工業作坊和金銀鑄造業。正是基於這一點，學者們認為他最有條件接觸到這批財寶，並據此推測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禮埋藏在邠王府內的。

但是後來人們發現，何家村遺寶中大量的金銀器皿包含了從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與紋樣。由於每個時代流行的事物與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生產必然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考古學家通過對不同時代的花紋進行研究，找出它的時代特徵和發展演變的規律，由此鑒定出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晚的是幾件鎏金銀器。這幾件器物最明顯的特徵是裝飾著闊葉大花，而這種風格是在唐德宗時期開始流行起來的，也就是780年～805年之間。同時寶藏出土遺跡表明，這些物品都是在慌亂之中埋藏的，只有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故變革，它的主人才會在慌亂之中埋下這些珍寶。

學者們潛心研究金銀器上的花紋樣式，最終將器物所屬年代又縮小了，判定埋藏時期是在“安史之亂”到德宗皇帝之間，即755年到805年的50年間。結合唐興化坊中貴族居民的資料看，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705年之前，年代太早，當然可以排除；晉國公裴度是在06年之後身份才逐漸顯赫起來的，蕭徹死於835年，此二人的年代又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竇泉和長安主簿李少安的官職又太小，不可能與這些皇室極品寶物發生關聯；而孟溫禮家宅的位置明顯與寶藏發現地點不合。

經陝西歷史博物館和北大的專家學者們精心研究，何家村遺寶的主人終於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顯赫的尚書租庸使劉震，而遺寶的埋藏年代應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發的涇原兵變中。

齊東方說，據唐韋述《兩京新記》和清代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租庸使劉震就居住在興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專門設置的徵收租庸調稅的官員。何家村出土的銀餅上的“懷集”、“安”等地名，說明它們是來自“懷集”、“安”兩地的稅銀。因為從地方徵收到中央的賦稅運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個輸場，經檢驗合格后再由輸場送往國庫。整個過程中只有租庸使能夠完全接觸，從徵收到輸場檢驗一直到國庫最後的驗收，租庸使全程負責，其他人則完全沒有這個權力。何家村遺寶中的庸調銀餅是否也暗示著租庸使劉震宅與何家村遺寶有某種必然的聯繫呢？

《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涇原兵變時，租庸使劉震讓人押著“金銀羅錦二十駝”出城外逃，自己則與家人隨後趕來。這段文字透露出劉震手裡掌握著大量的財富珍寶。租庸使得職責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財物。也就是說，何家村遺寶與劉震有關，卻不是個人財產，而是收繳上來的庸調及保管的宮廷珍寶。

齊東方做了這樣一個推測：在突遭戰亂時，連皇帝都逃離京城。誰也無法預料事件發展的結果。有條件、有權力處置官府財物的劉震，先派人帶走“金銀羅錦二十駝”，而自己則與家人隨身攜帶經精心挑選的宮廷珍寶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寶都是體積小、價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證。

還有一重要文獻《無雙傳》也對劉震出逃做了記載：當時城門守衛得知劉是朝廷要員不敢開城門，劉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們可以設想，在難以出城的緊急情況下，劉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將這些珍寶埋藏起來。而據該文獻記載，劉震還做了叛軍的命官。很快，唐軍收復了京城，劉震夫婦被斬。劉震私藏的珍寶也就永遠不被外人所知了。

唐德宗李適為解救被叛軍圍困的襄城，而征涇原（今甘肅涇川北）兵前往馳援。涇原節度使姚言速率五千大軍前往馳援。軍隊冒雨而來，希望得到賞賜卻未果。在途經長安時，涇原兵突然發生兵變，攻佔京城。唐德宗在宦官等護衛下，匆忙逃亡奉天（今陝西乾縣）。涇原兵湧入皇宮府庫，大肆掠奪金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涇原兵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齊東方，主要從事漢唐時期考古、歷史、文物、美術教學與研究。

何家村共出土銀石榴罐4件，形制基本相同。“石榴罐”是現代人起的名字，是因其形狀而命名。器物的特點小口，長頸，長頸與腹部相接處留直徑約為0.5厘米的小孔，孔內有柱塞。器壁極為厚重，腹部有一周明顯的焊接痕迹，應為兩半澆鑄，焊接成型。頸部也是焊接在罐口之上。

還有銀仰蓮瓣座罐，造型特別，上部為罐形，下部卻是一圜底碗狀的底，大出器體，飾仰蓮瓣一周，罐體與仰蓮座是分別制好后焊接起來的。更奇特的是底部有一直徑約為0.9厘米的小孔。器物原來通體鎏金，但大部分已脫落。

銀石榴罐、銀仰蓮瓣座罐僅見於何家村，器物的特點十分特殊，顯然不像是日常 生活中的用品。由於遺寶中還有金、銀等葯具以及一些器物中盛有丹砂等藥物，而丹砂等是煉丹的主要原料，故它們被認為是古代煉丹的器具。唐代煉丹用銀器，如《諸家神品丹法》中即有用“辰錦砂四兩，銀器內用百花蜜煮七日夜”，及“用生黃精自然汁，銀器內熬成膏子”等。銀石榴罐、銀仰蓮瓣座罐器形較小，石榴罐長頸有小孔，銀仰蓮瓣座罐底部有孔，推測為煉丹之用似無不可。

中國煉丹的歷史很早，約出現於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代。唐代煉丹術更發達，《新唐書·方技傳》載，唐高宗“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玄宗也召道士張果、孫甑生煉丹。從初唐的太宗，到唐末的僖宗，很多皇帝為了延年益壽都服食丹藥。這類器物也許反映了唐代煉丹的盛行情況。

金銀器中，又以鴛鴦蓮瓣紋金碗、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的造型最別緻，紋飾最精美，內涵最豐富，均被定為國寶級文物，是國寶重器。在唐代，金銀器多為皇家貴戚使用，製造時追求宏大華美，不計成本。唐代金銀器製造工藝高峰的最重要標誌，就是錘揲和鏨刻技術的成熟應用。將金銀片放在模具上反覆錘打成型，然後通過大小不同、形式各異的鏨子，用小錘擊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種花紋圖案，達到裝飾效果。製成后的器物器型輕巧，花紋非常精緻。

其中，鴛鴦蓮瓣紋金碗是迄今為止所見的最富麗堂皇的唐代金碗。器高5.5厘米，口徑13.7厘米，足徑6.7厘米，壁厚0.2厘米，重391.5克，錘擊成型，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是一件頗具粟特人遺風的器皿。碗以小而密的魚子紋為地，寓意多子多福。碗外壁錘揲出兩層仰蓮瓣，每層均為10瓣，由此將碗身空間分成30個部分。上層蓮瓣中鏨刻有鴛鴦、鸚鵡、鴻雁、鸛翎、鴨等鳥類，兔、獐、狐、鹿等獸類，鳥獸周圍再飾以忍冬花草。鳥獸們在花草叢中或走或奔，或飛或棲，造型生動而活潑，整體畫面寓意和諧美滿。仔細觀察，還可在碗身上看到匠人製作時留下的規範紋飾位置的起高定位線。碗內壁以墨書寫的“九兩半”字樣，標示出了此金碗的重量，由此世人得以窺見唐人管理金銀器的方式。

而 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為已經發現的唐代銀罐中最大氣、最精美的一件，是件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稀世珍品。罐身皆以純銀製作，高24.2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14.3厘米，厚0.21厘米，重789克。器底為圈足，腹高高鼓起，肩上連接有可活動的提梁。罐外壁以細密的魚子紋為地，上鏨鎏金紋飾，花紋以展翅的鸚鵡為主，石榴、忍冬草、卷草、葡萄環飾於周圍，罐蓋內有一行以墨書寫的字：“紫英五十兩”、“石英十二兩”，說明了此罐是用來存放中藥的器具。

鎏金舞馬銜杯紋仿皮囊銀壺通高18.5厘米，口徑2.3厘米，做工十分細膩。壺體為白銀質地，仿皮囊造型，頂部有鎏金的提梁，提梁前面的壺口直立，覆蓋著鎏金的覆蓮紋蓋，蓋紐上引著1條細銀鏈，套連在提梁後部。在壺體兩側各有1匹凸起的鎏金馬，形體高大而健壯，長鬃覆頸，長尾舞動，頸上繫結著飄於頸后的彩帶流蘇。2匹馬的姿態十分奇特，後腿曲坐，前腿站立，全身呈蹲踞姿態，口中銜著1隻酒杯。鎏金的馬體由於是錘凸成像，形象凸起於銀白的壺體表面，具有一定的立體感，顯得十分華美，與壺體交相輝映，色調搭配非常合理而又充滿高貴。

何家村遺寶有銀鋌8枚，銀餅22枚，銀板60枚，這類器物表面粗糙，無藝術價值，卻有學術意義，是一次空前的發現。有些器物上面鏨刻或墨書文字，涉及到年號、地區、賦役種類等等，尤為珍貴。唐代在780年前以均田製為基礎，實行租庸調製，租是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糧食；“庸”是人丁不為官府服役時，要繳納的賦稅；“調”是隨鄉土所產繳納的賦稅，庸、調原本皆為布帛，開元、天寶年間，政府又規定“凡金銀寶貨綾羅之屬皆折庸調以造焉”，即可以把庸調應收的布帛等折變成輕貨運到京師國庫，其中包括用金銀折算。東吳時期金銀的貨幣職能出現了鋌的形式。何家村60枚銀板中刻有“朝”字的達56枚，據《唐六典》中記載唐代：“絹曰匹，布曰端，綿曰屯，絲曰絢，麻曰綟；金銀曰鋌，錢曰貫。”這些銀板也就是鋌，有的還刻“十兩太北”、 “五兩太北”等標重。在唐代，銀礦開採要以銀鋌的形式繳稅，庸調也可以折成銀鋌繳納。何家村出土如此之多，超過以往發現同類物品的總和，很可能是國庫之物。